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岁时，六岁的哥哥开始上学，接下来的两年间，我们之间日趋紧张、好恶参半的同伴关系渐渐缓和。我摆脱了我们之间的对抗，摆脱了他力气强过我的压迫；我整天拥有帕慕克公寓和母亲的全心关怀，于是变得比较快乐，感受到孤独的乐趣。

我趁哥哥上学时取来他的冒险漫画，根据我所记得的他曾给我读的故事,“读”给自己听。一个温暖愉快的下午，我被安顿去睡午觉，却发觉自己精力旺盛睡不着，于是翻开一期《汤姆?米克斯》，不一会儿，我感觉我被母亲称之为“鼻鼻”的那玩意儿硬了起来，我正在看一张半裸的“红番”照片，一条细绳缠在他的腰上，一条平滑的白布像面旗子垂挂到他的腹沟处，布中央画了个圆圈。

又一天下午，当我穿睡衣盖上被子躺在床上，同跟着我已有好一阵子的小熊说话时，我也同样有硬起来的感觉。怪的是，这件神奇的怪事——虽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我却不得不隐瞒——就发生在我才跟我的小熊说“我要把你吞掉!”之后。并非我对这只熊有任何深刻的眷恋，我几乎随心所欲就能制造同样的效果，只要再说一遍同样的威胁之词。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正是这句话：“我要把你吞掉!”我明白的意思不仅是吞食，而且是消灭。后来我才晓得，波斯古典文学中的“地物”——那些拖着尾巴的可怕怪兽，跟妖魔鬼怪有关，细密画中经常可见——在以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语讲述的故事中化身为巨人。我心目中的巨人形象来自土耳其经典史诗《阔尔库特老爹》的删节本封面，这个巨人跟红番一样身体半裸，对我来说仿佛是世界的主宰。

我的伯父大约在同时期买了一部小型放映机，假日里他去照相馆租短片，有卓别林、迪士尼、劳莱与哈代。他郑重其事地取下我祖父母的肖像，就在壁炉上方的白墙上放映影片。在伯父永久珍藏的影片当中，有一部他只放映过两次的迪士尼电影——为了我而安排的短暂演出。影片主角是一个单纯、笨重、迟钝的巨人，身材跟一栋公寓那样大。他把米老鼠追到井底，单手一扫，将水井拔离地面，像拿起杯子似的喝井水，米老鼠掉进他嘴里时，我便用尽力气大喊大叫。普拉多美术馆有幅戈雅的画，标题是“萨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画中的巨人咬着一个他抓在手上的人类，这幅画至今仍使我害怕。

某天下午，我正像平常那样威胁我的小熊，但也给予它某种奇异的怜悯，此时门开了，内裤拉下、“鼻鼻”硬挺的我被父亲逮个正着。他关门比开门时轻一点，而且（就连我都看得出来）表现出某种尊重。在此之前，他回家吃午饭并稍事休息的时候，总是进来吻我一下再回去工作。我担心自己以此取乐是否错了，甚至比做错事更糟：就在此时，取乐的想法蒙受了毒害。

在我父母某次很长时间的争吵过后，我的顾虑得到证实，当时我母亲已经离家，来照顾我们的奶妈正在给我洗澡。她用无情的语气训斥我“像狗一样”。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六七年后进初级中学读书时，才发现这些反应并不稀奇。

在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一人拥有这种邪恶神力的漫长岁月里，把它藏在我的另一个世界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我的乐趣和我内心的邪恶得以自由驰骋。当我只因纯粹无聊而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我便进入这个世界。逃入我瞒着大家的这个世界很容易。我在祖母的客厅假装自己置身一艘潜水艇里。我才第一次去了电影院，看凡尔纳小说改编的《海底两万里》——当我坐在布满灰尘的皇宫电影院看电影时，让我最害怕的是电影的无声。狂乱且引发幽闭恐惧症的摄影技巧，昏暗黑白的潜水艇内部，都让人不得不从中发现我们家的影子。我年纪太小，读不懂字幕，但运用我的想像力填补空缺并不难。（即使后来我能把书读得很好，最重要的也不是去“读懂”，而是用合适的幻想补充其内涵。）

“腿别摇来晃去，你让我头晕。”在我显然沉浸在自己精心设计的白日梦里时，祖母便这么说。

我的腿虽停止摇晃，但白日梦里的飞机依然在她抽烟的烟雾中飞进飞出。过一会儿，我进入森林，林中有许多之前我在地毯上的几何图形中分辨出的兔子、树叶、蛇和狮子。我让自己投身于漫画里的冒险，骑马，放火，杀人。我的一只眼睛随时对屋里的声响提高警觉，我会听见电梯的门关上，在我的思维还来不及回到半裸的“红番”时，我注意到我们的管家伊斯梅尔已来到我们的楼层。我喜欢放火烧房子，用子弹扫射着火的房子，钻过我亲手挖的地道从着火的屋子逃出去，慢慢杀死被我困在窗玻璃和充满烟臭味的纱窗帘之间的苍蝇——掉在电暖器上方排孔板的它们，是终为罪行付出代价的歹徒。

四十五岁之前，每当我飘浮在美好的半梦半醒状态中，我便以想像自己杀人来自娱自乐。我要向我的亲人——有些人确实很亲，比如我哥哥——还有许多政治人物、文艺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虚构的人物表示歉意，他们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单中。我常犯的罪还有一个：我会对一只猫极尽宠爱，却又在绝望之时狠狠揍它，大笑一阵摆脱绝望后，我又为此羞愧不已，便赐予这只可怜的猫更多爱。二十五年后的某天下午，当时正在服兵役的我看着一整连的人吃过午饭后待在福利社里闲聊或抽烟，审视这七百五十位几乎一模一样的军人，然后想像他们身首分离。就在我透过福利社的蓝色烟雾，凝视他们血淋淋的食道时，一位军中同胞开口说:“别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够了。”

对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亲一个。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气时我扯下它惟一的眼睛，它因为胸腔里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来越多而逐渐变瘦。或者我会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运动员，按他头上的钮就会踢腿——这是我的第三个足球员，因为前两个在我两次情绪激动时弄坏了，如今这一个也被我弄坏，不知道我那受伤的足球员是否在他的藏身处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于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们的女仆哈妮姆说她在隔壁屋顶看见了貂——她用的语调跟她在谈神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些时候，我会突然听见父亲

说:“你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二十五库鲁。”

我拿不准该告诉他整件事还是该稍作修改，或干脆扯个谎，于是沉默不语。一会儿，他会笑着说:“现在太晚了——你应该马上告诉我的。”

我父亲是否也在另一个世界待过?多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怪游戏就是所谓的“白日梦”。因此我父亲的问题总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于避开纷扰的思绪，于是回避他的问题，将它抛诸脑后。

保守着第二个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动自如。当我坐在祖母对面，一道光束穿透窗帘——犹如夜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打出探照灯——只要直盯着光束，眨个眼，我就能让自己看见一个红色太空船队飘过身边。之后只要我喜欢，就能随时唤来相同的舰队，然后回到真实世界，就像某人离开房间时关掉身后的灯（一如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随手关灯）。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交换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种生活，超越博物馆里的房间、走道、地毯（我多么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边那些喜欢数学和填字游戏的实证主义男人们，假如我觉得这栋幽暗、杂乱的房子禁锢了我，对任何与性灵、爱、艺术、文学甚或神话沾上边的东西加以否决（虽然我的家人后来并不承认），假如我时而逃入另一个世界避难，那不是因为我不快乐。情况远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岁那几年，我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孩子，体会到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爱，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水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葡萄干（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爽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部。街上发生小规模交通事故，引来骑马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但说实话，我的眼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奶酪面包、奶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处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

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