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所以当奎因来到69街前门，没用钥匙就开了门时，自然也不觉得奇怪。当他上了九楼，顺着过道走到斯蒂尔曼家门口时，眼见房门大开也没有惊讶。看到里面四壁空空更是一点都不奇怪了。这地方搬得一干二净，所有的房间都空空如也。每个房间都一样：木头地板，四堵白墙。这些都没给奎因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他累坏了，只想闭上自己的眼睛。

他走到里边的一个房间，这是一个不超过十乘以六英尺的小房间。透过一扇带铁丝网格的窗子可以看见天井，看上去是所有房间中最暗的一间。这房间里还有一道门，通向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卧室，有一个马桶和水槽。奎因把红色笔记本放在地板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支聋哑人的笔，丢到红色笔记本上。然后解下手表塞进口袋。之后，他把全身上下的衣服都脱下，打开窗子，一件一件扔进天井：先是扔右脚的鞋，再是左脚的鞋；一只袜子，再一只袜子；衬衫，夹克，内裤，长裤。他没有看它们的下落过程，也没去检查它们落在了哪里。然后，他关上窗子，躺在地板中央，睡着了。

他醒来时房间里一片漆黑。奎因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是这天的晚上还是第二天的晚上。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晚上，他想。也许只是房间里的黑暗，外面，窗外，还是阳光普照呢。有一阵子，他犹豫着要不要到窗口去看一下，但想想又觉得无所谓。如果现在不是夜里，他想，那么晚点黑夜自然会来的。这是肯定的，不管他去不去窗口那里看，答案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如果这时的确是纽约的夜晚，那么阳光一定在其他地方照耀着，比方说，在中国，准是正午时分，稻农们正在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夜晚和白天不过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状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两者都同时存在。我们之所以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身处两个地方。

奎因也想过起来到另一个房间去，可马上就意识到待在这里实在挺快活的。他选择了一个舒适的地方，他发觉自己喜欢睁着眼睛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或者说如果能看见的话，应该是天花板的那块地方。他现在只缺一样东西，那就是天空。他意识到在户外度过那些日日夜夜之后，他想念头顶上的天空。可他现在是在室内，不管他选择哪一个房间，天空都是被遮蔽的，即使是目力所及的最远处也看不到天空。

他以为他会待在这里，直到待不下去为止。水槽里有水可以解渴，能让他存活上一段时间。最终，他会觉得饿了，不得不吃东西。但一直以来，他为减少进食已经做过了不少努力，所以他知道自己还能撑好几天。他决定在他不得不想之前，先不去想这件事。担忧是没有意义的，他想，不必为这种无关要紧的事自寻烦恼。

他试图回想自己在这段经历之前的生活。要唤起这种回忆相当困难，因为，如今那些事情似乎离他很远。他记得先前以威廉·威尔逊的笔名写的那些书。好奇怪啊，他想，他是这么做过，可现在他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在他的心里，他意识到马克斯·沃克已经死了。他在接手下一个案子的路上死于某处，奎因对此一点都不觉得遗憾。现在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他想起自己的写字台，他曾在那上面写过无数的文字。他回想那个曾是他的版权代理人的人，发觉自己根本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那么多事情如今都已经消失了，很难追踪到它们。奎因试着回想大都会队的阵容，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地想，但他脑子里开始恍惚起来。那个中场，他记得是莫凯·威尔逊，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选手，他的真实姓名是威廉·威尔逊。无疑的，那里面有些事情肯定挺有意思。奎因想了一阵，但后来也拉倒了。两个威廉·威尔逊互相抵消掉了，仅此而已。奎因在心里向他们挥手道别。大都会队在最后一次赛事中将再次成为最后一名，没人会为此难过的。

下一次醒来时，太阳照进了房间。他身边的地板上摆着一盘食物，盘子里热气腾腾的像是烤牛肉饭。奎因淡定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既不感到诧异也没觉得不妥。是的，他对自己说，这份食物很有可能就是留给我的。这食物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或者为什么要搁在这里，他一点也不好奇。他甚至都没有想到离开这个房间，去公寓别处寻找答案。相反，他凑近些，细细地检查着盘中食物，发现除了两大块烤牛肉外，还有七颗小小的烤土豆、一盘芦笋、一个新鲜面包卷、一点沙拉、一罐红酒，还有作为甜点的一块三角奶酪和一个梨。还有一方雪白的餐巾纸，工艺精良的银质餐具。奎因吃了些食物——或者说吃了一半，那已是他最大的胃口了。

吃完后，他开始在红色笔记本上写东西。他一直写到黑暗重新回到房间。天花板中央有一盏不起眼的灯具，门边就是开关，但奎因根本不曾想过要使用这盏灯。过不了多久，他又睡着了。醒来时，阳光照进了房间，身边地板上又出现了盛食物的托盘。他尽可能多地吞咽下食物，然后又在红色笔记本上埋头书写。

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多半都是有关斯蒂尔曼案子的一些边缘性问题。比如，奎因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居然没费心查阅一下刊登斯蒂尔曼1969年被捕消息的报纸。他在想，他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跟同一年的登月事件联系在一起了。他问自己，为什么要相信奥斯特所说的斯蒂尔曼已经死了。他试着想了想“蛋”这个词，写下这样的短语，如：“一个好蛋”“他脸上的蛋”“下了一个蛋”“像两个蛋似的”。他想知道，如果他当时跟踪的是第二个斯蒂尔曼，而不是第一个的话，结果会怎样。他问自己，为什么克里斯托弗，那个旅行者的保护圣徒，在1969年，也就是登月旅行的那一年，被教皇保罗取消了圣徒封号。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堂吉诃德不直接写一部他喜欢的那种书——偏要自己去经历那些冒险故事呢。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名字和堂吉诃德名字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他在想那个搬进他房间的姑娘和中央车站那个阅读他小说的姑娘是不是同一个人。他想知道，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跟他失去联系后是否雇用了另外一个侦探。他问自己，为什么会相信了奥斯特所说的支票被打回了。他想到了彼得·斯蒂尔曼，想知道他有没有在他现在睡的房间里睡过觉。他想知道这个案子是真的结束了，还是只是自己不知何故已经不能继续研究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一生走过的足迹会绘成什么样的地图，拼成什么样的字形。

天一黑，奎因就睡，天一亮，他就吃，然后在红色笔记本上写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每次间隔的时间有多长，因为他已经不再关心计数日夜或小时了。然而，在他看来，黑暗渐渐地多于白昼了，尽管一开始阳光占了优势，但光线变得越来越黯淡，越来越短促。最初，他把这归结于季节变化。秋分肯定已经过去了，也许冬至就要到了。但如果冬天已经来了，这个过程照理说应该已经开始逆转了呀。奎因注意到黑暗还在持续吞噬着白昼的时间。对他来说，似乎吃东西和在红色笔记本上写字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最后，这段时间似乎已减至几分钟。比方说，一次，他刚吃完东西，发现剩下的时间只够往红色笔记本上写三句话。下一个白天时，他的时间只够写两句话。他开始不吃饭了，以便有时间能往红色笔记本上写字，只在实在支撑不下去时才吃东西。但时间还在继续缩减，只够他吞一两口食物，黑夜就降临了。他没有想过要用电灯，因为他早就忘记了那里有灯。

黑暗时间的增长，恰好与红色笔记本页数的减少保持一致。慢慢地，奎因写到了尽头。某种程度上，他意识到自己写下的文字越多，他再也不能写的那一刻就来得越早。他开始认真斟酌字句，尽可能以最俭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后悔一开始在红色笔记本上浪费了那么多纸页，事实上，他对自己在斯蒂尔曼的案子上不厌其烦地花费了那么多笔墨感到遗憾。现在这案子已经被他远远地扔在脑后，他早就不再费心想这件事了。那曾是他生命中通往另外一个地方的桥梁，但现在他已经过来了，桥的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了。奎因对自己也越来越不在意。他写星辰，写地球，写他对人类的希望。他感到自己的语言已经切断了与自己的联系，现在它们已经成了大千世界的一部分，真实而具体，就像一块石头、一片湖，或是一朵花。它们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了。他想起自己出生的那一瞬间，以及他是如何从母亲子宫里被轻轻地娩出的。他想起这世界和所有那些他曾爱过的人的无限善意。除了所有这一切的美好，什么都不重要。他想把这种感触接着写下去，但令人痛苦的是他知道这不可能。尽管如此，他还是试着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个红色笔记本的尽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用笔来书写，能不能代之以口述，用自己的声音充满黑暗，使言语渗入空气，穿入墙壁，遍及城市，即便光明永不再临。

红色笔记本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当红色笔记本上无处可写时，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至此，这个故事变得朦胧不清。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最后那句话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冒险猜测一下都显得愚不可及。

2月间，我从非洲旅行归来，纽约几小时后就下起了大雪。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奥斯特，他催我尽快去他那里。他的声音是如此急切，使我不敢拒绝，尽管当时我累得要命。

在他的寓所里，奥斯特向我说起他所知甚少的那个奎因，随后开始陈述他意外被牵涉进去的这桩离奇案子。这事情弄得他心神不宁，他说，要我给他出个主意。听他说完，我不禁为他如此冷漠对待奎因而感到生气。我责备他没有在事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没有为一个显然陷于困境的人做些什么。

奥斯特似乎听进了我的话。事实上，他说，这就是他请我过来的原因。他一直有一种负疚感，需要卸去这个心理包袱。他说我是他唯一可信赖的人。

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试图寻找奎因，却一无所获。奎因不再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了，所有与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取得联系的尝试也都失败了。就在那时，我建议去斯蒂尔曼的公寓瞧瞧。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奎因最后的去处。

我们穿上外套，走到外面，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东69街。雪已经下了一个小时，路很难走了。我们很容易就进了那幢房子——跟着一个正要进门的住户溜进去的。我们上了楼，找到以前曾是斯蒂尔曼家那扇门。门没锁。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眼前是一间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面的一个小房间，也和别的屋子一样干干净净，一本红色的笔记本摊在地上。奥斯特捡起来，匆匆翻了一下，说这就是奎因的。随即递过来给我，说我应该留着它。他说这整个事情让他非常难受，他不敢留着这东西。我说那就由我来保管吧，直到他自己打算看为止，但他摇摇头，跟我说他再也不想看到这个本子了。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那里，走入飞雪之中。整个城市已是一片雪白，雪还下个不停，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

至于奎因，我现在不可能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尽可能仔细地照着这红色笔记本来叙述，如果这个故事有任何走样的地方，责任自然在我。有几处文本解读尤为困难，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还原其意，避免做任何阐释。当然，这红色笔记本只是故事的一半，任何敏感的读者都会理解这一点。至于奥斯特，我认为他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差。如果我们的交情就此结束，他也只能怪他自己。至于我，我的思想依然和奎因在一起。他将永远与我同在。无论他去了哪里，我都祝他好运。

（1981—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