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坐落在道恩·金斯基宫的骑士群塑和堡格大戏院之间的申肯巷上。

进书店得先往下走三级台阶，如今台阶巳看不见了。那里有并排三间拱形的屋子，每间都开着一扇小窗，透入光线。书店老板姓瓦格纳，六十多岁，他在国立霍夫堡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年，然后从那儿出来自办书店。他自诩为维也纳第一流的珍本和古版书权威之一，这话有点道理。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这并不奇怪。瓦格纳上一次看见雷伯。他还是一个穿短裤、高高的前额上耷拉着一缕缕头发的孩子。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这四年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过去，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在星期四，除非学校放假。他总是默默地在书架间浏览，细看玻璃书橱里的书，常常一言不发就悄然离去。他往往会在某一本书的前面停下脚步，而那本书总是瓦格纳刚刚买到手的，率试不爽，经过了一段时间，书店老板也就不再感到惊讶了。这孩子站了一会儿以后，会慢慢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向老板打听这本书或手稿的来历、出版日期和价格最后总是这样说： “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说。能不能请你保留到下星期四？”七天以后，他会准时再来，把克立姆罗德大律师究竟买不买这本书的决定告诉老板。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柔和，那个时候童声末脱，音调还相当高，但给人一种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显得飘渺空幻。必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会登门去同瘫痪的大律师完成一笔交易。克立姆罗德家蔚为大观的藏书，一直使这位老板惊叹不已。

如今出现在瓦格纳面前的这个人的模样，无论如何没法使他认出这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差不多长高了三十厘米，穿着英国款式的花呢茄克衫，锈红色的袜子——两者都太短了一点；他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平跟鞋，这种鞋在维也纳已经好多年看不到了。瓦格纳想，这准是个英国人。

这时，雷伯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不再背光站着。那双眼睛突然钩起瓦格纳某种回忆。接着，这位陌生人开始漫步浏览书脊的神态，进一步增强了瓦格纳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瓦格纳用英语问他：“你是在寻找你要的什么书？”

“找我父亲的书，”雷伯用德语回答。

就在这时候，雷伯恰好在一套三十二卷本的《伏尔泰文集》前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八一八年的版本。瓦格纳募地站起来，忽然又顿住，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你是小克立姆罗德？”他沉默了几秒钟才说话。“卡莱伯·克立姆罗德？”

“雷伯。”

“你长得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现在多大了？”

雷伯离开了那套《伏尔泰文集》，继续漫步浏览。他走了没儿步，又先后在好几本书前面停下来，那是蓝色皮面精装的卡斯特里（注：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里（1781—186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的《士兵之歌》、冯·阿尔克辛格（注：约翰·巴普蒂斯特·冯·阿尔克辛格（1755—1797）——奥地利作家）的《美因兹的译林》、拉克洛（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和圣克拉拉（注：（1193—1253）——意大利的修女）的《大骗子犹大》。最后那本书的边上，有一个烫金的“K”字，虽然只有知道这个记号在什么地方或者手持放大镜的人才看得见。

雷伯又从那里走开去。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父亲的书呢？”瓦格纳说，“我向来都是卖书给他，决不会从他那里买进。”

“最近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自然。

书店老板的迟疑虽然只延续了两三秒钟，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近没有。压根儿没有。你想一想，大概自从你上一次到这儿来以后，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卖过任何书给你父亲了。你离开维也纳了吗？”

“我和我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出门去了，”雷伯说。

他转过身子露出微笑。“瓦格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你的书店仍然有许多好书。眼下没有时间，但我回头想来和你谈谈。也许，今天晚上就来。”

“晚上我七点钟关门。”

这时是下午三点。

’我会在七点钟以前到这儿来，”雷伯说，“也可能明天上午来。但是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大些。不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延长营业时间。如果到时候我不来，请不必等我。”

瓦格纳也对雷伯报以微笑。“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今天晚上也很合适。你决不会打搅我的。代我向你父亲问好。”

雷伯迈着平稳的步伐，沿街走去。他甚至不用回头，也能通过对面钟表店橱窗的反光看见，瓦格纳走到书店门口目送他离去后，站在台阶下面，上半身现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雷伯走出瓦格纳的视界之后，马上转身快步回到堡格大戏院。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监视书店的入口处。他等了三四十分钟，终于看见有人来了。来人一共有三个，坐一辆黑色轿车。这些人雷伯一个也不认识，看来也绝不象是珍本或古版书的爱好者。除此之外，瓦格纳准是在等侯他们。他们一出现，瓦格纳立刻出来跟他们说活，一面打着手势。虽然隔开一段距离，有些手势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向自己打电话叫来的人描绘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模样。来人中有两个走进书店，剩下的一个把汽车停放好以后，就走到书店对面一幢房子的门厅里站好位置，在外面监视。

一九四五年的维也纳，不再是约翰·斯特劳斯时代的维也纳，不再是格林青格花园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维也纳。素有该城“金心”美称的格林青格，已不再合着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搏动。整个城市半已死寂，半成废墟，即使在六月的丽日下也显得阴郁凄凉。普拉待公园在苏军辖区，那里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刚开始生锈，渐渐地为蔓草吞没。维也纳的克恩滕街相当于巴黎的和平街或纽约的第五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座被战火熏黑的建筑物空壳，那里重建上面几层的工作才勉强开始。几乎没有人还在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分散到欧洲各地，如果没有死就当了俘虏，有的受了伤，或者正在行程缓慢地返家途中。

雷伯·克立姆罗德回到家里，发现房子还在，但被一位英国将军征用了。旧日的仆人现在连一个也找不到。一九四一年，雷伯离开维也纳到利沃夫去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母雇用的仆人，是不会了解得很多的。雷伯只记得当时仆人们都住在顶楼。他没有去找奥地利警方，当然更没有去找占领军当局。他没有身份证件，尽管这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他偷了那位英国将军的几件便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恐伯是考虑到警方人员中也会有瓦格纳式的人物。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一定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已经肯定不在人间，而月凭着直觉知道，埃立希·施泰尔在他父亲之死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一九四五年六月，施泰尔可能在维也纳。象其他许多战犯一样，在战争正式结束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有的人——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格尔（注：门格尔是联邦德国通缉的纳粹战犯，以色列指控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了四十万犹太人。最近由专家根据一具尸体的骨头证实，门格尔已与1979年在巴西溺毙）——还重操战前的旧业，照样行医卖药。雷伯走访瓦格纳这件事，塞梯尼亚兹认为是一次试验。他之所以去找瓦格纳，而不找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瓦格纳和施泰尔之间有旧交。走访的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雷伯从那三个恶棍在书店门口出现认识到，施泰尔企图抓住他，使他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父亲的下落。雷伯在维也纳呆了两三天，有时候在他的旧居藏身，有时候躲在一幢被毁的大楼中。六月二十三日，他找到了莱歇瑙的那个女人……

……后来又辗转找到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从而了解惨不忍睹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