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贝尼塔-塞尔比的日记。5月29日,星期五。“……我的办公桌安放在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大楼的走廊里。这时正是上午10时过10分。我不相信这会很快结束。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等待着它的结束。一方面,我将怀念这种激动人心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为此而松了一口气,因为它经历了艰苦的14个月。这是我们在此进行会见的第四天。这意味着,我们还有九天,其中七天为工作日。早上,我从妈那里收到一封长信。她的关节炎病痛加剧。这儿人人都显得紧张不安。我与查普曼博士驾车来到这儿。他倒是个例外。他总是那样好的脾气。而卡斯却令人够呛。倘若他不那么尖酸刻薄,还是蛮有魅力的。他今天早上对人很冷淡,他害头痛病。我告诉他是因为烟雾的缘故。他对我的日记好一阵嘲笑。而我回他说,要不是我写日记,怎么能记录我们的情况呢?我列举了菲力普-霍恩、塞缪尔-佩皮斯、冈考特兄弟、斯顿赫尔、安德烈-吉德,这使他无话可说。查普曼博士倒说他希望我处事谨慎,因为我们有对立面。我表示让他放心。我越来越感到这日记将成为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的记录。找这样措辞,意思也就是说,一旦人们读到它,它就会让查普曼博士显得更慈善仁爱。
“当我们到达时,霍勒斯和保罗已经在这儿了。像往常那样,霍勒斯对人冷若冰霜,保罗也好像被什么事情弄得坐立不安,通常,他是个好脾气人,但是每个人都允许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在9时,我登记了三位妇女作为第一批会见者,她们就在那儿。接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制片厂的宣传部主任,邀请查普曼博士共进午餐,为的是祝贺正在拍的一个有关未婚十几岁的母亲的片子。对此,查普曼博士没有应约,因为这有损尊严。不过他告诉他们,他倒愿意对制片商协会发表性与审查制度的言论。对这个提议,他们表示赞成——哦,这审查判决,啥时是个头?——不过,演讲一定得安排。第二个电话是从位年轻的妇人那儿打来的,要求我给保罗个口信,她说,在保罗方便的时候,她希望在水晶宫见面,共进午餐。我告诉她12时是最好的时间。她说如果他不能安排请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口音很漂亮,宛如玛格丽特-苏拉温及其他人的那样好听。她叫鲍拉德夫人。保罗究竟为什么要与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会面呢???……”
保罗到达水晶宫时,看见她独自一人坐在华丽的枝形吊灯下面的紫红色包厢里。她一边吸着烟,一边玩弄着火柴折迭夹。他走进入口,站在新到人群的后面,停了一会儿,仔细地看着她。他原有的第一印象并没有错。她长得十分漂亮。那晚的气愤被一种好奇心所代替。何止好奇,还有某种冒险的意味。
他朝她的包厢走过去。
“下午好,鲍拉德夫人。”他说。
她迅速抬起头。“你好。”她好像是松了口气。“我还肯定你不会来呢。因为即使你失约,我也不能责怪你。”
“真格的你不会相信我能来?”他在她的对过坐下来。
“不管怎么样,你来了我真高兴。”
他微笑着说。“我当真打过赌不再见你。”
她脸上泛起了红晕。“你明白,我以往不给陌生人打电话并约会的——”
他正要打趣她几句,可见她忧郁不安的样子又打住了。
“……不过,当我今天醒来时,我意识到昨夜自己的行为是多么不像话。我一再在惦记着——那个可怜的男子,他定准把我看成是——”
“他把你看成是一位确凿无误的钱包失主,而你又极不高兴收回它。”
“这正是最使我不安的地方,”她说,“你倒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帮我的忙。”
“这不完全属实,鲍拉德夫人。”
她停住说话,瞅着他,他意识到她那柔软的睫毛和东方人似的眼睛。“这话我可不理解。”她说。
“我在帮我自己的忙。瞧,昨晚你做得对。我决不该让你折磨自己。我是调查人,去找调查对象,是不道德的。一般情况下,我会很得体地处理这件事。我应该把钱夹转交给塞尔比——她是我们的秘书——她会打电话告诉你,于是你会过来拿回去。这样做,一切都非常合体,别人谁也没有动过,不会节外生枝。可是,事情这样发生了,我打开了你的钱夹,想弄明白它的失主是谁。我看见了你的照片,我便非见你不可,这便是事实。如此看米,应该接受道歉的是你而不是我。”
她锁紧了眉梢,将目光移开,向下注视那银质餐具。她在想,方才他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后来,她记起来,他曾经会见过我,在会见期间听见了所有那些淫荡的细节。他准认为我是一个性欲狂,很容易到手的货。
他皱起眉头,观察着她。他原以为她会把他的这段坦自当成挑逗的调皮话。可是此刻他看得出,他引起了她的烦恼。他想,她在想象什么?难道会想我在变着法儿——我的上帝,那次愚蠢的会见——她肯定想我在利用它去——
一个年纪挺大的侍者,身穿铜纽扣的红蓝间隔的制服,站在他俩跟前。“午饭前我可以先从酒吧间为你们弄点喝的吗?”
保罗将眼光从侍者转向凯思琳。“与我一起好吗?”
“我想我高兴与你在一起,来杯马丁尼酒吧。”
“来两份,别掺任何水。”保罗告诉侍者说。后者写好订单走了。
保罗把他的注意力转回到凯思琳身上。“鲍拉德夫人,”他紧接着说,“我想你可能误解了我,它使你生气了——”
“不。”
“如果你把会见的事与我造访你的事实联系起来想,哪怕只想一秒钟,哦,我向你保证,情况决非如此。说句非常实在的话,经历了那么多的会见,我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区分开来。我根本记不得你是慕男狂呢,还是同性恋,或者是酒鬼。”
她终于笑了起来。“是酒鬼。”她说。
“当然喽,我本应该看出来——这斑斑点点的面颊,抖动着的手,你说话时轻微的吞吞吐吐——还有那串拼成AA形的钻石。”
“你说你住在哪儿——贝克大街吗?”
这种一本正经,不伤和气,不着边际的谈话,持续了不长时间,马丁尼酒的出现最终把他俩带到面对面的谈话上来。
“哦,”他说,对着她举起了酒杯,“祝福你——为了下次会见成为可能干杯。”
她仿照着这个姿势作了一下。他们俩都呷起来。
“这酒很烈。”她说。
“年少时看见橄榄酒就害怕。”
她大笑了起来。
他们俩突然发现,他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可说了——要不就是有说不完的话。就他本人,她对他是一无所知。她正在拿不准,如果启齿问他是不是太唐突了?而他对她了解得比较多。她心里明白,他不能问什么。
“你一直从事这种工作吗?”她想知道。
“不,只有几年。我过去当教师——而且勉强称得上是位作家。”
“是什么让你放弃了写作?”
“我好犯轻率的毛病。假若真是犯了的话,就说明我对性和金钱感兴趣,我的堕落。说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想,那是因为能够有机会在查普曼博士手下工作,在某项如此重要的事业圈子内深感荣幸的缘故。我假定,在某些秘密的地方,我仍把自己想成是一位作家——没有什么是作家不能接触的事情——我总是相信,所有这一切终有一天会有用的,特别是当我年纪老了,靠微薄的养老金蹒跚在蒙特卡洛市街头上时。”他停下来,考虑着下面说什么好,“有一点我从来说不清道不明。直到现在,我还在猜想,这是潜意识的。不过,正在伸出到表面上来。我想,我总感到,通过从事这项工作,既可以在发觉别人的秘密,也可以发现自己的隐衷。”
“你有没有像会见其他人那样——被别人会见过?”
“没有。当我来时,所有的单身汉抽样调查已经结束。我的其中一个同事被查普曼博士会见过。当然喽,博士本人会见自己。”
“那怎么可能呢?”
“我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查普曼博士除外。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我想他的讲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每次都是。他擅长于讲演这类事。不,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他精于此道。他坚定,真诚,具有献身精神。当你周围的所有一切看上去是那样不稳定,没法解决,四处飘动的时候,在这样的人周围工作,便是一件好事情。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还需要人,这使我感到惊讶,”凯思琳说,“你好像……很自信——我是从褒义上说的。”
保罗微笑起来。“表面现象,”他说,“像其他人一样。内里却有太多的转折和岔道,我们有时都容易感到迷茫的。”
“说得对。”她严肃地说。
“方才想说的是——瞧,现在我已是——35岁以上的人了,仍是一个单身汉。这是我自己也感到吃惊。这决不是我经常梦想——”
“也许你从来没有恋爱过。”
“我肯定有过,有几次,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方式的爱,这像转动着的轮盘赌轮。如果你很幸运,正好落在合适的号码上,你的路子就对了,我就会赢。无论怎么说,我想,坐在那堵屏风后面,通过听、学,也许使我成为一个幸运的人。眼下我不敢肯定。这里面分门别类列了那么多情况,但没有触及深一层的困惑。”他喝干了自己的那一杯。“也许你说得对。也许我从来没有爱过。也许我一直害怕。”他陷于沉思,转动着手中的空杯子。
“我不知道那会发生在男人身上。”
“当然会。即使是那些结婚的男人也难免。”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上面。”
他继续转动手中的空杯子。“我说得太多了。”
“很合乎情理。你有彻底了解我的优势。”
“那是公事,这才是乐趣。”
“你是说你不喜欢与各种各样的女人进行引起共鸣的性谈话吗?”
他看得出,她是在责备他,不过他仍然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它很快就毫无意义了,那引起共鸣的部分。我作为……作为一名调查者还是喜欢这项工作的。看见统计数字有了新发展真使人高兴。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摇了摇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难言的苦衷。”
她凝视着她的杯子。“那也包括我吗?”
“还有我。”他审视着她的带有几分伤感的甜甜的脸。“你的丈夫——我正在想——是不是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鲍拉德?”
“是。”
“我常常想到那些名人的寡妇。例如,总统的遗孀。那情况一定和失去一个普通的男人的感觉不一样。它准是像失去了一颗行星,一颗密密麻麻居住着人的行星,一直在呼呼地运转着,可突然之间被带走了。”
他等待着。她的脸上毫无表示。
她想,不像是行星的逝去,而是像占领军最终返回家去了。
“有点像。”她说。
“你已经适应单独一人生活吗?”
“要适应单身生活,你必须把兴趣注意到自身上。我不敢肯定我能做到这一点。”
他在她身上感到有某种他不理解的利害关系,他不可能完全了解,“眼下你如何打发自己的时光?你干些什么?”
“我做大多数女人做的事,不光是寡妇和已婚的妇女。”她顿了一下。“我在等。”
“等什么人?”
“等什么事情……等待生活对我作出自己的解释。”
那位侍者返了回来,突然之间他们俩人都意识到这个饭店里充满了人。凯思琳谨慎地点着菜,细心挑选那些她认为他可能期望她喜欢的——一份浓味鳍鱼和一份法国烤面包。保罗要的也完全和她点的一样,因为他想让她知道,她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当侍者填写订菜单时,保罗决定,在他们分手时,他要请求与她晤面。他定不准她是否表示同意。
贝尼塔-塞尔比的日记。5月30日,星期六。“……大家坐在会议室的一头用餐,谈到了卡斯。卡斯早餐未露面,查普曼博士发现他闹胃病。查普曼博士认为病状像是食物中毒,因而坚持让他休息。他接替了卡斯的会见工作。我收到妈妈的一封短信。她想换医生,因为她感到鲁宾弗尔没有在她身上花足够的时间,而要钱倒不少。再说他一点也没有使她的关节炎病痛减轻。我早上给她回了信,要她在我回家前不要做任何举动。你既然从出生开始一切让母亲照料,你就要经常想到照料母亲,尽管这可怜的人儿注定要失去活动能力。鲍顿-布什先生刚刚从电视网打来电话,确认一下与查普曼博士星期一的约餐事项。布什先生提醒查普曼博士,别忘了带一张问题单,以备他坐在那张‘热板凳’①上别人提问他时用。电视从明天开始会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转播一周。三个月前在纽约就定好了,借此庆祝查普曼博士妇女调查的结束,尽管查普曼博士对此处之泰然,可我仍是激动不已。还有15分钟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想,我要读新出的《家庭生活》杂志,看看人工授精的婴儿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为什么那位女伶为了上帝而放弃了事业和货店。”
①热板凳是指人们所处的任何难熬的位置时的比喻。
厄苏拉-帕尔默跪坐在旅馆门廊的杂志架前,把最近一期《家庭生活》杂志未卖出的12本,从部分遮盖着它们的一分竞争性的刊物后面取出来,将它们放在架子顶上显著的位置。重新安排《家庭生活》杂志工作,是自她被伯特伦-福斯特雇佣后所从事的一项长期工作。这项任务使她很感慰藉,因为她感到,“她”的每一本杂志的卖出,无异于为她的未来增添了一份保障。
她站起来,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看有没有人注意她。门廊内只有几组男人,都穿着赛璐翻领制服,这表明另一种时尚已经席卷全市。她向电梯望过去,紧张地等待着福斯特,不过所有电梯都在空中运行着。
她在宽敞的门廊内烦躁地徘徊着,心上正思考着她对他说什么。后来,她站在一棵巨大的盆栽橡皮树旁,竭力想理出个头绪。她与福斯特先前约定在昨夜会面,他需从棕榈泉驱车过来,单独见她并看她的记录。当她意识到她还不能搞好那份记录时,便给在棕榈泉的他打了个电话,解释一下拖延的原因。接电话的是阿尔玛。厄苏拉便问阿尔玛-福斯特生活过得可好,从电话上得知,她过得并不愉快。接着厄苏拉又询问福斯特先生如何。原来福斯特在打高尔夫球,然后在洛杉矶有一项特别的业务要办。“正是为这事,”厄苏拉脱口而出,“他千万别来——我还没有为他准备妥贴。我希望你能挡住他。”有一阵可怕的沉默。厄苏拉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了大错。“甭着急嘛,”阿尔玛不自然地说,“我一定挡住他。”厄苏拉不顾一切地设法弥补这无法估量的损失。“它是关于一系列文章的事情,福斯特夫人。您能告诉他我还没有把笔记整好吗?一旦搞好,我一定给了打电话。”
这个战术上的错误是昨天早上犯下的。今天一早,电话又响了,是福斯特打来的,并不是长途。“阿尔玛和我已经回到旅馆,”他说——话音硬梆梆的,厄苏拉这样认为。“关于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我从她那里只得到一些篡改了的口信。我想你最好过来,直接把它解释清楚,我大约中午时间在。”
她坐在盆栽橡胶植物的旁边椅子上,储量这种并非有意撒谎的真实情形。她能告诉他会见中所做的笔记只打出1/3吗?她能告诉他,每当她继续往下打时,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想到过去,想到她与哈罗德的私生活,从而一搁再搁进行不下去吗?她能够解释在她的整个事业中,她所遇到的第一个写作障碍吗?他能理解吗?如果她办不到的话,他怎么能够呢?可不可以把责任归咎到哈罗德身上——她从阅读中知道,现在到处是流行性感冒——使自己保持精力并且不受感染。
“喂,你到啦。”是福斯特的说话声,他一边说着,一边摇摇晃晃地朝她走过来,她简直是一跃而起。
“哦,福斯特先生——如果我给你带来诸多不便的话,实在抱歉。我希望你不会因为我来到城里吧。”
他用鼻子很重地哼了一声。“是为你来的,阿尔玛也来了。”
“真抱歉。”
“别介意。对我来说,生活永远不是野餐。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在电话里告诉她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告诉她我必须跟你讲话,而她说你在打高尔夫球,然后去洛杉矶。我说这正是我打电话要和他说的事情。我们预定要检查一下的工作延期了。因此,待我回电话前你不必来。”厄苏拉流露出某种迷惑不解的神情。“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很自然。可你不是阿尔玛。我说我有项特别的业务,我没有说同谁在一起。她一旦发现——阿哈——任何穿裙子的人都是毒物。她像作贼似地开始跟踪我。你看这有什么用?我们还不是都在这儿吗?”他端详着她,狭窄的眼睛几乎成了一条缝。“没有笔记是怎么回事?你去给他们讲了你的全部性生活,是不是?”
“是,讲了,福斯特先生。”
“讲了一个多小时,是吗?”她点了点头。他耸了耸肩膀。“笔记在哪儿?”
“我做了。不过——”她见附近有一伙男人,毫无疑问被福斯特大声提到的性所吸引,正在直盯盯地看他俩,她感到很不安。“我们可以坐一会儿吗?我会解释给你。”
“对我很合适。”他挽起她的胳膊,穿过铺着厚地毯的门廊,走向靠窗的双人座。“就在这儿。”
他们俩都坐下来。“我在会见中作了完整的笔记,”她急匆匆地说。“每个问题,我的每次回答。全部记得清清楚楚。”
“是吗,嗯?你害羞吗?”
“相信我,我也觉得有些害羞,不过,我说出了实情,整个的真实情况——”
“上帝助你成功。”
“哦,不错。我用自己使用的速记法把它们记下来,我已开始为你转译过来,不巧,上星期一晚,哈罗德突然病了——发烧到华氏102度——自那之后,我一直忙于照料他。今天他有好转,我可以很快继续译下去。”
“你不能雇个人由你口授他记录吗?”
“福斯特先生,除你之外——我不想让世上任何人听到或看见这些笔记。为什么?这样一来,就像在陌生人面前没有穿衣服一样。”
“我想是这样。”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他的肥厚的嘴唇湿漉漉的。“我在这儿只能再呆一周,给我个日期。”
“今天是什么日子?星期六。明天我还得忙于照顾哈罗德。不过我将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干下去。我大概在下星期三或星期四搞好。我看星期四吧,肯定能行。”
“不能早一点?”
“我试试看,不过——”
“好吧,我们把它确定下来——就是星期四晚上,在这儿,在我的房间里。我将想出点事让阿尔玛去做。你7点来,计划喝点饮料、共进晚餐,再就是度过很长的一段难技的时光。”他直盯盯地看了她一会儿。“我希望一切都好。”
“肯定很好。”
“我已经给欧文-平克特打过电话,告诉他有关分为三部分的整个事情。正如我保证的那样,他印象很深,所以你看它很有刺激性。”
“我希望如此,福斯特。我不是杜-巴莉太太。”①
①杜-巴莉太太(1874-1893),法兰西路易斯十五的情妇。
他把一只圆滚滚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揉摸着。“所有的女人都是杜-巴莉太太。”他故作庄重地说。对此,厄苏拉点了点头,半信半疑,想到纽约。
但是,过后不久,当她驱车在威尔希尔-博尔瓦德向西行驶时,随着她离开福斯特的距离越来越大,她那专注于纽约的心思也渐渐淡漠起来。纽约在每次斗争中都赢得了胜利,只有在最后的一次除外。这最后的一场是哈罗德。她终于完完全全把心思专注在他身上了。当她来到贝弗利山罗克斯博车道时,她转了个弯朝他的新办公室开去,决定把他那套房间的装饰一劳永逸地处理好,也好让他吃一惊。
这幢设有柱廊的白色建筑,是这个街区既没有分析学家也没有内科医生居住的几栋楼房之一。在电梯旁边,黑色的姓名地址录上写着白色的字体,其中有公关律师、商业经理,和几个莫名其妙的公司。哈罗德搬进的一周里,厄苏拉一直没有参观过这幢楼房。厄苏拉记不起是在哪一层。她发现哈罗德的名字夹在一家进口商和一位人才代理中间,于是便乘顾客自己操作的电梯上到二楼。
过去电梯第三个门就是那处办公室。在毛玻璃上面——她得承认,很引人注目——是黑色的字体:“哈罗德-帕尔默及其会计师联合公司。”用“联合”这个词,她知道,纯属对合适身份的钓饵。哈罗德应该用“有限”这个字眼,如果他不感到太夸耀的话。除了有一个税务学生今年曾来帮助过他两个月外,全是由哈罗德单人经营。
像那些粗壮的互助会妇女,每逢圣诞节便挎着篮子向那成百的需要救济的人分发东西那样,厄苏拉怀着行善的心情打开了门,走进了“哈罗德及其会计师联合公司”的接待室。映入眼帘的景象令她大为惊诧。她最后一次来参观这间办公室时,也只有那一次,只有一张松陷的栗色沙发,一张套有褪色条布的椅子,墙上斜挂着一幅可怕的奥罗茨克的复制品画。所有的家具都是房主提供的,直到他的房客安顿下来。然而现在,像是通过魔术般的变换,房主的家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设施满可以使拉伯特森-博尔瓦德内装饰商的展窗增辉。房间闪烁着活力、新颖和光亮,宛如斯堪的那维亚热心于户外生活的小明星的居室。两个低沙发,椅子和桌子全是一色的现代丹麦家具,用的是漂白过的胡桃木料,灰调子的印花罩布。一束深红色玫瑰花插在瑞典式的长颈玻璃花瓶里,花瓶摆在雷利特和俄威复制品中间的咖啡桌上面。墙上挂着易碎的平板画,达菲、马蒂斯和迪格斯用铅笔在上面署了名。厄苏拉无声地站在那儿。无论发生了什么变化,只证明了一件事——这儿,至少,少不了要她掏腰包。
她心里怀着几分惊异,穿过接待室走向哈罗德的私人办公室,用力地拍着门。
“在这儿。”
“我是厄苏拉。”
“请进。”
厄苏拉打开门走了进去。她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位年轻女郎的后背。那人大骨架、未束带,显得淫荡令人作呕。这位年轻女郎正在哈罗德办公桌前弯腰,揭开盘子中纸板咖啡杯盖,盘子里还有包着的三明治,散发着热牛肉和肉汁气味。
哈罗德看起来不像往常那样脸色发灰,脸庞也不那么凹陷了。他挥了挥手。“嗬!”他似乎像一个被捉的偷吸烟的小学生那样既高兴又害怕。“这真叫人惊奇。”
“我敢肯定。”厄苏拉冷冰冰地说。
这位年轻女郎,见有人闯人仍然不紧不慢地做她的事,最后,她伸直了身子。她的臀部很大。她慢慢转过身来,面带微笑。她那健康的苹果一样光亮的脸,恰似这办公室里的发亮的胡桃木家具。它所具有的崭新气息对厄苏拉是一种打击。她那草黄色的头发编成辫子,显得过分漂亮。她的蓝眼睛令人吃惊地又圆又大。她的Rx房发达,裹在柠檬色的卫生衫里,显得不雅观。厄苏拉发现她的大腿根粗,这下子让她感到挺高兴。她那样子既像百分之百的海尔格斯,又像一头得奖的雅利安母牛,还像一位身着水手领女套衫和海军蓝裙子、在纽伦堡体育馆做体操的希特勒-尤金德。
“……我的秘书,玛丽尔达-齐格内尔,”这位可恨的色鬼说,“这位是帕尔默夫人。”
“你好,帕尔默夫人。”玛丽尔达,齐格内尔说,露出两个迷人的酒窝。她说话带着轻微的日尔曼人的口音。厄苏拉看得出,她在几年内不会扔掉这种口音的。玛丽尔达又转向这个色鬼。“午餐够吗,帕尔默先生?”
“很好,玛丽尔达,很好。你最好出去用你的午餐。”
“我会,请使。”她对厄苏拉微笑着说。“请原谅。”
厄苏拉的眼睛跟踪这对摆动着的Rx房出了办公室,尔后,转眼注视着这个色鬼。
“那个到底是谁?”厄苏拉问。
“我的新秘书,”哈罗德显得有点吃惊。“我上个星期把她的情况跟你说过了。”
“不至于说她还从事打字吧?”
“玛丽尔达能抵得上我过去用过的三个人。那些德国姑娘非常出色——细心,利落,而且效率高——”
“还有42号尺码。”
“什么?”
“别介意,”她朝家具挥挥手说,“所有这些什么时候发生的?”
“指这些家具吗?昨天送来的,你陪同福斯特夫妇,抽不出身,这使我很着急,尤其是自我弄到贝利账户以后。我不想让他到这儿来时看见我像个叫化子似的——于是玛丽尔达和我便出去——”
“玛丽尔达?”
“对,我真幸运,她在斯图加一所学校进修过室内装饰这门功课——”
“于是她把你打扮得完全日尔曼化?嘿,瞧瞧吧——”
“我想你喜欢它,厄苏拉。我今天上午收到一打贺词呢。”
“它完全不合适,与你身份不协调。这看起来像是度蜜月的小别墅,而不是严肃的商业办公室。”
哈罗德的左眼紧张地跳动着。“我一直在等你。”他指了指一块三明治说,“你吃点吧?”
“我不饿,”她又扫视了一遍那些家具。“这一定值不少钱吧?”
“其实不。你知道那些德国人,非常俭朴。另外……另外,既然我有贝利——呐,我们不必动用你的存款。”
“看来你觉得已经独立了。”
哈罗德平静地注视着她。“难道你不想要我自立吗?”
她感到不安和慌乱。“当然我想。我仅仅不想要你办蠢事。哦,我现在最好走掉。”
“什么事使你路过这儿?这可是第一次——”
“第二次。我只想瞧瞧我的丈夫是怎样打发他的时光的。任何一位妻子都会这样做。这有什么不对吗?”
“对,我很高兴。”
她已经到达门口。某种长时间休眠的意识复活了。她转过身,强装着笑脸。“我差点忘了,哈罗德——我打算逛商店;晚饭你想要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这个新鲜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以及对他本人具有的重要性,一时令他不知所措起来。“我……我没有想过。”
“别介意。我会想象出某种好东西出来。”她指着他的餐盘。“吃吧,别凉了。要细嚼慢咽。你了解自己的胃口,待会见。”
她打开门,走了出去,身了立得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这样一来,玛丽尔达自会明白,民主反对派的性子不是好惹的。
贝尼塔-塞尔比的日记。5月31日,星期六。“我正坐在维拉-尼普利斯的游泳池边。我给妈妈写完了一封五页纸的信。昨天我的措辞写得很粗鲁,对此我深感内疚。我知道这些信对妈妈意味着什么。她只能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儿得到信,如果不包括她的姊妹的话。霍维没有时间写信,所以,如果我不写的话,谁会写呢?我告诉她,我们返回后都期待着一个短期假。那时我会找一位专家,带她去芝加哥进行X光透视和检查。游泳池边很热,不过这种热不像中西部的热,但更干燥一些,不会出那么多汗。游泳池里有六七个人。我穿着从密尔沃基买的三角背心和短裤,全身抹上了防晒液。游泳池对过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正在坐着读书。有好几次我见他朝着我看。身上抹上这玩艺一定看起来很可笑。查普曼博士、卡斯和霍勒斯坐在我后面的阳伞下的桌子上。卡斯今天感到好多了。查普曼博士一直在谈论着乔纳斯博士的事。用早餐时,他看见一篇文章和附着的一幅建筑蓝图。那是一所庞大的正在海边施工的新婚姻顾问所,该所将由乔纳斯博士经营。查普曼博士看后勃然大怒。我并不责怪查普曼博士对待乔纳斯博士的态度,凡人皆有,因为我读过乔纳斯博士的某些评论文章。查普曼博士问我是否看见过保罗,我告诉他我看见很早就出去了,拿着网球架和一听网球。我突然想起,人们不可能与自己打网球,那么保罗与谁一起打球呢?游泳池对过的那个小伙子又在朝我看,我想我必须摘掉我的太阳镜,之后再写完今日的日记……”
过去,每当玛丽-麦克马纳斯在星期天上午同她父亲打网球时,他在她的眼中,着起来总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即便在打过激烈的一盘之后,在那酷热之中,他那稀疏的头发仍然整齐有序,结实的面庞仍没有出汗,呼吸也很均匀。他那白色的衬衣和短裤总是整整齐齐,干净利落。
然而今天,当她走向网球去找回那两个球时——她第一次发球两次失误——她通过网眼观察着站在远处底线上的父亲时,她发现他已经变了。他老了,她难以置信地对自己说。他头发凌乱,湿乎乎地结成好几片,他的脸上冒着汗,显出甜菜般的红颜色;他的胸膛在湿透揉皱的衬衣下剧烈地起伏;他的肚子向着非运动员的方式凸起来,这一点她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是一位老人,她再次地告诉自己。不过他为什么不应该是老人?他是我的父亲,不是我的男朋友。
她从热得烫人的沥青铺路的球场缓缓穿过,脚下穿的白色厚网球鞋发出咯吱咯吱和压吸的声音,折回到她的底线上来。玛丽一边走,一边回忆起在布里阿斯郊区俱乐部每周星期天比赛的日子。她想,也许是在她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她刚开课不久。那时她父亲总是领着她到俱乐部。他把她安顿在阳台上喝可口可乐,自己走下去打双打比赛,三打两胜。有一个星期天,哈里-伊温的伙伴打电话告诉他,说有事脱不开身,因此玛丽便被邀请与她父亲一起打双打。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上午——她打得很顽强,从而受到高度赞扬——从此以后,她父亲停止每周的双打,集中精力与玛丽进行单打,除非他因生意外出,或者他俩之中有人病了,否则,这些年来,每周的单打比赛从来没有间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