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琼朝几盆放在日光室的窗户格扇里受阳光照晒、发蔫的仙人掌扫了一眼，看到邻居漂亮的砖房大门前有一个身穿雨衣、没戴帽子、脑袋瓜子铜球般锃亮的男人乐呵呵地在按铃。那条苏格兰种老狗在他身旁，样儿跟他一样老实。丁瓦尔小姐手里拿着拖把走出来，先把那条慢性子而气派轩昂的狗叫进屋去，然后把隔墙克莱门茨的住处指给普宁看。

铁莫菲·普宁在起居室里安顿下来，两条腿po amerikanski（照美国人那种方式）搭起来，开始说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简单扼要地报了报履历。一八九八年生于圣彼得堡。一九一七年双亲皆死于斑疹伤寒。一九一八年来到基辅。参加白军五个月，先充当“野战电话接线员”，后调至军事情报处。一九一九年从红军入侵的克里米亚逃到君士坦丁堡。大学结业于……

“唷，那一年我还是个孩子，也正巧在那儿，”高兴的琼插嘴说，“我爹奉政府委派到土耳其去办一件公事，把我们一块儿带去了。咱们没准儿见过面咧！我还记得土耳其话水是怎么说的呢。还有一个玫瑰园……”

“土耳其话水是‘苏’，”普宁顺口说道，他肯定是一位语言学家，接着他又开报自己那段迷人的经历：大学结业在布拉格，与各个科学机关都有联系。随后——“嗯，长话短说：一九二五年起住在巴黎，在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初期离开了法国。就来到这里，成了美国公民。眼下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类课程。有关情况可向德语系哈根主任那儿了解，或者向学院单身教师宿舍打听也可以。”

他在那边住得不舒适吗？

“人太杂，”普宁说。“爱打听别人闲事的人太多。而现在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不受干扰，清静独处。”他用拳头堵住嘴咳了一声，发出一种出奇的瓮音（不知怎地叫琼想起自己遇见过的一位名叫堂·哥萨克的职业演员），接着他干脆声明：“我得预先说明：我的牙得统统拔掉。一种挺讨厌的手术。”

“好吧，请上楼看一看，”琼欢欢喜喜地说。

普宁仔细察看伊莎贝尔那间镶白边的粉红墙卧室。虽然天色纯白，却突然下雪了，慢慢飘下来的雪花在那面没人使用的穿衣镜上映出闪闪亮光。普宁有条不紊地审阅了床上那本霍克的：《姑娘和一只猫咪》，以及书架顶上那本亨特的《落后了的孩子》。然后，他在窗户旁边用手试试温度。

“始终保持恒温吗？”

琼朝暖气片奔过去。

“滚烫的，”她声明道。

“我是问——空气流通吗？”

“嗯，非常流通。这儿是洗澡间——小一点，不过全归您一人使用。”

“没有淋浴设备吗？”普宁一边抬头看，一边问。“也许这样更好。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沙多教授，有一次洗澡滑倒，不幸把一条腿摔断了两处。现在我得考虑考虑。您打算收多少房租呢？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付的钱不会超过一块钱一天——当然不包括山（膳）费。”

“行，”琼爽朗一笑，高兴地说。

当天下午，普宁的一位学生查尔斯·麦克白斯（普宁常说，“根据他的作文来判断，这人必是个疯子。”）热情地用一辆左边没挡泥板、病歪歪的青紫色汽车把普宁的全部家当都运来了。普宁提前在一家新开张而买卖并不兴隆、字号为“鸡蛋和咱们”的小饭馆里吃了中饭，他经常照顾这家饭馆，纯属怜悯它的失败，然后我们这位朋友便开始带着认真而愉快的心情布置新居，使之普宁化。伊莎贝尔青年时代的痕迹已经随她而去，如若不然，也被她母亲根除了，可是儿童时代的遗迹却不知怎地依然给保存了下来。普宁为了安置好自己的东西：一盏精巧的太阳灯啦，一台用玻璃胶纸粘牢的、破盒装着的、个儿挺大的俄文打字机啦，五双顶着鞋楦子的、漂亮而奇小的皮鞋啦，一个比去年炸了的那个要差得多的、连磨带煮的咖啡壶啦，两个夜夜进行同样比赛的闹钟啦，以及七十四部大都是温代尔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装订得挺结实的俄文期刊合订本，他先周到地把屋里原来的一些东西放逐到楼梯过道里的一把椅子上，这包括六本被遗弃的书，诸如《家庭养鸟》、《在荷兰度过的欢乐日子》和《我的启蒙辞典》（“内附六百多幅描绘动物、人体、农场、火焰等方面的插图——均经科学性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孤零零的串孔的木念珠。

琼老爱说“叫人可怜”这个字眼，未免用得太滥了点，这当儿又说她想请那位叫人可怜的学者下楼来跟他们的客人一块儿喝杯酒，她丈夫答道他本人也是一位叫人可怜的学者，设若她非那样干不可，那他本人只好出门去看电影。但是，琼上楼去邀请普宁，他却谢绝了，很简单地说他决计不再喝酒。九点钟左右，三对夫妇和恩特威斯尔莅临，到了十点钟，这个小小的聚会达到了高潮，琼正跟漂亮的格雯·考克瑞尔聊天，忽然发现普宁穿着绿毛线衫，站在那扇通往楼梯脚的门外，手里高举一个平底无脚酒杯让她看。她连忙奔过去——这当儿她丈夫差点儿跟她撞个满怀，因为他也正匆匆走过去叫英语系主任杰克·考克瑞尔别再表演了，杰克背朝普宁，正在用他那著名的表演逗哈根太太和布劳伦吉太太乐呢——校园里有许多人背地里模仿普宁那副模样儿，杰克是学得惟妙惟肖的几位人士之一。他所模仿的原型人物这时在跟琼说话：“澡房里的这个杯子不干净，还有别的不顺心的事。地板透风，墙也透风……”哈根博士，一个和颜悦色、长方脸的老头儿，也发现了普宁，便高高兴兴地跟他打招呼。不大一会儿工夫，普宁那个平底杯子就给换成了一杯威士忌苏打，他也经人介绍给了恩特威斯尔教授。

“Zdrastvuyte kak pozhivaete horosho spasibo。”恩特威斯尔精彩地学说了一连串俄语——真格的，他倒有点像一位神情和蔼、穿着便服的沙皇时代的上校。“有一天晚上，我在巴黎，”他接着说，一边眨巴着眼睛，“在那家有歌舞表演的‘乌果乐克’餐馆里也这样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叫一群寻欢作乐的俄国人当真以为我也是他们伪装成美国人的同胞咧，你们不知道吧。”

“不出两三年，”普宁有一搭没一搭地插嘴说，“人家也会把我当作美国人啦。”除了布劳伦吉教授，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们会在澡房里给您加个电炉，”琼一边递给普宁一些橄榄果，一边私下里跟他说。

“炉子怎么样？”普宁猜疑地问。

“等着瞧吧。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还有——声音的干扰，”普宁说。“楼底下什么声音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不过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不大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