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天连同来年的春天都是萧瑟的。普罗旺斯也是如此，花朵萎靡，薰衣草稀稀拉拉，葡萄树纷纷枯死。斯蒂芬妮的身体又沉重了，她骑车的速度更慢了。去医院的路上，她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时代、体重、方法、预防措施、维生素、血液样本、威廉的饮食安排、酵母、给母亲联盟准备的小蛋糕，等等。习俗和严寒，严寒与习俗。她又要为圣诞节做准备了，马库斯的多面体模型、放在柜子里的玻璃杯都需要清洁。弗雷德丽卡从剑桥回来，大谈戏剧杰作、人文主义和人民群众。她的语速飞快，声音又尖，斯蒂芬妮觉得，她是想让她自己相信，这些东西在冰冷的北方都是真实存在的。她还常把“拉斐尔说……”挂在嘴边。斯蒂芬妮努力回忆、倾听，试图产生共鸣，却只感到身上发冷，似乎她、她的房子、鲜艳的花朵、暖烘烘的烘焙，还有抱怨和责任，这些全是弗雷德丽卡所害怕的。对于弗雷德丽卡提出的文学问题，她没有全部回答。

马库斯倒是令人欢欣鼓舞。他回到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学习数学、生物、化学，不再跟从前那样研究人类问题了。他还会去见罗斯先生，她根本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他也经常见杰奎琳和鲁茜，偶尔还有其他的年轻基督徒。他会向比尔汇报每个星期的考试成绩，成绩都很好，而面对比尔，他再也不会发抖，但斯蒂芬妮有时觉得，他也太过毕恭毕敬，令人觉得难过。他在练习做个正常的人。他会跟人家聊聊天气和公车服务等，有时也会批评学校扩建游泳池的计划，不过，说到这些东西，他还是那么毕恭毕敬，跟向比尔做汇报的时候如出一辙。他问斯蒂芬妮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又问会给这个孩子起什么名字。斯蒂芬妮只想过男孩，她和丹尼尔一致同意儿子叫“乔纳森”。他们还没想好如果是个女孩该叫什么。斯蒂芬妮喜欢古典一些的名字，比如卡米拉、安东尼娅和劳拉之类的，可是丹尼尔不喜欢。有一次，他们都觉得如果女儿叫“雷切尔”也不错。预产期是情人节当天。弗雷德丽卡说“瓦伦丁”这个名字男孩女孩都能用，奥顿太太却觉得这个名字里面的事太多。弗雷德丽卡问她自己叫什么，奥顿太太说自己叫伊妮德。斯蒂芬妮坐在那儿织毛衣，一边琢磨起姓名来。“伊妮德”让她联想到酒吧里的女招待和爱德华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丁尼生笔下亚瑟王时代的美人伊妮德，她是骑士杰勒德的妻子，威尔士人。这个词其实挺美的，但要是作为名字，却总是给人不那么美的联想。比如，人们听到这个名字，可能想起一个饼干罐子，上面覆了一层贝壳，或者来自斯卡伯勒、布赖顿和兰德诺等地的纪念品。

布卢姆茨伯里的公寓也将迎来一个新生儿，也在讨论给小孩取什么名字。讨论的焦点是“萨斯基亚”这个名字，埃莉诺想给孩子叫这个名字。“我希望她开开心心的，成为一个大人物，既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那样快乐，也像伦勃朗的妻子萨斯基亚那样出名。”托马斯觉得女孩叫这种名字有点怪异，在学校也会惹人议论。埃莉诺说可以在名字里加上简、玛丽或者安妮。她问亚历山大的全名是什么。他说是亚历山大·迈尔斯·迈克尔，然后，他习惯性地补充说自己的名字有军事含义，可以追溯到大天使迈克尔。托马斯更喜欢马克或是大卫这样的名字。埃莉诺想找一个跟萨斯基亚相当的男性形象，但不能出自乔吉特·海尔的笔下或《福塞特世家》92。也可以叫杰勒德，亚历山大说。他曾经认识一个叫作杰勒德·威基诺浦的荷兰人。这个名字让托马斯想起布里格迪尔·杰勒德，他反复强调自己喜欢这个平淡无奇的名字。“马克、西蒙和大卫都不行，有那么多人叫大卫。”埃莉诺说。“这样一来，这个大卫就更像是自己家的孩子，”托马斯说，“说到萨斯基亚，人家总是想到伦勃朗。”

1956年1月12日早上六点，埃莉诺的儿子在大学学院医院降生。当时埃莉诺没费什么劲。托马斯在医院，却不在病房里。亚历山大则留在家里照看克里斯、乔纳森和莉齐，至少得陪着他们吃完早餐，然后才会有保姆来接手。他系着围裙，端上酸奶、什锦麦片和水果，觉得自己就像个不靠谱的保姆。“小宝贝出生啦，”他告诉他们仨，“是个男孩，分量挺重的。母子平安。”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问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亚历山大说自己也不知道。莉齐爬上他的膝盖，像连珠炮似的问了一连串问题。小宝贝会睡在哪里？他会不会很吵？他会想要她的宝宝水杯吗？亚历山大说他觉得小宝贝不会很吵的。同一时间，托马斯回来了，保姆也按响了门铃，这是个好机会，他这就可以躲到广播公司去。托马斯告诉他，埃莉诺说想见他。亚历山大说再等等，等她恢复了他再去。他打算过一两天，和托马斯一起去，或是带上乔纳森和克里斯，捧着一大束鲜花去看她。

那天下午，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当时他正在和马丁娜·萨瑟兰交谈。萨瑟兰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女同事，她曾经在牛津大学的课程会考中获得第一名。她思维敏锐，有张雕塑般的脸，作为制片人，还创下过令人难以逾越的纪录。她以善于折磨下属著称，对同级别的同事也态度冷淡。他既对她感兴趣，又害怕她。他接起电话。

“我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

“亚历山大，我是埃莉诺。我想和你说说话。”

“我很高兴你们母子平安。”

“我好不容易弄到一台电话，想跟你聊一聊。你来看看他吧。”

“我肯定会去。我打算和托马斯一起去。明天晚上怎么样？要是你感觉还行的话，今天也可以。”

那边沉默了一阵子。

“亚历山大，你不能现在就来吗？一个人来。我要你来看看他。”

“他长得怎么样？”亚历山大故意不接她的话茬。

“好极了，很好看。谁也不像，是个完美的个体。”她接着说，“他太好看了，我都哭了。”

“我尽量吧。我这儿现在有人。”

“啊，对不起。来吧。你会来的，对吧？”

“当然会。”

“是我的房东太太打来的，”他向马丁娜·萨瑟兰解释说，“她刚生了个孩子，非常兴奋。”

“真有趣。”马丁娜冷冷地说，“说回正题，你不觉得这个剧本太晦涩了吗？一大堆哲学家的名字，一个接一个的，单调又无聊……”

“有空一起吃顿晚餐吗？”亚历山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问，“明天怎么样？去庆祝一下我完成了……嗯……差不多完成了这个剧本。”

“好吧，乐意奉陪。”

因此，在孩子出生当天，他就去看他了。他非常不安。电话里，埃莉诺的声音都变了，好像是紧张过度，又兴奋过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撇下托马斯和孩子们，一个人先来了。他买了一大捧花，包在哗啦作响的玻璃纸里，里面有各种春天的花，水仙像卷起的雨伞，鸢尾又尖又长，郁金香花苞外面裹着绿色的花瓣，胖墩墩的，花瓣边镶着一圈橘红色。他对婴儿一无所知，他在里思布莱斯福德唯一认识的婴儿就是不幸的托马斯·帕里。帕里完全有理由拒绝亚历山大。他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模样。病房不大，但很明亮，里面住着四个女人。他走进病房。埃莉诺穿着一件碎花睡袍，头发没什么光泽，面上虽有倦色，却掩不住焕发的光彩。她抬起脸接受亲吻。她身上有一股奶味，馊了的奶味。他把花送给她，连同一大盒薄荷巧克力。她叫他看那张小小的婴儿床，婴儿床竖着金属架，金属架挂着床篷。床上有一个婴儿，被裹在法兰绒毯里，束得紧紧的，像支铅笔。他噘着嘴巴，眼皮皱巴巴，皮肤通红，长了湿疹，头上长着金色的头发，但头发不多。

埃莉诺俯身把他抱起来。

“抱抱他。来，抱抱他。”

“别，别。”

“婴儿的适应力都很强的。”

“我害怕。”

“我想看你抱着他。”她很紧张，又很坚定。

“别，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是你抱着比较好。”

“看看，他睁开眼睛了。他是不是很可爱？”

亚历山大注意到，这个孩子的脑袋又长又尖，额头宽阔。他的眼睛是深色的，但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颜色。他连骨头都还没有定型。他是不是在分娩的时候被挤扁了？他的嘴角向下垂着。他小得可怜。什么都能对他造成伤害。他几乎没有存在感。亚历山大伸出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孩子软软、凉凉的脸颊。

“埃莉诺，我们坦率一点吧。你是不是想说，这就是我的儿子？”

这种问题不能让人听见，他说得很轻。因此，埃莉诺回答的声音也很轻。

“说实话，不好说。”她吸了一口气，笑了起来。她俯身看了看那个孩子，然后凑到亚历山大耳边说：“我一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会……但现在我说不准他的父亲是谁……我以为看到他就可以认出来是谁的。我本来以为是个女儿，以为是我的萨斯基亚。”

“我觉得，他谁也不像。”

“看看那个孩子。真不一样。很神奇。都不一样，也不像丘吉尔。你来看看科根太太的孩子。”

科根太太的孩子圆滚滚的，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肉嘟嘟的脸颊，大大的眼睛。科根太太冲亚历山大微微一笑，点点头。亚历山大又低声跟埃莉诺说话。

“克里斯和乔纳森看起来就不像我。”

“要这么说，他们也不像托马斯。宽宽的额头，深邃的眼神，金棕色的发色，平直的嘴角，都有吗？你的块头更大而已。那你觉得这孩子是谁的？”

“真的是……”亚历山大说。他对皮肤粉嫩的婴儿再也没有一点儿感觉，他充满惧怕，浑身发抖。

“唯一的办法就是验血。”

“不行。”亚历山大本能地叫出声。他不仅生理上害怕这个婴儿，连面对埃莉诺，他也感到非常尴尬和不安。她像是换了一个人，兴奋过度，但又非常紧张。

“啊，亲爱的，我没那么当真……我一直觉得头晕，可能是空气不好，这几个月来，我的压力也太大了。”

“压力？”他整个人傻傻的。

只听砰的一声，门突然开了。莉齐、乔纳森和克里斯冲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巧克力和水果。

“我走了……”亚历山大说。

“别走……”

“我要走了。我得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你明天还来吗？”

“明天我和同事约了晚餐。如果顺路，我尽量来一趟。托马斯，你好啊。我正准备走。得走了，真的。”

“小家伙真可爱。”莉齐说，“他抓住了我的手指。”

“小家伙很可爱。”亚历山大附和着说。同时，他用修长的手指摸了一下小女孩的头发。他的手指曾让她的妈妈感觉兴奋。“你们真是幸福的一家子。”

他坐在黄白搭配的房间里，思考埃莉诺一年来的内心活动。要不是今天她说了“压力”两个字，他还从来没想过她承受了九个月的忐忑，她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她担心孩子可能长得太像他，担心他的反应不够得体。他猜想，她之所以认定那个孩子肯定是萨斯基亚，是因为女儿才算是她的孩子，女孩更像她。她利用了他。他也知道她在利用他，她利用他报复托马斯和安西娅·沃伯顿，同时抵消对年龄增长、麻木迟钝和母性减弱的恐惧。现在看来，她主要是想通过平静而文明的偷情孕育生命。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惩罚托马斯吗？还是每一段情都要生一个孩子，就像他认识的某个男演员那样？对女性来说，这种需求的代价实在高昂。他的判断都错了吗？她是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也爱上他了？她应该说出来的。他觉得不必这样小题大做，于是，他换了个思路。

托马斯。托马斯知道什么？他猜到了、想到了、感觉到了什么？托马斯是他的朋友，不是女人；他喜欢他，尊重他，也需要他。因为他们都是英国人，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悄悄离开，大喊大叫实在是有伤风化。那个孩子是托马斯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埃莉诺会恢复冷静。他自己呢？他当然会尽快离开这里。这样一来，《黄椅子》的收尾就出现了问题，这部戏马上就要收尾了。他想到凡·高，但脑海中只浮现他的那些标准画像：一张棕色的脸，草帽下的眼睛瞪着前方；一张苍白的脸，眉头紧锁，头上是海蓝色的旋涡和金黄色的星星和月亮。他也想起弗雷德丽卡·波特。他在写那部关于伊丽莎白的戏的时候，她给他上了一课，讲了拉辛的诗歌韵律，还向他表白了爱意。当时，为了解释，她双手连比带划，还弄乱了她那头又硬又直的红发。

托马斯开车去大学学院医院，顺路送他去马尔伯勒。所谓托马斯顺路，就是说亚历山大当时在蜗牛饭店跟马丁娜见面，托马斯去接他的。他告诉托马斯说他不准备去医院，对方用平静的口吻答道，真遗憾，他的出现对埃莉诺很重要，不过，她肯定能理解。亚历山大盯着他朋友的脸，后者好像戴了一副沉闷、淡漠的面具。他对那个女人感到非常愤怒。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愤怒。

“或许我应该早点搬走。你们需要那个房间。”

“你以前也说过。埃莉诺喜欢你住在我们家。这是实话。”

“你呢，托马斯？”

托马斯有点拘谨地说：“我很感激你。要是没有你，我会被赶走的。”

“现在呢？”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可能我们都是在利用你。”

“我们”这两个字让亚历山大震惊不已，托马斯竟然跟埃莉诺一样在跟他耍阴谋诡计。他一言不发，一杯酒一饮而尽。

“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做孩子的教父。埃莉诺也是这么想的。”

“不可以。我不是基督徒。”

“世俗意义上的教父。她喜欢有仪式感。大学教堂会举行一个不分宗派的仪式。”

“我……”

“你考虑考虑。”

“好吧。想好给他取什么名字了吗？”

“嗯。西蒙·文森特·普尔。”

“文森特？”

“纪念你在写的戏，也致敬凡·高。”

“真怪。”亚历山大说。

斯蒂芬妮果真在情人节那天开始分娩。预产期很准。斯蒂芬妮既有条理，又很勇敢，她在脑海中提前演绎了即将到来的痛苦和不适。所以，在开始几个阶段，她比上次更能忍了，比如刮阴毛和灌肠的羞耻感她都忍下了。她还拿了一本书在手里，以防到时自己单独忍受阵痛，也为了应付护士习惯性的暴躁和不耐烦。那本书叫《我们共同的朋友》17，她只读了一点点。她对疼痛过分地注意，使得所有画面混杂在一起，她俨然遭遇了难产、脐带缠绕、无规律的阵痛、窒息、疲惫和最后被迫使用产钳的情况，而这些情形与莉齐·赫克塞姆的煤火、缓缓流动的泰晤士河、河上漂着的死尸，连同抓钩、绳索、灯笼和叽叽喳喳的旁观者一道，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像在做一场噩梦。她没有感觉到任何可以使用的力量，她无法配合，每一次宫缩都像一波交叉潮，而她的脊骨在冒烟，她似乎又看见伦敦桥下那汹涌的水流。二十三小时之后，就在凌晨时分，她终于听到婴儿的啼哭，她觉得哭声里含着痛苦。她经历了肌肉打结、撕裂接着又塌陷的过程，如今浑身无力，像一只软塌塌的麻袋。

“是女孩。”他们的态度亲切极了，“她挺好的。”

“我可不可以看看她？”

“等会儿吧。她累坏了，你也累坏了。等等再看吧。”

他们推她去缝合伤口。她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把她肥胖的双腿像扛猪肉一样地抬起来，是件多残忍的事。他们叫她“妈妈”。“吸气吧，妈妈。”“这位妈妈，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又把她推了回去。丹尼尔在那儿，黑眼圈十分明显。他就在屠宰场和公共休息区中间的过道里候着。

“是女孩。你看到了吗？”

“还没有。他们说她挺好的。真的。”

“那就好。”

“你脸色很差，亲爱的。”

“我会好起来的，丹尼尔。”

“一定会的。”

“威廉怎么样？”

“他哭了。你妈妈来了。我妈妈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妈妈问要不要把他带回去。”

“我脑子转不动了。他可能被吓坏了。你决定吧。”

幸福的滋味，不是威廉出生时的那道光，而是打了一剂杜冷丁后随之而来的放松、暖意和真实感。她的意识渐渐模糊，脑海里却冒出来半行诗：“苦痛过后的轻松……这是最大的快乐。”随着她努力回忆剩下的诗句，先前的轻松和睡意渐渐退去。她开始痛得呻吟起来，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可怎么也找不到。

他们把孩子抱来时，她几乎能嗅到他们的忧虑。

“你的小女孩抱来了，奥顿太太。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好得很，就是有点困，不过，那是因为她刚经历了艰难险阻……”

“什么？”斯蒂芬妮说。

“她的脸上有个斑点。医生说是一个血疱，她长大后就会消失，极有可能完全消失。就是看起来……你懂的……”

“我要看看她。”病房里住着两个狱警太太，她们的眼睛总盯着这边，有一个急急忙忙结了婚的姑娘，还有一个特别喜欢打听的威尔克斯太太。

“马上就抱来了。”

他们把她抱来了。一块棉布把她从头裹到脚，外边用一个别针固定着。她的脸遮着阴影……左眼紧闭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嘴形弯曲，像是洛可可风格的丘比特之弓。右眼自外眼角开始有点斑痕。斯蒂芬妮接过孩子，把棉布小心翼翼地翻起来。那小红包像果冻一样，鼓起来，紫红色，像一条水蛭吸附在上面，盖住了一半眉毛和头顶，尾部落在右眼的上方。她头颅的另一边还有些印子，那是产钳留下的。孩子一动不动。斯蒂芬妮心生怜悯，但不是上次看到威廉时的那种感觉，也不是惊讶，而是一种出于保护本能的怜悯。她紧紧抱着孩子。小巧可爱的耳朵旁有两缕长长的头发，像是被猫舔过似的，很平顺，质感如蜡，但有颜色。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

“目前还看不出来。”

“她的发色是红的。”她紧接着又问：

“她好极了，对不对？除了这个……她是不是好极了？”

“她是个可爱健康的小女孩。”

斯蒂芬妮把她紧紧地抱在胸前，让那个血疱贴着自己，感受着那双纤细的腿，那双柔弱的肩膀。

“我会照顾你的，”她说，“你放心。”

孩子继续沉睡。

到了探视时间，丹尼尔来了，温妮弗雷德和威廉也来了。

斯蒂芬妮把孩子递给她妈妈，她妈妈说医生向他们保证这个血疱会消失的。威廉咕哝着，果断爬上了斯蒂芬妮的床，用力抱住她。绿色的床单上留下了一排泥巴的印迹。丹尼尔从温妮弗雷德手里接过自己的女儿，像斯蒂芬妮刚才那样，把她有瑕疵的半边脸贴在自己的身体上。

“真可爱。”他是认真的。孩子睁开了一只眼，似乎在盯着丹尼尔的黑眼圈。“很像你。”

“我觉得她像弗雷德丽卡。她的头发是红色的，你发现了吗？”

“没人会说弗雷德丽卡可爱。她像你，”他关切地看着她，“就叫她玛丽吧。”

他们先前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斯蒂芬妮说：“为什么？再商量吧。我还是喜欢瓦伦丁。”

“她这个长相，就应该叫玛丽。”

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从这孩子的样子来看，似乎就该叫她玛丽。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威廉放开他妈妈，去看他的妹妹。他胖乎乎的手指几乎要碰上那个血疱。他尖声问：

“她的头上为什么有条鼻涕虫？为什么？”

“那不是鼻涕虫，是血疱。”

“我不喜欢她！不喜欢她！我不要……”

他咆哮起来，声音刺耳，久久不停。温妮弗雷德把他弄走了。

基因的图谱具有生物学和化学意义，也有人类历史意义。取名则是另一种图谱，具有文化内涵，同时也应该归于历史范畴。西蒙·文森特·普尔和玛丽·瓦伦丁·奥顿都接受了时代传承的洗礼，也就是说被所处的文化环境接纳了。丹尼尔质疑这种由他人代说的誓言的有效性，托马斯、埃莉诺和亚历山大也对于宣布与世界、肉体和邪恶决裂持有不可知论的态度，但仪式是必需的。玛丽在圣巴塞罗缪教堂由吉迪恩·法勒施洗，祖父没有到场，祖母和外祖母倒是都出席了，她们深受感动。她没有哭，她是个非常“乖”的婴儿，经常一睡就好几个小时，吃东西效率高、速度快，不过，她吃东西的时候，威廉总是在周围转来转去，她安安静静吸奶的时候，威廉非要去上厕所，那就会打断她。斯蒂芬妮有时会想，可能是临产前大脑遭到挤压造成嗜睡，因此她才会这么“乖”。可是，每当她绽开甜美的笑容，眉毛以下阳光灿烂，这个猜测似乎就站不住脚。受洗时，她戴着一顶英格兰刺绣软帽，那是斯蒂芬妮钩织的，戴着可以遮挡那块血疱。祖母、外祖母和克莱门茜·法勒异口同声夸她“可爱”。她没有哭，但威廉哭了。他两只拳头打着他妈妈的锁骨。斯蒂芬妮的脖子上戴着比尔父亲留传下来的金表链作为项链，算是代表波特家的传承，威廉把表链抓在手里，绞了又绞，缠了又缠，差点就把她勒死了。埃勒比先生是教父，索恩夫人和克莱门茜是教母。对于丹尼尔而言，要当教父教母，信仰圣礼是先决条件。洗礼现场提供了糖霜蛋糕，那是克莱门茜做的，此外还有干型雪利酒。威廉不耐烦了。比尔来拿蛋糕和雪利酒，一边对威廉和玛丽这两个名字发表高见：“像是《1066年及一切》里的奥林奇夫妇。”

“胡说，”斯蒂芬妮说，“为什么不说是威廉和玛丽·华兹华斯？”

“按现代理论，当太太比当妹妹好。总是比叫她多萝西好一些。”

“玛丽是丹尼尔取的名。”

“我相信。那么，是取自圣母玛利亚呢，还是那个倒了珍贵香膏的女人？”

“我没问。”

丹尼尔听到了，他说：“跟谁都没关系。对于女孩子，这个名字很好听吧。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小的淑女。我很惊讶。她和威廉很像。”

“玛丽是个好名字。”比尔的语气和缓了许多。

布卢姆茨伯里大学教堂建于维多利亚时代宗教狂热的顶峰期，是一座黄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由欧文派建造；所谓欧文派，即所有成员都是传教士亨利·欧文的追随者。欧文建立了天主教使徒会，按手礼是入会礼仪。不幸的是，由于成员人数不多，欧文派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团体，成员都是老人，没有严格的组织。这座教堂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供大学使用。牧师是一个务实而干练的人，也是个世故圆滑的人，如《圣经》中圣保罗所说，“面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弗雷德丽卡一直以为那句话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娄巴特拉说的。牧师从一只加热过的手工铜碗里蘸了一点温水，洒在西蒙·文森特身上。文森特尖叫起来。没人叫亚历山大宣誓。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出席者有教师和大学教师，还有许多普尔和莫顿家的亲戚，亚历山大终于如愿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和牧师就传承问题进行了客气的对话，也与一位克拉布·罗宾逊学院教戏剧的女老师展开了一场愉快的交谈，她几乎能背下来《阿斯翠亚》的台词。埃莉诺面带微笑，行为优雅。她得体的举止又回来了。

凡·高对于他的侄子，也就是提奥的儿子与他同名一事耿耿于怀。在写给母亲的信里，他说：“我宁愿提奥用父亲的名字给他儿子命名，而不是用我的。这段日子，我经常想起父亲。但是，事已至此，我要为他画一幅画，让他们挂在卧室里，那将是湛蓝的天空衬着挂满枝头的白色杏花。”爱的表达对画家没一点好处，“绘画的过程很顺利，这最后一幅花满枝头的画，您会看到。这可能是我画得最耐心、最好的画，画的时候，我很平静，手也稳得多。第二天，我简直像牲口一样累坏了……画杏花的时候，我病倒了。”

亚历山大很想知道世上是否真有不祥的名字。谁敢说文森特不幸呢？毕竟，那幅昂贵的杏花依旧光泽不减。亚历山大送给西蒙·文森特·普尔一个朴素的银盘，上面刻着孩子的教名。然后，他又去和马丁娜·萨瑟兰共进晚餐了。

西蒙·文森特受洗两周后，亚历山大的剧本终于大功告成。写作期间，能听到文森特穿墙透壁的哭声。

他已经彻底想通了。他一边抚平纸张、数着页数，一边想：戏剧和分娩没有可比之处，戏剧不像受精卵，而是更像拼图，可以按某个模板拼凑起来。鳞片是粘上去的，好像珠母纽王华服上的珍珠纽扣，不是像鱼鳞或鸟羽一样自然生长出来的。戏剧的组成要素是语言，可以持续调整、修改或重构。戏是创造出来的，重点就在这里，它的“成长”是个隐喻，不对吗？

不管怎样，总算是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