在所有的小城里，尤其是在滨海蒙特勒伊，有一种青年人，在外省每年蚕食一千五百利弗的年金，正和他们的同类在巴黎每年鲸吞二十万法郎同一情形。他们全是那一大堆无用人群的组成部分；不事生产，食人之力，一无所长，有一点地产，一点戆气，一点小聪明，在客厅里是乡愚，到了茶楼酒馆又以贵人自居，他们的常用语是“我的草场，我的树林，我的佃户”，在剧场里叫女演员们的倒彩，以图证明自己是有修养的人，和兵营中的官长争辩，以图显示自己深通韬略，打猎，吸烟，打呵欠，酗酒，闻鼻烟，打弹子，看旅客们下公共马车，坐咖啡馆，上饭店，有一只在桌子下面啃骨头的狗和一个在桌子上面张罗的情妇，一毛不拔，奇装异服，幸灾乐祸，侮蔑妇女，使自己的旧靴子更破，在巴黎模仿伦敦的时装，又在木松桥模仿巴黎的时装，顽冥到老，游手好闲，毫无用处，但也不碍大事。

斐利克斯·多罗米埃先生，如果他一直住在外省，不曾见过巴黎的话，便也是这样一个人。

假使他们更有钱一些，人家会说“这些都是佳公子”；假使他们更穷一些，人家也会说“这些都是二流子”。这种人干脆就是些游民。在这些游民中，有恼人的，也有被人恼的，有神志昏沉的，也有丑态百出的。

在那时代，一个佳公子的组成部分是一条高领、一个大领结、一只珠饰累累的表、一叠三件蓝红在里的颜色不同的背心、一件橄榄色的短燕尾服、两行密密相连一直排列到肩头的银钮扣、一条浅橄榄色裤子，在两旁的线缝上，装饰着或多或少的丝边，丝边数目不等，但总是奇数，从一条到十一条，十一是从来不曾超过的限度。此外还有一双后跟上装了小铁片的短统鞋，一顶高顶窄边帽、蓬松的头发、一根粗手杖，谈吐之中，杂以博基埃式的隐语。最出色的，是鞋跟上的刺马距和嘴皮上的髭须。在那时代，髭须代表有产阶级，刺马距代表无车阶级。

外省佳公子的刺马距比较长，髭须也比较粗野。

那正是南美洲的一些共和国和西班牙国王斗争的时期，也就是玻利瓦尔和莫里耳奥斗争的时期，窄边帽是保王党的标志，那种帽子就叫做莫里耳奥，自由党人戴的阔边帽子就叫做玻利瓦尔。

在上面几页谈过的那些事发生后又过了八个月或十个月，在一八二三年一月的上旬，一次雪后的晚上，一个那样的佳公子，一个那种游民，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因为他戴了一顶莫里耳奥，此外还暖暖地加上一件当时用来补充时髦服装的大氅，正在调戏一个穿着跳舞服、敞着胸肩、头上戴着花、在军官咖啡馆的玻璃窗前来往徘徊着的人儿。那个佳公子还吸着烟，因为那肯定是时髦的风尚。

那妇人每次从他面前走过，他总吸上一口雪茄，把烟喷她，并向她说些自以为诙谐有趣的怪话，如“你多么丑！”“还不躲起来！”“你没有牙齿！”这类的话。那位先生叫做巴马达波先生。那个愁眉苦脸、打扮成妖精似的妇人，并不回嘴，连望也不望他一眼，她照旧一声不响，拖着那种均匀沉重的步伐，在雪地上踱来踱去，她每隔五分钟来受一次辱骂，正如一个受处分的士兵按时来受鞭子一样。她那种反应一定刺激了这位吃闲饭的人，他乘她转过背去时，蹑着足，跟在她后面，忍住笑，弯下腰，在地上捏了一把雪，一下塞到她的背里，两个赤裸裸的肩膀中间。那妓女狂叫一声，回转身来，豹子似的跳上去，一把揪住那个人，把指甲掐进他的面皮，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那种恶骂从中了酒毒的哑嗓子里喊出来，确是很丑，那张嘴确也缺少两颗门牙。她便是芳汀。

军官们听了那种声音，全从咖啡馆里涌出来了，过路的人也聚拢来，围成一个大圈子，有笑的，叫的，鼓掌的，那两个人在人圈子中扭打到团团转，旁人几乎看不清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竭力抵御，帽子落在地上，女人拳打脚踢，帽子也丢了，乱嚷着，她既无牙齿，又无头发，怒得面孔发青，好不吓人。

忽然，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从人堆里冲出来，抓住妇人的泥污狼藉的缎衫，对她说：“跟我来。”

妇人抬头一望，她那咆哮如雷的嗓子突然沉寂下去了。她目光颓丧，面色由青转成死灰，浑身吓得发抖。她认出那人是沙威。

佳公子乘机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