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基将一份《曼彻斯特卫报》递给弗雷德丽卡。他们在修士之家喝咖啡，这里的浓缩咖啡机比亚历山德拉咖啡馆的更新，咖啡里加入了白沫、肉桂片和黑巧克力，既保留了咖啡的原始风味，口感又新鲜浓醇，用咖啡残渣做出来的咖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文章题目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新诗剧”。文章说，“《阿斯翠亚》在女王加冕当年上演，观众至今仍记忆犹新，如今，以编剧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导演本杰明·洛奇为首的创作团队又创作了新剧《黄椅子》，即将在海豚剧院上演。新剧剧情扣人心弦，讲述了凡·高晚年疯狂、绝望而又凄凉的故事。凡·高由保罗·格里纳韦扮演，扮演这个角色实属不易，不仅台词多，还要表现出他的喜怒无常。保罗·格里纳韦在电视剧《瞧，我们走过来了》中饰演劳伦斯，他与‘愤怒的’吉姆·科布的对手戏令人印象深刻。此番，他将凭借精湛的演技再次打动观众。高更由哈罗德·邦伯格饰演。在斯特拉特福小镇上演的《哈姆雷特》中，哈罗德·邦伯格饰演雷欧提斯，他终于不再扮演莎士比亚戏剧的角色。凡·高的弟弟提奥由新人迈克尔·威特饰演，他首次出演《波罗的海的霍恩布洛尔》便崭露头角。雷切尔由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黛比·穆恩饰演，剧中，凡·高要将割下的耳朵拿给她看。韦德伯恩表示，在普罗旺斯度假期间，他被两位大画家之间的故事深深吸引，从而构思了这部诗剧。本杰明·洛奇认为这部作品给才华横溢的演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绝佳机会，而格里纳韦成功抓住了这个机会”。

报纸还刊登了一张格里纳韦的照片，劳伦斯式的胡子十分抢眼。旁边是一张灰白图片，那是凡·高最后一幅海蓝色的自画像。画中的凡·高双唇紧闭，背景是上升的螺旋，颜色非常鲜艳，但因印在报纸上而有些钝化。

“他们把这部剧写得真平庸。”弗雷德丽卡说。

“你应该转行做艺术新闻，这篇文章由你来写，就会显得与众不同。”威尔基正在筹办《时尚》杂志的一个项目，“等到我的电视艺术节目办起来，你可以来我的节目做嘉宾，你可以畅谈亚历山大的艺术，你可能不需要用‘扣人心弦’和‘机会’这样的字眼，也不用提到克里斯托弗·弗赖伊。我们一起去看《黄椅子》吧？我们可以雇一辆大巴，拉上一帮剑桥的朋友，去给他今晚的首演捧场。在阿维尼翁那个温暖的夜晚，我和他如同坠落的天使一样从城垛上下来，你看得目瞪口呆，还记得吗？你的心里面还对他藕断丝连吧？我永远弄不懂你们为什么分手。”

弗雷德丽卡不理会打听个人私事的问题。

“那就雇吧。你认识拉斐尔·费伯吗？你觉得你能说服他一起来吗？”

“当然，我试试吧。他去看过《等待戈多》，所以，把他弄到伦敦来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得明白，坐大巴车可能有损他的颜面，虽然他如今已经没落了。”

“没落的日子可能更舒服一些，不用总是那么刻意。”

“所以说你本应该和我在一起，我不是那种很刻意的人，我能让你过得开心。”

“谢谢你的好意。”

“这么残忍啊，”威尔基说，“天哪，你怎么这么残忍？我比可爱的休·平克强，你不觉得吗？我更有办法。”

“我不会跟休·平克上床。”

“为什么？”

“我会让他扫兴的。”

“你真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女孩。”

“哦，是的，当然。”弗雷德丽卡尖声回答。她真的感到很愤慨。威尔基笑了。

亚历山大发现，戏剧最终走上舞台，是灵感大浪淘沙的结果。然而，在彩排的时候，出现了奇迹般的一幕。海豚剧院是一个小剧院，原来是老建筑，最近刚经过翻修。剧院在泰晤士河附近，远离剧院区。剧院主要承办试验性戏剧演出，若是受到观众好评，人家就到更大的剧院去，那里才是固定的演出场所。一个叫查尔斯·科尼克的年轻人为亚历山大的戏剧担任舞台设计师，同时负责灯光和视觉效果设计。他在斯莱德艺术学院教书，亚历山大说让舞台亮起来，他立马就能明白。这部戏有三场，舞台始终都像一个封闭的、渐渐后撤的盒子，幕布要看起来很小，很明亮，但很遥远。舞台上要放三样道具：凡·高的黄椅子，实木加草垫；高更的椅子，更豪华一些，漆成红褐色，闪着紫色的光，坐垫是绿色的；还有一个画架，上面放着一大块空白画布，几幅作品被制作成透明幻灯片，不时投影到画布上，一幅是凡·高父亲的《圣经》，一幅是一摞黄色的小说，那是凡·高在巴黎完成的，背景为粉红色和白色，还有一幅是《餐桌》。

这场戏共有三幕。第一幕，舞台上都是黑白色的，灯光照射在黑色上，再现荷兰阴沉寒冷的冬天。幕布的颜色取自《吃马铃薯的人》，黑土色，昏暗的灯光令人感到压抑和绝望。舞台的两侧扭曲，仿佛在渐渐后撤，形成一个逼仄的空间，这个灵感是源于凡·高早期在尼厄嫩教区花园的创作。在画中，运河两畔的柳树盘根错节，树枝上挂着冰条，形成了一片冰网。树干和树根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很漂亮，但似乎要把人缠住。第二幕增加了许多颜色。舞台后方为《播种者》的紫色和金色，左边的墙上投影着《向日葵》，比风景更宏大，在蓝色的背景上，一圈圈金色闪烁着光芒，右边的墙上投射着《鸢尾花》，那是凡·高在法国圣雷米创作的，“另一束紫色的花（配深红色和深蓝色），在刺眼的柠檬黄色背景上显得格外突出”。凡·高不喜欢这幅画，还说自己害怕看到它。科尼克是一个谢了顶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为人严谨细致。他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增强画面感，比如将第二张幻灯片投射到第一张上，或者打上金色和紫色的灯光，让墙面散发着金黄色的光，或者像紫色的海绵一样波澜起伏 。

在第三幕，花卉画面不动，但《收割者》取代了《播种者》，金色的麦浪翻滚着，代替了原来暗黄色的太阳，这是凡·高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透过防护栏看见的景象。科尼克让灯光时不时地打到栏杆上，在亮光下，收割者与我们渐行渐远，而播种者踏着阳光，大步朝我们走来。

我看见这个收割者在大热天里辛苦劳作，他的背影模糊，在麦田里，像中了邪似的，想尽快收割完麦子。这个情景让我想到了死亡，人性就是我们要收割的麦子，因此，你可以将收割者看作播种者的对立面。但是，在这幅画里，死亡就发生在阳光之下，太阳给世间万物铺上一层金色的外衣，所以死亡不会带来悲伤。亲爱的弟弟，我总是在作画期间给你写信，我像恶魔附身一样疯狂地工作，没有感到一丝疲倦……画中的景物全是黄色的，除了几个紫色的山头，但也有一点淡黄色和金色。我发现自己很奇怪，竟然能从病房的铁栏杆里看见画中的这个景象。

“满意吗？”科尼克问亚历山大，“希望你能满意。我自己很满意。”

“太震撼了。”亚历山大发自内心地感叹，“如此黑暗，却又如此明亮。”

“这又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难题，”科尼克说，“我想用一两个小技巧，比如用灯光突出演员，芭蕾舞剧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在舞台上打一个红色和一个白色的光点，同时舞台上有两个演员，他们分别挡住一个光点，那么，你可以想象，在粉色的背景上就会出现一个红色和白色的阴影。但是，人的眼睛会进行自我调整，将粉色的光看成白色，所以，他们会把被挡住的红色看成青色，青色是白色减去红色而形成的颜色。你可以让红色和青色的阴影在白色的背景上跳跃。我试过在灯光里加入凡·高常用的互补色，让灯光追着他和高更，或者将他的影子投射到不同的屏幕上。我们也可以用光的原色，红光和绿光，来表达人的激情，紫色和金色比较难呈现，但我已经准备好了交叉的光束。在演出过程中，灯光可以笼罩着这两只椅子周围的半个舞台，当然，灯光需要电。我们可以将所有互补色融合成一束简单的白色，也可以制造光环，还可以改变他衣服和背景的颜色，就像他画的自画像一样。你的戏里面动作很少，对话比较多，那么，我们可以让对话在光线下进行，这样会很吸引人。”

“肯定会，”亚历山大说，“也可能‘刺激人’。这是他说的话，不是我说的。”

“既会刺激人，也能达到和谐。”科尼克说。他接着又说：“我忘了凡·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太熟悉他了，所以，必须用这种三维图像呈现一个全新的凡·高。你知道吗，如今的画家主要通过幻灯的颜色来学习美术，而不是油画。当今的世界是投影的世界。那边有一个集成现代美术灯箱，全都用上，舞台就会变得如梦如幻。”这些话让亚历山大听着很开心。

跟其他观看首演的观众一样，今晚的观众应该非常温和，至于以后，他们会发表各种恶毒的评论，也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手画脚。亚历山大和马丁娜·萨瑟兰稳稳地坐在弧形楼座的最里面，心不在焉地冲着托马斯和埃莉诺·普尔微笑。突然，他在楼座前排的中间看见了红发尖脸的弗雷德丽卡·波特，她的一侧坐着威尔基，另一侧坐着一个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人，亚历山大不认识那个人。事实上，坐在楼座前排的人，都是威尔基想用大巴车带来的，而他们实际上是乘火车来伦敦的。他们订了一个包厢，一路上喝着白葡萄酒，吃着烟熏三文鱼三明治。同来的有威尔基的女人卡罗琳和安·刘易斯、艾伦·梅尔维尔、托尼·沃森、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和休·平克。坐在那个人另一边的是文森特·霍奇基斯，亚历山大突然认出了他，慌忙冲他微笑致意。亚历山大不喜欢认识的人来看他的戏。弗雷德丽卡朝他挥了挥手，他也挥手回应她。这时，幕布升起。

后来，有评论说这是一部静态戏剧，但是，和《等待戈多》不同的是，《等待戈多》没有什么情节可言，而《黄椅子》则充满疯狂、破坏和死亡，这算是个悖论吧。格里纳韦始终在舞台上，在屏幕上，在房间里，在柳条“笼”里，在向日葵或鸢尾花中间。他的身上要么照射着明亮的光线，要么在笼罩着荷兰青年凡·高的阴霾的中间。迈克尔·威特饰演的提奥也一直在舞台上，但始终徘徊在房间外面，不在屏幕上。他总是独自一人，有时在舞台的台口，有时在舞台的侧面，但到了戏的末尾，他的新婚妻子乔安娜抱着孩子出现了，那个孩子就叫作文森特·凡·高，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在表演过程中，提奥有两次闯进光线，一次是在第二幕，当时，凡·高拿着剃刀威胁高更，说要割掉自己的耳朵，高更吓得赶快跑了。在第三幕结尾，最后一个暴力场面结束时，他赶到垂死的哥哥身旁，脸紧贴着枕头上的那张脸。“我希望我能这样离开。”凡·高说。接着，他就死了。其他没有台词的角色，比如大胡子邮差罗林，两位医生雷和加歇，还有好几个女人，像黛比·穆恩饰演的乔安娜，都在屏幕和舞台外的边界之间，像幽灵一样若隐若现，通过凡·高的指示和科尼克的灯光安排才看得见。

亚历山大看到了洛奇为这部戏所做的努力。他做了一些改动，有些是微妙的变化，有些则不那么细微，他试图从性的角度来解析凡·高的精神错乱。他让沉默的妓女西恩（同样由黛比·穆恩饰演）蜷缩在屏幕后面，她浑身裸露，只盖了一条纱巾，正好呼应凡·高给她画过的一幅画《悲伤》1，因此表达的思想比亚历山大想到的更多，凡·高关于爱情和孤独的表达，正好应在这个沉默的人物身上。

他将优雅的芭蕾舞动作引入第二幕。在这一幕，高更和凡·高同居并激烈争吵。在亚历山大的剧本里，一个沉默的女人接受了凡·高血淋淋的半只耳朵，而洛奇则让一些人在图卢兹-劳特雷克和妓女喝咖啡，咖啡馆里笼罩着阴影，高更戴着蓝绿色手套，向妓女们展示着他的击剑技艺，而凡·高则在家里拿着一把破剃刀，茫然地玩弄着。他坐在黄椅子上，这是属于他的半边舞台。凡·高曾经在信里说自己是一头阉牛，高更则是一头公牛。

洛奇想让格里纳韦把凡·高演得令人反感一些，他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肯定非常令人反感，但格里纳韦不愿意。亚历山大引用威基诺浦的话说：“如果他来到咖啡馆，在你旁边坐下，你会立马起身离开，不是吗？这就是最让人反感的行为。”格里纳韦倒是用了一种绝妙的表演技巧——他紧挨着高更，甚至是贴着他的脸，冲他大喊大叫着“德拉克洛瓦105”“客西马尼”，唾沫喷到了邦伯格的衣服上，唾液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洛奇向格里纳韦解释，凡·高将绘画和表演相提并论：“工作、枯燥的算术、头脑极度紧张，就像演员要在舞台上塑造一个复杂的角色，在半小时内必须兼顾一千件事……”

其实，格里纳韦的表演和亚历山大的剧本都没有表达出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工作、枯燥的算术和头脑极度紧张。如果亚历山大不那么在意凡·高的智慧，他就会呈现一个更粗野的凡·高，那样反而更接近实质。亚历山大对孤独的心灵很感兴趣，而洛奇感兴趣的是沟通的失败。格里纳韦的表演达到了洛奇的要求，而对于亚历山大的要求，他则采用比较内敛的表现手法，他略显焦躁地挠了高更，还有提奥，然后又突然后退跟他们分开，这几个场景都令人印象深刻。亚历山大觉得这样的表演很好，但他怅然若失，有一种他所习惯的感觉丢失了。

戏刚落幕，威尔基就跑到后台，问候洛奇和亚历山大。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从剑桥来的那帮人都得到邀请，前往夏洛特街的贝尔多瑞利餐厅参加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的庆功晚餐。弗雷德丽卡和拉斐尔一起乘坐出租车前往那个餐厅。拉斐尔没有对戏剧发表评价，但是，对于这么唐突地参加人家的庆功晚宴，他感到非常焦虑，他多次想叫出租车司机掉头去利物浦街，或者干脆下车，让弗雷德丽卡一个人去赴会。弗雷德丽卡说他必须去见见亚历山大，这是她的梦想。她曾经在亚历山大创作的《阿斯翠亚》中出演伊丽莎白。拉斐尔没有听说过《阿斯翠亚》，也不想摊上什么麻烦。对于弗雷德丽卡演过伊丽莎白，他倒是很有兴趣，还问她有没有遭遇像《酒神》那样的尴尬。弗雷德丽卡说：“那时候，我对亚历山大爱得死去活来。”

“他知道吗？”拉斐尔问。他不经意间表明，他认为爱情的正常状态应该是双方都不明说，彼此不明白对方的心意。

“他知道，我肯定。”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但没有结果，”弗里德丽卡匆忙说，“或者说，结果很恐怖，我自己放弃了。”

“是吗？”拉斐尔说，“那么，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去参加那个派对。”

庆功晚宴被安排在一个包房里，里面有四张长长的桌子，靠着墙绕了一圈。基本上是演职人员坐在一头，剑桥来的客人和剧作者的朋友们坐在另一头，但不知道埃莉诺·普尔怎么会坐在保罗·格里纳韦的身边，她的手一直轻轻地摸着桌布。弗雷德丽卡因为拉斐尔闹别扭迟到了，她发现自己被安排在格里纳韦旁边的那一桌，就在亚历山大的对面，亚历山大坐在角落里，他看起来很疲惫。弗雷德丽卡率先介绍拉斐尔。

“亚历山大，这位是拉斐尔·费伯。圣迈克尔学院的教授。我去听过他关于马拉美的讲座。他是个诗人。”

亚历山大介绍了坐在他旁边的马丁娜·萨瑟兰。穿着黑色连衣裙、围着白色小围裙的黑头发女服务员端来了白葡萄酒烩青口贝和牛油果、虾和烟熏鳗鱼和肉酱，他们都吃得精光。弗雷德丽卡一直想找机会跟亚历山大说自己很喜欢灯光效果。亚历山大的话不多，拉斐尔也没说什么，马丁娜侧身靠近他，在灯光照射下，黑色镂空领口内两个长满雀斑的乳房若隐若现。

“费伯博士，您觉得这部戏怎么样？”

拉斐尔看着盘子，正忙着用刀叉切熏鱼。他急忙回答，但没有抬头。

“我对凡·高不是非常了解。”他说。

“这应该不妨碍您欣赏戏剧。您为什么不喜欢凡·高呢？”

马丁娜的职业就是套话。亚历山大知道，她会用专业的耳朵倾听费伯的回答，她会判断他是否言不由衷，是否意犹未尽，他在广播界是否有前途。亚历山大的耳朵也修成了专业的素养，在费伯的回答中，他关注的是他怎么说，而不是他说了什么。

费伯还是没有抬头，他把刀叉放到一起。

“我不认为他在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也许是因为他太任性，太自以为是，个性使然吧。当然，这种个性最能吸引剧作家。诗人里尔克曾经说过，凡·高的书信有催眠的效果，最终对他和他的艺术都不利。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行为和作品辩护，仿佛不经过辩护，他的作品就不成立。他总是想证明什么。里尔克指出，与更伟大的艺术家塞尚相比，凡·高只算是一个有点艺术理论的人。他发现了颜色的互补关系，但他因此创造了一种教条式、形而上学的绘画方式，还声称绘画能起到‘抚慰心灵’的作用。我认为这恰恰是他痴迷宗教、崇尚说教的体现。他说过，光环象征永恒，而他要再现光环。他是一个后基督浪漫主义者，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一直在自己折腾自己。”拉斐尔的上唇卷起来，轻蔑地说，“凡·高是个性最强的艺术家，但缺乏最重要的清晰和无私。谈到塞尚时，里尔克再次提出了这一点。他称赞塞尚不因为‘我喜欢这个’而画，而是因为‘它就在这儿’，实际上，他是在借塞尚批评凡·高。凡·高始终缺乏这样的见地。这部戏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人有点反感。”

弗雷德丽卡插不上话。马丁娜很勇敢。她仍然用专业的眼光审视着费伯，欣赏着他的雄辩。

她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亚历山大写出艺术家的无私。戏剧需要个性，适合讲述奋斗和冲突。你对这部戏有什么看法？”

拉斐尔似乎很耿直，他所说的话好像都与在座的男男女女无关，令人感觉冷冰冰。如果是在圣迈克尔学院，在他家里，弗雷德丽卡喜欢他的这种耿直，但这是在贝尔多瑞利餐厅，大家正觥筹交错，他的耿直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觉得这部戏将凡·高的有趣之处庸俗化了，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故事追溯到了他的母亲，强调了他和弟弟提奥的共生关系。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没有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错失了太多的机会。哲学家海德格尔106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了凡·高的靴子的实质和意义，诗人阿尔托也说过，凡·高的精神病是社会误解艺术的后果。但是，这部戏剧并没有体现出思想或文化的意义，观众只看到了人物关系和舞台灯光，恐怕这是一部典型的英式戏剧。它表现了——怎么说呢，一种英国自然神秘主义，我可能无法欣赏，因为我不是英国人。你们总想把凡·高吸收同化到英国的传统里面，但我认为，在英国的传统里面，绘画灵感来源于布莱克和塞缪尔·帕尔默，而写作的灵感大多来自波伊斯和劳伦斯等小说家。凡·高认识伦勃朗，很了解印象派，但凡·高不是英国人。英国人很容易对玉米和花朵这类景物产生兴奋，他们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这是十分狭隘的艺术。

“关于诗体，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想用五步抑扬格写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当今的主流是乔治诗人引领的伪浪漫主义狂想曲。我不认为凡·高作品的意义能用田园牧歌式的狂想曲来表达，但我的看法也许是错的。”

“好吧，”马丁娜无言以对，她冷冷地说，“您真会说。”

拉斐尔抬起头，他有点紧张，眉毛上方的头发在颤抖，肩膀僵硬，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他环顾一周，就像一个被恶作剧吓坏的孩子，然后，脸上又恢复了严肃思想者的表情。弗雷德丽卡转眼看看亚历山大，他看着拉斐尔手足无措的样子，虽然表面上很有耐心，其实早就对他心生不满。

“您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亚历山大说，“现阶段，我说不清这部戏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存在您所批评的英式毛病，那也不是故意的，但我知道我也许存在这样的毛病。在某种程度上，舞台表现确实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但这一定会干扰主题表现吗？我以为……”他没法说完这句话，“算了，这不重要。”他说。马丁娜温柔地拉起亚历山大放在桌布上的手，紧紧地握住。

看到自己心爱的人遭到言语攻击，弗雷德丽卡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想到自己该如何反应。她怎么都不觉得自己处于对抗的中心。她一开始是替拉斐尔担心，拉斐尔在出租车里就紧张地说他不想贸然去参加这个庆功宴会，当他意识到自己破坏了晚宴的喜庆氛围，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后来，她看到马丁娜·萨瑟兰对亚历山大的亲昵举动，便心生嫉妒。弗雷德丽卡看着拉斐尔，她一直都非常尊重、顺从拉斐尔，这跟她对亚历山大的感情不一样。她既想在众人面前维护他，避免他因失态遭受攻击，又想狠狠地扇他一巴掌。至于亚历山大，她不再质疑他创作的戏，她认为这部戏记录了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战斗。她说：

“拉斐尔，其实您跟凡·高一样，希望您别再说‘我爱这个’或‘我要这个’，希望你多说‘它就是这样’。做不到的人，无权批评别人。”

“你怎么知道？”拉斐尔问，“你知道，在天才面前，普通人不能停止思考和判断。”

“是这部戏剧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很好。”

“你是个好人。”拉斐尔说。正是拉斐尔最后这一句莫名其妙的刻薄评价，让弗雷德丽卡的注意力再次转向面带微笑的亚历山大。他虽然很疲倦，却仍然微笑着，不生气，很温和。弗雷德丽卡很想对他大喊一声“我爱你”，但是，他的手握着马丁娜的手，抚摸着她的指尖。这并不是下意识的动作，而是有意识地表达着爱意。

后来，在剑桥，当关于这部戏的评论被发表时，她想通了更多的事情。总的来说，评论家对亚历山大充满敌意，尽管他们对洛奇和格里纳韦比较宽容。她还发现，有些批评家受到了新兴主流舆论的左右，纷纷批评亚历山大不该把艺术、过去和个人作为创作主题。后来，这个舆论在《演艺人》中得到了体现。他们认为，凡·高是属于普罗大众的画家，托尼·沃森专门在《剑桥评论》发表了长篇大论，聪明地引用了拉斐尔关于阿尔托和海德格尔的观点。

弗雷德丽卡琢磨过拉斐尔的观点。他说塞尚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而画，而是因为“它就在这儿”，这句话很正确，有智慧，正因为如此她才喜欢拉斐尔。但是，情况已在悄然改变，在剑桥最后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她愈加频繁地感觉到，拉斐尔在她的眼里已经不是爱的存在。拉斐尔根本不了解亚历山大却肆意批评他，弗雷德丽卡曾经爱着拉斐尔，所以无论他说什么，她都很高兴地接受，可是，如今她决定不再容忍他对亚历山大的恶意。她引用了《新约》的话批评拉斐尔不守规矩，耶稣说过，“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耶稣也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他贬低凡·高，说他只会理论，他自己又有什么成就呢？他批评“个性化”绘画和写作，但他自己的写作却是最个性化，最经不起推敲，等等。评判的阀门一旦松动，自然很难被关上。结果，当《时尚》杂志写信邀请弗雷德丽卡前往海德公园酒店与十二名决赛选手共进午餐时，她欣然接受了。

《黄椅子》公演后的两三个星期，她跟往常一样疯狂地爱着亚历山大。她像是受到了诅咒，又像是晕车，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她想起了桌布上握在一起的那两只手。《时尚》杂志寄来邀请信时，她想起要给他写信，要求见他一面。要不是这时奈杰尔·瑞佛刚好出现，提议他们去伦敦玩一天（如果她也去伦敦的话），她也许就写了这封信。在午宴的前一晚，她计划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家里。上火车后，她就一直惦记着要去买一顶帽子，她觉得去参加午宴一定要戴一顶帽子。同时，她又很担心奈杰尔·瑞佛。于是，亚历山大渐渐从她的心里淡化，她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他只是她的一个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