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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德非常邋遢。她把自己的东西留在我们公用的房间里——她的袜子、刚领到的恳请者制服上的腰带，有时甚至是她的鞋。她用完马桶也不是每次冲水。我们在洗手间地板上看到她梳下的头发飘得到处都是，水池里还有她的牙膏渍。她在不合规定的时间里冲澡，直到我们坚决制止才改正。我知道这些都是小事，但积少成多，问题就严重了。

还有她左臂上的纹身。纹的是上帝和爱，两个词呈十字排列。她声称那标志她皈依了真正的信念，但我很怀疑，因为有一次她不经意地说到她认为上帝是个“想象中的朋友”。

“上帝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想象出来的。”贝卡说。听她的语气就知道，她在尽力表现出她很生气。

“抱歉，如果我对你们的文化信仰有所不敬。”杰德这样说，却丝毫没能抹去贝卡眼神里的指责：与其说上帝是想象中的朋友，说上帝是一种文化信仰甚至更恶劣。我们意识到，杰德认为我们都很蠢；显然，她认定我们都很迷信。

“你应该清除这纹身，”贝卡说，“这是亵渎神明的。”

“是吧，也许你说得对，”杰德说，“我是说：是，英茉特嬷嬷，谢谢你告诉我。反正也痒得要死。”

“死比痒厉害得多，”贝卡说，“我会为你祈求救赎的。”

杰德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时，我们常会听到跺脚和闷闷的喊声。那是某种野蛮的祷告方式吗？我最终忍不住去问她到底在房间做什么。

“锻炼，”她说，“和做操差不多。你必须保持强健的体魄。”

“男人的身体是强健的，”贝卡说，“他们在心智上也很强健。女人的强健在于精神。不过，这里允许适度的运动，比如散步，只要到了可以生育的年纪就可以散步。”

“你为什么认为你需要保持身体强健？”我问她。我对她的异端信仰越来越好奇了。

“以免有人侵犯你呀。你得知道怎样把你的大拇指戳进他们的眼睛，怎样用膝盖顶撞他们的蛋蛋，怎样挥出一记让心脏停跳的重拳。我可以给你们示范。瞧，要这样握拳——弯曲手指，把你的大拇指包在指关节里面，手臂伸直。瞄准心脏。”她一拳砸进了沙发。

贝卡震惊得无以复加，不得不坐下。“女人不能打男人，”她说，“也不能打任何人，除非是法律规定的，比如在众决大会上。”

“好吧，这么一刀切倒是很方便！”杰德说，“所以，你们就该让他们为所欲为？”

“你不该怂恿男人们，”贝卡说，“否则，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也有错。”

杰德看看我，又看看她。“受害者有罪论？”她说，“当真？”

“你说什么？”贝卡说。

“算了。你们的意思就是谁也没法赢，”杰德说，“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完蛋。”我俩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看；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丽丝嬷嬷曾这样说过。

“好吧，”她说，“但我无论如何都要锻炼。”

杰德来了四天后，丽迪亚嬷嬷把我和贝卡叫去她的办公室。“和新珍珠相处得如何？”她问。我正在犹豫，她又说道：“说话！”

“她不懂规矩。”我说。

丽迪亚嬷嬷露出老萝卜般皱纹横生的微笑。“记住，她刚从加拿大来，”她说，“所以她什么都不懂。外国皈依者刚来时总是那样的。眼下，你们的任务就是教会她在言行举止方面更保险一点。”

“我们一直在努力，丽迪亚嬷嬷，”贝卡说，“但她实在——”

“顽固，”丽迪亚嬷嬷说，“我不会觉得奇怪的。时间会治愈这一点。你们要尽力而为。好了，你们可以走了。”我们侧身后退出办公室，因为离开丽迪亚嬷嬷办公室时大家都用这种步法：背对着她就太失礼了。

罪行档案依然持续出现在希尔德加德图书馆的我的书桌上。我想不明白，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有时候，我觉得成为正式的嬷嬷是有福的——可以知道所有嬷嬷们精心维护和积攒的机密，行使隐秘的权力，分派奖惩。但隔上一天，我又会觉得，假如自己那么做，灵魂——我确实相信自己有灵魂——将变得何其扭曲、何其堕落啊。我那泥泞般绵软的头脑变坚硬了吗？我会变得铁石心肠、钢铁意志、冷酷无情吗？我要舍弃体贴、柔韧的女性特质，去模仿男性的锐利和残忍，把自己改造成一个不完美的翻版吗？我不想变成那样，但如果我渴望成为嬷嬷，又怎能避免那种改变呢？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颠覆了我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看法，令我对上帝的神圣造化产生了崭新的感恩之情。

虽然我已经获准阅读《圣经》原文了，还有人给我看了不少危险的机密文件，但我还没获准查阅血缘谱系档案，那些资料都归置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进去过的人说，那间屋里有一排又一排的文件柜，文件都根据等级依次摆放在架，只有男性国民的资料：经济人，护卫，天使，眼目，大主教。在这些大类别里，血缘谱系是按地点索引的，姓氏是次级索引目录。女性的资料都在男性的资料夹里。嬷嬷们没有文件夹；她们的血缘关系没有被记录在册，因为她们不会有子嗣。这对我来说是种不可告人的悲伤：我喜欢孩子，一直都很想要，我只是不想要随着孩子而来的那一切。

关于血缘档案的保存及其目的，阿杜瓦堂会对所有恳请者做一番说明。档案的内容包括使女在担任使女之职以前是谁，她们的子女是谁，子女的父亲是谁：不仅要记录法定父亲，还要记录不合法的父亲，因为有很多女人急切地想要生育——无论是夫人还是使女——她们会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但不管怎样，嬷嬷们会记下一切真的血缘关系：考虑到有那么多年长的男性娶了年轻女性，有可能发生父女乱伦的罪恶，但基列不能冒那种风险，所以不能没有追踪纪录。

但我要先完成珍珠女孩的传教使命，才能获准进入档案馆。我一直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可以去追索我母亲的下落——不是塔比莎，而是那个当过使女的亲生母亲。在那些秘不示人的档案里，我可以找出她的真实身份，或是曾用过的身份——她还活在人世吗？我知道那有风险——我可能不会喜欢最终发现的结果——但我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甚至可以追查出我的父亲是谁，尽管可能性很小，因为他没当过大主教。但只要我能找出生母，就能摸索出来龙去脉，而不是一无所知。哪怕这个未知的母亲未必会出现在我的未来，我也将有更完整的身世，我的过去将不限于自己的过往。

有天上午，我发现案头有一份档案馆的文件夹。封面上贴了一张手写的小纸条：艾格尼丝·耶米玛的血缘纪录。我屏住呼吸打开文件夹。里面有一份凯尔大主教的纪录。宝拉也在这个文件夹里，还有他们的儿子，马克。这个血缘谱系里没有我，所以我也没有被列为马克的姐姐。但顺着凯尔大主教的血缘谱系，我发现了那个可怜的奥芙凯尔的真名——克丽丝特尔，死于难产的使女——因为小马克也归属于她的血缘谱系。我想知道会不会有人跟马克提及她。照我的猜想，他们肯定能不说就不说。

最后，我找到了自己所属的血缘谱系——不在它应该被归置的地方，也就是凯尔大主教和他的第一任夫人塔比莎有关的资料里——而是在这份档案的最后，作为单独的附件存在。

里面有一张我母亲的照片。两张一组，就像我们在通缉使女逃犯的通告上看到的那种：正脸一张，侧脸一张。她的头发颜色很淡，拢在脑后；她很年轻。她正视前方，看进我的眼里：她想告诉我什么？她没有笑，但说到底，她为什么要笑呢？她的照片肯定是嬷嬷们拍的，要不然就是眼目拍的。

照片下的名字已用浓重的蓝墨水划去了。但有一条新写的注释：艾格尼丝·耶米玛，亦即维多利亚嬷嬷之母。已逃往加拿大。目前为“五月天”恐怖组织情报部门工作。遭两次清除行动（均告失败）。当前位置未知。

这段注释下面写着血亲父亲，但他的名字也被涂掉了。没有照片。注释写道：目前在加拿大。据说是“五月天”工作人员。地点不详。

我和我母亲长得像吗？我希望我可以这样想。

我记得她吗？我努力地回想。我知道我应该可以记起来，但过去的记忆太黑暗了。

记忆，那么残酷的东西。我们不能记住我们已经忘记的事。那些被迫让我们忘记的事。那些我们不得不忘却的事，只为了能在这儿、假装用任何一种正常的样子活下去。

我很抱歉，我轻声说道。我想不起来你的样子了。现在还不能。

我把手抚在母亲的照片上。感觉温暖吗？我希望是。我希望爱和温暖能从这张照片里发散出来——照片没有把她拍得很美，但那不要紧。我希望那种爱渗透到我的掌心里。孩子气的自说自话，我知道。但那终究是抚慰人心的。

我翻过那一页，后面还有一份文件。我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个孩子还在襁褓中时就被偷偷送去了加拿大。她的名字是妮可。有一张婴儿照。

妮可宝宝。

妮可宝宝，我们在阿杜瓦堂的每一个隆重场合都会为她祷告。妮可宝宝，她那阳光般灿烂无邪的小脸蛋经常出现在基列电视台里，作为国际社会不公正对待基列的象征。妮可宝宝，几乎就是世人公认的圣人、烈士，当然也是一个符号——那个妮可宝宝竟然是我的妹妹。

上面那段文字下面也有一行用蓝墨水写的注释，字迹略显飘忽：最高机密。妮可宝宝目前在基列。

这简直不可能。

喜悦之情涌上心头——我有个妹妹！但也感到害怕：如果妮可宝宝现在就在基列，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应该有普天同庆的场面。为什么要特别告诉我？我感到很纠结，好像被看不见的线网束缚住了。我妹妹有危险吗？还有谁知道她在这儿，他们会对她做出什么样的事？

事到如今，我已明白给我留下这些卷宗的人只能是丽迪亚嬷嬷。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而且，她希望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母亲还活着，但背着死罪。她一直都被视为罪人；甚至更糟，是个恐怖分子。我有多像她？我在某些方面已被她的罪行玷污了吗？要传达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基列已尝试过追杀我那叛国的母亲，但都失败了。我该庆幸？还是应该遗憾？我应该效忠何方？

后来，我在冲动之下做了一件特别危险的事。确保没人看到之后，我把贴有她们照片的那两页从血缘谱系档案文件夹里抽了出来，叠了几下，藏在我的袖筒里。说不清为什么，我只觉得自己无法忍受从此和她们分开。那样做很愚蠢、很任性，但并不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件愚蠢又任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