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一个打错的电话开始的，在那个死寂的夜里，电话铃响了三次，电话那头要找的人不是他。很久以后，等到他能够思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他将得出结论：一切纯属偶然。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开始，还只是那件事及其后果。不管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也不管所有的事情是否从那陌生人吐出第一个字时就已注定，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本身，至于它是否意味着什么，那都不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你的了。

说到奎因，几乎不需要我们费什么口舌。他是谁，从哪里来，做过些什么，都无关紧要。比方说，我们知道他三十五岁了。我们知道他结过婚，也曾为人父，然而现在妻子和儿子都已经死了。我们也知道他写过书。确切地说，我们知道他写过推理小说。用威廉·威尔逊的笔名，以差不多每年炮制一本的速度，赚来的钱足以让他在纽约一处小小的公寓房里将就度日了。因为每写一本小说最多只要五六个月的工夫，所以每年剩下的时间他就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大量读书，逛画展，还去看电影。夏天，他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冬天，他去看歌剧。不过，他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散步。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晴热寒暑，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遛达一圈，从公寓出发，信步穿入市区——不是真的要去什么地方，只是任由两条腿把自己带到哪里算哪里。

纽约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一个永无止境的迷宫，不管他走出多远，不管他对社区和街道有多么了如指掌，它们总会给他一种迷失的感觉。迷失，不仅是摸不清这个城市，而且也找不到他自己了。他每次散步出去，都会觉得把自己撇在身后了，他沉浸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使自己沦为一只东张西望的眼睛，这就逃避了思考的义务，只有以这种方式，他才能获得一些平静，一种神清气爽的放空。世界在他之外，在他四周，在他面前，它变化得如此之快，使他无法投入到任何一样东西中。关键是移动本身，是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前面、随着自己的躯体向前漂移的动作。漫无目标的游荡，使得所有地方都变得别无二致，身在何处也不再重要了。在最享受的那些散步中，他会有一种不知身处何方的感受。这种感受，成了他最终所渴望的一切：去往永无之地。纽约就是他在自己周围垒起来的无何有之乡，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

过去，奎因也曾颇有抱负。年轻时，他出版过几本诗集，写过一些剧本和评论文章，也搞过几部长篇译著。但相当突然地，他放弃了这一切。他的一部分已经死掉了，他告诉朋友们，不希望那部分再阴魂不散地缠着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启用威廉·威尔逊这个名字。著书立说的那部分奎因已经不存在了，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奎因还存在着，但他已不再为任何人而存在，除了他自己。

他还在继续写作，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推理小说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办法。他几乎不费什么脑筋就能编造出推理小说所需的复杂情节，而且经常是不由自主地，就好像根本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这类小说写得很好。因为没把自己视为这些作品的作者，他不觉得自己该对它们负责，因此也发自内心地觉得没必要捍卫它们。威廉·威尔逊，毕竟是臆造出来的，虽然是奎因自己臆造的，但他现在已经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奎因很尊敬他，有时甚至还有些羡慕，可总不至于相信自己和威廉·威尔逊就是同一个人了。正因如此，他才没有从自己笔名的面具后面现身而出。他有一个代理人，但他们从不碰面。他们的接触来往只限于信件，奎因还为此在邮局租用了一个信箱。和出版商的交往也照此办理，对方支付给奎因所有费用、稿酬和版税，一概通过代理人。威廉·威尔逊的书全都没有作者照片或简介。威廉·威尔逊的名字从未被列入任何作家名录中，他也从不接受任何采访，收到的所有信件都由代理人的秘书答复。据奎因所知，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一开始，朋友们听说他放弃了写作时，总会问他打算靠什么过活。他对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口径：他从妻子那里继承了一笔信托基金。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根本就没钱。事实上，他也不再有什么朋友了。

已经五年多了。他不再那么经常地想起儿子了，就在最近，他还把妻子的照片从墙上拿掉了。偶尔，他会突然有种怀里抱着一个三岁男孩的感觉——但那并不是什么思考，甚至连回忆都算不上。那是一种肉身的感受，是过去时光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他根本没法控制。现在，这种时候开始少起来了，而且大体看来，他的情况似乎已经开始变化了。他不再盼着死亡。然而也不能说他很乐意活着。但至少他不再为此怨天尤人了。他还活着，这个事实的根深蒂固开始渐渐迷住了他——就好像已经活过了自己的寿数，就好像莫名过上了一种死后的生活。他再也不亮着灯睡觉了，而且这几个月来，他一点都想不起来自己做过什么梦。

那是在夜里。奎因躺在床上抽烟，听着冷雨敲窗。他想知道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早上散步时会走得远些还是近些。一本翻开的《马可·波罗游记》倒扣在旁边的枕头上。自从两星期前完成了最新一本威廉·威尔逊的小说，他一直饱受煎熬。他书中的叙述者，那个私家侦探马克斯·沃克，解开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连环罪案，遭受了许多挫折，经历过几次死里逃生，奎因觉得自己都被他的艰难经历折腾得有点精疲力尽了。这些年来，沃克已经变得和奎因非常亲密了。对他来说，威廉·威尔逊仍然是一个抽象的人物，沃克却变得越来越生动了。在奎因那种三位一体的自我中，威尔逊担当的是某种口技表演者的角色，奎因自己是那个傀儡，沃克则是为这项事业提供意志的鲜活声音。如果说威尔逊是一个幻觉，但他至少证明了其他二者生命的合理性。如果威尔逊并不存在，那他至少也是奎因把自己渡向沃克的桥梁。一点一点地，沃克成了奎因生命中的幽灵，他精神上的兄弟，他孤境中的战友。

奎因拿起那本《马可·波罗游记》，又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所以吾人之所征引，所见者著明所见，所闻者著明所闻，庶使本书确实，毫无虚伪，有聆是书或读是书者，应信其真。”正当奎因开始琢磨这些句子的意义，在脑海中反复思量那些直截了当的保证时，电话铃响了。很久以后，当他能够把当时的情景重建起来时，他将会记起他朝钟上瞟了一眼，发现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还纳闷怎么会有人这时候给他打电话。他想，这种时候听到的极有可能是坏消息。他从床上爬起，光着身子走到电话机旁，在第二声铃响过后拿起听筒。

“哪位？”

电话那头却迟迟没有声音，有一会儿，奎因还以为打电话的人已经挂断了。然后，就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那声音呆板木讷却又充满感情，轻如耳语却又清晰可辨，连声调也是这样，他都听不出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喂？”那个声音说。

“你是谁？”奎因问。

“喂？”那声音又说。

“我在听，”奎因说，“你是谁？”

“是保罗·奥斯特吗？”那个声音问，“我想跟保罗·奥斯特先生说话。”

“这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人。”

“保罗·奥斯特。奥斯特侦探事务所的。”

“不好意思，”奎因说，“你肯定打错了。”

“这件事十万火急。”那声音说。

“我对此无能为力，”奎因说，“这里没有保罗·奥斯特。”

“你不明白，”那声音说，“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么我建议你打别的电话，这里不是侦探事务所。”

奎因挂断了电话。他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朝下看着自己的脚，膝盖，疲软的阴茎。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后悔自己对来电者态度那么生硬了。他想，假意跟他周旋一会儿的话，没准会很有趣。也许，他能在那案子里边发现些什么——甚至也许能在某些方面帮得上忙。“我得学会急中生智。”他对自己说。

像大多数人一样，奎因对犯罪几乎一无所知。他从未谋害过什么人，从未偷过什么东西，也完全不认识干那种事的人。他从没进过警察局，从没跟私家侦探打过照面，也从未跟罪犯说过话。他在这方面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书本、电影和报纸。不过，他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障碍。对于自己写的那些故事，他感兴趣的不是它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是它们与其他故事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成为威廉·威尔逊之前，奎因就是推理小说的忠实读者了。他知道大部分推理小说都写得很糟，大多经不起最最马虎的推敲，但吸引他的是这种形式本身，很少有他不愿读的推理小说，除非是那种烂得出奇、难以言表的。尽管他对其他读物有着相当严肃的品味，甚至到了十分挑剔的地步，但换了推理小说，他几乎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当情绪上来时，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一口气读完十几本。这是他内心的一个饥渴的洞壑，需要用特殊的食物来填塞，他得一气不歇地往里填塞，直到完全餍足才能停止。

他喜欢的是这类书丰富而俭省的感觉。好的悬疑小说里什么都不会浪费，没有一个句子、一个单词是无意义的。即便没有意义，也会有着某种潜在的意义——总的来说也是一回事。书中的世界栩栩如生，被各种可能性、各种秘密和矛盾搅得翻腾不息。由于所看所说的一切，哪怕是最细微、最琐碎的事，都可能与故事的结局有关，所以什么都不能忽视。每一件事都至关重要，书的中心随着每一个事件向前推进。因此，中心无处不在，直到全书结束才能画成一个圆。

侦探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观察，聆听，趟过物体和事件的沼泽，想办法把所有的线索拼凑到一起，并借此找出真相。事实上，作者和侦探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读者通过侦探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细节的扩散。他开始觉察到自己周围的事物，就好像它们都会对他说话，就好像由于他的关注，它们也变得有意义了，而不只是简单地存在着。私眼。这个词语对于奎因来说具有三重含义：不仅仅是字母“i”代表的“调查者”；也是大写的“I”，它是埋在自己那呼吸着的躯体中小小的生命蓓蕾；同时，它也是作者实际上的eye，是他自己向外看这个世界，并要求这个世界向他袒露真实面目的眼睛。五年来，奎因一直活在这种多重语义的控制之下。

当然，他很早以前就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真实的存在了。如果说现在他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那也是在一段距离之外，通过他想象中的人物马克斯·沃克来实现的。但他的侦探必须是真实的。这类作品本质上就是这么要求的。就算奎因允许他自己消逝，退缩到一个陌生而封闭的地方去生活，沃克仍然可以继续生活在另外的世界里，奎因的痕迹消失得越多，沃克在那个世界的存在就越持久。尽管奎因在自己的躯壳中总觉得不太自在，但沃克却变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能言善辩，走到哪里都自在得很。那些给奎因带来困扰的事，沃克却视作理所当然，他淡定而冷漠地走过那些混乱的冒险历程，每次都使他的创造者印象深刻。确切地说，奎因并不是想要成为沃克，甚至也不是要像他那样，但是在写书时假装自己就是沃克，知道只要自己想就可以成为沃克，尽管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依然会让他感到很安心。

那天晚上，当他终于坠入梦乡时，奎因试着想象沃克会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些什么。在那个后来被他忘记了的梦里，他发现自己独处一室，正用手枪射向一面光秃秃的白墙。

第二天晚上，奎因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他还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陌生人还会再打来。当时，他正坐在马桶上，用力排着便，电话铃响了。比前一天晚上略迟一些，大概是差十多分钟不到一点的样子。奎因正坐在逼仄的卫生间里，一边“办事”一边读着摊在膝盖上的《马可·波罗游记》，刚看到从北京去厦门的那一章。电话铃声响得非常令人恼火。马上去接电话意味着只能不擦干净就跑过去，他可不愿意这副样子穿过房间。可如果他以正常速度结束眼下的事，那就没法及时接上这个电话。除了这个原因，奎因自己也不大情愿挪动。他不怎么喜欢电话这玩意儿，他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扔掉它。他最最不喜欢的就是电话的专制强横。它不仅有权违反他的意愿打断他，他还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它的命令。这一次，他决定不理睬它。但在第三下铃声响过后，他的肠道排空了。在第四下铃声响起时，他已经擦干净了屁股。等到第五下铃声响起时，他已经提好了裤子，离开了卫生间，正在不紧不慢地穿过屋子。在第六下铃响时，他拿起了听筒，但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打电话的人挂断了。

下一个晚上，他心里有了准备。他摊开手脚躺在床上，翻阅着《体育新闻》，等着陌生人的第三次电话。感到阵阵焦虑时，他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放上一张唱片——海顿的歌剧《月亮的世界》——从开始一直听到结束。他等了又等。两点三十分时，他终于决定不等了，去睡觉了。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他又在等电话，之后那天晚上也是一样。正当他觉得自己的猜想完全没道理，想放弃这个安排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那是5月19日。他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是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或者说本该是一个纪念日，如果他父母还活着的话——母亲曾告诉他，她是在婚礼之夜怀上他的。这个事实一直对他很有吸引力——能够精确地指出他存在的第一时刻——多年以来，他私下里都是在这个日子里庆祝自己生日的。这一次的电话铃声比前两次来得早一些——还没到十一点——他伸手去拿话筒时，还以为是别人打来的。

“喂？”他说。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奎因马上意识到就是那个陌生人。

“喂？”他又喊了一声，“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是的，”对方终于出声了，同样机械的耳语，同样焦急的声调，“是的。现在就需要。不能耽搁。”

“需要什么帮助？”

“谈话。马上。马上谈谈。这样。”

“你想跟谁谈话？”

“就是那个人。奥斯特。那个叫保罗·奥斯特的人。”

这一次奎因没有犹豫。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既然时机来临，做就是了。

“请讲，”他说，“我就是奥斯特。”

“终于。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听出话音中的如释重负，似乎突然间，切切实实的平静降临了。

“没错，”奎因说，“终于。”他停顿一下，以便让自己和对方都能充分领会话里的意思：“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需要帮助。”那声音说，“这事很危险。他们说你在这方面最在行。”

“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事。”

“我说的是死亡。我说的是死亡和谋杀。”

“那我可帮不上了，”奎因说，“我可不会到处杀人。”

“不，”声音急躁不耐地说，“我的意思正好相反。”

“有人要杀你？”

“是的，要杀我。没错。我就要被杀掉了。”

“你想要我保护你？”

“保护我，是的。还要找出那个想要杀死我的人。”

“你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是的。当然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能跟我说具体点吗？”

“现在不行。电话里不行。这事非常危险。你必须得过来。”

“明天怎么样？”

“好。明天。明天一早。早上。”

“十点钟？”

“好。十点钟。”那声音报了一个东69街的地址，“别忘了，奥斯特先生。你一定要来。”

“别担心，”奎因说，“我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