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出生于莫斯科的普通家庭，这样的家庭在首都总共有几十万户，甚至有一百万户。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在小学教书，家里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挨饿。像大多数莫斯科人那样，他们一直靠工资活命，经常去操办东西，而“购买”这个词业已从语汇中完全排挤出去了。操办了象牌印度茶，操办了二十卢布两罐的罐头闷肉或香肠，香肠不仅没有香肠的香味，而且根本没有气味。

    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在这极其幸福的时代还清楚地记得，尽管有些人开始忘记了。柜台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着他们，可谓为百货俱全，只是缺乏你必须挣得的金钱。人们在往年不是去挣钱，而是去领钱，谁也未曾说“工钱”，而是说“工资”。微薄的卢布发给每个人，这不取决于，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坏，或者根本只是前来应卯而已。

    除开父亲和母亲之外，伊戈尔尚有外公，母亲的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岁左右，但他看起来远远在六十开外，因为他进行反苏宣传，坐了五年牢。他曾经是个文学家，甚至是作家协会会员，自然他很快就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所写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无疑地没有鼓吹任何人，总之极不问政治，但他和那些进行“叛乱性”谈话的同事有交往，甚至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来，没有进行特别审查，就把他们这一伙关进了班房。他们之中没有闻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审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结束了。那时候的伊戈尔记不得出了什么事，又因为年幼，所以他不会深思熟虑。父亲被开除出党，伊戈尔未被接收入团，但他小学毕业了，生活跟平常一样。外公悄悄地，一声不响地回来了，劳改营里的事从来不讲。他们在家里不进行政治性的谈话，父亲只是有时喝醉了，声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说些恶毒的话，说什么下等作家真讨厌，使一家人终身残废。外公不做声，在某处当个看门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梦中沉默地辞世。

    无论是外公的被捕，无论是他的去世对伊戈尔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快要念完十年制学校，稍稍从事体育运动，常和少女们相会，备受她们的欢迎，实际上常常不在家里，只是回来住宿。

    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生活在起变化，父亲被提升职务，现在他的被开除党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功绩。从前他文静稳重，不引人注目，而今开始高声谈话，议论政治，时常提及岳父的名字。一九九三年伊戈尔被传到兵役委员会，但是医生们说了什么关于他的肺部的情形，于是上级准予延期服兵役。

    父亲还年轻，他是个健康的男人，有一次他同伙伴们一起多喝了几口酒，尽管原则上他不是经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少，而在那次则出现了心肌梗塞，父亲在医院待了一个礼拜，后来又出现第二次心肌梗塞，人就死了。正如埋葬外公那样，悄悄地埋葬了父亲，尽管在葬后酬客宴会上人们说过几句话，悼念病故的法律辩护人。

    伊戈尔是正常的小伙子，喜欢他父亲，但他已长大成人，开始明白爸爸是个软弱的人，没有主心骨，也没有原则，他的死不是家庭的悲剧，但却使物质上的处境急剧地恶化。目前物价飞涨。斯美尔诺夫之家没有积蓄，所以没有什么损失，但靠母亲的工资度日是不行的。伊戈尔准备进学院了，不得不把白天上课改为夜间上课，不得不开始工作。他找到了管院子的工作，还附带看管邻近的大合作社的一段地，所以工资是十分不错的。他是个没有复杂心绪的小伙子，早晨五点钟便拿着铁锹在自己的领地上出现，卖力地苦干，住户很满意，把一些零星的事情委托给伊戈尔做，给他添些钱：伊戈尔有一张免服兵役证，于是把军队置之脑后了。但当我们英勇的军人与车臣开始“短暂地”作战的时候，兵役委员会又记得他了。他们征召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去服兵役，使他注意到他在祖国面前的神圣天职，他们已经忘记了他的肺部有毛病。也许每天的许多个小时的户外劳动真对他有所帮助，肺部的毛病已经痊愈了。

    事实仍旧是事实，一九九四年秋季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在卡卢加近郊接受新兵训练。同志们和下级军官们都喜欢这个身材匀称而灵活的小伙子，他的祖传的习惯生疏了，其中一部分新的生活习惯又开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是同龄人，他们分不清枪管和枪托，用“卡拉什尼科夫”式枪从五十米的距离打不中板棚。独具一格的是，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会挖散兵壕，他干得又快又灵巧。他非常内行地使用铁锹。

    当伙伴们刚开始熟悉武器的时候，青年战士的军训课程中断了，他们很快就被调到格罗兹尼去。

    地平线上炮声隆隆，烈焰熊熊，他们叫那些青年战士们在某幢倒塌的建筑物附近排队，少校很快就从建筑物里走出来，他身穿一套肮脏的野战军服，许多天没有刮过的下巴上长有短髭。装束入时的，神态端庄的上尉报告说补充队伍已经抵达，他只向那身穿军服的儿童们的无可指责的队列瞥了一眼，低声问道：

    “上尉，你本人会射击么？”

    “是的，少校同志！”上尉挺直身子，“开一百枪能打中九十枪，如用手枪，开一百枪能打中九十三枪。”

    少校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满是尘土的皮靴，用那肮脏的手帕揩揩流泪的眼睛。

    “你开枪打过人么？”

    “根本没有，也没有机会！”

    “我明白，”少校的背驼得更厉害。“为什么这里在作战，你知道么？”

    “是的。”

    “停住，上尉，请你正常地说话，所有这些“是的”不是对司令部、而是对上流社会交际场所适用。你把谁运送来了？”

    “青年战士们，少校同志。”

    “战士们，是你说的吗？”少校走到队伍跟前，拿起一支新兵的自动枪，退出枪弹，以那迅速的难以察觉的动作取出“角状火药筒”和枪机，之后还给战士，他说道：“你重新装上弹药，对天开一枪。”

    小伙子犹豫地，甚至恐惧地望着不熟悉的“铁家伙”，不明白应该把那块铁嵌在什么地方。少校把脸转向上尉，说道：

    “完成任务吧，上尉。”

    上尉端起自动枪，甚至开了一枪，但是他不在行，动作也很慢，甚至连没有经验的人们都明白，他们的上尉完不成任务。

    “可以说，你是个死人，”少校啐了一口唾沫，然后用皮靴蹭了蹭。“把你的一连人带到那边去，”他向坐落在格罗兹尼对面的灌木林点点头，在格罗兹尼，大炮不停地轰鸣，烈焰熊熊。“你们将来挖土窑，建筑和安装炉灶。当他们给你们预备需用物品时，他们晓得俄国的冬天即将来临，但也许会遗忘点什么。你们学习学习吧，如果不开枪，那就合乎规格地持着自动枪也行。完成任务吧，上尉，我马上给你派个准尉来，那么你想稍微居住一个时期，你就把他当作亲爸爸吧，听他的话吧。”

    准尉是个敦实的，个子不高的，约摸四十岁的很不错的男人，他环顾新兵，当上尉想出现时，他向上尉冷淡地点点头并且说：

    “如果你将来不听话，我就向头儿提出请求，叫他们拨给你一排人，你就到那里去，”他向烈焰熊熊的格罗兹尼点点头。“你坐在车厢，经过一昼夜你再回到家里去。对自己的男孩们来说，你是个上尉，而对我来说，你是一个未受训练的普通一兵。你抓住一些流浪汉吧，去挖土，向上帝祈祷，要人们长久地不想念你。”

    他的话音中包含有许多冷淡和疲倦的意味，以致雄赳赳的上尉立刻耷拉脑袋，朝着指定的方向带走自己的连队。

    他们很快就把铁锹、手锯运来，还得到一件别的什么工具。

    “首先是弄好炉灶，派个战士去，他教教他们。你们就在小丘上倒塌的房屋里拿些砖头，”准尉指了指半公里以内望得见的砖盖的楼房。“出去找建筑材料就等于完成战斗任务。那栋楼房可以遭到炮火的覆盖，车臣人善于射击，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弄到砖头。上尉，你得报道伤员的情况，而被打死的人需要掩埋。猛攻城市时，他们打死了我们不少的人，以致我们无法收尸，既没有棺材，也没有运输工具。因此，要登记被打死的人员的姓名，保存他们的证件，然后把他们安葬。上尉，不要做鬼脸，你只要活着，就会习惯的。”

    次日有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来了，他的一只手用绷带吊着，满脸给熏得黝黑，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制服上衣，不知为什么冷得围上了斗篷。

    伊戈尔立刻看出，无论是少校，还是准尉，现在还有这个战士都很冷淡地，但同时却又怜惜地望着他们。

    “您好，上尉！”来到的人漫不经心地举手行军礼，而“同志”这个词就省略了，“即是说，我们将来给自己修筑房舍，对生活渐渐习惯，主要是不用着急。不，炉子得赶快做好，否则你们会冻坏的，而且靠一份冷食过日子是很难受的。”

    招生工作全部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凡是未能考进高等学校的同学大体上都要去拿铁铲，几乎谁也不会用铁挺。而努力劳动的人，两只手掌都缠上血迹斑斑的绷带。伊戈尔以其灵活和技巧而出类拔萃。

    “是农村的吗？”刚来的那人问了一句，“似乎不像。你叫什么名字？”

    “普通一兵……”

    “停住，请说出名字。我叫康斯坦丁，也可以叫柯斯嘉。”

    “伊戈尔，”他略微停了一下，便补充说：“斯美尔诺夫。”

    “怎么样，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我不派你当什么，人们自己会明白，生活本身能决定你们之中谁担任什么职务。我和你立刻做炉灶，其他人就在周围挖土，铺砌屋顶，准备简单的板床。作战的时候首先要使身上暖和，吃吃热东西。我把水泥运来了，你们搬来了一些砖，我们现在动工吧。你，伊戈柳克，要记住，然后教教旁的人。”

    他们开始工作了。康斯坦丁称赞地观看伊戈尔的动作，无意中说出一句话：

    “你的一双手是从需要的地方长出来的。”

    “我当过管院子的人，苦干了半年左右。”

    “啊，即是说，生活把你从科学院士的殿堂降到平地上来了。你，小伙子，不用发愁，你的科学不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你看，技能可以救人一命。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必须把你的情形用耳语说给爹爹听，我们需要一些精明能干的伙伴。不然的话，他们第一天就会把你们干掉，把你们派去冲锋，把你们当作山鹑肉那样弄得粉碎。甚至我这个祖传的西伯利亚猎人，在车臣人之中也只是个普通战士。他们的血液中从小就有战争的基因。”

    “他们是野兽，拷问战俘们。”伊戈尔不很坚定地说。

    “他们打了一千年仗，我们万分地怀恨他们。你不知道我们干嘛要到这里来？谁也不知道。当他们每家都有自动枪，现在的枪还更多的时候，怎样才能解除他们的武装呢？每一家都有与另一氏族有血仇的人。只有病人才会爬到这里来。好吧，我没有说过，你也没有听过，尽管不存在克格勃，而告密人却多得数不清，他们会出卖亲娘，只得在别人背后躲起来。因此你，伊戈柳克，不要作声吧，给你下砌炉灶的命令，可以说，又赠送了你一个月的性命。我们走运了。爹爹这个人是个真正的阿富汗军人，他晓得生命的价值。但他只是个团长，他上头还有首长，他像一只母狗身上的跳蚤。但因谁也不愿意处于他的地位，所以将军们和上校们只好容忍他。啊，别闲扯了，咱们干活吧。”

    一个月之内这个连队挖成了四座大土窑，砌好了炉灶。确实如此，当车臣人打听到士兵们在哪里拿走砖头时，就在不远的地方埋伏了两个狙击手，他们打伤了三名战士，打死了两名战士。

    团长对报道作出冷淡的反映：

    “要知道，这是一场战争，上尉，理所当然，他们在开枪射击。可以说，你很容易避开。我带走负伤的人，掩埋被打死的人，寄出他们的证件吧，你教会人们使用武器，当他们从拱门中找到你们，把你们向前抛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幸存的人，你就得教多少人。你自己学会爬行，不得抬起头来向敌方射击。”

    这个连队走运了，当一九九五年春季正式举行和平谈判，伤亡人数锐减的时候，他们才被重新安置。这时候伊戈尔又走运了，他大腿负伤，进了野战医院，在那里病卧整个夏天。

    伊戈尔回到连队后，出现在爹爹眼前。少校像平常一样，没有刮脸，好像他刚从散兵壕中爬出来。

    伊戈尔向他报到，站在门口等候。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未受训练的普通一兵，”少校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你在士兵中享有威信了。”

    “少校同志，我是个什么样的训练都没有受过的人吗？”伊戈尔知道，可以同指挥员大胆地交谈，少校喜欢坦率的人们，“我是个不很习惯于打仗的人，不过我已经不是一年多以前来到部队时那个不成熟的青年人了。”

    “就是说，是有经验的战士吗？”少校微微一笑。

    “我不是说，我是有经验的，但是可以说我还不错。”伊戈尔勇敢地回答。

    少校打量他一下，赞成他所说的话：

    “既然还活着，就是说不错。斯美尔诺夫，我向你提出一个特殊任务。”他沉默片刻。“你了解，士兵母亲委员会的五名妇女以无人知晓的方式潜入我军驻地，吵闹不休。要您回家去。要知道您应征入伍已一年半了，是吗？”

    “看来我只能再待三个礼拜，少校同志，”伊戈尔脸上泛出了微笑。

    “你再待多长时间，不是由你，也不是由我，而是由司令部来决定。没有命令，新的队伍暂时没有抵达，我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这里不是集体农庄，而是一支军队。这五名妇女包括你的母亲，一位积极的妇女，你知道我们的阵地会受到敌人火力的控制，不得不把妇女们留在掩体中，她们在进行宣传，我们不能去折磨母亲们，把她们装进汽车，送到后方去。第一，她们是我们的母亲，其次有红十字会，新闻记者们和其余一些在战时不了解其真实情况的鬼东西。我和你同去见她们，劝她们离开。许多战士应征入伍的期限已满，妇女们使伙计们完全瓦解了，现在我的团不成其为团，而我不知道称它做什么。如果车臣人向前推进，我们准会被他们击溃，他们就像打母鸡那样把我们全都枪杀掉，仿佛……”他挥了挥手，“你自己明白。”

    “是的，谈判在进行。暂时停战。”

    少校翘起一个指头，仿佛发出了信号，重炮轰隆响一声，轰炸机在头顶上空长鸣。

    “克里姆林宫在举行谈判，我的爱儿，我们的一切没有变化。那么让我们把身上收拾干净，换一件衬衣，一同去和你妈妈谈话。我相信你将会表现得很好。”

    伊戈尔跑到连部去，麻利地换了衣服，把皮鞋擦得发亮，伙伴们给了他香水。上尉走到他跟前，在一年半以内上尉长大了十岁左右，他用一双家兔般的红眼睛打量了一下伊戈尔，说道：

    “好样的，斯美尔诺夫，看起来好像是个后方的参谋。停住，”他闭紧干巴的裂开的嘴唇，“母亲们走了，一切都正常。”他点点头，离开了。

    伊戈尔不知道，妇女们真的离开了，但是一枚流弹打死了他的母亲，从那时起他已经成为孤儿了。

    普通的服役为时一个月，双方有时对射，有时轰炸，但是战斗不激烈，迟缓地进行。忽然间一切炸毁了。车臣方面的大炮步调一致地向前冲去，联军则报之以“排炮”齐射，开始集中轰炸敌人的前沿阵地。这样的前沿阵地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侦察员报告说在某座村落或在那些倒塌的楼房中聚集了几十个或者更多的战斗队员。轰炸了指定的地点，用炮弹熨平障碍物，然后进攻。在大多数场合，没有迎面袭来的炮火，战士们寻找罐头瓶、衣服碎片、血迹和空弹壳。如果他们还存在，车巨人决不会扔掉同志们的尸体。你看，俄国人的尸体落到了车臣人手上，车巨人还想把他们的尸体寄回家去，车臣人自己总是埋葬尸体，但有时候也把尸体扔掉，原因是快要开始一场新的战斗，他们不得不关心自己的性命，而不去关心没有任何证件的战死的同胞，车臣人一向仔细地寻找战士的遗骨。

    伊戈尔一次都没有见过破坏文明的行为的迹象，关于这种情况在装有割下的耳朵或人头的棺材上曾加以记载和展示给群众。根据一切迹象表明，那些小伙子们是被子弹打死或被弹片炸死的。

    连队里的人已经稀少了，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更有战斗力的联队。严厉而沉默的上尉擅长于选择阵地，不把士兵们投入无谓的进攻，他变得小心谨慎，不挺而走险。战士们不仅像爱爹爹那样爱他，而且尊敬他，毫无条件地听从他。

    士兵们自己已经有点像车臣人，没有剃胡须，穿一身粗糙的衣服，他们只有自动枪才是整洁的，战士们都已学会辨识方位，都能判定在何处有可能设下埋伏或是隐藏着狙击手，他们很容易发现那些可以把自己无法防御的身体钻进去的洼地、弹坑和一堆碎砖。

    有祸必有福，有福必有祸，爹爹一下子理解了连队所取得的胜利，愈益频繁地派遣他们去战斗，一边补充说：

    “我这儿没有比你们更好的人，卖力干吧，把他们从那栋楼房里赶出去，主要任务是：始终活下去。”

    他们不知道与谁作战，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而战。

    忽然传来了“奖章”这个词。谁宣布已经有了命令，凡是作战已满一年半的人好像都可以擦亮皮靴回家去。

    爹爹聚集了活着的士兵和轻伤伤员们，说道：

    “伙伴们，没有任何命令，这个问题由社马讨论。很不妙，但是我认为，还要把你们扣留六个月左右。如果日后有消息，甚至是深夜我也一定会向你们宣布的。”

    “这与杜马何干呢？”

    “有部长和总司令。”

    “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抱有什么希望呢？媾和吗？那就让他们到这里来，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媾和。”

    “中校先生，”爹爹得到了第二枚勋章时伊戈尔说，“您是个军人，见多识广，我们这些小崽子站在您对面，但是我们已经是些挨打的小崽子。不能和这个民族媾和，可以一声不响地离开。我们剩下来的人还不及原有的一半，当政治活动家说到他们将要消灭我们的时候，我们服役的期限却满了，我们做到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我没有这种权力，斯美尔诺夫。让我们商妥，您在黎明时去占领那座小丘，正午前他们暂时代替您，您就去乘坐第三次列车，只有苍蝇才会飞到那里去哩。您在那里安顿下来，您所提出的问题暂且悬而未决。”

    一幢倒塌的砖盖楼房坐落在小丘上，他们离小丘约莫有八百米。战士们很不喜欢这一大堆砖头。当女主人用抹布掸掉灰尘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五名能干的自动枪手试图阻挡他们的进攻。天黑以前他们不停地观察那座倒塌的楼房，但是在窗户和门洞中看不到任何动静。他们已经是狼崽子并且晓得，车臣人可以一动不动地躺上一昼夜，吃点食物就能应付过去，一切都寂静无声，一根草茎都不动。

    四点多钟，战士们睡得正酣，上尉叫他们起床，并且说出了俄国军官，尤其是苏联军官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我们不高呼‘乌拉’，不说其他荒唐话，一声不响地进攻。如果那里有个火力点，那么一切就取决于，他们在何时开火。如果你们看见至多只需要一次猛扑就可以用手榴弹攻克他们，那么我们就继续冲锋。如果他们把我们逼迫到山麓，那么就卧倒，爬回原地，让第二阵线掩护你们。在敌人火力下穿不过这种斜坡。不过无人可以来埋葬我们。我们，兵士们竭尽全力去执行命令，而今不是一九四一年，莫斯科不在我们背后，这儿不是我们的国土。全都明白吗？那么，前进吧！”

    他们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们打破世界纪录似的向前冲去，他们每个人从来都没有跑得这样快。

    炮火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机关枪和自动枪朝正面射来，“格拉得”炮在背后轰鸣，刹那间击中了他们。他们好像长时间地瞄准侧坡，只是在等待进攻。过了三十秒钟，斜坡上面谁也不能动弹，车巨人都从掩蔽体里爬出来，站在楼房的窗口和墙洞里，观察俄国人干的杀人行为，什么都没法了解。他们甚至感到痛心，有四个昼夜躺在地上埋伏，焦急地等待，愚蠢的俄国人投入了正面进攻，看来胜利的时刻来到了。他们简直是从爪子和牙齿里夺回了猎物。

    一个车臣人看见，斜坡上面有个人打算站起来，另一人打算爬行，他端起自动枪，但是他的上司阻止他：

    “你是个军人，狼不应该是收拾半死不活者的豺狼。”

    天空里传来一阵呼啸声。车臣人躲藏起来，第二次齐射掀起了防御工事区附近的泥土和石块。

    车巨人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向山区走去，他们不需要这座小丘和一大堆碎砖，只是野战区指挥员已经断定，俄国人必然要用那块乱扔在路上的奶酪煮东西吃，于是将它做成捕鼠器。他晓得在现有火力下不能攻克斜坡，一部分兵士要在他的弹雨之下倒毙，但他决不会料到那种纯粹是大流血的结局。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神智清醒过来，看见总统叶利钦，他满脸堆笑，用那粗大的指头吓唬着某人。

    伊戈尔不是头一次恢复知觉的，但是他从前看见一些身穿白罩衫的人们，心里明白，他们是大夫和护士们，明亮的电灯使他目眩，他有时候甚至听见器具的丁当声。然后一切都逐渐消失，他仿佛向某处陷落下去。他有时候觉得，他们用汽车把他送到某处去，运行的感觉没有延续很久，然后又逐渐消失。

    现在他恢复知觉了，头脑相当清醒，他清楚地看见用手指吓唬人的叶利钦。他说什么，伊戈尔听不见。他很小心地把头转过去，看见病人的铺位，心里明白，那床头小柜上摆着电视机。可以听见话语声，他看见一个美人儿，她藏着微笑，想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她说道：

    “车臣的和平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但在战斗员们和联军之间有时候还会发生小冲突。根据国防部所获得的情报，在过去的几个昼夜，联军的战士已三死九伤。”

    伊戈尔看见，躺在邻近的铺位上的麻脸小伙子正在望着他，于是使了个眼色。

    “伙伴们！”麻脸小伙子大叫起来，“我们沉睡的王子已经醒了。你给廊卡挂电话，把负责人叫来，他说过这个小伙子一定会清醒过来。”

    “打住，伙伴们，”伊戈尔低声地说，“虽然我已经清醒过来了，但是我还不会很好地考虑问题。我们躺在哪儿？飞机不会飞到这里来吗？”

    “安静些，年轻而无经验的水手们！”角落里的庄重的男中音说，“应该了解一个士兵，他有一个多月失去知觉了。放心吧，你躺在莫斯科近郊，飞机不会飞到这里来。凡是在车臣挖出来的士兵都会运到这里来，可见没有什么敌机飞到这里来。而现在，我想，你应该睡觉。”

    一个年轻的护士跑进来，惊慌失措，她整理一下伊戈尔头顶上方的某种装置，他现在才感觉到，他的头部给电线缠住了。有个男人蓄有小胡子，系着领带，快步流星地走进来，他的罩衫的衣领不知怎的竖起来，这个男人不像个医生，却像个影片男主角。

    他走到伊戈尔的床前，望了望他的眼睛，说道：

    “你好，伊戈尔。这样吓唬人不好，不好。我不怀疑你，这么健壮的小伙子打仗是不会投降的。而另一些人则准备取消你的给养。”

    “您好，医生，不应该取消给养，我得吃饭。”伊戈尔说。

    “好得很，举起你的两只手。”

    伊戈尔举起了手。

    “你仔细瞧瞧自己的手掌，你看见手掌么？深深地呼吸一下，然后从容不迫地吐出一口气。头不痛吗？请你告诉我，伊戈柳克，你自己觉得怎样？我很想看看你，有没有气力，想不想睡睡觉，那就推迟到明天？”

    “医生，由您来决定，我没有毛病，左眼看不清，其他都正常。”

    “啊，我的宝贝，眼睛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论道理，眼睛有时看得更清楚，有时看得不太清楚。那么咱们同去体检吗？”

    “不然的话！”伊戈尔微微一笑，“您不会送我回去吗？”

    医生大笑起来了。

    “他们赏给你奖章，但你直到死才停止战斗。护士，把斯美尔诺夫送到检查委员会去，我们看一看，他的螺丝帽配螺栓是否还合适。”

    他们把伊戈尔放在双轮车上，送他去体格检查，开始治疗。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的生命脱险了，但是健康情况很复杂。弹片炸掉了他的阴囊，这个小伙子变成阳萎患者，无论外科医师们怎样自作主张，但是毫无办法。他们暂且不把这种病情告诉伊戈尔，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治疗他所遭受的震伤。左眼的视力仅留下百分之五十，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极小的弹片卡在大脑中，没有触及极其重要的神经中枢，他们决定不冒险，不做环锯术，不取出弹片，等候机体本身发挥作用，也许各部分都能愈合，这样的病例是常见的。伊戈尔的病有时会突然发作，在短时间内失去知觉，过了个把钟头，他渐渐睡着，渐渐恢复知觉，觉得自己很正常。神经学研究所可以不很费劲地克服这种问题，但是在那里存在著名次，他们首先给生命垂危的病人动手术，所以像斯美尔诺夫这样的病人，研究所不会接受，他们都说他还活着，无生命危险，谢天谢地。

    使伊戈尔备受摧残的还是同一个恶梦：总统面露微笑，用指头吓唬别人。伊戈尔经常想到，如果总司令履行自己的天职，如期地使他们复员，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的。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复员兵士突然来见伊戈尔，在他的铺位旁边坐下，低声地问：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吗？”

    “嗯？”伊戈尔警觉地望着。

    “你母亲到过车臣找你吗？”

    “她到过，但是流弹把她打死了。”

    “她也到过我那里，”士兵垂下头。“他们在我们面前胡闹，他们的公共汽车射击我们停在马路上的坦克，他们决定，战斗员们要调到新的地方去，法西斯分子还没有辨明方位，便直接瞄准，射击了两次，什么都给粉碎了。如果我走到白发苍苍的肥佬面前，我准会亲手掐死他。的确，我只剩下一只手了，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应付自如。是的，我听见人家说，你已经失去一个睾丸了。你将来可以生活得很好：只有一只眼睛，身有震伤，失去了睾丸。士兵，你考虑考虑，有人对一切有过错。他跟自己的人民开战，叫我们去送死，而他自己却觅食饱肥，还用指头吓唬人……”

    当这个士兵说到指头时，伊戈尔想起面露微笑的叶利钦，他的疾病又突然发作了。

    时间过去了，当军医院里出现了一个约摸五十岁，显然是来自上层的男性军人时，伊戈尔已经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尽管那男人穿着一身便服，但是伊戈尔那训练得灵活的眼睛猜中了他是一名指挥官。这人就是中校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

    伙伴们说过，好像这个男人在寻找儿子，另一些人肯定地说，他儿子在格罗兹尼阵亡，这个男人帮助军医院去领取医药贷款。两天之后福金在伊戈尔的铺位旁边坐下并且说：

    “你好，伊戈尔，我叫谢苗·彼得罗维奇，我也是孤儿。我熟悉你的历史。结果糟得很，但是，伊戈尔，反正应当活下去。”

    “活下去吗？”伊戈尔苦笑一下，“靠我的抚恤金还不能生活，只能把一顶便帽放在脚边坐在地下过道里。但当我的外表是这个样子，谁会向我布施呢？哪怕明天投入战斗也好。”

    “你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我和你一起想必有可能赚到香肠夹心面包，你我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动力。”

    强而有力的神秘的中校福金了解到了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在车臣战争中被弹片炸伤的情况。中校认为，弹片还未能飞到目的地，不过它能够飞到并且击中目标，这就需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领导军事行动的人。

    五月间，莫斯科变得像夏天那样炎热。古罗夫忍耐不住炎热的煎熬，时常坐在凉爽的办公室里，给他自己找借口，不到城里去，而当外出时，就请斯坦尼斯拉夫用汽车顺便把他带去，好像他没有自己的汽车或许是不会开车似的。

    他和巴图林建立联系是很困难的。古罗夫不想去施加压力，而少校装作不了解情况的样子，显得稳重而宁静，但他一点一滴地泄漏有关福金的情报。密探很有耐性，他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每一点情报，到四月底以前他对中校，对他的性格和习惯已有充分的认识，甚至对他的意图也有局部的了解。古罗夫打听的情况愈多，他的信心就愈充足：他很正确地选择了一个对象，外表谦逊的福金中校今天比部长、助理和将军们更强而有力。密探已经明了，福金在酝酿阴谋，巴图林不是“六点”，而且显然不是王牌，但是除他而外，谁能帮助福金，加入他的分队，中校的目标何在，古罗夫没法断定。

    福金和尼古拉·阿连托夫亲近起来，借助他结识总统候选人叶夫兰皮·杜波夫，并且经常和他会面，杜波夫根据各种不同的社会学测验继续不断地得分，但是他很绝望地落后于两个领袖，以致于谈论杜波夫是总统宝座觊觎者一事被认为是不严肃的。

    古罗夫有时会去戈尔斯特科夫之家，他们总是高兴地、真诚地、热情地接待他。尤里雅经常给他挂电话，而在两周前她在双生子保镖的伴随之下忽然坐飞机来了，戈尔斯特科夫根据古罗夫的描述不难认出他们是列夫·布尼奇的两名战士。

    尤里雅显得妩媚多姿，不引人注目的均匀地晒黑的肤色，清澈的双眸，轻盈而利落的动作。但是母亲和父亲都觉得，女儿同他们疏远起来，她打量他们无异于打量陌生人，她把自己的住宅看作旅馆里过夜的客房，该告辞了。

    但是父亲和母亲很满意她的外表和健康的体魄，以致于不很注意她的其他特点。当他们开始劝她暂缓启程时，尤里雅坚定地说：

    “医生只准我回家待两昼夜，我考虑到这段路程和时间上的差别，才赶紧动身。我在你们这里觉得憋气，我住在原始森林中，离我那有凉台的平房不远的地方，有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熊安置下来了，想必它会感到寂寞。”

    “女儿，你在那原始森林里成天价做什么呢？那样真会发疯的呀！”

    “在这个地方才会发疯啊。在原始森林中倒不会发疯，那里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继续深造，但是不在莫斯科。我秋季入学，然后让我们看看，也许我要调到那里去。”

    古罗夫听完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的讲话，微微一笑并且说：

    “就是说，左保镖和右保镖访问了莫斯科。你们喜欢他们吗？”

    “很喜欢！”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甚至举起两手，轻轻一拍，表示喜悦，而主人不露声色地微微一笑，“两个好孩子，只是太沉默，像一对哑巴。”

    “男孩子们，”古罗夫诉苦，“他们当保镖，但是一般地说，他们都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他们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关于这种人的情形我所知道的不外乎如此，不过由于职业关系我也见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女主人高兴得叫了一声，戈尔斯特科夫蹙起额角，并且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的工作有进展，还是停滞不前呢？”

    “恰恰有进展，但是用眼睛估计不出来，进度太慢了。我遇见一个很聪明、很谨小慎微但极端危险的人。我向您保证，您的钱用得及时，没有白费。”

    “钱呀！”戈尔斯特科夫挥挥手，“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他对谁最危险呢？对我，对家庭还是对政治家们最危险呢？”

    “我对这个问题绞尽了脑汁，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回答。我坚信，在最近时间内我准能得到答复，那时候我和您，尤里·卡尔洛维奇，会一次面，决定以后的对策。我一个人对付这个人，可以说力所不能及。”

    “您不能胜任？啊——啊，等一下，也许我们两个人能够战胜他。”

    “我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古罗夫点头行礼，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