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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症已经牢牢攫住了他们。

1982年2月,《今日新闻》第一次针对同性恋者充满神秘色彩的新癌症进行了报道。该报声称,那些染病的丹麦年轻男性免疫系统有缺陷,原因在于“从事性行为时的卫生习惯不良,男同性恋者更易遭到恶性病毒感染”。

也许,跟其他人相比,男同性恋者并没有特别肮脏。

但他们还是怕得要死。

他们害怕接受陌生医生的诊断,不只被要求检查阴茎,还有口腔、直肠,最后不得不承认——对,就是承认,像犯人对警方认罪那样——承认他们就是同性恋者。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感到害怕。

同性恋者受到的待遇极差,遭人轻蔑,也得不到好的医疗看护,有时甚至得不到看护。

整个社会也感受到,这全新的、前所未见的传染病是非比寻常的严重威胁。

不只是同性恋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要是没能及时控制病源并彻底隔离起来,疫情将一触即发。

假如只有死娘炮、爱用针筒的瘾君子或娼妓被传染,那倒还无所谓。只要无辜的大众安全无虞,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但是,《快捷报》在1985年5月21日的标题,可谓一针见血。

《下一个就是你!》

你,就是你,还在看报纸。

你只是个平凡的瑞典人,没有怪异的性癖好,没有嗑药,更不是非洲人。你可能只是偶尔上一下窑子,找找妓女,然后就……中镖了。

这些正常而平凡的瑞典人当中也流传着传染源!但大家却仿佛视而不见,等到病入膏肓,则为时晚矣。

1985年11月26日,《哥特堡邮报》刊登一篇报道,指出一对夫妇(丈夫是警员,太太是护士)非常害怕会在工作时感染HTLV-Ⅲ型病毒。它的标题写着:“我们一被感染,就只能抛家弃子。”

直到1985年秋天,大众其实已经慢慢了解到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但报道却只字未提。这对夫妻的恐惧其实毫无医学根据可言。记者试图将此疾病描绘成对居住在郊区别墅,朴实、无辜的瑞典中产阶级家庭最可怕的威胁,还不忘添油加醋,来点煽情的描述:别墅中,小腊肠狗还高兴地蹦蹦跳跳,咖啡壶还在炉上冒着热气,小尤汉还在爸爸腿上爬上爬下,直到……直到“黑死病”爆发。

要怎样才能发现?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历史学家卡琳·尤汉逊(Karin Johannisson)在《医学眼》一书中,讲述人类历史上对疾病各种不同的成见与定见。即使对追踪生物性病原的科技与知识日新月异,这些定见仍然牢不可破。

最常见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旧约》多次提到,上帝决意惩罚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针对个人或整个民族降下各种瘟疫与麻风病。他还一度让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只为惩罚大卫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大众应该要唾弃并远离那不洁、有罪的病人,否则,上帝立刻会迁怒到所有人身上……

疾病、罪孽与不洁的关联相当紧密。罪孽直接导致疾病,进而使人不洁。要想回到洁净之身,唯有康复一途。想要康复,就必须获得饶恕;想获得饶恕,就必须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或像那位来自哥特堡的本特·毕格森牧师在《晚报新闻》访谈中所说的:“如果艾滋病是针对同性恋者,使他们生病,让他们觉醒、回头,那艾滋病不失为一项福音。……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如果能够彻底觉悟,了解到身为同性恋者是最大的罪过,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艾滋病完成了一项使命,它传达了上帝的信息。”

拉斯穆斯在班特毕业公演上义愤填膺、高声朗读的正是这段文字。

即使在宗教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谴”的成见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出现。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疾病,就是个人生活的写照。

因此,病人应该被视为罪有应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或者如卡琳·尤汉逊所写的:“疾病总是被赋予道德含义,象征着失败、衰退,甚至背弃。”

最后还可以被视为大自然拨乱反正、稳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观点,完全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时的舆论。

《瑞典日报》一篇社论的作者忧虑不安地问,基督徒行圣餐礼时,会不会被传染啊?

报纸标题拟得相当暧昧,而且意有所指——“无辜的基督徒,也可能会感染艾滋病”。

除了《瑞典日报》外,其他媒体也不遗余力,非将病患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大类不可。

其实,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一名孩童接受输血时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报指称:“现在,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艾滋病又夺走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由基督教会主办的《每日时报》更是抢先一步,将整件事盖棺论定,而且斩钉截铁,绝不让步:“撇开因为输血、生产,或合法夫妻关系所导致的艾滋病病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一个艾滋病患的行为举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要怎样才能把瘟疫范围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快捷报》在描述病因时,选择刊出一对拥吻中异性恋年轻夫妻的照片,场景相当浪漫,绮丽而引人遐思。照片旁的附注是:“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会有伤害的。”然后该报选择用一个秃头、盯着色情海报的老头的背影象征同性恋者,附注是:“轻率的匿名同志性行为,将导致罹病风险大增。”

还有其他正本清源的办法吗?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那些同志无法进行所谓的“同志性行为”才行!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采取与法律保障个人自由相抵触的紧急措施——强制检验、列表管制、监控、隔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着想。

包括韩宁·谢斯壮与雷夫·希尔博斯基等法学泰斗都知道,这种呼声严重抵触大众对司法的见解。但他们还是顺水推舟,将强制检验合法化,并制定严刑峻法。

“此处虽有明显的利益抵触,”雷夫·希尔博斯基不痛不痒地说,“我们不得不选择相对错误较少的措施并予以执行。”

他的同事韩宁·谢斯壮则表示:“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放弃对这个人的保护,以保护全体社会大众免受他所带原的绝症传染。”

那些进行所谓“同志性行为”的同性恋,他们居然没有染病!而且他们还是带原者!太可怕了!要是这些带原的鼠辈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要不了多久,整个社会就会被疾病瓦解了。

不,不能信赖他们。

报纸杂志上,一篇辩论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诘法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将这五千个带原者全部隔离起来?”随后又自答:“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人都能洁身自爱,不乱搞不安全的性行为,不再传染给别人……同性恋者对性行为的依赖恐怕比异性恋者还要难控制!很难相信这些人的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想想看,每个同性恋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侣,所以我们不能假设他们会安分守己……”

染病的人,居然还要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类。

有人被传染,有人负责传染给别人。

《晚报新闻》专访市中心诺曼区警局的警员汉斯·史特伦德,该警局目前正全力扫荡辖区内的同志性爱夜店。专访标题一语道破——“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凶手”。

总之,那些被传染的同性恋者不算受害者。

他们是凶手。

不要对凶手太仁慈,不必对他们温柔。我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权利。

让我们再度引用史学家卡琳·尤汉逊的说法:“首先,所有疾病史都证明,所有病因诠释与相同的‘代罪羔羊’症候群,都为放逐、强制隔离与管制等措施提供了道德依据。”

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彻底分裂的社会。

包括政治人物、公务员、医生与警方在内的众多政府机构人员,都要求对传染源采取严厉的检验措施——先站稳脚跟,把带原者通通揪出来,借此保护社会上众多无辜的小市民,将病菌彻底歼灭。1986年,医生莉塔·提柏林与托毕扬·雷汀在《瑞典日报》辩论文章中提出建议,设置艾滋病社区,强制隔离病人,任他们自生自灭,就像中世纪处理黑死病患的办法一样。

约拿·伯格伦德是隆德市急诊医院病毒学家与主治医师,他认为应该对全瑞典人口进行强制检验,将带原者列表管制。他甚至沉重而严肃地建议,在病人身上刺上刺青,使他们无所遁形,就像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得在胸前配上大卫星标志,这样才能与其他人有所区分。

讽刺的是,在这个号称多元包容的社会里,这种声音并不孤独。

就在提柏林与雷汀医生发表辩论文章的同一年,中央党国会党团提出一项建议案,强烈主张“在瑞典全国境内进行艾滋病强制检验,绝对有其必要与迫切性”。

同一年,“阿里巴巴男同志夜店”与“邮购股份公司”向专利局申请商标专利权,但同时被打回。专利局表示,“同志”这个字眼有违“社会秩序与善良风俗”,故不予许可。

同样在1986年,记者彼得·布拉特在《今日新闻》刊登数篇文章。文章中,他对不愿公布姓名的同性恋者之间如何交媾有详尽的描述。其中一篇文章里,他让一位匿名人士现身说法,还真有那么一小撮人对全世界所有人、事物怀抱着仇恨与报复的变态心理,努力传播病原。

努力传播下去。

那些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凶手!

《今日新闻》《快捷报》等媒体皆以立场开明自诩,他们名正言顺地打着社会公义的大旗,要求对高危险群,尤其是同性恋者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措施。

“我们一定要让同性恋者负起责任!”这是《今日新闻》在1985年某天的大标题。1986年8月17日,瑞典出现第一起艾滋病死亡病例后不久,该报再度大篇幅报道,声嘶力竭地疾呼:“赶快对所有男同志强制体检,根绝艾滋病!”

这都是为了安抚无辜、惊慌失措的社会大众。大众有权利了解,为保护他们不受疾病与带原者的侵害,政府已开始采取管制措施。

死娘炮。

对所有男同志强制体检,根绝艾滋病。

“神秘的艾滋病已在瑞典导致死亡病例,政府已计划针对全国所有同性恋男性进行大规模健康检查。”

《今日新闻》对所有细节问题,包括如何追踪男同志、找出他们藏匿的地点,以及如何强迫他们接受体检,只字未提。但这一整年下来,报社使出浑身解数,鼓动社会大众对带原者(男同志)的仇恨情绪,使政客与政府机关赶快通过其所乐见的强制立法。

其他国家的舆论充分反映出,人们对于“大自然运用疾病拨乱反正”的观点仍然根深蒂固。美国保守派社会评论家派特·巴克南开门见山地说:“同性恋就是向大自然宣战,而大自然的报复行为是可怕的、使人胆战的。”

这些论点与瑞典舆论的走向不谋而合。

1985年5月29日,《斯莫兰邮报》一篇读者投稿指出:“大自然的机制完美健全,一旦出现违反自然的情况,它就会有所反应。我和其他许多人抱持相同的看法,自然界透过艾滋病向我们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同性恋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彻底禁绝。因此,除了找到艾滋病的解药以外,医学界必须致力于限制同性恋的影响范围。当本来不正常的现象被视为正常,原本正常的现象开始被认为不正常,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候,艾滋病就是大自然血淋淋的警告。”

作者在文末署名为“人类”。

号称“客观中立”的医学界也有类似思维,试图解释为什么这项恶疾仅仅针对同性恋者。两位美国研究员提出一项理论:男性体内无法承受其他男性的精液——女性对一般情况下交媾时射出的精液拥有天然防卫机制,进入男性体内的精液则会彻底破坏宿主的免疫系统功能。

《劳工报》则在1984年春天写道:“曾与具双性恋倾向男性进行肛交的女性,也罹患了艾滋病。但我们从未听闻过,与异性恋男性进行肛交的女性罹患艾滋病。原因可能在于,异性恋男性的免疫系统是健全的。另外,我们不能排除女性对精液拥有某种自然的免疫机制,即便我们目前对这种机制仍所知甚少。绝大多数艾滋病患都是男性,原因可能在此。”

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大家都不相信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而很不幸地,这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这里。

包括医生、新闻记者、总编辑、社论专栏作家、政客、警方、牧师、法学专家与政府机关在内,都曾以某种形式侵犯了个人应有的权利。他们所针对的团体原已是社会的弱势团体,他们的煽风点火则使这个团体的处境雪上加霜。迄今无人对他们当时所造成的苦难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