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的第二年，弗雷德丽卡因为她的鸟类研究而出名，或者说臭名远扬。这个想法起源于可爱的弗雷迪组织的一场聚会。聚会上，弗雷德丽卡与埃德蒙·威尔基聊到了用于做实验的鸽子。也是在那时，她懂得了“分类学”这个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记，即使随着时间推移，那次聚会上的脸庞和家具已模糊成一团无法辨认的马赛克，只令人记得那是一次聚会，但是，这个印记还是那么鲜明。威尔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关于鸟类迁徙的一系列实验。他说，人们普遍认为鸟类可以通过磁场辨别方向。但是，威尔基说鸽子和鸽子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个体差异很大，这时，弗雷德丽卡满脑子都是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一模一样的鸽子，咕咕地叫着，朝同一方向飞去，它们长着不同的羽毛，飞行速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鸽子就像剑桥的学生，有的奢靡，有的不安，有的拘谨，有的聪明，有的装腔作势，有的善于操纵，有的躲藏在保护色的背后，它们想要一样东西，也可能不止一样。当时的大学生对所谓鸟类学都不当真，经常只当作一个玩笑，但是，对于对情欲计谋、骗子、变色龙和《幸运的吉姆》心知肚明的弗雷德丽卡而言，这就要另当别论。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为她的系列文章画了一些插图，而托尼和艾伦为表示友好，将这些文章和插图发表在了他们的杂志上。这些插图是都是钢笔画，他画钢笔画得心应手，但油画水平则不那么稳定。这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讽刺画流行之前的事情。弗雷德丽卡的分类学研究没什么好处，幸好没有让学校杂志成为笑料，事实上，她明显缺乏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意图。很久之后，在慵懒的闲暇时光中重读这些作品时，弗雷德丽卡才意识到，她本以为自己写得饱含爱心，具有高尚的美学情怀和细致的洞察力，结果这些文章却被冷酷地解读为“被掩盖着的仇恨”。她没有这个意思，但确实可能被人家这样解读。还有一个怪事，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她的鸟类学研究旨在对抗男人对酒吧和公共场所女人裸露的胸部和大腿进行分门别类，但是，直到连载快结束的时候，她才发现年轻的男人把女孩称为“小鸟”。她把这一发现告诉马里乌斯。他说：“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弗雷德丽卡实事求是地说，她之所以研究鸟类，是因为威尔基的鸽子。马里乌斯说了句“原来如此”，然后粗粗两笔画了一撮油腻的头发。“我喜欢男人。”弗雷德丽卡说。“哦，看得出来。”马里乌斯冷冷地说。

1955年秋天，弗雷德丽卡认识了诗人休·平克，陪他一起去了她平时很少去的剑桥图书馆。然后，她真的恋爱了，爱上了一张脸和一个概念，虽然她曾经很任性地进行了多次性实验，而且经常脚踩多条船。

休·平克拿着一沓名叫《美好》的诗歌杂志，敲开了她的门。他很瘦，微微驼背，淡蓝色的眼睛，金红色的头发，留着波浪卷发型，乍一看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卷发烫坏了，但你随即能够发现，他的头发是自来卷。弗雷德丽卡买了一本杂志，递给他一杯咖啡，问他杂志的名字是什么。他告诉她叫《美好》，他说这个名字有双重意思。《美好》喜欢刊登意象鲜明的诗歌，不喜欢朦胧诗，不局限于英语诗歌，也刊登了一些意大利作品。《美好》刊登了一首平克自己写的诗，主题是菲茨威廉博物馆里方丹·拉图尔84的一幅画，画了一只白色的杯子放在碟子上面。他翻开杂志，指着那首诗给弗雷德丽卡看，弗雷德丽卡很喜欢。

那首诗多采用短句，不是传统的五步诗。诗里描述了方丹·拉图尔对白色杯子的刻画，没什么情感描写，遣词也很简单，很容易记住。那期《美好》杂志也刊登了马拉美的《她纯洁的指甲》译文，译者署名是拉斐尔·费伯。弗雷德丽卡不了解这个人，以为就是这个休·平克。休喝了一口雀巢咖啡，有点自嘲地说，“平克”不大可能是诗人的名字，尤其是像他这样脸颊粉红的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说：“我知道这是个障碍，我一定要克服掉，我觉得，既然姓名是父母给的，该将就的就得将就，对不对？要是我的姓名多几个字就好了，署在诗后面就更像诗人，更有诗意，比我现在好多了。我父母总喜欢简单化，他们认为姓名的字母越少，到银行办事就越方便。”

“我从来没想过波特这个姓有没有诗意。”

“你们女人结婚后可以换个姓氏。你要改成弗雷德丽卡·平克也可以。”

“不要，我想改成鲍文、萨克维尔或米德尔顿，好听又朴实。”

“平克确实不好听。我之前有个女朋友，她跟我开玩笑，说我不应该叫‘粉红’，应该叫‘玫瑰红’。”

“你一定要把‘平克’这个姓氏发扬光大。”

“我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在文学领域扬名立万，人们看到你的名字才不会联想到颜色或者花朵，到时，平克就能够跟叶芝和艾略特相提并论。”

“平克就是粉色，粉色就是平克。”

“再说下去就乱了。”

“我也不喜欢那个颜色。”

“哦，我喜欢。小时候，我可喜欢这个颜色了，后来人家说红头发的人不适合配粉色。”

“你喜欢粉红色，是因为你是女孩子。我的头发是红色的，但我是个男的。”

“平克先生，我喜欢你这首灰白色的小诗。”

后来，休·平克为弗雷德丽卡写了一首轻佻的叙事诗《红发女人之歌》。他请她吃饭，吃了咖喱炒杂烩，然后带她去剑桥大学图书馆。他似乎爱上了她，不过弗雷德丽卡视而不见。他还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意思是说要和她共享这美好的未来。

图书馆的地下室有一间咖啡屋，散发着烤面包的香味。他们坐在一面玻璃墙边，也就在门边，门外有一口井沿很高的砖井，这是一口四方形的井，和高高的井沿相比，井口显得很小。有两个人站在草坪上，靠着一棵木兰树，当时那棵木兰树还很矮，两人都穿着硕士长袍，双手扣在背后。

“那个人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哪一个？”

“黑的那个，拉斐尔·费伯，马拉美诗歌的译者。”

“我不认识他。”那两个人开始慢慢地绕着草坪走。

“他是圣迈克尔学院的院士，才华横溢。书教得很好，也是一名诗人。真正的诗人。他在自己家里举办诗歌晚会，只邀请我们那几个人，要参加他的诗歌晚会非常难。我们创办《美好》杂志也是受到他的启发，我们想模仿他的写作风格……”

那两个人从草地上走了过来，和弗雷德丽卡他们只隔着那面玻璃墙。有一个身材不高，头发全秃了，弗雷德丽卡认得他，他是文森特·霍奇基斯。他是卡马尔格海滩派对的哲学家，当时，他讲到维特根斯坦的颜色审美理论。另一个人的脸庞，正是弗雷德丽卡梦中情人的脸庞。小时候，不管在夜里做梦，还是做白日梦，这张脸就不断出现在她的梦里，直到她喜欢上了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这张脸才慢慢被淡忘。弗雷德丽卡很难不用一些陈词滥调来形容这张脸，正是在陈词滥调的指引下，弗雷德丽卡才构想出这样的脸庞：忧郁而严肃，看样子就是清心寡欲，眉毛很黑，头发又黑又亮。

“哦，天哪。”弗雷德丽卡说。

那两人走进来时，休·平克站起来，哈着腰说：“拉斐尔，您好。”他的声音微微颤抖，充满着敬意。

“休，早上好。”费伯的发音很清晰，但不像英国人的口音。

“这位是弗雷德丽卡·波特。”

拉斐尔·费伯没有注意到弗雷德丽卡。他径直往前走，一边侧着头和同伴讲话。

“你说他是做什么研究的？他讲什么课？什么时候有他的讲座？”

在鸟类学里，他就是游隼。

“他研究马拉美。他在磨坊巷讲象征主义。周二上午十一点。”

“你是怎么得到诗歌晚会邀请的？”

“写一首他喜欢的诗。我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这么问？”

“我没见过这么英俊的男人。”

“你不应该说这种话。”

“如果我们俩都是男人，他是女人，我就可以这么说，对吧？”

“但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认为女生不应该那么在乎长相。拉斐尔的长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思想。我不会再把你介绍给他了。”

“我总有办法。”弗雷德丽卡不假思索地说。

“不会有什么用处的。”

“也许吧。”弗雷德丽卡说。她恢复了平静，慢慢鼓起巨大的勇气。

拉斐尔·费伯的讲座地点是一间阶梯教室，空间很大，但听众不多，大家都坐在前两排。这样正好。弗雷德丽卡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变色龙艾伦·梅尔维尔，另一个就是休·平克。平克显然在犹豫是否把身边的位置留给她，但最后还是给她留了。

弗雷德丽卡平常不喜欢听讲座。她更喜欢读书，况且，大学里的讲座大都是讲书上的内容。她也听过一些讲座，不过体验都不大好，感觉都像在表演。海恩博士讲到李尔王的命运，在讲台上居然哭起来，利维斯博士用两根手指把一本《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扔进废纸篓里，还鼓动听众跟他一起扔。

拉斐尔·费伯的讲座不算表演，虽然不喜欢他的人可能认为他有些做作，经常不把话说完整，是在故弄玄虚。他讲座的主题是“名称和名词”。他提到一位诗人，说这位诗人认为这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用一本书来概括，但是，这本理想的书还没有写出来，拉斐尔·费伯认为那纯属正常。如果这个诗人是伊甸园里的亚当，要给伊甸园的所有生物命名，他会用哪种语言？

和弗雷德丽卡梦中的影子一样，他的相貌让人难以忘怀，他本可以挥洒自如地演戏，也可以慷慨激昂地朗诵，但他却不喜欢那样的演讲方式。他一边讲话，一边在讲台上来回走，眼神专注，但总是脱离听众。他像在自言自语，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声细语，仿佛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演讲方式本应没有任何吸引力，可是，他的听众始终全神贯注地听他演讲。

他说，从前，人们认为语言是亚当给万物命名的工具，名词代表他所命名的事物，玫瑰花是玫瑰上的花，玫瑰花开在玫瑰枝条上。后来，他说语言与物体逐渐脱节，为此，他引经据典，说得引人入胜。于是，人类对语言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将语言与世界分离出来，成为人造物，是人类编织出来的一张网，我们终于能够表达一些无法被唤起或完整传达的形象。隐喻通过对比促进理解，就是我们创造意义的语言网络。柏拉图提出，从绘画的花朵，到真正的花朵，再到花朵的形态，它们中间存在着等级差异，而我们在此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他说，马拉美会在一节诗中提到“玫瑰”和“百合”，而在另一节，他会用一些隐喻，例如紫红色的酒，明亮的圣杯，诗意地唤起这些形象，他的语言越来越精确地制造了模糊、空白和寂静。他似乎在庆祝，也是在哀悼伊甸园的重生，曾几何时，伊甸园鲜花盛开，色彩斑斓，如今，这些已经成为模糊的幻影。弗雷德丽卡其实很害怕，似乎她最关心的是他能否让她感受到美，感受到爱。她给邻座的休·平克写了一张字条。“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安静。”休·平克说。其实，弗雷德丽卡并没有发出沙沙的声音，也没有说一句话。拉斐尔·费伯走到讲台前，似乎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他读了马拉美的一段话：

“当我说‘一朵花’时，我的声音便并非疏忽地阻隔了所有花的外形，与此同时，某种异于一切花萼的东西，一种理念的和美妙的东西便音乐般地随之升起，那是一朵在任何花束中都无法觅得的花。”

他说出这段华丽的辞藻，就像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不存在的东西，一个词，一件事物，“无法觅得的花”。她后来发现，他喜欢在演讲的最后时刻引用别人的话。他微微鞠了个躬，整理一下身上的长袍，然后就离开了。

“真帅。”她对休·平克说。他看上去不大高兴。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听讲座呢。”艾伦·梅尔维尔说。

“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

“为什么？”

“好奇。你呢？”

“为了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他思维敏捷，充满激情。我很佩服。”

弗雷德丽卡一时不知道怎么才能认识拉斐尔·费伯。她感觉到，休·平克后悔不该引起她对这位教授的兴趣。于是，她回到大学图书馆，借了一些拉斐尔的作品，有两本薄薄的诗集，还有一本很短的小说，题目分别是《练习》《温室》和《异物》。她发现，他经常去安德森阅览室，每次都在里面工作很长时间，于是，她也经常来这儿，跟他隔着两张桌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后脑勺。

那两本诗集，还有那本小说，单词都不长，而且大部分是名词，页边空白处很多，看起来清爽、干净。《练习》简要描写了一些意象，饭后的餐桌、主干道上的一小块油污、沙沙作响的谷物升降机和二手汽车压缩机，等等。有些描写还不如俳句那么长，有些也刚好是两节四行诗句。对于如此清心寡欲的作家而言，《温室》则有点“热”。诗的主题包括温室里的供暖系统、植物的繁殖、生长和死亡。弗雷德丽卡觉得，这两本诗集的内容有点阴暗，有点吓人，不应该是这样的。“阴暗”和“吓人”是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话，诗人肯定不会用这种直接引起情感反应的词语。她终于明白休·平克那首关于小茶杯的诗灵感来自哪里。诗的力量来自选词的精准和节奏的把握，虽然弗雷德丽卡听不到，但她能辨别出来。（我们天生的学习能力又是一个谜，我们的耳朵为什么能辨别得那么准确，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能力？）

她不太喜欢《异物》，主角是一个无名的探险家，他也是这篇小说唯一的人物。他经历了奇异的自然风景和剧烈的天气变化，他必须找到变化的源头，必须不断前进。读了两遍后，弗雷德丽卡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标题是个不大高明的双关语，她不愿意把这个双关语与费伯联系起来。宏观的就是微观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岛屿，从来没有人超过自己身体的局限。这两种观点都有可能。小说写得最好的部分是无法定义的边界：视觉、触觉、双重触觉和回声，都很遥远，都在大脑里面，像吹拂着皮肤的空气。读完第二遍后，弗雷德丽卡认定“没什么意思”，跟安德鲁·马维尔85说“我自己的悬崖我自己跳”一样，诙谐而已。爱不妨碍她的判断，反而大大提高了她的批判能力。一场关于爱罗狄亚德和自恋的演讲结束后，她扯了扯他的袖子说：“我可以代表《剑桥笔记》采访您吗？我很喜欢听您的讲座。我……”

“我不喜欢被采访，”拉斐尔·费伯说，“我一直拒绝，没有后悔过。对不起。”

她给他写了信。她说她想以隐喻为题写博士论文，马拉美有些富有创造力的意象，以及《温室》里的意象，特别是那些花，这两者的联系让她尤其感兴趣。她说他所有的作品她都读了好几遍，深受启发。他给她回信，说他愿意接受采访。

亲爱的波特小姐，

谢谢你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倘若你想采访我，工作日12点至12点半之间，我都在办公室里。

她梳好头发，读了几篇他在世纪之交发表的关于隐喻的文章。她既兴奋，又害怕。

我前面说到，弗雷德丽卡爱上了一张脸和一个概念。她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她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于聪明、善于观察和有思想的人来说，恋爱的乐趣之一在于不用把事情想得太清楚，被驱使、被接管和被征服都是乐趣。弗雷德丽卡表达热情的方式不怎么得体，也有些笨拙，但她注定将成为一个聪明、善于观察和有思想的人，而且，因为她自己能看到这个前景，所以她渴望拥有这个自由，渴望绝对的情感。两个人也会发生生物错误，放不开对方的手，始终都希望能触摸到、嗅到、闻到或者听到对方的存在，这也是爱，这种爱更直接，是绝对的情感。弗雷德丽卡从未经历过这种恐惧，或者放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她从前的性实验，她产生或被激起这种感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她还是爱上了拉斐尔·费伯。她是怎么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他？

原因有很多，分好多种类。厉害的社会学家会注意到，拉斐尔·费伯满足了她选择伴侣的很多抽象标准。她跟艾伦和托尼说过她要嫁给大学教授。因此，她完全可能爱上一个休·平克说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的人。她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喜欢他的生活，喜欢图书馆，喜欢文艺复兴时期大楼里的孤独，喜欢有思想的生活。

也可以采用精神分析法。这个男人比她大，他不仅是一位老师，还是一位好老师，是权威。弗雷德丽卡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好老师。她曾经爱上和她父亲共事的亚历山大，在她的眼里，他是可以被颠覆和勾引的权威。她是个好学生。

从表面上看，拉斐尔·费伯就像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大房子的有钱单身汉，还加上奈特利先生那种保护欲很强的特征，绝对是适合的人选。

如果这样分析太过于理智，那就剩下相貌方面的原因。亚历山大很英俊，但他一直痴迷于凡·高，一心向往布卢姆茨伯里。这存在一定的社会价值，无关乎任何一方可能感受到或没有感受到的性冲动。弗雷德丽卡将“漂亮”这个词用在亚历山大和拉斐尔身上，没有任何讽刺意味，她也会说“漂亮的弗雷迪”，但弗雷迪不一样，他的漂亮没有那么正面。我们是怎么选择脸蛋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张面孔得到过万千宠爱。电影明星的塑造者都对几何结构了如指掌，双眼之间的宽度、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以及骨头的形状，比如海伦的脸，或者茅德·冈的脸，或者玛丽莲·梦露的脸。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很多小地方是否搭配，正所谓物以类聚，但也不能完全一样。好不容易对上眼的人，手指关节、脊柱、嘴巴宽度、音色、身高、气味，等等，都比其他随便拉来的人更相近。但不能完全一样，自恋和乱伦代表关系过于密切。聪明的鸟会选择叫声跟祖先相似但有一点不同的配偶。

比尔·波特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弗雷德丽卡继承了他的红发。弗雷德丽卡在红发男人中肯定找不到适合的人。她不愿意让休·平克碰她，不是因为他不成熟、没有安全感，像动物一样，虽然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但主要是因为他也长着红头发，脸颊也是红的，他的肤色和蓝眼睛也属于禁忌之列，不过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才发现。不过，由于她与平克的诸多共同点，她乐于认同他对拉斐尔·费伯的优点的总结：橄榄色的皮肤，黝黑，精致，而且聪明。

在图书馆的木兰树边上“认出”那张脸的时候，在梯形教室里的长凳上听讲座的时候，她感受到他的性吸引力了吗？她对拉斐尔·费伯有诸多的幻想。都是白日梦，有些是慵懒的白日梦，梦中的情景很复杂，他们相互靠近的过程非常缓慢，两人几乎从未认出对方。他可能在通往咖啡厅的狭窄楼梯上与她擦身而过，可能在图书馆里看到过她，然后走到她的椅子旁边，然后可能会感觉到、注意到……吗？也有快节奏的白日梦，他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打滚，或者在裸泳，或者直接上床，她从前梦里的那个人一般是亚历山大，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莫克济盖玛也出现过一个星期，但拉斐尔·费伯没有出现过。

除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之外，还有神话方面的原因。

小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总会给自己讲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幻想生活在神话里。在这个神话里，她独自一人在森林里不停地行走，陪伴她的是一些动物，狮子、黑豹、豹子、野马和羚羊。动物都臣服于她。她用灌木生火，寻找水源，解决争端，包扎伤口，带领一群活蹦乱跳的动物，穿过斑驳的空地。她总是穿着一件飘逸的粉红色衣服，蒙着绣有玫瑰花朵的白色面纱。三十五岁时，她居然在一个手绘盘子上发现了这件衣服，感到十分震惊。那个盘子是温妮弗雷德为数不多的传家宝之一，画着一个丰满的金发仙女悬挂在峭壁上，一只手抓住一把灌木，身后是蔚蓝的天空和飘浮的云朵。那时她只有三四岁，没有人跟她说过长着红头发的人不应该穿粉红色的衣服。后来，可能在她八九岁的时候，森林里出现了一个男性，他有着拉斐尔·费伯精致、黝黑的容貌，但性格特征却完全相反，那些特征来自罗切斯特先生、悲伤而有罪的兰斯洛特、悲伤的火枪手阿多斯和其他虚构的纯真浪子。这位骑士很英俊，但容易犯错，经常需要救助。获救之后（就如同兰斯洛特被阿斯托拉特的百合女郎解救，阿特格尔被布里托玛解救），他又变得强壮起来，有些残忍，为了实现目标会不择手段。那个女士会感到伤心，因为骑士会遭到摩根勒菲、爱尔兰农民和巫师的伏击，再次陷入困境，需要救助。弗雷德丽卡早期的神话中的这个混合骑士形象，拥有拉斐尔·费伯精致的脸庞，而她青春期时幻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格鲁吉亚浪子可能有所不及。这个形象是如何被塑造起来的？她早期相信唯我论，那么，这是她本人的男性版本吗？是否跟她本人大同小异？这些形象黑暗而瘦削，蕴含着令人愉悦的邪恶，有撒旦和拜伦的意味，也很“敏感”。与之相对的是金发碧眼、健康、荣誉和坚定，弗雷德丽卡的故事里没有这样的男性。如果我们转而思考个体的多样性，每张面孔背后的隐秘偏好和情感历史，文化会将某种外貌归因于某种思维习惯或道德信仰，这很令人惊讶。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典型相貌的所有者必然受到影响。如果休·平克拥有拉斐尔·费伯的身体呢？这是概率的问题吗？还是疯狂的决定论？

她敲了敲他房间的门，心怦怦直跳。他打开门，似乎随时准备退却，随时准备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弗雷德丽卡说明了姓名和来意后，他笑了笑。

“请进，请进，波特小姐，请坐。那把椅子吧，大的那把。来杯雪利酒怎么样？”

“那就太好了。”

房间外面有一条小河，河面上荡漾着淡淡的水光，从窗口可以看到一片“文明的荒野”，一群“哲学牛”经常在那里“吃草”。房间非常干净，但没什么色彩，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幅浅色的立体派拼贴画，有一只天蓝色的瓶子，有一把旧报纸做的小提琴，还有一个猩红色线用胶和图钉固定而成的玫瑰花结。一面墙壁上全是书，这些书被摆放得非常整洁连贯，形成不可思议的几何图案，这可能是法国出版社的习惯。方正的沙发椅盖着未漂白的亚麻布。桌子一尘不染，上面只有一只烟熏玻璃花瓶，插着白色的苍兰。拉斐尔·费伯把雪利酒倒进高脚玻璃杯里。房间里没有红色、黄色、绿色或蓝色，只有灰色、浅黄、棕色、黑色和干净的白色，亚麻窗帘也是这样的颜色。弗雷德丽卡坐下来之前掸了一下裙子。拉斐尔·费伯给她端来了一杯雪利酒，令她惊讶的是，他还送来了一块酥脆的黑色蛋糕，蛋糕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弗雷德丽卡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盖上蛋糕罐，刷掉桌上的一些蛋糕屑。然后，他坐在弗雷德丽卡旁边的写字椅上，避开照进房间的光线，等着她。他先看了看自己的脚，接着又看了看窗外，然后直直地看着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意识到她的胸罩吊带上有一根别针，长筒袜的接缝可能松开了，脖子上太热了。他礼貌而冷淡地等着她，没有帮她。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做采访，以前艾伦和托尼采访她的时候经常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此时此刻，她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做法。她问，他同时进行写作、阅读和教学，会不会有压力？剑桥是作家成长的好地方吗？

“当然是。我看不出你存在什么困难。好的作家应该也是好的读者。写作是一种文明的活动，剑桥是个文明的地方。”

弗雷德丽卡不依不饶。她说：“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人觉得在这里很难进行写作，或许是因为这里有太多批评家吧。渐渐地，灵感就枯竭了。”

“也许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或者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作家。”

他非常客气，但他的回答都暗含着敌意。这是锋芒毕露，还是故意捣乱？他的回答似乎都在暗示，她居然会提这个问题，实在很愚蠢。她有点怕他。看着他那张漂亮的脸，她的腹部如同被针刺着，刺得她心烦意乱。她不抱希望地问他，他的作品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希望我的品位足够广泛，不至于受到压倒性的影响。有几个现代法国作家让我佩服，我也喜欢几个明显被低估的美国作家，比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86。”

瞧他说的，好像她没听说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或读过他的作品似的。她问他小时候读过什么书，他说他小时候主要读德国作品，但现在不读了。然后，他开始凝视窗外。

“我是一个难民，一个被放逐的人。我已经忘了德语。我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人。”

最后这句话引起了弗雷德丽卡的兴趣，无关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她感觉到，他现在跟她说的这句话，他一直都在说，这句话经过了他的精雕细刻，变得非常精确，可以信手拈来应付好奇的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这时，一种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记者本能，跟妇女被忽视而产生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她意识到她必须停止采访，因为他已经感到厌烦，开始走神了。

“《练习》里的诗，主题是帮助人体延伸的事物。有些工具和机器，我真搞不懂，它们看上去那么精确，但怎么感觉就那么吓人？”

“有一篇评论说，这几首诗表达了现代社会对工业文明的厌恶。”

“哦，不。不至于。关键是界限，它在讲我们的身体延伸到物体里，比如卡钳、夹具扳手和相机镜头。《异物》也差不多，就是情况比较不同。”

“也许吧。”他坐直身子，“再来一杯雪利酒。它也涉及工厂和战争对欧洲的破坏。”

“有一首关于碎石路面上的油的诗，我很喜欢。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一首诗。”

“为什么？”

弗雷德丽卡说了很多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

“因为那是流动的。这是个隐喻。对于油，你赋予了意象，它五彩斑斓，反射着天空，你提到它的黑暗和潮湿，我却想到了溢出的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错了？”

“不，不。你说得很对。”他又倒了些雪利酒，转过身来面对她，脸上露出了笑容，“没有一个评论家提到那首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

“写得非常准确，但意义要深远很多……”

“的确如此。所以，在《温室》里，我也想写这样的诗，但是，在我看来，那些诗没有一首比得上。你觉得呢？”

她表扬了拉斐尔·费伯那首关于油的诗，他竟然如此欣喜，以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弗雷德丽卡很惊讶，也许她本不应该这么惊讶的。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也遇到过许多人，最终注意到并理解了自己思考或创造的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东西，他们同样迸发出了极大的激情。而此时此刻，她更关心自己的社交情绪。弗雷德丽卡想，一个男人开始时把你当成一个笨女人，后来却开始重视你，你会觉得既高兴，又丢脸。她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她的社交生活是一场战争。她要在别人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很聪明、很善于说话的形象。她接着采访，说《练习》中的机器与《温室》的机械环境有关。拉斐尔·费伯不再泰然自若地坐在沙发椅上，也不再摆姿势。他边走边谈，滔滔不绝地谈着水泵、锅炉、加热炉、玻璃窗、电话亭、汽车和自来水笔，深刻而兴奋。他向弗雷德丽卡介绍了嫁接和繁殖的隐喻历史，他还打算写一篇文章，将人类心脏当作水泵，这既有本义，也有比喻义。他又给她倒了一些雪利酒。当然也有尴尬的时刻。他听到有人说《温室》和《异物》是相互关联的微观世界，就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在这次采访中，弗雷德丽卡碰到另一个更神秘、更有趣的尴尬。与根有关。这些植物的根茎异常突出，因此，她将《异物》中的身体意象与先前几本书中的有机体联系起来。《温室》里有一株植物外表丑陋，不断往上长，盲目地寻找气根。《练习》里有一段话描写钢笔笔芯，笔芯消耗着空气和墨水，所以，她大胆地认为钢笔和根是相互关联的。《异物》中最不愉快的，也是最实在、最核心的意象是一棵巨大的榕树，它的气根越来越多，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拱门，一个藏身之处，藏着一个个陷阱、一张张网、一个个圈套。赶路的人会被拉进去，被捕获。这不好。弗雷德丽卡坐着，听着拉斐尔夸夸其谈地介绍他作品中难以发现的高明之处。读到根这一部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似乎很有文化，她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是否希望她有，或者希望他自己有。她感觉还不如刚才有把握：他是否了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不是那种会承认有些工作很重要而自己却没有认识到的人，不论这些工作有多重要。

知识革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影响到我们，而且不会一成不变。弗洛伊德对能量来源和人类性追求这两者的关系做出了新鲜的解释，让人感觉获得了解放，又令人震惊，这是无可争辩的。“不可救赎”这个词来自另一场知识革命，那场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来得更早，如今只是偶尔得到认同或付诸行动。现在知识界流行的，是书写人的欲望，还有另一种渴望，即文本对自身的渴望或对另一个文本的渴望，或者说语言对不可理解指示物的渴望。在斯特拉·吉本斯87的《冰冷的安慰农场》中，可怜又可怕的麦布先生把每一片云彩、灌木丛和蜜蜂都视为生殖器，把地球上每一处柔软的事物都视为维纳斯的乳房。威基诺浦教授用瓶子、水壶和咖啡壶比喻生殖器官，让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很不舒服。弗雷德丽卡读大学的时候，思维主要关注“意象”，这也许只是流于平庸的思维。有些人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但他们知道自来水笔、帽子和钥匙在梦里是阴茎的象征，于是，他们都会把这样的意象“解释”成弗洛伊德式的意象，这很普遍，就像弗雷泽笔下的稻草人和金枝一样普遍存在。朗基努斯戳刺耶稣侧腹的长矛，以及装过神血的圣杯，是男性和女性生育能力的象征，而这是众所周知的。相反，什么是救赎，什么是不可救赎，早就无人知晓了。根也是如此。春雨拨动了迟钝的根，艾略特说。弗雷德丽卡对拉斐尔·费伯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知道根意味着什么。如今，她把《异物》中的榕树气根看作是一团相互缠绕的性器官，作家本人也曾用“粗糙”“肿胀”“难以穿越”和“危险”等字眼来加以描述。他其实很少使用形容词，这就更令人惊讶。弗雷德丽卡真希望看到笔还是笔，帽子还是帽子，钥匙还是钥匙。有一次，她用新发明的双面毛线编织毛衣，那根粗钝的针有节奏地从打结的毛线网中插进插出，她突然想到了性，毫无来由地心生怨恨。但她做不到。她了解文学上的类比，她接触过男性的器官，她能想起男性器官的种种形状，有苍白绵软的，有细长的，有粗壮的，有深色圆柱形的，有鲜艳玫瑰色的，有深紫红色的，有张扬勃起的，等等。她是否会因此想象藏在拉斐尔·费伯整洁的灰色法兰绒裤底下的阴茎是什么形状？不。虽然她注意到了榕树周围的灌木丛散发着腐烂和枯叶的气味，对作者产生了距离和厌恶感，但她无权了解或者揣测。

她对拉斐尔·费伯说：“那棵榕树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失乐园》中那棵让人犯错误的树。”费伯的回答让人惊讶不已，“不是生命之树，也不是善恶知识树，是亚当、夏娃摘叶子做衣服的印度榕树，是被耶稣诅咒的无花果树。弥尔顿说，无花果树，不以结果而值得称颂的树……”

“继续。”

“但如今印度无人不知，

马拉巴尔、德康地区枝繁叶茂，

树枝长且宽，虬茎扎根于地下，

子树长在母树的周围，

圆柱高耸，树荫成穹，

步行其中，便起回音。”

“之所以让人犯错误，是因为枝丫繁复，真理只有一个，生命之树只有一棵，这棵树却从自身生出子树，就像罪恶不断生出地狱恶犬。”

“在马拉美讲座上，您说我们不能繁殖，马拉美说，树林盛产木材。”

“萨特在《恶心》74里也写了一棵树，无法命名，无法描述。非常可怕的他者。有点过分。”

“我没读过《恶心》，我在读马拉美。”

“我可以把这本《恶心》借给你。中午想吃什么？我这里有奶酪和萝卜，喝一杯葡萄酒，这些可以吗？”

“当然可以。”拉斐尔·费伯拿出这些东西，放松下来，愉快而尖锐地评论英国人狭隘的文化。弗雷德丽卡品着奶酪屑，也很愉快地承认英国文化确实狭隘。她举例说，《幸运的吉姆》中英国人对所谓的“正派”过分崇拜，她很不高兴。拉斐尔没有读过《幸运的吉姆》。他给弗雷德丽卡一杯酒。他说：“英国人没有根源感。”

“我有。我有很强的根源感。”

“哦，我以为你是犹太人。”

弗雷德丽卡盯着他。她看到自己红色的头发，轮廓分明的脸上有很多雀斑，她看到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他也看到了。他们四目相对，脸马上红起来，两个人都一样。

“不，不是。我是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宗的英国人，大家都知道。北方人，你知道的。我们的根源在北方，我们非常清楚。北方的中低阶层。不信英国国教的北方人。”

弗雷德丽卡很想回避这些标签。他似乎不太理解，有点茫然，好像这些标签都很难得。

“真奇怪。我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我平时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尤其是这样的错误。我为什么会把你当成犹太人？”

她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皱起眉。他居然把人家的情况弄错了。

“你的根源感一定很不一样。”

“我出生在吕贝克市，托马斯·曼的故乡。你知道托马斯·曼吗？”

“我们在高中德语课上学过《托尼奥·克律格》64。”

“那么，你肯定对德国的根源有所了解。我没有受过非常犹太化的教育，我父母不信教，虽然我们是犹太人。我1939年来到英国，身无分文。贵格会的一家慈善机构把我送到萨福克的一所公立学校。”

“就你一个人？”

“还有我妈妈和几个姐妹。我爸爸、爷爷、哥哥……家里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男人……都在贝尔森集中营被杀害了。”

最后一句话中有点指责的意味，她觉得那句话也有点敌意，也可能是她误解了，他未必是在指责她，但她感受到了指责。作为无知的不信奉国教的北方人，她感到羞愧，甚至有负疚感，尽管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的妈妈和姐妹呢？”

“她们住在剑桥郡，住在乡下。”他想了想，“据说，东盎格鲁人特别排斥陌生人。”

她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忧郁的女王和一群穿着白色围裙、戴着蕾丝帽子的忧郁公主，在陌生的土地上照料着乡下的花园。她想说，告诉我，告诉我，但他的经历似乎过于遥远，过于陌生，她找不到合适的问题来诱导。他面无表情地跟她讲了一些小细节，她读过关于那些人和那些事的书籍，好像有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躲在橱柜里，他的家人被搜到捉走，还有人藏在手推车的毛毯下面逃出去，白天走路，晚上睡在谷仓里，然后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登上了船，漂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面上。

“人非常善良，也非常残忍，我一直都很害怕，一直很害怕。”他说。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的想象偏了，她想重新来一遍，但只能想起小制作电影里的口头禅，而始终无法触及恐惧的边缘。他问起她的根源，她却突然短路了，约克郡家里的那些小细节，所谓的正直和抱负，根本不值一提。比尔·波特的怒吼与贝尔森集中营的悲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她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一边盯着他，发现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下层中产阶级”，不可能明白浓重或优雅的口音对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她索性说：“很像劳伦斯，我的根和劳伦斯一样，我们这种人都很努力地改善自己的条件，就像劳伦斯笔下倔强的女性。”

从前，她没有机会说“我们这种人”。

“我不读劳伦斯的书。我不喜欢他盛气凌人的语气。我觉得他小说里的人物难以理解。当然，人们不能再认为艺术应该创造人物，包括给他们起名字和构建社会背景，细致地描写服装、住房、金钱和聚会情景。这样的看法过时了。”

他真的很生气。他讨厌劳伦斯。这让她感觉很新鲜。她温顺地问，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这些人写的都是“死细节”，那么，他认为她应该读些什么？在这些人的书里面，有很多她深深了解和喜爱的人，包括安德烈公爵和他的小妻子，他是个有责任感却充满疑虑的人，也包括多萝西娅出于道德考虑选择了一个老男人、亨利·蒂尔尼渴望得到爱而接受了凯瑟琳的爱情。这是她第一次和拉斐尔·费伯谈话，感觉很奇怪，他非常照顾她的感受，吞吞吐吐却又很坚定地跟她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零碎信息，但她根本无法像想象伯金或皮埃尔那样想象他的人生。他的情绪在一句句话中不断转变，有时慷慨激昂地批评一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批评异想天开，批评狭隘的文化，批评语言的惰性，有时，他却突然变得很温和。他们就像一对认识不久的情侣，两个人在相互诉说人生经历。后来，他再也不会这样轻易地向她敞开心扉。弗雷德丽卡觉得很难再开口说出什么。他没有母语；此前，她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母语表达能力，觉得自己说话很有技巧。如今，她说什么对他都毫无意义，无论她说什么，他原则上都不会当真。

他拿了几本书，包括《恶心》和《墨菲》88，给她带回去，还有一首诗的打字稿复写本。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理解这首诗。题目是《吕贝克的钟》，指吕贝克圣玛丽教堂的大钟。1950年，我回到了那里，那是我的故乡。当时轰炸很厉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教堂的宝贝都藏在钟楼下面，后来钟掉落下来，碎成无数片。战后，他们保留了这些碎片，在钟楼周围新建了一座小教堂。我想写欧洲历史，但还没有实现。”

她不清楚他是说写诗，还是写历史。

她漫步穿过空气清新的灰色剑桥。他让她很头疼，他借书给她，这是一个开始，借书通常是第一步。有借就有还。他刚刚从眼前消失，她心中又重新充满了爱，而爱就像特效药一样，她的头突然不疼了。她数了数她喜欢他什么：忧郁、精确的思维、记忆中的恐惧、激荡的内心。她记得她说自己不是犹太人时他们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情景。他们相互不认识。她爱上了一个陌生人。她的世界比从前更大了。

弗雷德丽卡挑选了一个好时机把《恶心》和《墨菲》还给他。她没有还那首诗，因为她不想一下子用完去找他的理由，也因为她看不懂这首诗。她肯定能看懂的只有一句，那就是奥菲利娅说的那句话：“像一串美妙的银铃失去了谐和的音调。”这首诗采用小块的语言形式，没有标点符号，词语像一列列长方形排列，像是视觉或智力测试题，她做不出来。诗里面有德国人的姓名，好像还有希伯来语，还提到一些距离，以英里和公里为单位。有许多很接近的词汇，格林、格瑞、格外和格里魔，等等，在读马拉美的《写给埃桑特的散文》时，她查过最后那个词。他说，巫师的所谓魔法之书，全是胡言乱语，荒唐可笑。诗里还说欧芹的灰色种子像苏打粉，这个比喻容易理解，但她确信粉末是邪恶的。诗中还有曼、男人、男子气概等，在英语里面，这些词形式相近，容易混淆。她看到了浮士德和亚当的名字。她知道这首诗写的是毒气室、炸弹、教堂和集中营，但她看不懂这首诗的组织逻辑。她怕他问起那首诗，于是，她带着两本小说，去敲了他的门。

他打开门，表情茫然地看着她，仿佛不认识她。

“我来还书。”弗雷德丽卡说。

“谢谢。”拉斐尔·费伯说着伸出手来。

“我不理解《恶心》结尾的那首诗歌。”弗雷德丽卡说。然后，她举了一些她其实已经理解的例子，希望对话可以继续下去。

“抱歉。我还有一位客人。”

他站着，没让她进门。在干净而没有色彩的房间里，卡尔马格海滩派对的哲学家文森特·霍奇基斯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打扰了。再见。”

“改天吧。”拉斐尔一边说一边向后退了一步。

“那首诗还在我那儿。”

“哪首诗？”

“很难理解。”

他微笑着，像在嘲笑她，又有点冷漠。

“你慢慢读吧。”他然后说，“抱歉。”他关上了门。

爱是可怕的。弗雷德丽卡反复分析和反思了最后几句客套话。他“改天”真会见她吗？他抱什么歉？是在拒绝她吗？拉斐尔更愿意和文森特·霍奇基斯说话？这样说倒也轻巧，但弗雷德丽卡·波特更想知道他对她有什么感觉。不过她没有想到过，那两个男人也会琢磨她是不是觉得很尴尬，他们为什么不能单独跟她在一起，里面为什么会有另一个男人？

一周后，她拿着这首诗又去找他。他又站在门口跟她说话。她很勇敢。

“我来还你借给我的诗。我有很多地方没看懂，但还是非常感谢……”

“什么诗？”

“《吕贝克的钟》。”

“我没有借给你这首诗吧？”

“那天我们吃过午饭后，你告诉我说你的故乡在吕贝克……之后我们聊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说？”他很生气，很懊恼，“诗还给我吧，还没写完，还不能公开。”

“当然。”

他抢过那个本子，飞快地翻着。

“很抱歉。不过，读了这首诗，我真的感到很兴奋。我没有完全看懂，但是我……”

“这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借给你。这首诗还不适合阅读。很高兴你还回来了。如果这首诗让你感到困惑，我向你道歉。”

“不，不用，我……”

“谢谢你完好地还回来。”

“我很想跟您讨论一下这首诗。”

“当然可以，现在不行，以后吧。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下一期发表。”

“我很期待。”

“我……”

“再见。谢谢你。”

她和艾伦·梅尔维尔谈了这件事。对于拉斐尔拒绝承认借给她那首诗，艾伦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前进一步，很快再后退两步，这就是拉斐尔·费伯。他似乎很了解他。“你一定让他感到紧张了。”

“别胡说。”

“千万别爱上拉斐尔·费伯，没有意义，除非你喜欢单相思。”

“我可能爱上他了。”弗雷德丽卡说。她很难过地明白了其中的意义。

采访文章如期发表，题为“诗人与学者：圣迈克尔学院教授拉斐尔·费伯先生画像”，作者是弗雷德丽卡·波特。弗雷德丽卡为此花了好几个小时。托尼和艾伦删减了几段话，把评论和个人描写糅合在一起。弗雷德丽卡对于诗歌的评论写得很好，她把马拉美的心灵语言之花和劳伦斯的情色拟人文学放在一起对比，她还提到，与一个没有母语、文化“根源”已被割断的人交谈时，她感到十分震惊。关于“根”的隐喻让她打了个寒战，所以，在文章里面，她把“根源”替换成了“纽带”。她还描绘了他的讲座风格和朴素的房间。这就是访谈得到的结果。

她又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波特女士：

我觉得我必须写信告诉你，你在《剑桥评论》的文章中提到我的个人生活，让我深感不快。如果我知道你打算采用这种风格写作，我就会只谈论诗歌的技巧问题，你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非常得体。

拉斐尔·费伯

弗雷德丽卡把这封信拿给艾伦和托尼看。她很生气。“我写的都是人尽皆知的事。人们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我之所以写那些东西，是因为我钦佩他。”

“就是这样，”托尼说，“人们会跟你说一些话，却讨厌你把那些话发表出来。”

“那我怎么办？”

“等待。”艾伦说。

“等什么？他讨厌我了。”

“至少他认识你了。”

她还是经常去安德森阅览室。她看着他工作，自己也读了不少书。他去喝咖啡或吃午饭的时候，会从她身边经过，她对他微笑，但他都没有回应，也没有表现出认识她的明显迹象，她并不感到惊讶，却很伤心。有一次，她断定他要过一刻钟才回来，她站起来，走过去看看他在读什么。意义不大。桌子上有几本希伯来语书和几本希腊语书，有马拉美书信集合、里尔克89书信集，还有一本《杜伊诺哀歌》（这本不是图书馆里的）。他的笔记就像他借给她的那首诗，黑色的字体写在白纸上，优美、小巧又清晰。有几行是希腊文，有几行是希伯来文。比较有人性化的，是在一张纸底部画了一系列小图画，有花瓶、罐子、瓶子、骨灰盒，有胖的，有高的，也有矮矮胖胖的。在小图画的上面写着“具体普遍性”几个字。对弗雷德丽卡来说，拉斐尔的笔迹是有魔力的。信封上的字曾经让她吓了一跳，而这里的笔记，一行又一行，看起来却非常舒服。拉斐尔静静地走到她身后，冷冰冰地小声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把手收回来，仿佛被纸刺痛了。

“很抱歉。我突然想知道你在读什么。我想知道……我在思考你的诗，突然想知道……这样很不好，我知道。”

“阅读和写作也是个人隐私，波特小姐。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我很抱歉。”

“有什么收获吗？”

“我看不懂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语。我不知道‘具体普遍性’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慢慢想吧，”他坐下来，“想明白了，一定要告诉我。”

“那篇采访，费伯博士……我……我主要因为钦佩您……”

“请你肃静。”拉斐尔的桌子上有一条标识——“肃静！”他看着他的书，“都过去了，波特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