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我已经再也没有欲望了？”波尔不信地问道。

“没有多少了。”他说，“你恐怕也是如此。”他又说了一句，“别跟我说不是，我也有记忆力。”

“但是你错了！”波尔说，“你错得太严重了！这是个可怕的误会！我没有变！”

他知道她在撒谎，但是这不仅仅是对他，肯定也是对她自己。

“不管怎样，我变了。”他平声静气地说，“一个女人，也许不同，可是一个男人，不可能对同一个躯体有无限的欲望。你和过去一样漂亮，可你对我来说已经太习以为常了。”

他焦虑不安地打量着波尔的面部，想尽量对她笑一笑。她没有哭泣：像是被惊瘫了。她费力地嗫嚅道：

“你再也不到这儿睡觉了？你现在跟我说的确实是这话吗？”

“对。可这不会产生多少差别……”

她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她惟独接受自己对自己编造的谎言。无论是和风细雨，还是采取强制手段，要她正视事实确难做到。

“走吧，”她并不生气地说。“走吧。”她重复道，“我需要一个人呆着。”

“让我给你解释清楚……”

“求求你！”她说，“走吧。”

他站起身：“随你吧。我明天再回来，我们一起谈谈。”他说。

她没有答腔。他关上门，在楼台上呆了一刻，听听有否哭泣、跌落或动手的声响，但是一片寂静。亨利下楼时，想到了被送去进行活体解剖前被割断声带的狗：它们的痛苦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总要比听着它们狂吠好受一些。

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直没有交谈：波尔假装忘了他俩的那场谈话，亨利也不愿旧事重提。“我无论如何要把若赛特的事跟她谈谈，但用不着马上讲。”他思量着。他每天都在那间淡绿色的房间过夜。这是一个个十分醉人的夜晚，但是他每天起床时，若赛特从不试图挽留他。签约的那一天，他俩原来说定要一直呆到午后，没料到她两点钟就离开他，去了美发厅。是慎重？还是淡漠？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赋予，只慷慨奉献自己躯体的女人，要衡量其真情实感谈何容易。“我呢？我是否已经开始迷恋上她了？”他自问道，一边茫然地看着圣奥诺雷区的玻璃橱窗。他感到有些心慌意乱。去报社还太早。他拿定主意，先去“红酒吧”坐坐。过去，每当他要打发时间，总是去那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踏进那家酒吧间的门槛了，但里面毫无变化。樊尚、拉舒姆、塞泽纳克都坐在他们平常坐的那张桌子边。塞泽纳克也仍旧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见到你真高兴！”拉舒姆咧嘴一笑，说道，“你是开小差儿了吧？”

“多少有点儿。”亨利落了座，要了一杯咖啡，“我也想见到你，可不仅仅是为了高兴。”他似笑非笑地说，“倒是想跟你谈谈我的想法：上个月发的那篇有关迪布勒伊的文章，真卑鄙。”

拉舒姆面孔一沉：“对，樊尚跟我说过你反对。可反对什么？费科说的许多事情是真的吧，不是吗？”

“不对！那幅画像的总体错到那个程度，以致没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迪布勒伊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哎哟，算了吧！你不记得了！一年前，也在这同一张桌子上，你给我解释你、你的伙伴，迪布勒伊和我应该携手合作。可你发表那种卑鄙玩艺儿！”

拉舒姆以责备的神态看着他：“《铁钻》可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你的文章。”

“快了！”亨利说。

“你明明知道不会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刻，以那种方式攻击迪布勒伊？”亨利问道，“你们的其他一些报纸对他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可突然，你们无缘无故针对一篇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文章，开始对他进行粗鲁的侮辱！”

拉舒姆犹豫了一下：“对。”他说，“时机选得不对，我也承认费科太过火了些。可是应该理解！那个老家伙，处处抬出他那毫无价值的人道主义，让我们厌恶透了。在政治方面，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怎么碍事；可作为理论家，迪布勒伊能说会道，有可能影响年轻人，他向他们出些什么主意？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古老道德标准融成一体！得承认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这种东西！资产阶级道德标准必须彻底清除。”

“迪布勒伊所捍卫的东西有别于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亨利说。

“他口头上是这么宣称，可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蛊惑力。”

亨利耸耸肩：“我不同意。可不管怎样，为什么不谈你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而非要把迪布勒伊当作资产阶级的走狗呢？”

“如果想让人们明白，就不得不说得简单一点。”拉舒姆说。

“算了吧！《铁钻》面向知识分子，他们完全可以明白。”亨利不快地说。

“啊！那文章又不是我写的。”拉舒姆说。

“可你接受了。”

拉舒姆声音骤变：

“你以为我干的全是我乐意干的事情？我刚刚跟你说过时机选择得不合适，依我看，费科也太过火了。我认为跟迪布勒伊这样的人应该论战，而不该侮辱。如果杂志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我的伙伴肯定会这样做的……”

“那再也不是一份你能畅所欲言的杂志了？”亨利微微一笑，问道。

“谈不上了。”

出现了片刻沉默。亨利打量着拉舒姆：

“我知道什么叫纪律。但是，既然你不同意，却还留在《铁钻》杂志，你不感到痛苦？”

“我想我留在那儿比别人在那里要更强一些。”拉舒姆说，“他们让我留多久，我就呆多久。”

“你认为他们不会让你呆下去吗？”

“你知道，共产党不是革命解放联合会。”拉舒姆说，“如果两股力量对峙，失势的一方很容易受到怀疑。”

他的话中多少隐含着苦涩。亨利不禁问道：“告诉我，你那么怂恿我加入共产党，看来你也许就要退党了。”

“我知道有些人正等着我这样做！那帮知识分子，是一大篓螃蟹，互相乱咬。”拉舒姆摇摇头：“尽管如此，我决不退党。有时我真恨不得一走了之。”他补充道，“谁都不是圣人。可是可以学会忍耐。”

“我感到永远都学不会。”亨利说。

“你说这话。”拉舒姆说，“但是倘若你坚信党在总体上做的是对的话，那么你就会认为与那些有关的事情相比，你个人的琐事实在无足轻重。你理解，”他激动说，“有一件事情我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惟有共产党人做的是有益的工作。如果你愿意，就蔑视我吧。我什么都可以忍耐，就不愿意一走了之。”

“噢！我理解你！”亨利说。他心里想：“真正正直的到底是谁？我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是因为我赞同它的路线，但是我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行动很可能流于失败。拉舒姆以实际效果为目的，接受他不能苟同的方式方法。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左右他自己的任何行为，这是行动本身所决定的。”

他站起身：“我上报社去了。”

“我也去。”樊尚说。

塞泽纳克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我陪你们一块儿走。”

“不用，我有事要和佩隆谈。”樊尚毫不客气地说。

当他俩推开酒吧的门时，亨利问道：“塞泽纳克的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他说在搞翻译，可谁也不知道翻译些什么。他吃住都在朋友家，眼下，他正睡在我家。”

“当心点儿。”亨利说。

“当心什么？”

“吸毒的家伙危险。”亨利说，“他们会六亲不认。”

“我又不疯。”樊尚说，“他什么底细都不了解。他挺惹我喜欢。”他又补充了一句，“跟他，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让人绝望透了。”

他们默默无语地往街道下方走去。亨利问道：

“你真有事要跟我说吗？”

“对。”樊尚搜索着亨利的目光，“听说你的那个剧本10月份要在第46演出厅演出，小贝洛姆要一举成为明星，确有其事？”

“我今晚就跟维尔侬签约。你问这事干什么？”

“你肯定不知道贝洛姆母亲被剃过一次光头，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在诺曼底有个城堡，在那里接待过许多德国军官，跟他们睡觉，那个小的十有八九也睡过。”

“你为什么来跟我谈这些闲话？”亨利问道，“你打从什么时候起当起警察来了？你以为我爱她母女俩吗？”

“不是什么闲话。有确凿的材料，是我的几个伙伴亲眼所见：有信，有照片，一个小伙子闹着玩，全都收了起来，心想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用场。”

“你也看到了？”

“没有。”

“肯定的。不管怎样，我不在乎。”亨利气愤地说，“这跟我无关。”

“要阻止混账们重新掌握国家大权，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这跟我们人人有关。”

“到别的地方教训人去吧。”

“听着，你别生气。”樊尚说，“我只想先通知你一声，贝洛姆母亲已经是个目标，大家都在监视着她，要是你为了她那种贱货惹一身骚，那就太愚蠢了。”

“别为我担忧。”亨利说。

“得了。”樊尚说，“我是想让你心中有数，没有别的意思。”

他们默默地走完了余下的路程。但是亨利的胸口总是堵着那个声音，它在不停地回响：“那个小的也睡过。”整整一个下午，这声音强烈地反复回荡。若赛特几乎招认过她母亲曾不止一次出卖了她，再说，亨利期待从她那儿得到的，只是再共度几个夜晚，也许仅仅几夜而已。然而，在那永无休止的晚宴上，见她一副娇滴滴的讨好劲头、对维尔侬频频微笑时，亨利简直坐立不安，真恨不得单独对她好好审问一番。

“这下您高兴了吧？已经签约了！”吕茜说。

那衣裙和首饰就像头发似的，对她是那样贴身，仿佛她生来就穿着这种印有阿玛丽莉字样的裙服，穿着它睡觉，也将穿着它了却一生。一绺金发像波浪似地夹在她那乌黑的云发间，亨利着迷地凝望着她：要是她顶个光头，该会是怎么一个丑模样！

“我很高兴。”

“杜杜尔会告诉您的，一旦我操办一件事，别人尽可放心。”

“噢！这是位非凡的女子。”杜杜尔静静地说。

克洛蒂向亨利保证，杜杜尔这个正式情夫为人极为正直。果然，此人一头银发，五官端正，表情平静，此副尊容只有在非同一般的无赖当中方可见到。这类家伙相当富有，可以赎买自己的良心，也许他的正直是按自己的标准而定的。

“您转告波尔，她没有来，太不应该了！”吕茜说。

“她真的太疲乏了。”亨利说。

他对若赛特欠了欠身子，告辞要走。所有的女人都身着黑色服装，首饰熠熠发亮。若赛特也一身黑色，整个身子仿佛被偌大的一团头发压塌了似的。她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向他伸过手来。整个晚会期间，她一举眉，一眨眼，无不表明她表面的那股漠然神情纯粹是虚假的。虚伪对她来说就那么轻而易举？夜里，当她赤裸着躯体，她是多么纯朴，多么直爽，多么诚实。亨利心中交织着温情、怜悯和厌恶的复杂情感，思忖着那些材料里是否也有她的照片。

近几天来，出租汽车又可以自由行驶了，哑女广场就停了三辆，亨利租了一辆前去蒙特马尔。他刚要了一杯威士忌酒，若赛特便一屁股坐到了他身边的一把座位很深的扶手椅里：“维尔侬真热心。”她说，“他还是个同性恋者。我真有运气，这样他就不会缠着我了。”

“别人缠着你的时候你怎么办？”

“看情况，有时就难办了。”

“大战期间，德国人没有过分缠你吗？”亨利尽量保持自然的口气问道。

“德国人？”就如他已经见过那次一样，她脸色霍地发红，从胸口一直红到头发根：“你问我这些干什么？别人跟你乱扯了些什么？”

“说你母亲在她诺曼底的城堡里接待过德国人。”

“城堡被强占了，可那又不是我们的过错。我知道村里的一些流言蜚语，因为他们恨妈妈；她也是活该，她对人很不客气。但是，她没有干过任何肮脏的事情，跟德国人一直保持距离。”

亨利微微一笑：“即使情况不是这样，你也不会对我直说的。”

“噢！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她神情悲切地看着他，双眼蒙上了一层泪水。他颇为震惊，想不到自己对这张美丽的脸庞竟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你母亲要经营她的时装店，再说她又无所顾忌，她也许会想办法利用你吧。”

“你到底想到哪里去了？”她神色惊恐地问道。

“我猜想你处事不慎，比如跟军官们出过门。”

“我待人以礼，仅此而已。我常跟他们讲话，时不时他们用车从村庄把我送回家里。”若赛特耸耸肩膀：“我对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你知道，他们很正派。我当时年纪小，对那场战争一点儿也不明白，一心希望早日结束，就这些。”她赶忙又补充道：“现在，我才知道他们和那些集中营是多么可怖，还有种种……”

“你知之不多，但这没关系。”亨利深情地说。在1943年，她年纪并不算太小：纳迪娜当时才十七岁呢。但是，她们俩无法相比。若赛特从小没有好的教养，得不到慈爱，谁也没有对她晓之以理。当她在村镇的小街上与德国军官相遇时，对他们过分亲热地报以微笑，然后又登上他们的汽车。事后，这足以引起村民们的愤慨。还发生过更严重的事情吗？她是否撒谎？她那么直爽，又那么虚伪：如何了解清楚？又有什么权利去了解？亨利突然反感地想。他为自己扮演警察的角色感到耻辱。

“你相信我吗？”她羞怯地问。

“我相信你。”他把她拉到自己身上。“再也别谈这事了。”他说，“永远也不谈了。我们回你那儿去。快回去。”

5月底，朗贝尔一案在里尔开庭审理。他儿子的出面无疑帮了他的大忙，此外，他可能也让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被宣布无罪。“对朗贝尔来说真太好了。”亨利得知判决后，心里想。四天后，朗贝尔正在报社忙着，有人从里尔给他打来电话：他父亲本该乘晚间的快车抵达巴黎，但他从车门里摔倒下来，伤势极为严重。事实上，一个小时后，众人得知他当场摔死了。朗贝尔几乎没吭一声，跨上摩托车走了。等他埋葬了父亲回到巴黎，便闭门不出，没有一点音讯。

“我得去看看他，下午就去。”憋了几天之后，亨利思量着。他曾试着给朗贝尔打电话，但白费气力，电话给朗贝尔切断了。“一种卑鄙的行径。”亨利反复思忖，一边并不信服地看着摊在桌上的材料。那人年纪已大，并不十分惹人喜欢，朗贝尔对他的怜悯也远多于爱。然而，亨利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此事不闻不问。那一判决，还有这次事故，真是命运多舛。他尽量集中注意力，去读那些打成铅字的材料。

“中午了，若赛特就要来到，这材料看来读不完了。”他在心底责备自己。卡拉干达、查兹库伊、乌兹别克，这些野蛮的地名，还有那些数字，无论如何也激不起他的兴趣。然而，他倒希望在下午会议之前掌握这些材料。实际上，他之所以对这些材料不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它们不甚相信。对斯克利亚西纳转交的材料应该相信几分呢？那个神秘的苏联官员确有其人吗？他真的专门逃出那座特大的红色监狱，以到处传播这些情况吗？萨玛泽尔肯定了这些材料，甚至声称已经查证过，但是亨利仍然表示怀疑。他翻了一页。

“咚咚。”

是若赛特来了，她身着一件白色的大衣，美丽的头发披撒在肩头，还不等她关上门，亨利便站了起来，把她搂到怀里。一般情况下，几个热吻之后，他旋即会沉浸在一个大大缩小的世界之中，周围一切全成了娇小的玩具，变得无足轻重；然而今天，这种变化比往常困难了一些，内心的忧虑感紧紧地缠绕着他。

“你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她快活地问，“你从来没有邀请我来，这下明白了，这里太不像样了。你的书放在哪里？”

“我没有书。我读完一部书，便借给朋友们，他们也不还给我。”

“我认为一个作家总是生活在摆满书本的四壁之中。”她以怀疑的神色打量着他：“你肯定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

他哈哈大笑起来：“反正我在写。”

“你刚才在工作？我来得太早了吧？”她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给我五分钟，然后就属于你了。”他说，“你想看看报纸吗？”

她扮了一个小小的鬼脸：“有社会新闻吗？”

“我以为你已经开始爱读政治性文章了呢。”他责怪地说，“没有？兴头已经过了？”

“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试着读过。”若赛特说，“可是那些句子在我眼底飞似的溜过去。我感到那玩艺儿与我毫不相干。”她满脸委屈地补充道。

“那就好好读一读邦杜瓦兹那位被活活吊死的人的故事吧。”他说。

诺里尔斯克、伊加尔卡、阿布萨卡契夫。这些地名还有那些数字毫无生气。他也一样，句子在他眼底飞似的溜过，他感到这一切与他毫不相干。这一切发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个世界是多么不同、多么难以评价。

“你有香烟吗？”若赛特低声问。

“有。”

“火柴呢？”

“这儿。你说话声音为什么这么低？”

“以免打扰你。”

他笑着站了起来，“我干完了。我带你上哪儿吃午饭呢？”

“去‘波罗米亚群岛’。”她果断地说。

“就是前天开张的那个极时髦的馆子？不，对不起，找个别的地方。”

“可是……我已经给我们预订了桌子。”她说。

“退掉很容易。”他把手伸向电话，她挡住了他：

“有人等着我们。”

“什么人？”

她垂下脑袋，他追问道：“谁等着我们？”

“这是我妈的主意，我得马上开始为自己做广告。有人提到了那家餐馆。她请了一些记者，给我搞一次小小的摄影记者采访，类似于‘作者正在与其表演者交谈……’”

“不，亲爱的。”亨利说，“你愿意让人拍多少照片都可以，可是不要带上我。”

“亨利！”若赛特两眼泪水汪汪，像个孩子似的想哭就哭了起来。亨利一时不知所措。“我专门让人制作了这件裙子，我原来是那么高兴……”

“既可以好好玩，又可以安安静静在里面呆着的餐馆多着哩。”

“可是那儿有人等着我们！”她绝望地说。她两只泪涟涟的大眼睛直盯着亨利。“哎，你真愿意为我做点事情吗？”

“可是，我亲爱的，你为我做点什么呢？”

“我？可是我……”

“对，你……”他乐呵呵地说。“可是我，我也……”

她没有笑。“这不一样。”她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女的。”

他还是笑呵呵的，心里想：“她言之有理，她总是有理：这不一样。”

“你对那顿午饭看得就那么重？”他问。

“你不明白！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要想成功，必须抛头露面，让人议论自己。”

“首先必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好好演，别人自然会称赞你的。”

“我想为自己赢得一切机会。”若赛特说。她脸色突然阴沉起来：“你以为我妈妈请求施舍是件有趣的事情？当我走进她的沙龙，她当着众人的面责问我‘你为什么穿木鞋’时，你以为我快活吗？”

“木鞋子又怎么了？很漂亮嘛。”

“在乡村穿着吃午宴很好，可在城市就太随便了。”

“我总觉得你是那么优雅……”

“因为你对此一无所知，我亲爱的。”她悲切地说。她耸耸肩膀：“一个没有成功的女人的生活，你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他把手放在她那柔嫩的手上：“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走，去‘波罗米亚群岛’餐厅，让他们给我们拍照吧。”他俩走下楼梯。她问道：

“你有小车吗？”

“没有。我们要辆出租车。”

“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小车？”

“你还没有发现我没有钱？你以为你拥有的鞋子还不是巴黎城最漂亮的吗？”

“可你为什么没有钱呢？”当他俩坐进出租车时，她问道，“你可要比妈妈和杜杜尔聪明。你是不爱钱吧？”

“谁都爱钱，可要真的弄到钱，那就非得爱钱胜于一切。”

若赛特思虑了片刻：“并不是我爱钱胜于一切，但我喜欢用钱买的东西。”

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也许我的剧本会让我们发大财，到时我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

“你还带我上漂亮的餐馆？”

“偶尔。”他快活地说。

花园里鲜花盛开，女人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男人们则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当他在这些男男女女的目光打量下向前迈步时，心里感到很不自在。玫瑰花丛，古老的椴树，阳光照耀的欢乐的水面，这美丽的景色令人心醉，然而他却仍然无动于衷，自问道，“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美吧，对吗？”若赛特兴意盎然地说，“我爱乡村。”她又补充了一句。她开口大笑，顺从的面容顿时变了模样。亨利也微微一笑：“很美。你想吃点儿什么？”

“我想只能要个柚汁，再要份烧肉。”她遗憾地说，“因为要保持身段。”

她身着一条绿色的布裙，裸露出嫩而又健美的双腿，显得十分年轻。她虽然一身时髦女郎的装束打扮，但实际上是多么自然！她渴望成功，渴望出人头地，一心想要穿好、玩好，这是很自然的。她有着巨大的优点，那就是直率地袒露她的渴求，而并不想弄清这种种欲望是高雅还是肮脏。即使有时撒谎，她也比从不说假话的波尔更加真实。波尔为自己编制的那份高尚的密码中有着许多虚伪的成分。亨利想象着波尔对他这般轻浮、奢侈表示抵触时的傲慢面孔，想象着迪布勒伊诧异的微笑和安娜惊骇的目光。当这场答记者问和这些照片见报时，他们一个个准会神色惊恐地直摇头。

“确实，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像苦行僧。”他心里想，“我自己也包括在内。这是因为我们讨厌别人公开显示我们的特权。”他本想躲避这次午宴，以免承认自己有能力享受。“然而在‘红酒吧’，跟朋友们在一起时，晚会上挥霍多少钱，我都从不计算。”

他朝若赛特俯过身子：“你高兴吗？”

“噢！你真好！”她说，“只有你。”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类幼稚而不该提起的话题报以如此微笑。可怜的若赛特！她笑的机会并不很多。“女人总是不快活。”他望着她，心里想。他与波尔的历史正接近可怜的尾声，至于纳迪娜，他一直不知该给她些什么。若赛特呢，……也许这不一样。她希望成功，他也许能助她成功。她向正朝前走来的两位记者和蔼地一笑。

两个小时后，当出租汽车把他送到朗贝尔的大楼门前时，纳迪娜正从大门往外走。她朝他亲热地笑了笑，她一直认为自己在两人的艳史中掌握着主动权，所以对他始终十分友好。

“嗬！你也来了！可爱的孤儿，关心他的人多了！”

亨利带着几分愤懑瞪了她一眼：“这事没有特别好笑的。”

“那个老混蛋死了，对他有什么关系？”纳迪娜说。她耸耸肩膀：“我完全知道我的角色应该是扮演慈悲的嬷嬷，给人安慰，可是我不会。今天我打定了从善的主意，可伏朗热又来了。我便走了。”

“伏朗热在上面？”

“对。朗贝尔常见他。”她回答道，那漫不经心的口吻，亨利简直无法辨别其中是否隐藏着险恶用心。

“我还是上去。”亨利说。

“我祝你快乐。”

他慢慢地登上楼梯。朗贝尔常与伏朗热见面：他为什么没有对他讲呢？“他害怕我对此事生气。”他思忖，事实确实如此，他对此极为气恼。他揿了门铃。朗贝尔朝他淡然一笑，不见一丝欢乐劲儿。

“啊！是你？真客气……”

“多么愉快的巧合。”路易说，“已经几个月没见面了！”

“几个月了！”亨利朝朗贝尔转过身子。朗贝尔身着一套法兰绒西服，翻领上缀着一道黑纱，一副失去父亲的孤儿模样。这套西服，朗贝尔先生欣赏的也许是古典美。“这些天，你也许没有多大心思出去走动走动。”他说，“但是，今天下午在迪布勒伊家有个重要会议。《希望报》要作出有关决定，我很希望你同我前往。”

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朗贝尔，可是他希望能让他从痛苦的冥想中摆脱出来。

“我的心思在别的地方。”朗贝尔说。他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声音阴郁地说：“伏朗热肯定我父亲不是死于事故。他是被推下去的。”

亨利一惊：“推下去的？”

“车门不会自己打开。”朗贝尔说，“他刚刚被宣布无罪，也不会自杀的。”

“你不记得发生在里昂和瓦朗斯之间的莫利纳里事件？”路易问道，“还有佩拉尔事件？他们都是被刚刚宣布无罪不久，从火车上掉下去摔死的。”

“你父亲年迈体弱，”亨利说，“审判时又激动，也许伤了脑子。”

朗贝尔摇摇头：“我一定要弄清是谁下的手！”他说，“我会弄清的。”

亨利的双手在抽搐，八天来一直缠绕着他的，正是这份怀疑。“不！”他暗自在心中祈求，“不是樊尚干的！不是他，也不是别人！”莫利纳里、佩拉尔，他根本无所谓。也许朗贝尔老先生跟他们一样混账。但是，铁路道渣上那张鲜血淋淋的脸，那张闪烁着两只惊人的蓝眼睛的蜡黄的脸，异常清晰地显现在他的眼前。无论如何应该是场事故。

“法国有不少杀人团伙，这是事实。”路易说，接着站起身子：“这不愿平息的仇恨是多么可怖！”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以令人心动的声音说道：“最近哪个晚上，到我家来吃顿饭。我们相互间从不照面，这太愚蠢了。我有一大堆事情要跟你谈。”

“我一有空暇就去。”亨利搪塞道。

当路易关门离去后，亨利问道：“里尔那些日子很难熬吧？”

朗贝尔耸耸肩：“人家杀了您的父亲，要是您心绪不宁，便说您没有男子汉气概！”他声音中充满积恨说，“管它呢！我承认这给了我极大的打击！”

“我理解！”亨利说，继而微微一笑：“那些男子汉气概的说法，全是女人家的念头。”

朗贝尔对他父亲抱以何种感情？他只承认怜悯之情，也流露出忌恨，但其中无疑也交织着崇敬、厌恶、尊重和失望的爱。不管怎么说，那人对朗贝尔来说曾经是举足轻重的。亨利以最亲切的声音说道：

“别老是这样闷着自我折磨。打起精神来，跟我走，那会引起你的兴趣，对你有所帮助的。”

“噢！不管怎样你都有我一票。”朗贝尔说。

“我喜欢的是你的看法。”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声称一个从苏联来的高级官员给他带来了耸人听闻的情报，当然对苏联制度是很不利的。他向萨玛泽尔建议，请《希望报》、《警觉》杂志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宣传这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到底有何价值？我手头倒有几份零碎材料，但没有办法作出评价。”

朗贝尔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啊！这，我感兴趣！”他说，他猛地站了起来。“我对此很感兴趣！”

当他俩跨进迪布勒伊的书房时，他正单独与萨玛泽尔谈话。

“您要知道，抢在别人之前发表这些材料，这可会引起轰动！”萨玛泽尔说，“最近一个五年计划产生于3月份，大家对此几乎还一无所知。特别是劳改集中营的问题，定将引起舆论界哗然。要知道这个问题早在大战前就已有人提出过，我本人所属的那一派对此尤为关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未能引起多少反响。如今，任何人都不得不对苏联问题表明态度，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澄清这一问题。”

与此粗壮、低沉的声音相比，迪布勒伊显得细声细气：“凭经验而论，这类材料双倍地可疑。首先因为控诉者在他所谴责的制度下苟活的时日甚久；其次因为一旦他摆脱了这个制度，就无法指望他对自己的攻击掌握分寸。”

“对此人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亨利问。

“他名叫乔治-佩尔托夫，原是塔布里乌卡农业学院院长……”萨玛泽尔说，“一个月前，他从德国的苏联管辖区逃到西方控制区。他的身分已经完全查清。”

“可他的秉性没有查清。”迪布勒伊说。

萨玛泽尔不耐烦地一摆手：“不管怎样，您已经研究了斯克利亚西纳交给我们的材料。俄国人自己也承认确实存在劳改集中营和行政拘禁所。”

“这不错。”迪布勒伊说，“可是这些集中营里有多少人？这是问题所在。”

“我去年在德国时，”朗贝尔说，“有人传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关的人绝没有苏联解放以后那么多。”

“在我看来，一千五百万是个十分保守的推测数字。”萨玛泽尔说。

“一千五百万！”朗贝尔重复了一遍。

亨利感到一阵恐慌升腾而起，涌上喉间。他已经听人说过这些集中营，但没有放在心上，传说的东西多着哩！至于这份材料，他浏览了一番，心里并不信服。他怀疑斯克利亚西纳。纸头上，那些数目似乎跟那些听起来怪里怪气的名字一样，纯属虚构。但是，这位俄国官员确实存在，迪布勒伊严肃对待此事。不闻不问，这样做确实简单，但这无助于对现实作出判断。他刚才跟若赛特在“波罗米亚群岛”餐厅时，天青日晏，他曾感到过几分内疚，但轻而易举便化为乌有。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遭受压迫、饥饿和残害。

斯克利亚西纳快步走入房间，大家的目光刷地全都投向跟在他身后的那位陌生人。此人银灰色的头发，双目炯炯有神，宛若两个乌黑闪亮的煤球，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俨然一个先天的瞎子，两道炭画似的浓眉拧在一起，正下方是一只尖尖的鼻子，他身材高大，穿着无可挑剔。

“我的朋友乔治。”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暂时就叫他这个名字。”他向四周扫了一眼，“这地方绝对安全？我们的谈话没有被偷听的可能吧？谁住在楼上？”

“一个十分善良的钢琴教授。”迪布勒伊说，“楼下的人度假去了。”

对斯克利亚西纳这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亨利第一次没有心思去笑。他身边这个高大阴沉的身影给整个场面陡添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庄严气氛。大家全坐了下来。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乔治可以讲俄语或德语。他身上带着一些材料，马上给诸位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和说明。在他所揭露的令人惊悸的问题中，劳改集中营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他先谈这个问题。”

“让他用德语讲，我来翻译。”朗贝尔连忙说。

“随你们。”斯克利亚西纳用俄语讲了几个字，乔治点点头，但那副面容没有任何变化，他仿佛被一股痛苦而难以磨灭的积恨推入了麻木的境地。突然，他开口讲了起来，目光仍然直勾勾地射向出现在他心底的那些在世间并不真正存在的幻影。然而，在他那死一般的嘴中却传出了富有色彩和激情的声音，显得冷漠而又悲怆。朗贝尔两眼直盯他的双唇，仿佛在解读聋哑人的语言。

“他说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劳改集中营的存在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因此不要幻想哪一天能彻底清除。”朗贝尔翻译道，“苏联的国家投资规划要求物资有盈余，这只能由超量的劳动来提供。如果自由工人的消费低于一定水平，生产力就可能相应地降低。因此，便有组织地着手创建一个次无产阶级阶层，付出最大限度的劳动，获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种调节措施只能在集中营中才付诸实施。”

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在书房里，谁也没有动弹一下。乔治继续往下说，朗贝尔又将那悲怆的声音转化成话语：“惩罚性劳动早在制度建立之初就已存在，但直到1934年，NKVD①才被赋予了权利，可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决定为时不超过五年的劳改监禁；若超过这一年限，就有必要先进行审判。1940年至1945年间，劳改集中营有一部分全走空了，许多囚犯被编入军队，其他一些人活活饿死了。但近一年来，劳改集中营重又人满为患。”

①NDVD：（前苏联）劳改集中营。

此时，乔治在摊在面前的纸上指着一些地名和数字，朗贝尔逐一翻译。卡拉干达、查兹库伊、乌兹别克。这不是一些词，而是一块块冰天雪地的草原、沼泽，一处处破烂不堪的木棚。在这里，男男女女每日劳动长达四个小时，换取六百克的面包。他们有的冻死，有的累死，还有的身染坏血病、痢疾而丧命。一旦谁过分虚弱而无法干活，便被关进一些医院，有组织地让他们在那儿活活地饿死。“可这是真的吗？”亨利反感地在思量。乔治很可疑，苏联那么遥远，传说的东西何其多！他看了看迪布勒伊，只见他铁板似的面孔没有任何表情。迪布勒伊选择了怀疑这一招。怀疑，这是本能的防御，但对此也不应该过分信赖。传说的所有事件中，总有一些是真实的。在1938年，亨利曾怀疑大战迫在眉睫；在1940年，他又怀疑瓦斯房的存在。乔治肯定夸大事实，但是也可以肯定他所说的并非全是他凭空捏造。亨利打开厚厚的材料，放在膝上。几个小时前他漫不经心浏览的一切突然间产生了可怕的意义。里面有译成英文的官方文件，这些文件承认了劳改集中营的存在。若不是出于恶意，谁也不可能全盘否认或来自美国观察家，或源自落入纳粹分子魔爪、后又身陷苦役犯监狱的流亡者的证词。确实无法矢口否认：在苏联，也有人在极度地压迫另一些人！

当乔治说完话，出现了一阵久久的沉寂。

“您心甘情愿、自然而然地从知识分子那儿接受了精神专政的思想，”斯克利亚西纳说，“但是，有组织地对人、对所有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您能容忍吧？”

“依我之见，答案是不容置疑的。”萨玛泽尔说。

“我请您原谅，对我来说还存在着疑问。”迪布勒伊冷冷地说，“我既不明白您的朋友为什么要逃出国外，也不明白他又为什么与他在我们面前大加谴责的那个制度合作了那么长时间。我猜想他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但是我不愿冒险去支持一次反苏阴谋。再说，我们也没有权利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名义对您作出回答：领导委员会只出席了一半。”

“如果我们同意，一定能在领导委员会通过。”萨玛泽尔说。

“您怎么还能犹豫！”朗贝尔气得满脸透亮，“哪怕他说的只有四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也应该动用一千只高音喇叭立即呐喊。您不知道什么叫集中营！不管是俄国的，还是纳粹的，完全是一回事儿。我们与一些人斗争并不是为了怂恿另一些人……”

迪布勒伊耸耸肩：“不管怎样，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仅仅要在今日之法国影响人们对苏联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与我们有着直接的关系。”朗贝尔说。

“不错，但是若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就贸然卷入，我们会铸成大错的。”迪布勒伊说。

“换句话说，您怀疑乔治的话？”斯克利亚西纳问。

“我并不把它当作《福音书》而确信无疑。”

斯克利亚西纳拍了拍桌上的材料：

“所有这一切，您怎样处理？”

迪布勒伊摇摇头：“我认为任何事实都没有得到认真查证。”

斯克利亚西纳连珠炮似的讲了一通俄语，乔治不动声色地对他作了回答。

“乔治说由他负责给你们提供确凿的证据。请派一个人去西德，那儿有些朋友可给你们提供有关苏联管辖区内集中营的确切情况。此外，在德意志帝国档案中找到了德苏条约签订后由苏联提供的某些文件，这些文件列举出了一些数字，你们可以设法一阅。”

“我去德国。”朗贝尔说，“立即动身。”

斯克利亚西纳以赞许的目光看了看他。

“行前先来见我一次。”他说，“这是一项微妙的使命，必须认真准备。”斯克利亚西纳朝迪布勒伊转过身子：“如果我们给您送上您所要求得到的证据，您能下决心揭露吗？”

“把你们的证据送来，委员会当会作出决定。”迪布勒伊不耐烦地说，“眼下，这一切纯属闲谈。”

斯克利亚西纳站了起来，乔治也跟着起身。“我请诸位对我们刚才的谈话绝对保密。乔治一直要求跟你们见见面。但是，你们想象得出巴黎这样一座城市威胁着他的是何种危险。”斯克利亚西纳说。

他们全都点头，那神态令人放心。乔治僵硬地弯了个腰，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跟着斯克利亚西纳走了。

“我对推迟表示遗憾。”萨玛泽尔说，“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无可置疑。我们可以立即摘录发表这一材料，这已足以造成舆论。”

“造成反对苏联的舆论！”迪布勒伊说，“我们现在特别应该避免的，正是这一点！”

“但是可以利用这一行动的不是右派，而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它十分需要！”萨玛泽尔说，“自大选以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还继续想持骑墙态度，革命解放联合会就要完蛋。”他激烈地补充道，“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们打定主意加入共产党。也有许多人将由于恐惧心理而投入反动派的怀抱。对于前者，我们无可奈何。可对于后者，如果我们公开攻击斯大林主义，答应重新组建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左派，我们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滑稽的左派，在反共的纲领下搜罗反共分子！”迪布勒伊说。

“您是否知道将导致何种后果？”萨玛泽尔气恼地说，“倘若继续这样下去，两个月后，革命解放联合会就会成为一个受共产党人束缚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它将受到共产党人的蔑视和摆布。”

“谁也不能摆布我们！”迪布勒伊说。

亨利迷迷糊糊地听着这些激动的声音。对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眼下他不屑一顾。乔治所说的到底有几分实情，这才是问题之所在。除非他讲的全是谎话，不然，从今以后就难以像过去那样看待苏联，一切就将必须重新审视。迪布勒伊对什么也不愿重新审视，他陷入了怀疑主义。萨玛泽尔一心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巴不得吹响反共的号角。亨利绝对不想与共产党人决裂，但是他也不愿对自己撒谎。他站了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乔治说的是真是假。目前，全是空谈。”

“这正是我的意见。”迪布勒伊说。

朗贝尔和萨玛泽尔跟着亨利出了门。身后的门刚一关上，朗贝尔便发起牢骚：“迪布勒伊真的被收买了！他想封住这件事。可这一次，他没有这个权利。”

“可惜委员会对他唯命是从。”萨玛泽尔说，“实际上，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是他。”

“但是《希望报》并非要不服从革命解放联合会！”朗贝尔说。

萨玛泽尔淡然一笑：“啊！您提出的可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茫然地又添了一句：“显然，如果我们决定立即透露真相，谁也挡不住我们！”

亨利惊诧地看了看他：“您考虑《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吗？您到底怎么了？”

“根据目前情况的发展，两个月后革命解放联合会将不复存在。”萨玛泽尔说，“我希望《希望报》能存在下去！”

他直率地大笑着离去了，亨利凭倚着河畔的栏杆。

“我真闹不清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他说。

“如果他真希望《希望报》重新成为一份自由的报纸，那他是有道理的！”朗贝尔说，“那边，他们恢复了农奴制；这里，他们又在杀人。可有人却想叫我们不吭声！”

亨利看了看朗贝尔：“在萨玛泽尔建议决裂的情况下，请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支持我。”

“好。”朗贝尔说，“只是我先对你说清楚：若迪布勒伊一意孤行，要封住此事，我便离开报社，收回我的股份。”

“听着，在事实没有查证之前，谁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亨利说。

“那由谁来肯定事实是否得到了查证呢？”朗贝尔问。

“委员会。”

“那就是说迪布勒伊。若他抱有偏见，谁也别想说服他！”

“要是没有证据就让人说服，那也是抱有偏见！”亨利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说。

“别跟我说这一切全是乔治凭空捏造的！别说这些材料全都是假的！”朗贝尔气呼呼地说。他怀疑地打量了亨利一番：“你是否同意若是事实，就必须予以揭露？”

“对。”亨利回答道。

“那就行。我尽快出发去德国，我向你保证在那儿决不浪费时间。”他微微一笑：“我把你丢在哪儿？”

“不用了，谢谢，我走一走。”亨利说。

他要去波尔那儿吃晚饭，但并不急于与她相聚。他小步走去。要揭露事实真相。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引起多少严重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朗贝尔：这几乎是一种理性反射。但是，他实际上既不知道该信些什么，也不清楚该做些什么，他一概不知：脑子至今稀里糊涂，仿佛头上受到了狠狠的一击。显然，乔治并没有完全凭空捏造，也许确有其事。有不少集中营，一千五百万劳工在那儿被迫处于非人的境地。但是正是多亏了这些劳改集中营，纳粹主义才被战胜，一个伟大的国家才渐渐建立起来。她是中国和印度在饥饿中挣扎、过着非人生活的亿万人们的惟一希望，是被非人的境地所奴役的数百万工人的惟一希望，是我们的惟一希望。“我们的这一希望难道也将破灭？”他恐惧地自问。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此提出过疑问。苏联的缺陷和弊端，他全都了解，尽管如此，一个公正与自由和谐共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有一天要在苏联并通过苏联的努力取得胜利。倘若今晚他丧失了这一信念，那么整个前程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希望，哪怕是希望的幻影。“莫非我是因此而陷入怀疑？”他自问，“难道是出于怯懦，因为天底下再也没有一块可以对之抱有几分信心的土地，因为空气再也不堪呼吸，我才拒绝承认明摆的事实？或相反，”他心里想，“也许是因为我热衷于接受经过我精心篡改的恐惧形象吧。若我归附共产主义不成，便坚决地反对它，倒是一种慰藉。要是能泾渭分明，不是完全赞成就是彻底反对，该多好！但是若要反对，就必须要拥有其他的希望，把它们献给人们。再也清楚不过的是，革命要么由苏联来进行，要么就没有革命可言。可是，倘若苏联仅仅是以一种压迫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压迫制度，倘若它又恢复了农奴制，那怎能对它保持友谊？……”“也许罪恶到处存在。”亨利思忖。他回想起了在塞文山区那间高山小屋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曾幸福地沉浸在纯洁无瑕的莫大快慰之中。若罪恶到处存在，就不会有什么纯洁无瑕。不管他做什么，他必定都错：若传播篡改的事实，是错；若掩盖哪怕是篡改的事实，那也是错。他走下了陡峭的河岸。倘若罪恶处处都有，那无论对人类还是对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出路。难道最终不得不想到这一步？他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河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