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毕业公演的表演厅位于建筑三楼。早期,这栋建筑是万圣园高级中学的教学大楼,一座偌大的石制阶梯贯穿中央,表演厅就位于大阶梯左边。十年前(1976年),表演艺术学院校区从位于索尔纳的电影城搬迁至此,原先的高中教学大楼就改成影剧课程的上课地点。
班特坐着,抹着口红。其实他已经梳妆打扮完毕,但他就是喜欢在表演前坐着,揽镜自照,瞧着自己粉白的脸庞,可以让他在表演前静下心来,放轻松,装得若无其事,让脑筋彻底放空……
就在当下这一刻,他手中掌握着自己的梦想。
他非常清楚,今天可是大日子,生死成败在此一举!
不过他尽量避免多想。
他平稳规律地呼吸着,他非常清楚自己绝不能带着紧张与不安步上舞台。透过镜子,他凝视自己,用粉扑轻轻抚过脸颊。
透过薄薄的墙壁隔间,他清楚地听见观众逐渐抵达会场,坐定,准备看表演。他听到群众的嗡嗡呢喃声和窃窃私语声。这些声音狠狠地刺激着他的胃部。这种刺激和恐慌就像孪生兄弟,密不可分。
他继续保持平稳规律的呼吸节奏,定神瞧着镜中的自己。
要是他无法自我控制,保持冷静,他就玩儿完了,就会像被激流冲走的物体一般。他绝不能失去专注力,不能让自己感到害怕恐惧。
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他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每次,班特和同学都得穿过这座石阶梯,才能到达表演厅下层的练习馆,或是最上层的舞蹈教室。舞蹈教室是舞蹈老师梅塞德丝·波约林的地盘,大家都称她“梅姐”。
她的前夫就是与史文博特·陶尔贝同台演出的交响乐指挥乌夫·波约林。梅姐是班特最喜欢的老师。
班上总共六个男生、六个女生,三年来,大家夜以继日练习,一起训练,下了课一起喝酒狂欢,一起欢笑、流泪,终于一起走到这最后一步。他还觉得自己昨天才被录取,一切仿佛还像永恒一般长,怎么一下子就要毕业公演了?
然而毕业公演才是重头戏,现在,他们要登场了。获选,或被拒绝。被观众称斤论两,仔细打量,注视,比较。
身旁的同学既是患难同袍,也是舞台上的竞争者。前途与工作,一切就看今朝。
公演前,他们写信邀请全国各地剧院主任、导演、喜欢的演员,还有其他所有想得到的来宾,希望这些人能够大驾光临,观赏他们的表演,然后,给他们一份工作。
此刻,观众已经就座,等候着。有一两个乳臭未干的二年级学生匆匆忙忙跑进来,在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上找不到座位,发着牢骚。
许多来宾都大有来头,包括斯德哥尔摩市剧院主任拉许·爱德斯壮,大导演凯夫·赫恩、毕昂·梅兰德,还有苏珊娜·厄斯腾都到了。他们全班都写信邀请苏珊娜,班特更是写了两次——更令他受宠若惊的是,这两次都获得她的亲笔回信,而且回得相当详尽!
好几家剧院的主任为了这场毕业公演,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抵达斯德哥尔摩,还有国家剧院的主任,不过皇家剧院的主任倒是缺席了,这是很严重的失算。到场的还有广播剧院的两位节目制作人、电视台的剧作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大报——《今日新闻》《瑞典日报》《晚报新闻》的影评人。
班特坐着,揽镜自照,仔细审视镜中的自己。
他和班上其他男生共享化妆区,那其实还称不上是化妆区,只是个摆了一堆梳妆镜的房间而已。女生们的化妆区格局相同,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敞开着,好让所有人能够自由进出。
房间最深处,是一扇敞开的窗户。
从窗外望去,外面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一个无比美好的夏日,似乎是个好预兆,似乎暗示着无比美好的盛宴即将上演。
他的生命,将在这一瞬间绽放。
英国“高个子莫特”乐团的名曲《爱丽丝》,就是这样唱的:“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每次开演前,准备登上舞台之际,他总是喜欢轻轻哼着这几句歌词。这几句歌词总是让他感到欣喜不已,跃跃欲试。他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这些都是秘密,只属于他的秘密。
毕业公演的大戏,是契诃夫的喜剧《海鸥》。班特扮演康士坦丁,拥有想要成为大作家的雄心壮志,却活在名演员母亲的阴影下。他在最后一幕中举枪自尽。
整部作品就以“于是,康士坦丁·格理洛维奇举枪自尽了”这句台词画上句号。
班特感觉到体内炽热的心怦怦直跳。
他心想,不,一切不会就这样结束的,绝不。
上星期,班特在接待柜台办理登记手续。看起来一副傻大姐模样的护士小姐友善地要他稍坐一下,轮到他时就会叫他进去。等待的时候,他被要求填写一份关于性行为习惯的问卷。
在等待室内,他对一个长得像伊朗或伊拉克人的男子点点头,不说话。他心想,在这种场所,本来就应该保持静默。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您曾有过几位性伴侣?”
问题底下就是一堆空格。他愉悦不已地在记忆中搜寻着,计算着,简直想大笑出声,然后在最后一栏打钩:“二十个以上。”
好一个荡妇!其实他不应该为此骄傲,但他却自豪不已。
现在,他独自一人坐在梳妆镜前。玛格达莲娜从门的另一边探出头来。
“又是你,班仔!拜托,大家都在等你一个!剩两分钟,我们要冲了!快点来啦!”
就是现在。不能再拖了。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
当他在台上扮演某个角色时,他反而觉得更像自己。
雀跃不已。有种安全感。
他继续盯着自己在梳妆镜中的身影,用陷入深思般的声音晃晃悠悠地回了一声。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起身。
“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他喃喃自语,走上前与其他伙伴们会合。
此刻,他快乐无比。
1984年秋天,瑞典开始施行HTLV-Ⅲ型病毒(后来通称为HIV)检测,但初期这还是一项又贵又复杂的医学技术。寻求医护者均须先接受插针测试,检查免疫系统是否健全;唯有经证实免疫系统已受损,可能已被传染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进一步真正的测试。
短短一年后,这项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卫生署甚至在同性恋报纸《观察员》上刊登广告:“度假前,别忘了检测一下,关心自己的健康!”
《观察员》早已取代当年的《革命》与《男同志档案》,成为瑞典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同性恋报纸。美中不足的是,该报赖以生存的资金几乎清一色来自全国性平会、保险套制造商、同性恋医疗中心、卫生署、艾滋病代表团与“诺亚方舟”的广告。
男同志社交圈里,对于是否要接受检测,意见始终摇摆不定。现在明明就没有解药,检测有什么用呢?尤其现在这种社会氛围,动不动就嚷嚷要把患者强制隔离,做检测真是不智之举。
不管怎么说,南区医院同性恋医疗中心提供匿名检测服务,受测者只会领到号码牌,不须留下真实姓名,更不用身份登记。
班特就领着这个白色的无名无姓的号码牌,跟着医疗中心的男护士进入检测室。
“现在要插针了……”男护士将针筒插入班特臂弯处,而后针筒内溢满红色鲜血。
班特看着自己的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他的血,很红,很美……
所有人围成一圈,手拉着手,高呼一连串加油打气的口号。
“精锐既出,谁与争锋!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舞台监督下达最后指示,所有的门都已关上,表演即将开始。
“各就各位。”
所有人仿佛同时颤抖了一下,重新变得严肃起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班特对所有人做最后的喊话:“大家尽情发挥,好好地玩吧!”
所有人对他投来的紧张一瞥,代替了回答。
剧场光线熄灭,瞬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即将在第一幕登场的演员悄然溜上舞台。
帘幕仍然低垂着,舞台前方就是木制的小剧场,一位男孩与一位女孩站在前方。
饰演麦德维丹科的男演员问着饰演玛莎的女演员:“你怎么老是穿着黑衣服?”
女孩答道:“我在服丧,我在哀悼自己失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