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久了。想确切知道有多久是不可能的。总有几个星期吧，但也许都有几个月了。对这一时期的描述没有作者希望得那么充分。但鉴于掌握的信息有限，对那些不能被确证的事实他宁愿按下不表。由于这个故事完全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作者深感自己有责任不能让叙述超过可被证实的范围，不惜一切牺牲以抵制任何臆造的危险。即使是那个红色笔记本，其中详细记述了迄今为止奎因的亲身经历，也大可存疑。我们不能据此推定奎因在这期间都遭遇了哪些事情，因为正是在故事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奎因开始失去了对事情的掌控。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条小巷里。只要习惯了，没什么不舒服的，而且这里还很便于隐匿。从这里他能看到所有进出斯蒂尔曼那幢房子的人。没有人的进出能逃得过他的眼睛。一开始，他很奇怪怎么既看不到弗吉尼娅，也看不到彼得，可是却不断地有送货人进进出出，最终他意识到，他们没必要走出这幢房子。什么东西都能送上门。到这时，奎因想明白了，他们也蛰伏在那里，在他们的公寓里等待着案情的终结。

渐渐地，奎因适应了他的新生活。他得去面对一连串的问题，好在一个一个都解决了。首当其冲的一条是吃的。因为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警惕，所以他只能须臾不离地守在这里。想到他离开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苦恼万分，于是他想尽办法把这风险降至了最低。他不知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个说法，凌晨三点半至四点半这段时间里，陷入熟睡之中的人比其他时间里更多。从概率上说，这段时间是最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于是奎因选择了这个时间去购物。北面不远处的列克星顿大道有一家通宵营业的便利店，每天凌晨三点半，奎因就迈着急促的脚步到那里（既作为一种锻炼，也可节省时间）去采购此后二十四小时内他所需要的一切。算下来他要买的东西并不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需要的东西还越来越少。因为奎因懂得了，解决食物问题不一定要靠吃。一顿饭只要在肚子里垫个底，将就着能接上下一顿就行了。食物本身从来不能解决食物的问题；它只会把那个问题被严肃地提出的时间推迟片刻。所以说，最大的危险是吃得太多。如果他吃下去的东西超量了，下一顿他的胃口就会增长，那就得用更多的食物去满足它。经过连续不断的自我观察，奎因渐渐地能够逆转这一进程了。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少吃，用这种方式来驱除自己的饥饿感。若是修炼到最高境界，他也许能完全进入零点状态，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不想玩得太过分。他宁可把完全的禁食当成一种理想，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境界。他不想把自己饿死，所以他每天都提醒自己——他只想能自由地思考那些真正让自己牵肠挂肚的事情。此时此刻，那桩案子在他脑子里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幸运的是，这个想法与他另外一个主要的目标不谋而合：尽可能地用那三百美元多撑上一段时间。不用说，在这段时间里，奎因的体重减轻了许多。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睡眠。他不可能总是醒着，但形势又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他被迫作出了一定让步。和吃饭一样，奎因觉得他可以逐渐适应比以前少的睡眠。他通常要睡六到八小时，而现在，他决定把睡眠时间限定于三四个小时之内。要适应这种睡眠时间是困难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分配这些时间，以保证最高的警戒。显然，他不能一连睡上三四个小时。这得冒很大的风险。理论上说，最有效的睡眠安排是每隔五六分钟睡上三十秒钟。这样会把错失什么情况的几率降至为零。但他意识到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倒也不妨把这种不可能的目标作为一种模式，来训练自己学会一系列的短暂打盹，尽可能频繁地在清醒与睡眠之间切换。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要有极强的自制力和注意力，因为实验时间持续得越久，他的精力就会越衰竭。一开始，他试着每隔四十五分钟睡一会儿，后来，渐渐减至三十分钟。到最后，他居然能够每隔十五分钟睡一次了。他借助了附近教堂的帮助，教堂的钟每十五分钟敲一下——也就是一刻钟敲一下，每敲两下就是半个小时，三下就是三刻钟，四下就是一个小时，接着是代表具体几点的钟声。奎因就靠钟声的节奏生活，最后都把钟声跟自己的脉搏搞混了。从午夜开始，他进入了自己的例行程序，在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之前合眼睡觉。十五分钟后自会醒来，等到代表半点的两声钟响时再次入睡，在代表三刻时的三声钟响时再醒来。到三点三十分时，他便起身去买吃的，四点回来，然后再睡。他这段时间以来很少做梦。就算做了也很奇怪：是对当下情形稍纵即逝的一瞥——他的手，他的鞋，他身边的砖墙。没有一次，他不是累得要死的。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藏身，但这个问题比前面两个容易解决。幸运的是，天气一直挺暖和，这是晚春向初夏过渡的时节，不怎么下雨。偶尔会下起阵雨，有一两次还下了倾盆大雨，夹着电闪雷鸣，但总的来说不算太糟，所以奎因从未停止过对自己幸运的感恩。在这条小巷后面有一个盛垃圾的大金属筒，每当夜晚下起雨来，奎因就爬到里面去避雨。那里面的气味非常浓烈，还会钻进衣服里，一连好几天都挥之不去，但奎因宁愿这样，他可不想冒险让自己感冒病倒。幸运的是，那筒上的盖子已扭曲变形，根本盖不严。在一个角上，有一个六到八英寸长的豁口，奎因正好可以透过那个豁口呼吸空气——把鼻子伸到这暗夜里。他跪坐在垃圾堆上，背脊倚在筒壁上，他觉得自己也不见得有多不舒服。

在晴朗的夜里，他就睡在垃圾筒跟前，头部安放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一睁开眼就能看见斯蒂尔曼家的前门。至于放空膀胱的问题，他经常是到巷子远处的角落里，在垃圾筒后面背对着大街解决的。肠子排空也是个问题，解决这事时他会爬进垃圾筒里以确保私密。挨着金属筒的还有好几个塑料垃圾筒，在每一个垃圾筒里，奎因都能找到足够的废报纸把自己擦干净，只有一次，情急之下，他只好从红色笔记本上撕下一页来解决问题。至于梳洗和刮脸，奎因已经学会了省去这两件事也能生活。

在那段时间里，他是如何把自己藏起来的还是一个谜。但似乎没人发现他，他也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毫无疑问，他很熟悉垃圾工人的日程表，确保在他们来的时候不在巷子里。同样的还有大楼的看门人，他每天晚上都要来倒垃圾。虽然看起来很明显，但谁也没有见到过奎因。他就像是融化在城市的砖墙里了。

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料理家务和物质生活上。但大多数情况下，时间还是掌握在奎因自己手里。因为不想让任何人见到自己，所以他尽可能有条不紊地避开其他人。他可以不看他们，不跟他们说话，也不想到他们。奎因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在主动寻求这种生活。但直到现在，直到在这条巷子里生活以后，他才真正理解孤独的本质。除了自己，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这段时间他在那里的所有发现中，只有一点是他毫不怀疑的：他正在堕落。但他不理解的是：既然已在堕落之中，他又怎么能意识到自己在堕落呢？难道能够同时既在天上又在地下吗？这似乎不大说得通。

他花了很长时间抬头看天。从他的位置，垃圾筒和墙壁之间的小巷深处，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看，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开始从头顶上的世界里找到了乐趣。据他所见，最重要的是，天空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即使是在无云的日子里，看起来似乎处处都是蓝色，但还是不断显现微小的变幻、逐渐的演化，从天清日朗到彤云密布，飞机、飞鸟和飞舞的纸片等一闪而过的白色。云使画面变得复杂了，奎因有许多个下午都在研究它们，试图弄明白它们的规律，看自己能不能预测它们的趋势。他开始熟悉卷云、积云、层云、雨云，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每次只观测一种，估算天空在它们的影响下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云，也引入色彩因素的话，有很大的范围，从黑到白，以及之间无穷的各种灰。这些都必须加以了解、估量和分析。最重要的是阳光与云层在一天之内的某些时刻里相互作用时催生的彩色。光谱的范围非常宽广，其变化结果取决于大气层温度的差异、天空中云层的种类，以及这一时刻太阳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奎因非常喜欢的红色和粉色，紫色和朱红色，橘黄色和淡紫色，金色和羽毛状的柿子色。没有什么能持续很久。颜色很快就会消失，不是融入其他色彩，就是随着夜色来临而移动或消褪。几乎总是风来催动这些变化。在他蹲守的小巷里，奎因几乎感觉不到风，但通过观测它对云的影响，他可以测出风的强度和所携带的气流性质。一次又一次，所有的天气现象都从他头顶上飘过了，从阳光灿烂到狂风暴雨，从沉沉阴霾到晴空万里。还有黎明和黄昏，正午的变换，迟暮和深夜。即使是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天空也没有休息。云层从漆黑的夜空飘过，月亮永远以不同的形状出现，风继续在吹。有时候甚至会有一颗星星缀在奎因头上那一方天空，当他抬头时，他会想它还在那里吗，还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烧尽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斯蒂尔曼没露面。奎因的钱终于花光了。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的到来而磨练自己，到最后，他真的是把存款的用度计算到分毫不差。没有哪一个硬币的花销不是先考虑了他是否真的认为有必要，不是先反复掂量了正面反面所有的后果。可是，即便是最严格的精打细算也阻止不了那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的到来。

到了8月中旬的某一天，奎因发现自己再也没法坚持下去了。作者经过一番谨细调查才得以确证这一时间段。然而，具体的日子也有可能是7月下旬或者9月上旬，因为这类调查都要为不可避免的误差留出余地。但是，就他所能掌握的情况来看，在细心考虑了所有证据并剔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悖谬之处后，作者把这个事件安置在了8月份，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一天。

奎因几乎一无所有了——只剩下总共不到一美元的几个硬币。他很确定，在离家的这段日子里有几笔款子打进来了。只需去邮局取出支票，然后拿支票去银行兑现，很简单的事。如果一切顺利，他在几小时内就能回到东69街。那样，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不得不离开那个观察点时内心的痛苦。

剩下的钱都不够他坐公交车的。这是数周以来的第一次，他又开始步行了。重新开始使用两条腿的感觉很怪，他僵直地从一处移到下一处，前后甩动着胳膊，感受着鞋底下的路面。这时他在沿着69街朝西走，向右拐入麦迪逊大道，然后开始向北走去。他的两条腿软绵绵的，觉得脑袋也像是空气做的。他只得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有一回，他差点摔倒，不得不赶紧扶住了灯柱。他发现如果尽量把步子迈得小一些，用一种慢吞吞的步子向前蠕动，感觉会好一些。这样他就能保存一点体力走过那些拐角，在那里，每当要迈步上下路肩的时候，他都必须小心地平衡一下自己的身体。

在84街，他在一家商店门前停了一会儿。那里有一面镜子，这是他自守夜以来第一次瞧见自己。倒不是害怕面对自己的形象。实话说，他根本没想到。他过于投入自己的工作，顾不上想到自己，好像他的仪容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时，他在商店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既没有惊诧也没有失望。他对此毫无感觉，因为事实上他压根都没有认出这是他自己。他以为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所以一见之下就马上转过身去看那是什么人。但他身旁没有别人。然后，他又转回来更细心地察看镜子里的人。他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仔细研究着眼前这张面孔，慢慢地注意到这个人和他自己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是的，看起来很可能是奎因。可即便是现在，他也并不感到难受。他的外表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了。他变成了一个流浪汉，衣服脏得都看不出颜色了，皱巴巴地裹在身上。脸上长满浓密的胡子，上面沾满灰尘。他的头发又长又乱，一簇簇地耷拉在耳后，鬈曲的发梢快要挂到肩上了。尤其是他发现自己就像是鲁滨逊·克鲁斯，他很惊讶自己竟然如此迅速地变成了这模样。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试图回忆以前的自己，却发现很难做到。他看着这个新奎因，耸了耸肩。这真的没什么关系。他以前是一个样子，现在成了另一副样子。不算更好也没有更糟。不一样了，仅此而已。

他继续往上城方向走了几个路口，然后拐向左边，穿过第五大道，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墙走。他在96街走进中央公园，觉得自己走在青草和树丛间十分惬意。暮夏的绿地开始呈现出枯萎的迹象，地面上到处都显出一些褐色斑块，还有露土的地方。但头顶的树林还是绿叶满枝，到处都是闪烁的光影，其神奇与美妙深深地打动了奎因。这是接近中午时分，离下午的炎热还有几个小时。

穿过公园时，奎因迫切地感到想要歇下来。这里没有街道，没有城市的街区来标示他行进的路线，突然间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对他来说，走到公园的另一边似乎还得挪上一两天。他又走了几分钟，但两条腿还是撑不下去了。离他不远处有一棵橡树，奎因摇摇晃晃地朝那里走过去，就像宿醉的酒鬼向床铺摸过去似的。他把红色笔记本当作枕头，在橡树北边草坡上放倒身子就睡着了。这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未中断的睡眠，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

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九点三十分，他不敢想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奎因站起身，向西大步走去，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精力又回来了，但还在责骂自己为此浪费了时间。他无法获得任何慰藉。不管他现在怎么做，他都会觉得已经太迟。就算跑了一百年，但等他赶到时，门也已经关上了。

他从96街出来，继续向西，在哥伦布大道的一处拐角，他看见了一个电话亭，这倒突然让他想起奥斯特和那五百美元的支票。也许眼下他可以用这笔钱来省下时间。他可以直接去找奥斯特，把现金揣进口袋，这样就免得跑去邮局和银行了。但奥斯特手里有现金吗？如果没有，也许他们可以约在奥斯特开户的银行见面。

奎因进了电话亭，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几个小钱：有两个一角的，一个二十五美分的，八个一美分的。他拨了问讯台要了号码，把他的一角硬币从退币槽取回，然后又塞回去，拨了号码。奥斯特在第三声铃响过后拿起了电话。

“我是奎因。”奎因说。

他听到对方一阵抱怨：“你究竟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奥斯特的声音听上去很恼怒，“我都给你打了一千次电话了。”

“我忙着呢。忙那桩案子。”

“什么案子？”

“那桩案子。斯蒂尔曼的案子。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想现在来取钱。那五百美元。”

“什么钱？”

“那张支票，记得吗？我给你的支票。开的是保罗·奥斯特的名字。”

“我当然记得。可那上边没有钱。这就是我打电话找你的原因。”

“你没有权利用这钱，”奎因疯了似的叫喊起来，“那钱是我的。”

“我没用它。那支票被退回了。”

“我不相信。”

“你可以来我这里，看看银行来的那封信，如果你想看的话。还搁在我桌子上呢。那张支票是无效的。”

“这太荒唐了。”

“是的，是很荒唐。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

“当然重要。我现在需要钱把这案子搞下去。”

“可是已经没有什么案子了。都结束了。”

“你在说什么？”

“跟你说的是一回事。斯蒂尔曼的案子。”

“但你说‘都结束了’是什么意思？我还在忙乎着呢。”

“我简直不能相信。”

“别这么神神叨叨的了。我真是一点都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你到底去哪儿了？难道你没看报纸吗？”

“报纸？该死的，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工夫看什么报纸。”

对方一阵沉默，有一刻奎因以为谈话已经结束，就好像他不知怎么睡着了，醒来才发现手里还拿着话筒。

“斯蒂尔曼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了，”奥斯特说，“早在两个半月前他就自杀了。”

“你撒谎。”

“都登在报纸上呢。你自己去看吧。”

奎因什么也没说。

“就是你那个斯蒂尔曼，”奥斯特继续说，“那人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们说他还没等落到水面，在半空中就死了。”

“还有彼得呢？彼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有人知道吗？”

“说不上来。你最好自己去打探。”

“好吧，我会的。”奎因说。

说到这里，也没跟奥斯特说再见，他就挂断了电话。他掏出另一枚硬币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他仍然记得那个号码。

一个自动答录的声音把这个号码向他重复了一遍，随后宣称无法接通。那声音一直重复着这个信息，后来线路就断了。

奎因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感觉。最初的一瞬间，他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好像整个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他决定稍后再考虑这事。以后有的是时间，他想。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他要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去，脱下衣服，坐进热水浴缸里。然后浏览一下近期的杂志，放几张唱片，料理一些家务。然后，也许，他才能让思路回到这上边来。

他走回107街。房门钥匙还在他口袋里，当他打开前门，上了三段楼梯走进自己的公寓时，几乎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事情这就了结了。

每一样事情都起了变化。这里似乎完全成了另一个地方，奎因觉得自己像是走错了房子。他回到门厅，查看了一下门口的号码。不，他没弄错。这是他的公寓；是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的房门。他回到房间里，查看室内的东西。家具重新布置过了。他摆放桌子的地方现在是一把椅子。过去是沙发的地方现在是一张桌子。墙上挂上了几幅新的画，一块新地毯铺在地板上。他的桌子呢？他找了一圈却没找到。他再细心地研究了一下家具，发现那不是他的。自他最后一次待过后，这公寓里的东西全都被搬走了。他的桌子不见了，他的书不见了，他死去的孩子的画也不见了。他从起居室走到卧室。他的床也不见了，他的衣橱也不见了。他打开衣橱上层的抽屉，里面杂乱地叠放着一些女人内衣什么的：内裤、胸罩、衬裙。下面一个抽屉里是几件女式毛衣。奎因没有再看下去。靠近床头的桌子上有一个相框，里面的照片是一个面容粗犷的金发小伙。另一张照片上也是同一个年轻人，在雪地上扬起笑脸，胳膊搂着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她，也在微笑。两人身后是滑雪场坡道，一个扛着两根滑雪撬的男人，还有冬日湛蓝的天空。

奎因回到起居室，坐到椅子上。他见烟灰缸里有半支沾了口红的香烟。他拿来点着了，吸了起来。然后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发现有一些橙汁和一只面包。他喝了橙汁，切了三片面包吃了，然后回到起居室，又坐在椅子上。十五分钟后，他听到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阵丁零当啷的钥匙开门声，照片里那个姑娘走了进来。她穿着白色护士装，怀里抱着便利店的棕色购物袋。她一看见奎因，手里的袋子就掉到了地上，大声尖叫起来。或者是先大声尖叫，然后扔下袋子。确切情况奎因永远也不得而知。袋子掉在地板上摔裂了，牛奶朝地毯边缘汩汩淌出一条白色小径。

奎因站起身，举手作了个和平的姿势，随即告诉她别害怕。他不会伤害她的。他唯一想知道她怎么会住在他的公寓里。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钥匙擎在空中，好像以此证明自己没有什么恶意。他花了好一阵工夫来说服她，最后她惊恐失措的神情总算平静下来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开始信任他了，或是不再害怕了。她扶着打开的门扇，随时准备着一有麻烦就撒腿而去。奎因和她保持着距离，不想使事情变得更糟。他嘴里不停地说着话，解释了又解释，说她住在他的公寓里。她显然一个字也不相信，听他说话显然只是为了应付他，毫无疑问地希望他说完了赶快走人。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个月了，”她说，“这是我的公寓。我签了一年的租赁合同。”

“可是，我怎么会有钥匙呢？”奎因第七次或第八次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这还不能够让你相信吗？”

“你能有几百种方法拿到这把钥匙。”

“难道你租这套房子时，他们没说这里有人住吗？”

“他们说那是个作家。可他失踪了，几个月没付房租了。”

“那就是我！”奎因喊道，“我就是那个作家！”

这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笑了起来：“作家？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笑的事情了。瞧你这这副样子，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邋遢的。”

“我最近遇到了些困难，”奎因喃喃道，带着解释的口气，“但这是暂时的。”

“房东跟我说，他很高兴能够摆脱你。他不喜欢不上班的房客。那些人暖气用得太多，而且房子里的设备也损坏得厉害。”

“你知道我的东西去哪儿了吗？”

“什么东西？”

“我的书。我的家具。我的文件。”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把能卖的卖掉了，剩下的扔了。我搬进来之前，这里已经全都清理干净了。”

奎因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现在感觉到了，就像终于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什么都没留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

“坦白说，我不在乎。”姑娘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我只要你离开这里。马上。如果你不走，我就要叫警察来把你抓起来。”

这都无关紧要。他可以站在那里和这姑娘争上一整天，但他还是不可能要回自己的公寓。它丢了，他走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几乎让人听不见的话，为自己占用了她的时间道歉，然后从她身边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