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彻奇按时出现了。阳光普照着一片又热又呆板的水泥地，火车在这月台上映出轮廓鲜明的几何图形的黑影。十月里，当地气候却热得跟夏天一样，真叫人难以相信。普宁小心翼翼地走进一间凑凑合合的候车室，屋子当中有个多余的火炉，他四下扫了一眼。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个流着汗的小伙子正坐在宽大的木柜台后面填表格，露出了上半截身子。

“请问，”普宁说，“四点钟去克莱蒙纳那班公共汽车停在哪儿呐？”

“就在马路对面。”那位雇员连头都没抬，轻快地答道。

“哪儿能暂存一下旅行包？”

“就是这个包吗？交给我吧。”

小伙子带着那种一向使普宁感到为难的、不大讲究正规手续的民族性格，把那个旅行包胡乱塞进他那个隐蔽的旮旯里。

“收据呢？”普宁问，把kvitantsiya这个俄语词汇英语化了。

“什么？”

“号码？”普宁又试问道。

“用不着号码。”那个家伙说，继续写他的字。

普宁离开车站，既然知道公共汽车在哪儿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吃完一份火腿三明治，再要一份，也把它吃得精光。三点五十五分整，普宁付完饭钱，顺手还从柜台旁边一个干净的松果形小杯子里仔细挑了一根免费牙签，就回车站去取他的旅行包。

这时换了另一个人值班。先前那位被叫回家去了，需要赶紧送老婆进产科医院。过几分钟他就会回来的。

“可我得取我的旅行包啊！”普宁喊道。

那位替班的感到抱歉，却爱莫能助。

“就在那儿呐！”普宁一边跳在柜台上用手指着，一边喊道。

太倒霉啦。他还在指着，却发现自己要错了包。他的食指晃来晃去。这种犹豫不决的样儿真要命。

“去克莱蒙纳的汽车就要开啦！”普宁喊道。

“八点钟还有一班，”那人说。

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怎么办呢？糟糕的处境！他朝街头望去。公共汽车刚刚到站。这次邀请意味着五十元额外收入例。他的手晃到了右边。包就在那儿呐！slava Bogu（感谢上苍）！得啦！他索性不穿那套黑礼服了——vot I vsyo（就这样呗）。干脆回来时再取它。他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丢失过、撂过、扔过多少更有价值的东西了。于是，普宁精神抖擞地、几乎是轻松愉快地登上了那辆公共汽车。

他踏上这段新的旅程，刚刚路过这个城镇的几条马路，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个叫他担心的念头。他跟旅行包分手之后，左食指尖和右肘弯的内侧就一直交替检查上衣内兜里那件宝贵的东西在不在。他猛地把它抽出来。哎呀，原来是贝蒂那篇论文。

普宁发出一声他认为足以表达国际公认的焦急和恳求的惊叫，从座位上东倒西歪地站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车门口，司机用一只手厌烦地从银柜里挤出一把硬币，把车票钱还他，然后刹住车。可怜的普宁落脚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中心。

他的身子骨儿并不像他挺胸凸肚所显示的那样强壮，一种由于失望而带来的疲劳，像一股浪潮那样把他头重脚轻的身体淹没了，把他同现实隔离了，这种感觉在他并不新鲜。他发现自己待在一个布局合理而气氛阴沉的公园里，绿油油、紫糊糊、湿漉漉，里面主要种些忧郁的杜鹃花、光溜的月桂花、浓阴密布的大树，还有修剪得很短的草坪；汽车司机方才简短地提醒他穿过那条栗树和栎树夹道的小巷，就能回到火车站去，他刚一转进小巷，那种怪异的感觉，那种同现实隔离的激动，突然把他彻底整垮了。是不是方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泡菜和火腿？是不是犯了他的几位大夫至今都没给他检查出来的一种怪病？我的朋友纳闷，我也纳闷。

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注意到生活当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离散状态。除非有一层薄薄的肉裹住我们，否则我们就会死亡。人只有摆脱他周围的环境才真正存在。头盖骨跟宇航员那顶头盔一样。待在里面，否则你就会自取灭亡。死亡犹如一种剥夺，死亡犹如一种参与。人和自然景致打成一片，好倒是好，可那样一来，微妙的自我便消失殆尽。可怜的普宁体验到的感觉有点像那种剥夺，像那种参与。他感到虚弱无力。他浑身出汗。他惊恐万分。月桂花丛中的一条石板凳救了他，使他没有瘫倒在人行道上。他别是心脏病发作了？我不信会是，因为眼下我是他的大夫，让我再说一遍，我不信会是。我这位病人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不幸的怪物，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神经质的反感和病态的憎恶看待他们的心脏（按照普宁遗弃的旅行包里面装着的那本《新版韦氏大学词典》所下的令人厌恶的定义：心脏是“一个空洞的肌肉器官”），唉，仿佛心脏是人不得不赖以为生的某种健壮、黏糊糊、不可触摸的怪物。有时候，医生对普宁那种忐忑乱跳的脉搏感到纳闷，便彻底给他检查一遍，心电图标出来的荒唐无稽的山脉图形，说明他犯了十来种互相排斥的致命病症。他害怕摸自己的手腕子。他从来没敢尝试朝左面睡觉，失眠的人夜里往往两面都试过，依然睡不着，真巴不得再有个第三面，即使在这样忧郁的时刻，普宁也从不敢朝左面睡。

眼下，在惠特彻奇公园里，普宁又体验到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四日、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他的生日）和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曾经有过的感受，这种待在他体内的讨厌的自动玩意儿发展得很有自觉性咧，过一阵子就要发作一次，不仅十分活跃，而且折磨他，叫他惊恐不安。他把可怜的秃脑瓜子顶在长凳石靠背上，忆起以往一次次类似的不安和失望的情景。这回莫非是肺炎？前两天，一个刮风的夜晚，他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国式酒会，主人敬过第二巡酒之后，他便感到寒气刺骨。接着普宁突然觉得自己滑回到童年时代去了（别是要死啦？）。想起来的种种细节他觉得都很清楚，据说这种感觉是快淹死的人，尤其是以往俄国海军里快没顶的人，所享有的一种戏剧性特权——一种窒息现象，有一位老资格心理分析学家，名字我给忘了，把这种现象说成就像是人在受洗礼时下意识引起的休克，这种休克使那些介于首次和末次浸礼之间的往事一下子都迸发出来，让人统统想起来了。这一切只发生在一刹那间，可没法用几句话来描述。

铁莫菲·普宁出生在彼得堡一个相当富有的体面家庭里。父亲巴威尔·普宁是位颇有声望的眼科专家，荣幸地给列夫·托尔斯泰治过结膜炎。铁莫菲的母亲是个瘦弱、神经质的女人，纤细的蜂腰，头发卷曲成串，她是那位一度很出名的革命家祖莫夫（恰与“Zoom off”同韵）和一位来自里加的德国女郎所生的女儿。普宁在半昏迷状态中看到母亲的眼睛渐渐挨过来。那是仲冬的一个星期天。他十一岁，上第一高级中学，一直在准备星期一的功课，忽然感到浑身奇冷。母亲连忙给他试试体温，目瞪口呆地瞧着孩子，马上把丈夫的好朋友——儿科大夫别劳什金请来。他是个小个子，长着鼓出来的浓眉，蓄着短胡子和短头发。他把礼服下摆摆舒坦了，坐在铁莫菲的床沿上。大夫那只胖金表和铁莫菲的脉搏便开始了一场赛跑（后者轻而易举获得了胜利），接着，铁莫菲给扒光了衣服，别劳什金把他那冰凉的耳朵和砂纸般的腮帮子贴在他的身上。那只耳朵就像听诊器的平底那样在铁莫菲的背上和胸脯上移来移去，粘牢在这块或那块皮肤上，接着又嗵地移到另一块上面去。大夫刚走，铁莫菲的母亲和一个嘴里叼着安全别针的、体格健壮的保姆就把这个可怜的小病人紧紧裹起来。这套像给犯人或疯子穿的约束衣包括一层浸湿的麻布，一层更厚的脱脂棉和一层紧紧的绒布，此外还有一层魔鬼般的油布——呈发烧时的尿色——裹在那层贴肉而折磨人的冷湿麻布和那层绒布包住的、吱吱响得叫人难受的棉花当中。铁莫沙（铁姆）就像一个可怜的作茧自缚的蛹，躺在床上，上面还盖着几条毯子；然而这一切全都白搭，还是没法抗拒那种从他冰凉的脊椎向两边扩散潜伸到条条肋骨里去的寒冷。他闭不上眼，因为眼皮也刺痛。幻觉中只见一些讨厌的扁圆圈和斜刺过来的光线；看惯了的东西都变成滋长可厌的错觉的温床。床旁边有一座闪闪发亮的四扇式木屏风，上面烙刻着一条尽是落叶的马道，一个睡莲池塘，一个伛着腰坐在长凳上的老头儿和一只前爪捧着一个红玩意儿的松鼠。铁莫沙，原是个有条有理的孩子，时常纳闷那样东西到底是啥（硬壳果还是松果？），现在反正没别的事可干，不妨就来解一解这个枯燥无味的谜吧，可是发烧烧得脑袋瓜子里嗡嗡直响，叫人痛苦，心神不定，一切努力归于白费。更叫人憋闷的是他跟墙纸发生的一场争斗。他素来看得出花纸垂直面上多次精确地重复一种由三簇不同的紫花和七片不同的栎树叶组成的花样；可眼下他被一件无法不考虑的事实困惑着，他找不出花纸横断面上的花样是怎样排列的，他从床头到衣柜，从火炉到门口这儿那儿的墙上都拣得出花样的个别组成部分，证实其中确实存在一种序列，可是每逢他的视线从任何一组三簇花朵和七片叶子的花样移到右边或左边时，他顿时就迷失在杜鹃花和栎树纠缠成一团的乱七八糟的景象中了。这里面明明有道理在，如果那位邪恶的设计师——使人思路混乱的家伙，热昏了头的朋友——如此诡异心细地把开启这种花样之谜的大门钥匙藏起来，那么，这把钥匙必定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一旦找到它就会使铁莫菲·普宁恢复健康，回到他日常的小天地里去；这种清楚的——唉，太清楚的——想法逼得他非把这场争斗坚持下去不可。

有些事情要求准时，就像上课、吃饭或睡觉准确无误得叫人厌烦一样，一种担心不能按时赴约的感觉又给那渐渐叫人陷入昏迷状态的艰难探索增添了着急和不安的成分。树叶和花朵，按照其复杂的图案排列得井然有序，仿佛要从淡蓝色的背景上鼓出来似的，背景也失去纸面的平整而显得鼓鼓囊囊，简直叫那个看它的人随着这种膨胀，心都快蹦出来了。他迷迷糊糊，却还能从独立存在的花饰当中辨认出那间儿童室里的某些部分，比如那扇上漆的屏风啦，一个闪亮的不倒翁啦，床架上的铜球啦，他觉得它们比别的东西更难以消逝，可是它们却显得同栎树叶子和盛开的花朵极不协调，不过比起玻璃窗上映现的屋内某样东西的影像同窗外的景致那种不协调的程度又要小得多。这位幻景的目击者和受害人，虽然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可是由于他所处环境的双重性，他也觉出自己是坐在一个绿油油、紫糊糊的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在融合的一刹那，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那把要找的钥匙；但是，一阵清风从老远飒飒吹来，越吹越紧，吹得那些尚未开花的杜鹃摇摇摆摆，把铁莫菲·普宁周围环境一度构成的任何合理的图样统统打乱了。他还活着，这就够了。他还懒散地靠在长凳靠背上呐，这给他的感觉，就如同自己身上的衣服、那个皮夹子和莫斯科大火的日期一八一二年——给他的感觉一样真实。

一只灰松鼠舒适地蹲在他面前，正在尝一个桃核。风停了片刻，这时又吹动了树叶。

这种病的发作叫他有点害怕，哆嗦，但他说服自己如果那真是心脏病，他必然会感到更加忐忑不安，于是这种转弯抹角的推理把他的恐惧一扫而光。四点二十分啦。他擤了擤鼻子，趔趔趄趄地向车站走去。

早先那位雇员回来了。“这是您的包，”他高高兴兴地说。“很抱歉让您误了去克莱蒙纳的车。”

“至少”——我们这位倒霉的朋友想给“至少”这个词汇注入多么庄严的讽刺意味啊——“我希望尊夫人平安无事吧？”

“没事儿。我猜想，她得明天才能生呐。”

“哦，”普宁说，“那么，请问公用电话在哪儿？”

那个家伙没有动窝，斜着身子用铅笔朝远处指了一下。普宁拎着旅行包朝那边走去，可又给叫了回来。铅笔这时指向街头。

“嗨，瞧见那边有两个小伙子在装卡车吗？他们正要去克莱蒙纳。跟他们说一声是鲍勃·霍恩叫你去的，他们就会让你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