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我父亲常常错引莎士比亚的话，但我从没见他读过一本书。

    不错，在此我想说的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作家是兰斯洛特·安德鲁斯（1555—1626）①，而不是那位艾文河畔诗人（1564—1616）②。在那时，空气里也散发着诗意。试试这首：

    主是我的牧羊人。我再无所求。

    主让我躺在青葱的草场，带我到清水池边。

    主让我灵魂再生，以主的名义领我走上正道。

    主护着我，穿过死神阴影笼罩的峡谷，

    不再害怕邪恶，主与我同在，

    主的臣民给我带来安抚。

    在仇敌面前，主为我设下筵席，

    在我头上涂上圣油，

    在我杯中注满美酒。

    仁慈和善德永伴我身，我永远在主的庭宇中生活。

    兰斯洛特·安德鲁斯是参加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翻译学者中的主要翻译者和释义者。

    基尔戈·特劳特是不是写过诗歌？据我所知，他只写过一首。那是临死前一天写下的。他完全意识到狰狞的持镰收割者在向他走来，很快就会到达。一个有益的提示：在离宫的大楼和活动汽车房之间有一棵水杉树。

    特劳特是这么写的：

    当这棵水杉树

    噼啪一声倒伏，

    我啪啦一声回到你处。

    第三十四章

    我第一个妻子简和我姐姐艾丽各自有一位时常要发疯的母亲。简和艾丽都是杜达霍尔女子学校毕业生，曾经是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里两名最漂亮、最活泼的姑娘。顺便提一下，所有男性作家，不管多么潦倒，多么令人讨厌，娶的都是漂亮太太。该有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简和艾丽都没赶上时震，谢天谢地。依我的推测，如果她们活着的话，简可能会在重播中发现人类一些好的方面，而艾丽则不会。简热爱生活，性情乐观．同癌症搏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艾丽的临终遗言表达的是解脱的宽慰，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记录了她的话：“没有痛苦了，没有痛苦了。”我没听到她的话，我哥哥伯尼也不在场，是一个带外国口音的男护工打电话向我们传达的。

    我不知道简最后说了些什么话。我也问了。她那时已是亚当·雅莫林斯基的妻子，不再是我的了。她好像是默默地安睡了，没意识到不再会回来呼吸空气了。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一座圣公会教堂里举行的葬礼上，亚当对前来哀悼者说，她最喜欢讲的惊叹语是，“我等不及了！”

    简一次次以极大的兴奋期待的事件，总是与我们六个孩子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有关。这些孩子现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是精神病科的护士，一个是喜剧作家，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航空公司飞行员，一个是版画复制匠。

    在圣公会教堂她的葬礼上，我没有讲话。我什么也不想讲。我想说的一切，都是给她一个人听的，而现在她已离去。我们两人同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老朋友。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是她去世前两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交谈。

    她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纽约曼哈顿。我同我现在的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了婚，她是个摄影师兼作家。

    我记不得我们俩是谁先拨的电话，是谁花的电话费。

    反正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不管发起人是谁，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一次告别。

    她死后，我们当医生的儿子马克说，他不会像她那样，为了多活几天，为了能够继续两眼炯炯有神地说“我等不及了！”而默许医生在她身上采取各种救治措施。

    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十分亲密。简问我，她死亡的具体时刻将由什么决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许她觉得自己像我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内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从来没有从事任何职业。抚养六个孩子已经够她辛苦了。

    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个皮肤硒得黝黑、举止放荡、闲得无聊但并非不快乐，我们俩都不认识的十岁男孩会出现在斯格达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砾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港，他眼望前方，但并不专注什么特别的东西，如鸟、船或其他别的东西。

    离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斯格达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里，我们曾养育了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我姐姐的三个儿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们的女儿伊迪丝和她当建筑师的丈夫约翰·斯奎布，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威尔和巴克。

    我告诉简，那个男孩闲来无事，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拣起一块石子。他会将石子扔过港口。当石子划着弧线碰击水面时，她的寿期也就结束了。

    简真心真意地愿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满神奇色彩的东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为教友会教徒被带大，但在斯沃思摩尔度过了幸福的四年之后，她不再参加教友的聚会。同亚当结婚以后，她成了圣公会教徒，而他还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相信天堂、地狱以及所有这类东西。为此我感到高兴。

    为何如此？因为我爱她。

    第三十五章

    用墨水在纸上讲故事的人，并非说他们还顶什么用，要么是扫射者，要么是单击者。扫射者小说写得很快，杂乱无章，曲里拐弯，成文再说。然后，他们非常用心地进行修改，对别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处，一一进行修正。单击者写作时落笔谨慎，逐字逐句，确切无疑之后才进行到下一句。

    收笔之时。文章已成。

    我是个单击者。大多数男人是单击者，大多数女人是扫射者。作一次同样的呼吁：该有人对这方面作一点研究。

    也许有些作家、不论哪种性别，天生就会成为扫射者或单击者。最近我访问了洛克菲勒大学，那里的研究者正在寻找，并且已经发现越来越多主导着我们这样或那样行为的基因，就如时震以后重播造成的现象那样。甚至在那次访问之前。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我和简的孩子、艾丽和吉姆的孩子，虽然长大后各不相像，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别无选择，成了他们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

    六个孩子都相当不错。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六个孩子都有无数机会使自己过得相当不错。如果你能相信报上读到的、电视上和信息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会发觉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看来，善于扫射的作家虽然发现有人滑稽，有人悲惨，觉得这种状况很妙，值得一书，但却不首先去想想人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活着。

    单击者表面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词造句，但事实上他们也许正在冲破门墙围栏，从有刺的铁丝网中劈出一条通道，冒着炮火和毒气，探索一些永恒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世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如果单击者们不满足于单击作家伏尔泰①所说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②，那么余下的便是我准备讨论的人权政治。让我以我和特劳特参加的那场欧洲战争中的两个故事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之后，德国人投降了。几天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德雷斯顿南面一孤立区域，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尚未由苏联军队占领并维持秩序。我就在这一地区，并在小说《蓝胡子》中对此作过描述。成千像我这样的战俘已被释放，另外还有手臂上刺着标记的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疯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赛人，应有尽有。

    请你注意：人群中还有德国士兵，仍然携带着武器但已威风扫地，准备向除苏联军队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别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同他们中的有些人谈了话。奥黑尔后来当了律师，为原告也为被告出庭辩护，但现在他已归天。在那时，我俩都听到德国人说，美国人现在必须接替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对付不信上帝的共产党。

    我们回答说，我们不敢苟同。我们期待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变得更像美国，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审判和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等等。反过来，我们也应做到他们声称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面：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务和机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诸如此类。

    奥卡姆剃刀。

    当时的奥黑尔和我其实不比孩子大多少。我们走进了春天的乡村里一间没有设防的谷仓。我们正寻找食物——任何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的却是一个躺在干草堆上身负重伤、显然即将死去的德国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残忍的纳粹党卫军上尉。直至近几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远的某个地方负责严刑拷打、组织屠杀死亡集中营里的受害者。

    像所有党卫军队员和所有死亡集中营幸存者一样，这个上尉的手臂上也应该文着一组数字。要说战后命运的嘲弄吗？这种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奥黑尔走开。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说他期待着死亡。我们对他无动于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恶。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清了清嗓子，表示还有话要说。又一次碰到了临终遗言的事。如果他临死有话要说，除了我们他还能讲给谁听？“我浪费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说。

    你想谈时震？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总以为我十分了不起。她错了。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会主义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剧作家肖伯纳①——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说，如果大家认为他聪明，那么他真的十分可怜那些被认为愚钝的人。他说，他活了那么久，现在终于学得聪明了，能够胜任办公室打杂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伦敦市决定向肖信纳授勋章，对此他表示感谢，但他说他早已为自己受过勋了。

    要是我，我就会接受。我会发现这其中出现的创造世界级笑话的机会，但我决不会因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让别人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就让这成为我的墓志铭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将过的时候，我曾问自己，是否有哪些我过去曾拥藏而现在该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亲的兄弟——毕业于哈佛大学没有子女的保险推销员亚历克斯叔叔。我十几岁还在做飞机模型、还在手淫的时候，他让我读高层次社会主义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纳、诺曼·托马斯、尤金·德布兹和约翰·多斯·帕索斯。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历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②那样。

    但是我仍然喜欢在我们刚得到解放时我和奥黑尔对德国士兵讲的话：美国要更社会主义化，要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证我们的孩子不挨饿受冻，不担惊受怕，能学文识字，受到教育。

    好运不断！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讲都要引用五次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1855—1926）的话：“只要还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成员。只要还有犯罪因素，我就不会袖手旁观。只要还有一个人蹲在监狱，我就还没有获得自由。”

    近几年，我发觉在引用德布兹之前，先告诉听众他的话应引起严肃的对待是谨慎的做法。不然的话，很多人会开始发笑。他们这是彬彬有礼的行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们知道我爱说俏皮话。但是这也是现时期传出的一个信号，如此一个感人肺腑的山上宝训①，竟被当做陈糠烂谷，当做完全不该相信的废话。

    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