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手枪。”

    “我跟这种东西毫无关系，博士先生。”

    “我知道，通过非法途径什么武器都能买到，从折叠刀到火箭炮，可是我只需要一支手枪。”

    “博士先生，我帮不了您的忙，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要一个地址，别的都不需要，我知道您有地址。”哈比希又拿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说：“弗利茨，您再回忆回忆。”

    珀勒接过钞票，他在考虑，向人提供一个只有在知情人中间才响亮的名字，到底有罪无罪。在红灯区里，武器买卖很平常，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珀勒问：“您对俄罗斯艺术有兴趣吗？”

    哈比希一怔，什么意思？俄罗斯艺术？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珀勒的思路，例如，所谓的“卡拉什尼科夫”就是俄式冲锋枪。

    哈比希说：“我喜欢俄罗斯艺术，但要看是什么货色，一张好的古圣像就能引起我的兴趣。”

    “博士先生，有了，我认识一位进口俄罗斯手工艺品的商人，是泰加酒吧间的老板，名叫鲁特金，提起泰加酒吧，人人都知道，那儿有漂亮姑娘，全是俄罗斯女郎。”

    “那位鲁特金卖圣像吗？”

    “有人这么说……”

    “谢谢，弗利茨。”哈比希放心了，“但愿这个点子跟租房的点子一样好。”

    “肯定，博士先生，不过请您另做起我的名字，在红灯区里，保持沉默就像是保了人寿险一样。”

    哈比希很高兴，以至于又往珀勒手里塞了100马克。他准备当天晚上就去造访鲁特金。他让珀勒把他的箱子装上出租汽车，前往罗森街。

    贝尔塔已经在焦急地等他了，她准备好了茶点，要让博士先生从头一天起就感到舒舒服服。贝尔塔此刻已不再考虑为什么这样的贵客会满足于住这样的陋室，人家自有道理。

    哈比希夸奖说：“茶好喝极了，我很少喝到过这么好的茶。果仁蛋糕……也棒极了！”

    晚上，哈比希换了衣服，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泰加酒吧。路不算远，酒吧就在娱乐区的中心，那儿有杂耍场、小品戏院、性电影院、酒吧间、表演厅、吃店、舞厅咖啡馆，真是一个特殊的天地，其集中的程度哈比希从未见过。相比之下，慕尼黑的夜生活显得土里土气，大为逊色。以前哈比希只是从电视里和画报上知道圣保利，而且也从未有过特别的兴趣。现在他却阴差阳错地来到了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这位中年男人一辈子没有机会享受，如今要来这儿痛痛快快地寻欢作乐了。

    泰加酒吧门口站着一名穿制服的看门人。哈比希在照片橱窗前面停了下来，看看那些做着色情动作的、半裸的年轻女郎的照片，看门人马上走了过来。

    “怎么样，伙计！要不要亲手摸摸？请进吧，等待您的是俄罗斯的美人！别犹豫了！保证让您跟塔吉亚娜和柳德米拉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找一位鲁特金先生。”哈比希一面说一面挣脱看门人扯着他袖子的手，那人立刻放开了他。

    “您找他干吗？”对方的声音几乎有点威胁性。

    “小伙子，这关你屁事！”哈比希在慕尼黑试过这种腔调，在此类环境中真还能很快地沟通。看门人也马上用同样的腔调问：“你认识鲁特金？”

    “最迟10分钟以后，我肯定认识他。”

    “你说实话吧，你是便衣警察？”

    “我像吗？”

    “我们这儿干干净净，所有的姑娘都有证件，不是黑市货。”

    “我不管这些。我要见鲁特金，不要别的。你们尽管把你们的姑娘装在鲜肉集装箱里运到德国来好了。”

    “进去吧。”

    看门人带他走进一个半明半暗的大房间，里面有一长条酒台，墙上蒙着红色的丝绒，房间的尽头是个舞台，台上一对裸体男女正在表演，走过酒台是一扇门，看门人说：“你等着，我去禀报，你叫什么名字？”

    “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门人进去了。

    哈比希靠着酒台的末端，继续四下张望。酒吧客人很多，只剩下一张空凳。大多数客人是像哈比希这种年龄的男人，喝着啤酒、鸡尾酒或香槟酒，并不在意台上表演什么。女招待员穿着俄罗斯服装，正面看挺正经，盖得严严的，可是从背面看去，就能料到她们还提供什么服务：哥萨克式裤子的背面挖了一个大窟窿，露出姑娘们滚圆的屁股。客人要是愿意付至少300马克，外加饮料费，就可以在旁边的房间里进一步看个究竟。

    酒台后面站着七名姑娘，她们穿得一点也不暴露，这意味着：不许动手！这儿只能喝饮料和谈话。没有别的地方能比在酒台旁边更畅快地谈论人生了，一个男人憋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闷气，可以在这儿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吧女听取的忏悔往往比神甫听的还多，她们所给的“赦免”是理解的微笑。

    哈比希的目光落到了一个吧女身上，她端着一杯墨绿色的鸡尾酒，在跟一个白发男人说笑话。她的一头淡黄的短发，这使她看上去有点淘气。她穿的哥萨克制服很合身。哈比希想，以前顿河边上的姑娘恐怕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就是想象中的来自草原的俄罗斯女郎。正如一个从未到过德国的美国人，他心目中的德国人都是身穿皮短裤，头戴插有羚羊毛的帽子，爱吃酸菜肘子的家伙。多年以前，哈比希曾和盖尔达一块儿看过电影《日瓦戈医生》，因为当时这部电影很红，他看见那位站在酒台后面的哥萨克女郎时，就想起了影片中的俄罗斯女人。她从哪儿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还是前苏联的北部地区？

    看门人打断了他的思绪，拍拍他的肩膀说：

    “鲁特金请你进去。举起手来！”

    “干吗举手啊？”

    “不干吗。”看门人熟练地摸摸他的身上，然后点了点头。

    “你以为我是带着武器来见鲁特金的吗？”

    “我什么事都遇到过！进去吧。”

    哈比希进了门，是一间接待室，有一张旧的台球桌，别无他物。在天花板的一角装着一台摄像机，真像一部侦探片的场面。哈比希笑着向镜头打招呼，看来起了作用，他面前发出格格的响声，一扇门自动打开了。

    格利高里-谢苗诺维奇-鲁特金是位31岁的年轻人。同所有发了财的俄国人一样，他穿着十分讲究，白衬衫，淡色领带，以证明他在行为举止上可以与绅士相比；他的黑头发上抹着发蜡，眼睛是棕色的，目光狡黠，似乎总在盘算什么；身材中等，瘦而有力；右手上戴着两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鲁特金在四年以前来到汉堡，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他的护照上写着“年亚林斯克”。这地方在哪儿？反正是在俄国，也许在西伯利亚，谁知道！他自称是卖艺术品的，开了一家小店，橱窗里放着两张假的圣像，还有就是那有名的“玛特露什卡”——一个套一个的木头娃娃。然后他开始在红灯区打起主意来。

    于是就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

    首先是鸨儿界死了两个人，都是额头中枪死在家里。没人听见枪声，因为两人都住在热闹的大街上，估计枪上装有消音器，是职业杀手干的。

    第二件事使圈内人大为恐慌：有个外号叫“拳击师埃德”的人——一个柏林来的老鸨，在圣保利养着九名妓女——被发现死在家里，生殖器被割掉了。人们纷纷猜测，警察一无所获。各种动机都估计到了，就是抓不到嫌疑人，不管怎么样，这起事件作为“割尾巴杀人案”而载入了红灯区的史册。

    在这起令人恶心的案件发生不久之后，一家取名“海妖”的色情酒吧的老板上吊自杀了。此人外号叫“时髦人”乔伊，其实没有理由自杀，他的酒吧生意兴隆，本人从不干坏事，在红灯区颇受欢迎。当地的警察从来没有为他的事而找上门过。这么一位成功者怎么会上吊呢？是忧郁症吗？不可能，因为“时髦人”乔伊在雇用每个姑娘以前，都要亲自测验姑娘是否合格。

    乔伊的遗孀决心尽快离开汉堡，所以她很高兴有位大款愿意买下她的海妖酒吧间。

    买主就是格利高里-谢苗诺维奇-鲁特金。

    很快达成协议，签订合同，鲁特金对酒吧作了一番改造，改名为“泰加”，重新开张。

    红灯区接受了这个事实，不就是多了一个俄国人吗？那又怎么样？他要是能好好与人相处，就让他干吧。不知不觉，埃德的九名妓女成了泰加酒吧的女招待，而从俄国又来了一批新的值得一看的吧女。

    泰加酒吧在圣保利出了名，被人认可了。

    鲁特金用俄语迎接哈比希。自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人，总该会说俄语吧。鲁特金坐在写字台后面，眯起眼睛打量着来客。

    哈比希说：“别装了，鲁特金。我不是俄国人。”

    鲁特金用纯正的德语说：“我早就知道了。哪有俄国人叫什么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您要干吗？您是谁？”

    “我是从慕尼黑来的哈比希博士。问我要干吗？听说您卖俄罗斯文物？”

    “是的，您要什么样的？”

    “要一张好的圣像……7.65或9毫米的……”

    鲁特金不吭声，往椅子背上一靠说：“这么小，就这么小？是微型圣像，这很难找。”

    “对我来说，‘卡拉什尼科夫’太笨重了，明说吧，鲁特金，我需要一支手枪或者自助手枪，立刻就要。”

    “您要这干吗用？”

    “杀人。”

    “您就这么公开说要杀人？”

    “这儿不是公开场合，就我们俩。哪怕您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

    “博士先生，您要杀谁？为什么？”

    哈比希从兜里掏出照片放到桌上。“我找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她害死了我儿子罗伯特和我太太盖尔达。鲁特金，您会明白的，我非杀死她不可。我只是缺一支手枪，但可以从您这儿搞到。”

    鲁特金把照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用一种行家的眼光鉴赏着。

    他夸道：“这女人漂亮，很漂亮。她会杀人吗？哈比希博士，您可以认识成千上百个女人，但每个女人都不一样，谁能相信这个女人会杀人？”他把照片还给了哈比希，“您知道她在汉堡？”

    “据可靠消息，她从慕尼黑逃到了汉堡。”

    “她偏偏逃到了我们这种环境？”

    “这是她的天地。我听我儿子的朋友们说，我儿子跟一个吧女有关系，就是跟她！她来汉堡以后肯定重操旧业，一个吧女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

    鲁特金怀疑地耸耸肩。“您这是大海里捞针，还要我帮您的忙……”

    “我只要您给我一支手枪，别的什么都不要，鲁特金。”

    “您可以得到，用来自卫，但有个条件：您得跟我做笔交易。”

    “您说吧。”

    “我对这个女人有兴趣。她有一张圣母般的脸，但心里藏着杀机。我搜集女人，就像别人搜集啤酒杯垫一样。我的女人里面还没有杀人犯，我觉得这挺好玩的。我的建议是：我帮您找，要是她果真在圣保利哪家酒吧干活，就肯定能找到。我们找到以后，就向您赎买她。”

    哈比希一口拒绝：“我不干，鲁特金！”

    “您看她值多少钱？您说个数吧。”

    “您不能买下我的誓言，几百万都买不下来！”

    “那您没有手枪怎么办？哈比希博士？”

    “汉堡有的是非法武器商，不是您独此一家。”

    “您说得对。”鲁特金不再坚持了，他已经有了打算，他想，你哈比希还来不及找到那个女人，她就会躺在我鲁特金的床上了。我要找遍整个红灯区，只要她在这儿，就跑不了。只是我需要那张照片。“您明天来取您的‘圣像’吧，是一枝9毫米口径的史密斯与威森牌，很好使。咱们一言为定，我帮您找，不准备赎买，好不好？”

    “同意。我在哪儿取武器？”

    “在我这儿，明天晚上10点钟左右。”

    “价钱呢？”

    “给您优惠，1，500马克，包括50发子弹。”

    “我最多要三发，为了保险起见。我不知道，我到那时候会不会手发抖。”

    哈比希同鲁特金握手告别后走向酒台，他渴了，还觉得心里发颤，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将得到一支手枪，而且还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他必须在海伦坎普太太的家里练习，得加紧练，免得遇到那个女人时心里发慌。拔出枪来，打开保险，扣动扳机，要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他知道，每过一秒钟他的手就会抖得更厉害。

    现在喝杯啤酒平静一下。

    那个梳着马尾式头发、身穿哥萨克制服的俄罗斯吧女向他走来，对他露出职业性的微笑，问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来杯啤酒，有生啤吗？”

    “我们供应的东西多着呢，包括生啤在内。”

    她的声音很好听，有点像在唱歌，特别动人。这时候吧凳上没有什么人了，人们都坐到桌子边，眼睛盯着舞台。台上布置成一个诊疗室，穿一件白大褂的“医生”在给光着身子躺在妇科检查椅上的“女病人”看病，从她的下体内取出一只塑料做的鸡，观众情绪激动，喝彩鼓掌。这个节目是泰加酒吧的保留节目。

    哈比希移开视线，不愿再看这恶心的场面，慕尼黑不可能有这种表演，而在圣保利这还算是比较含蓄的。

    “您不爱看这个？”他听见脑后有人说话，原来是那位金发吧女给他送啤酒来了。

    “不爱看，您怎么知道？”

    “您没有鼓掌。”

    “性表演有美的，也有不美的，这台上的表演绝对看不得。”

    “那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吗？”

    “出于好奇，什么都得见识见识。”

    “您很少来圣保利吗？”

    “头一回来。”

    “您感觉怎么样？”

    “我还说不好呢。”

    “您从哪儿来？”

    哈比希扯了个谎：“我从莱茵区来。”

    “是莱茵人！科隆人？”

    “我是波恩人。”

    “我喜欢莱茵人，他们总是很开心，善于与人交往。莱茵人说起笑话来，我会笑得把制服都撑破的。”

    “可惜我不会说笑话……我老记不住笑话，而且说不到点子上。不过，我想问您个问题。”

    “请问吧。”

    哈比希凑过身去说：“也许往后我会经常来这儿，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茜茜-胡伯。”

    “噢！”哈比希禁不住笑了，“我还以为这儿全是俄罗斯女郎呢。”

    “我是半个俄国人。我父亲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胡伯，维也纳人，但我母亲是俄国人……哈尔科夫人。所以老板才雇我，除我以外所有的姑娘都是真正的俄罗斯女郎。”她停住了，哈比希则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您刚才见了我们老板……”

    “您看见了？”

    “站在酒台后面什么都看得见。您是头一回来我们酒吧？”

    “我认识鲁特金先生，他是文物商。”

    “对，他是。”

    “我要买他的一张圣像，18世纪的作品，诺夫哥罗德画派的，太美了，我们还在讨价还价。”

    “那您得有耐心。我们老板厉害得很。”茜茜收回空的啤酒杯，问道：“再来一杯吗？”

    “看您笑得多可爱……好吧！您有一头漂亮的金发，肯定有很多男人向您献殷勤。”

    “习惯了。”

    “您怎么回绝他们呢？”

    “我就说俄语：‘涅特’（不）！或者‘尼彻沃’（别）！这些大多数场合是有效的。您问这干吗？”

    “没什么，随便问问而已。”

    “您上过大学吧？”

    “您怎么看得出来？”

    “从您的谈吐可以看出来。”

    哈比希笑了，他看着她怎么灌生啤，舞台上还在继续表演，哈比希不再往那边瞧了，反正翻来覆去老一套，看多就腻味。茜茜拿着啤酒回来。

    她问：“要我给您叫个姑娘吗？”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发她。”

    “可她们知道怎么打发您，俄罗斯女人的爱是有名的。”

    “爱？这儿提供的玩意儿叫爱吗？茜茜——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吧——您知道什么是爱吗？为了300马克就叉开双腿，先付钱，伙计！快点，完事就走人！这叫做爱？”

    “您说得对。”茜茜拢了拢头发说：“这儿是做买卖，您买的是鲜货。”

    “这话听起来让人伤心。我过去深深爱过一个女人，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您说的是过去。”

    “我妻子死了，半年以前去世的。”

    “对不起。”她的眼光越过哈比希，开始发愣，“我可以想象您的心情。我也失去了一个我所爱的人。”她心里一阵抽搐，摇摇头说：“我干吗要跟您说这些？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我还在维也纳。”她又把酒杯收回去，并问：“再来一杯？”

    “不要了，谢谢。现在我饿了。哪儿有好饭馆？”

    “去马克斯……不，还是去‘中国人’奥托那儿，拐个弯就是。您爱吃中国饭吗？”

    “有时候吃，我没有机会去试那些餐馆，我太太做的菜太好吃了。不过我听您的，去‘中国人’奥托那儿。”

    “然后您向我报告吃得好不好。”

    “您是说，我应该再来？茜茜，算您运气，我明天来找鲁特金先生，取我要的圣像。”

    他们的对话一来一去的，像打乒乓球。哈比希挺喜欢茜茜说话时的那种坦率，前几个月他在慕尼黑同那些“女士”打过交道，受到了锻炼。对于他走进的那个世界，他以前虽然有所耳闻，但他对出入那里的人是极端鄙视的。他一直以为，那些逛妓院的男人，有的是花大钱买虚假的爱，有的只是为了泄欲，有的在酒吧里泡上几个小时以弥补日常的无聊。在他这样一个典型的好公民看来，这些人是想掩盖自己某种程度的素质低下，然而，如今他也进入了这个世界，介入了这种放纵和抑郁的生活，他对人的看法彻底地变了。像茜茜这样的女人，在他眼里不再是个大树底下乘凉的人，而是一个辛辛苦苦为生存而搏斗的人。

    “您明天再来，我给您调一杯特种鸡尾酒。”茜茜一面说一面收啤酒的钱，“您喜欢浓的，还是淡的？”

    “来个不浓不淡的吧。”

    “来个‘香料岛’怎么样？”

    哈比希笑了：“那是什么玩意儿？我只知道鸡尾酒应该好喝。好了，我现在就上‘中国人’奥托那儿去。”

    那家中国餐馆是奥托-富尔曼开的，人们之所以叫他“中国人”奥托，是因为他生下来就长着一对斜吊眼。餐厅和厨房都很小，而那位中国厨师和他的下手居然能在布置上搞出许多花样，不能不说是奇迹。坐的是中国式的木雕椅子，头上是五颜六色的玻璃吊顶，上面画着几条张牙舞爪的龙。总而言之，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餐馆就该如此。一进大门摆着一个大鱼缸，里面养着热带鱼，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说明“中国人”奥托也向三合会交了保护费。

    餐馆的座位空着一半，哈比希在最靠里的房间里找了张能够对餐馆一览无余的桌子坐下，点了一道冬笋蘑菇烧猪肉，一杯红葡萄酒。奥托-富尔曼当即走了过来，他有这个习惯，每个客人他都要亲自欢迎，按他的说法是：好话说得越多，客人就吃得越满意。

    奥托说：“您选中我的小饭馆作为美餐一顿的地点，令我十分荣幸。我那不成材的厨师愿竭诚为您效劳。”

    欧洲人如果只是从电影或书籍中了解中国，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礼节。不过这办法还真不错，“中国人”奥托的这番话总是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客人们受到奉承，感觉自己就像中国古代的大官一样。

    哈比希报以一笑，说：“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出人不意的东西。是茜茜介绍我来的。”

    “是泰加酒吧的那位？那是一朵神仙点化的荷花，只可闻其香，不可近其身。”

    奥托亲自为客人斟红葡萄酒，一面还说：“您真选对了，这是‘龙血酒’。”

    哈比希喝了一口，笑着看了奥托一眼说：“这是‘卡尔特湖’口味的，不知哪个犄角旮旯的产品……”

    “噢，您是品酒专家？”“中国人”奥托有点狼狈，“行家们很少来我这儿，对普通的客人我总是说，这酒产自济南的山区。”

    哈比希大声问道：“那儿有葡萄酒吗？”

    “谁知道。我有次看中国地图，发现济南这个地名挺不错，干吗济南就不能有葡萄酒？谁会查个明白？我的客人永远不会去济南，只要他们相信就行。”奥托向哈比希眨眨眼说：“我在地下室里还有好的勃艮第葡萄酒。”

    “恐怕是哪个西班牙小村子出的吧……”

    “真的，是勃艮第酒。”“中国人”奥托看来喜欢上了哈比希。真有这种事，看见一个人马上就喜欢他了，奥托欣赏哈比希的风度。哈比希也觉得“中国人”奥托可亲，是个机灵鬼，他那套生意经能够让人开心。

    菜做得并不出色，但口味还不算差，勃艮第葡萄酒倒是货真价实。奥托坐在哈比希对面，给他讲圣保利的故事，说有个男人在一次群交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自己酒醉之中穿上了别人的裤衩。他老婆看见后问他：“你怎么把维利巴尔德的裤衩穿上了？”维利巴尔德是两口子的邻居。

    哈比希问：“你来圣保利多久了？”这时奥托正准备奉送一小碗热的乌梅酒作为饭后甜食。

    “我出生在这儿。”

    “那你认识的人很多。”

    “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还挺自豪的，确实，谁不知道“中国人”奥托？

    “您也认识那些吧女吗？”

    “这不可能！您知道这儿有多少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