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一个单个的人说他自己“我是幸福的”，那么同这个人交往我会觉得困难。

    然而如果一个政客，一个德国的政客说“我们的人民是幸福的”，我则会感到一种悚然。有自己的幸福的单个的人总会对那些没有他的幸福也没有自己的幸福的人视而不见。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常常会把那些没有他的幸福也没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踩踏在脚下。

    政客的脸在电视屏幕上神采奕奕。他的目光抬起，如果不在室内，人们现在应当是可以看到一方天空的。

    人们没有看见一方天空，但是看见了政客陶醉在自己的那句话中。

    我关上电视机。那张脸消失了。那句话悬浮在房间的半空中。书架上，书脊默默地一个挨着一个。我在用目光找寻，暗自希望，书这会儿要是能开口说话该多好，要是能用它们的话来驳斥悬浮在房间半空中的那句话该多好。但愿它们能不断地这样去做。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去做。

    布林克曼，法斯宾德，克鲁格，恩岑贝格，他们过去和将来永远不可能像德国足球队在这些日子中那么重要。

    房间里，墙变得太白了。光线太耀眼了。椅子太硬了。我只好站起身，毫无目的地穿过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走过城市的街道，审视所有从我身边经过的行人，看他们是不是符合那句“我们是幸福的人民”。

    一个女人提着两个购物袋。一个男人用劲关上车门。四个男人在艾都咖啡店围着咖啡桌站成一圈，蓝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插着螺丝刀和折尺。一个男人独自坐在长凳上看报纸。

    也许他们是“幸福”的。

    火车站，一个老妇人，她在拉手风琴。鞋尖上放着一张纸：“我的音乐为穷人而演奏。”商场外面有一个乞丐。帽子旁边有一张纸条：“我失业了，我饿。”

    他们不“幸福”。他们不属于幸福的人民。

    我买了一份报纸。一篇文章，篇幅比伸开的巴掌还要小，但是“德国”这个词出现了十二次。第一句：“这是一个德国年。”最后一句：“世界格局中的德国年。”在头尾之间的句子中，“奥体馆的草皮经过德国绿色大夫的整治，已经焕然一新。”稍后又有一句：“草茎焕然一新。”然后是：“胜利是德国心灵的肥料。”

    在同一份报纸上，还有一个这样的标题：“联邦共和国在1989年出生的德国孩子更少了。”这篇文章恪守了它的承诺：“德国”孩子的出生是有别于“外国”孩子的出生的：“据统计，在去年死亡的德国人比新生人口多87000人。而外国居民的新生人口则比死亡人口多71000人。”

    我合上报纸。那些句子依然萦绕在我的脑中。我倾听了一下手表，它滴答滴答走得很准。指针一颤一颤地从一个数字走到另外一个数字。有三个孩子在内院里玩耍。他们相互不说德语。一个裹着白头巾的女人朝窗户外面喊着什么。

    她如果读了这份报纸，太阳穴不知道会怎么跳呢。

    这一天渐渐萎缩了，它潜伏了。我在自言自语着有“德国”的词：“德国的窗户，德国的门把手，德国的毛栗子，德国的云彩。”

    晚上，德国足球队的男人们在用身体为人民的幸福做着最大的贡献。香槟酒和焰火发出砰砰的声响。

    休闲的勇士们靠国家赚足了钱。德国国旗在今夜泛滥。落下了一场雨。飒飒的雨声。雨把旗子弄得粘嗒嗒的湿。一场由沉重的水滴组成的雨。

    这是德国的雨滴。

    一滴足够矣。因为杯子满了。

    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