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伯手执匕首，用拇指紧紧按住，以确保武器的方向对准目标。他从近两米处纵身一跃，右脚抵住对方的腘窝，左手击向齐眼高的部位，而握着武器的另—只手同时从顶端到底部朝对方猛砸下去。当他感觉到刺中卫兵的刀刃及于腹上部时，他的手腕做了个弧形动作。这就叫卸喉宰杀。他用难以想象的速度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然后，他倒退两步，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他已砍下人形靶的脑袋。

“不坏，”铎夫·拉扎鲁斯用他沙哑的嗓音说。“不算太坏。前提是这个哨兵必须既聋又醉。如果再加上他睡得很香，那就更好。所有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你才能有一次机会，在他的喊叫声把方圆四百公里的英军全部惊动之前割破他的喉管。我说的是一次机会，决不会有第二次。”

那天他招摇地蓄着一撮短髭，微笑时他的一口洁白的阔板牙便在小胡子下面闪亮。这胡子好象是一夜间长出来的，前一天他还没有。铎夫·拉扎鲁斯年近五十，体重八十五公斤，身高却只有一米七十。他于本世纪开始前不久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佩塔提克瓦（意即“希望之门”）。这块殖民地是由那些逃避俄国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在雅尔空河两岸建立起来的。他的父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之友”的成员，一八八二年，他们穿着俄罗斯衬衫和靴子到达这里。铎夫不化装时，肤色极谈，头发黄中透红。他那肉墩墩的身材，他那亲切的笑容，他那无边眼镜后面讨人欢喜的近视目光，构成一副引起人们莫大错觉的外表。事实上，他是个只相信暴力不相信其他的人，他的一生始终被一种不祥的排他性欲念驾驭着。约尔·白尼适相信铎夫·拉扎鲁斯在爱尔兰生活过一个时期，并曾在柯林斯的爱尔兰共和军中作战，还在美国呆过几年，到过南美，甚至到过远东。按照白尼适的说法，雷伯·克立姆罗德生活中好些片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间，拉扎鲁斯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的各种联系。

拉扎鲁斯生活的方向是在一九三三年他第二次遇见大卫·本—古里安之后转变的。一九〇六年，他在雅法第一次看到本—古里安，当时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未来领袖刚从波兰到达那里，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毛孩子。一九三三年，本—古里安为在欧洲犹太人的心脏地区进行竞选而周游欧洲，那时这两个人在法国重逢。被本—古里安称为“会走路的定时炸弹”的拉扎鲁斯，终于得其所哉，开始为有价值的事业工作。拉扎鲁斯把本—古里安当作偶像崇拜。

现在，他对约尔·白尼适说：“该轮到你了。尽可能干得好些。把人形靶的脑袋放回原处。记住，这是个你要割破他喉管的人。”

按照巴拉济尼的要求，这批从奥地利来的新移民由拉扎鲁斯亲自负责。他在伊尔贡内部的主要任务是把新来的人训练成影子战士。作为非恐怖主义运动的伊尔贡始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秋，它的领袖是个出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一九四二年才来到巴勒斯坦的人，名叫梅纳希姆·沃尔福维奇·贝京。

“可悲，”拉扎鲁斯说，“可悲得使人不敢相信。你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位英国哨兵具有伟大的幽默感上。在那种情况下，一阵狂笑肯定会送掉他的命。”

他站起来，象个影子似地走过去，站在人形靶旁。“把我当靶子试试看，约尔。你来想办法割我的喉管。你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把鞋脱掉。你得动真格的来杀我。”

白尼适脱掉鞋，犹豫了一下。他手里那把匕首象剃刀般锋利，刀刃长二十四厘米。

“给你一分钟时间杀死我，”拉扎鲁斯说时转身背向白尼适，面朝着一所房屋的粉墙，这房屋坐落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区和亚美尼亚人区之间的一条狭街上，靠近大卫塔。约尔对雷伯瞅了一眼，后者点点头。

白尼适一个箭步蹿上去……

……不过三四秒钟功夫，匕首已倒过来点在他自己的脖子上，把他喉咙下面的皮肤极其轻微地擦着一点点，他左边的胳膊和肩膀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静默。

“能让我试试吗？”克立姆罗德问。

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白尼适记得，沉默。铎大·拉扎鲁斯笑了笑说：

“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来自毛特豪森的这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真正的行动。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抵制造硝化甘油，即把甘油一滴一滴——要求手不发抖——注入同等份量的硝酸和硫酸（浓度在七十波美度以上）；从牛棚和马厩的墙上、有时甚至从墓穴中挖取硝土，制造传统的黑色火药。他们还学会了操作军用爆炸物，这些爆炸物通常是在突击队袭击英军驻地时缴获的，如三硝基甲苯(TNT)、C-4炸药等。

一开始，约尔·白尼适就显示出他是个技艺超群的炸药配制者，他的特长毫无疑问在于制作一种燃烧炸药，配制方法是往三份氯酸钾内加入等量的一份松香和一份糖粉。最后这一种成份使他兴致勃勃，不禁想起烹任指南来。

这是最初的情况。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把这事交给雷伯·克立姆罗德去干。雷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所畏惧的特点，刚来就表现出来。凡是由铎夫·拉扎鲁斯训练出来的队伍，无论是为伊尔贡训练的，还是为斯腾训练的，从来都不乏勇气，有时简直是在横冲直撞。雷伯可不一样。这不只是因为他对危险满不在乎。贝京的突击队中有许多队员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往往还是各自家庭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们视死如归，有时候这种战斗还是他们得免于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从中认识到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雷伯就和他们一样。不过还有别的：他从来不参加关于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讨论。在这一点上，他象铎夫·拉扎鲁斯。对拉扎鲁斯来说，政治是个抽象概念，他活着只是为了行动。当然，雷伯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开始，他俩之间就形成一种彼此竞争而又相互配合的关系，说起来会令人惊讶，然而确是事实。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任务，是在阿什克伦东北十二公里处的公路上伏击英军一支不大的车队。十五人参加这一行动，由一个白尼适只知道名叫伊利亚霍的人指挥。命令要求着重摧毁敌人的装备，其次才是消灭英国土兵，然后在发出第一个信号时立即撤离。这实质上是一次骚扰性行动，按贝京的说法，目的在于让英国人感觉到自己“坐在蝎子窝上”。

五辆卡车在一辆吉普车带领下开来了。按预定计划，伊利亚霍的机枪首先开火，扫射车队的右侧。应当把吉普车炸毁的氯酸盐燃烧瓶只在车篷上蹦了一下，毫无效果。这玩意儿无非是在威士忌空瓶里装进氯酸盐、糖粉和松香，再用一块圆形的毡封口，最后配上一只盛硫酸的薄玻璃小瓶。在扔这种燃烧瓶之前，先得弄破小瓶，让硫酸透过毡块渗入瓶内。而且，最好一点也不要耽搁时间。

约尔见雷伯在他右边十来米处站了起来。约尔从没有瞅见他着过忙，雷伯的动作都是在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淡漠状态中完成的。只见他跨出四大步就到了公路边。他跃过低斜的路脊，径直朝车队前头正对吉普车的方向走去。这时机枪仍在扫射，想必弹道在离他极近的地方经过。他那只很大的左手提着四五只燃烧瓶的瓶颈，就象格林青格花园酒店的女招待为客入送上新酿的葡萄酒似的。在离吉普车不到几米时，他砸碎一小瓶硫酸，耐心地数到三，然后把一只燃烧瓶对准吉普车两盏前灯中间的格栅扔去。吉普车一下子就着了火。雷伯已经闪开。他跟着对付第一辆卡车，如法炮制将它炸掉。然后依次地干，其时所有的机枪一直在不停地扫射。

他连皮也没擦破一块。这次行动为时很短。从机枪打响到伊利亚霍发出撤离信号，前后不过两分钟。突击小组按计划撤退，到离公路和燃烧的车辆约四百米的地方重新集合，接着解散，而英国人还在那里打枪，其实压很儿没有目标。白尼适和克立姆罗德卸掉了他们的那些宝贝武器。

现在一下子只剩他们两人——更确切地说是三个人——在一步一步地通过一片红沙地。那第三个人是伊利亚霍，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和他们同行的。他们一起走了两个钟头，直到瞧得见特勒阿硕德。伊利亚霍才停下步来。

“咱们就在这儿分手，”他说，“想必有人告诉你们该往哪里去和怎么个走法。”

伊利亚霍在犹豫。他个子比克立姆罗德小得多，甚至比白尼适还矮些。幽暗中他正谛视着克立姆罗德的脸。临了，他晃着脑袋说：

“我的机枪少说有十次可能把你报销。”

“你并没有把我报销，”雷伯接茬道。

“你要是偏右或偏左两步，或者稍稍靠前到我的火力命中线。你知道吗？”

“知道。”

伊利亚霍又晃了晃脑袋。“我相信你是知道的；这正是让我十分吃惊的。你多大啦？”

“大概一百岁，”雷伯说，“只有几个星期的出入。”

“是谁教会你这样使用燃烧瓶的？是不是铎夫·拉扎鲁斯？”

那双在黑夜里显得目光炯炯的灰色眼睛下垂着。

“我不知道有谁叫这个名字的。”

伊利亚雷笑了。“答得好。”他迈步走开去，可是没走多远又停下，转身说：

“当心可别一下子被打死。”

“会小心的，”雷伯说，“我向你保证。”

雷伯和约尔同行。一辆犹太人合作农场的卡车按计划在清晨四点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往阿硕德以北。车经过好几道关卡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路上他们吃着夜间采摘的果子，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特拉维夫。

同一年，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和十一月，他们参加了十多次行动，其中一次任务把他们带到沙漠地带，持续六天之久。目标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炸毁英国和伊朗联营的一条输油管。

除了执行这些使命外，其余时间他们就住在特拉维夫，伊尔贡组织在那里给他们找到了住所和作为掩护的公开职业。约尔·白尼适成了小老板，在艾伦比公路上摆一个货摊卖各种小摆设。雷伯·克立姆罗德则在本·耶厚达街一家咖啡馆里当侍者。这家店的常客大部分是律师。雷伯在英语方面的进步着实可观，使约尔也惊讶不迭，尽管约尔自己在学习语言方面也颇有天才。除了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外，约尔的波兰语、德语和俄语都说得满流利，而且不久也能讲英语了。那时，雷伯一有空就上电影院，那里经常放映美国原版片。白尼适记得，这高个儿维也纳人往往会把某一部影片一连看上十几遍，如《公民凯思》、《巴丹巡逻队》、《目标缅甸》，《我亲爱的克蕾门汀》和马克斯兄弟演的《往西走》。他能活灵活现地模仿《马耳他之鹰》中的亨弗莱·鲍嘉和《费城故事》中“温文尔雅”的加利·格兰特。即便格鲁乔·马克斯那种无法形容的鼻音怪腔他也学得维妙惟肖。他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书，但现在读的大部分是英文版。

雷伯通过他每天在咖啡店里招待的那些律师，获得了进入非一般性图书馆的许可，他的这种“贪读症”和发生在十一月底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可否认的联系。克立姆罗德与白尼适拆档了，他们都成了杰出的爆破专家，继续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己显得力量过剩。当时，伊尔贡正以法国抵抗运动为榜样进一步健全组织，贝京的突击队也开始加紧活动。那个时期的宣传品上提到英国人时称他们为“占领军”，还说伊尔贡的成员并不比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更象恐怖主义者。“情况就象法国游击队与德国入侵者之间存在的情况一样。”

十一月底，雷伯·克立姆罗德接受一项新任务。首先他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根据他拿到的证件，现在他是皮埃尔·于布雷希，一九二六年生于巴黎。这个化名以后他至少还用过两次。为他设计的履历指明他母亲是犹太人，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失踪，父亲是职业军官，选择了站在自由法国一边战斗的立场，在叙利亚遇难。皮埃尔是取道西班牙来到叙利亚的。尽管所有这些身世上的细节都是确凿可信的，却与雷伯·克立姆罗德本人没有什么相干，但能说明他之所以通晓法语以及粗通阿拉伯语的原因。

说到他的新工作，这份证件使他得以进入特拉维夫商业中心的一家银行，即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它的总行设在贝鲁特。最初雷伯在那里只是跑跑腿、送送信。哈基姆兄弟中有一人是伊尔贡的隐名资助者，但这不是雷伯很快得到提升的唯一理由，而是因为让他干跑腿的差使有些可惜。约在十二月中，他当上了代办短期借款的经纪人。当时他才十七岁，尽管根据他的护照推算已有二十岁。

另一个变动标志着他和白尼适的分手。后者离开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如今他专门从事破坏铁路和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的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雷伯的外型条件——淡咖啡色的头发、浅灰的眼睛、白哲的皮肤，——加上他在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任职，使他有理由经常外出而不引起怀疑，伊尔贡已越来越多地利用他打进英国人的圈子，开展具有军事规模的城市恐怖活动。

也是从那时起，他差不多一直同铎夫·拉扎鲁斯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