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新环境和书店里的无聊氛围让奥威尔产生了灵感，他开始了又一本新的小说的写作。初期的进展很慢，尽管他完成了献给《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一首诗《圣安德鲁日》。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35年末的《阿黛菲》上，但无疑要追溯到前一年的11月。这首诗虽然形式保守，但却可算作奥威尔在诗作上的最佳表现之一，生动地描写了横扫伦敦北部的狂风：

　　肆虐的狂风横扫而过

　　摧弯了白杨、吹光了树叶

　　烟囱里冒出来的阵阵黑烟急转向下

　　搅动起海报飞舞

　　冷冷响起

　　电车的隆隆声和不停的脚步声

　　匆匆赶往车站的人们

　　面对绵延不断的屋顶瑟瑟发抖……

　　这首诗转而对“金钱上帝”进行了讽刺性的评价。在所有的不公正中，“金钱上帝”带来了避孕，在“爱人和他的新娘之间”设置了“光滑而又疏远的屏障”（如避孕套）。

　　在爱书角书店和在沃里克大厦的工作以及消耗精力的社交生活都让奥威尔很疲倦。他生活很不规律。他告诉布兰达，早在新年的时候，在周日晚上从朋友家回来时因为没有公交车或电车，不得不在细雨中徒步走上好几里路，而回到汉普斯特德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锁在外面。但是，关于《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传来了一些好消息。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均衡了对法律问题的担忧后，戈兰茨认为奥威尔是他们出版社最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之一，于是认为，奥威尔如果“慢慢来的话”（奥威尔语）可以继续前进。这有力地表明，在当时书商行业的帮助下，奥威尔的这部作品中已经没有了隐含真人真事的元素。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期，奥威尔从沃里克大厦搬到了国会山77号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因为此时韦斯特罗普夫人病了，寄宿不再方便。而公寓是梅布尔·菲尔兹替他找的，她认识房东罗莎琳德·奥伯麦尔夫人。这次搬迁让奥威尔可以专心于工作。他2月底向布兰达说没有发生什么事。至于正在写的这本书，“我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件艺术品，但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奥威尔已准备好为他第4本作品的出版付出“血汗”，表明他对他的职业前景的态度更为乐观了些。《牧师的女儿》正在印刷，如果他能让戈兰茨相信《在缅甸的日子里》是一部小说的话，这将紧随《牧师的女儿》其后出版。70年前，出版商主导的时间比较短。作者在夏末写成的手稿可以预期在10月看到印刷版。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威尔可以在一年内出版3部小说。另一次在海瑞特街的会面中，奥威尔带去了康塔德地区的草图，大概是想证明它脱离了加沙县。这为《在缅甸的日子里》开辟了出版的道路。“一些小的改动，不需一周的时间”，奥威尔这样告诉摩尔。此时也许是想得太轻松了，后来戈兰茨和他的顾问们所作的改动还是相对很多的。

　　布兰达在1935年3月初就收到了《牧师的女儿》的样本。除了关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那部分，奥威尔称其余为“废话”。这里附加一些他在奥伯麦尔夫人家住的日常生活：他买了一个叫做“单身汉烤炉”的煤气炉，可以用来烧烤、煮、炸食物，让他能稍稍地招待一下朋友；去大剧院看了流行的黑人舞蹈团的黑鸟（“烦死了”）；给韦斯特罗普一家买书的短途旅行。通过菲尔兹和他的女房东，奥威尔也交了新的朋友。其中主要有一个年轻的约克郡人雷内·赫彭斯特尔，他刚从利兹大学毕业，是个狂热的芭蕾舞迷。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伯特瑞利家的一次晚宴上，年轻的狄兰·托马斯是当时的宾客之一。赫彭斯特尔和凯·艾科华都属于一个圈子，其中还包括年轻的共产主义诗人迈克尔·塞耶斯。通过他在《阿黛菲》上对《牧师的女儿》的评价（正面的），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威尔后来常常抱怨文学界的喧嚣生活，但同样也会在文学界使用自己的关系。

　　《牧师的女儿》于3月11日正式出版，评论界褒贬不一。《观察家报》的L.P.哈特雷觉得这部小说“既不新颖也不能令人信服”，但认为论述（确信而又大胆）和对话让人印象深刻。《旁观者》的V.S.普里切特一面赞赏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那一幕所体现的“对下层生活的深刻认识”，一面对“卖弄的乔伊斯”风格而感到遗憾。普里切特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一个讽刺作家，他在小说的结尾已被引到了“讽刺画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新政治家》的彼得·奎奈尔注意到了多萝西奇怪的密码一样的特性，抱怨“她是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我们不觉得她离家逃走和她回到教区和这个年轻的女人自己有什么联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但奥威尔也许能从评论者的声誉上得到一些安慰。毕竟，这是他在英国的小说处女作，这种时候许多第一次出书的作者只要能得到评论就很幸运了：不管他从天堂掉落了多少，至少他被人当回事。维克多·戈兰茨仍然很乐观，他告诉摩尔，他认为奥威尔拥有成为主要作家前6位的才华。而30年代时这个名单包括多萝西·塞耶和A.J.克罗宁。

　　回顾奥威尔这个时期的生活——早上在国会山公寓的书桌旁，下午在书店，晚上在烤炉旁或是在汉普斯特德荒地散步——人们也许会为这清楚的分隔惊讶。在他的成人生活中，他保持着许多连亲密朋友都不为所知的不同的“侧面”：只有在他的葬礼上一些事情才浮上表面。即使此时，在他30出头的时候，他的朋友和他所处的世界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他是伊顿公学出身，在一家旧书店工作，前殖民地的警察，写些有趣但老式的小说。比他年轻的朋友都觉得他很奇怪，保守却又自觉叛逆，正向工党的外围靠拢。无疑在30年代，还有比这些更为奇异的情况——正规军官安东尼·鲍威尔的儿子和波希米亚的艺术家尼娜·汉姆内特在惠特谢夫出版社狂欢作乐、康诺利少校的继承人随着法国南部的一群流浪的波希米亚人游荡（康诺利唯一小说《岩池》的背景）。而在奥威尔身上表现出来的对比更为生硬和不协调。他向布兰达描述了他在5月公共假日的周末活动和评价乔治五世的银禧，这些都表现了奥威尔可以同时生活的几个层面。周六，他白天去了布莱顿，摘风铃草、看鸟窝，然后回伦敦在切尔西度过了晚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手上没钱了，而银行又关门，于是拜访了理查德·里斯想去借点钱。这里某种社会主义团体正在举行讨论。奥威尔发现七到八个左翼人士向他慷慨陈词。其中包括一个南威尔士的矿工，“尽管非常和善地”说，如果他是个独裁者，他就会马上被枪杀。这些话转为行动则需要长远的步骤，听上去有些微微的神秘感。布兰达也被邀请来，看到奥威尔只是个天真的路人，从街上走来却陷入这场奇异的左翼人士的高声喊叫中。但是，奥威尔很亲密地认识了里斯，知道了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公寓里会面。如果他对这些危险的话题不感兴趣或是不熟悉的话，他是不会在那待上3个小时的。如果说奥威尔想要在这段描述中叙述隐藏在里斯家的一些政治实践是有些夸大，但是，很明显感觉到，他想要保持一种疏远感。

　　6月下旬，仅在他与评论家的最后一次会面的3个月后，《在缅甸的日子里》在英国出版了。这部小说得到了正面的评价，除了保守派有些不屑一顾，例如《泰晤士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者——也许是一个在缅甸呆过的人——认为“这些错误跟那些把东方理想化的愉快的书一样糟糕”，而且还认为，奥威尔对殖民地官员工作率的责难表明“他很难与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相处”。不同的是，《旁观者》的肖恩·欧弗莱恩认为“奥威尔先生有他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阶级绝对让人满意的地方”。这本书有着非常重要的个人价值。在这本书收到的书信中，有一封来自人类学家杰弗里·戈洛的信，他后来成为奥威尔余生中的亲密朋友。西里尔·康诺利也赞赏这部小说，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评论。结果他们在奥伯麦尔夫人的公寓重聚，用烤炉来做苹果牛排。离上次相见已有13年，老朋友一贯的老成模样让康诺利回忆起以前。“康诺利，我看你比我辛苦得多。”这是奥威尔的开场白。康诺利觉得，奥威尔可能会因为他胖胖的、抽雪茄的样子而感到困窘，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一旦重建就一直持续到死亡。

　　也许康诺利在奥伯麦尔夫人家的出现——他是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文学人士的典型——让《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成为焦点。奥威尔在5月告诉摩尔，这本小说进展得还不是太差。他也在利用一些报纸杂志发表他的文学文章。尽管不可能像《旁观者》或《新政治家》这样有名，但《新英语周刊》发表了他在30年代末所写的最优秀的一批文学评论。他对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的评论——这本书一直让他印象深刻——在年末发表于此。另一篇较早的给报纸编辑菲利浦·迈瑞特的文章是3本最近小说的摘要，包括一本他可能会喜欢的书。这是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宏大的伦敦三部曲《天空下的两万条街》的单卷本。奥威尔最初的猜疑很奇怪（巨大的、善意的书，就像蛙卵一样不成形而又迟缓），因为像简陋的街道、绝望的爱情、破旧而优雅的客厅这样的环境，都是他自己所专长的。如果不是因为出于妒忌（汉密尔顿的舞台剧《绳子》被希区柯克拍成电影，由此而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可能性就是因为与J.B.普莱斯利的比较让他不喜欢这本书。普莱斯利在序言中写道：在以后的生活中，汉密尔顿是年轻的《论坛报》作者们崇拜的当代作家。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飘移不定的情感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促进因素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发生了。与凯的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定期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炽热的签字（“带给你许多的爱，许多的吻”）表明他仍然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安慰。1935年春，奥威尔和他的房东在国会山举办了一次聚会。奥伯麦尔夫人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心理学。她邀请了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深色头发，皮肤白皙的女孩叫艾琳·奥桑尼斯。艾琳比奥威尔小两岁，健谈活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晚会结束前他就告诉房东这正是他想要与之结婚的女孩类型。奥威尔就是奥威尔，想要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早期的追求阶段包括在奥桑尼斯的格林威治家附近的荒原上骑马。3个星期内奥威尔求婚了，但只得到不明确的答复。艾琳有兴趣，却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交付给他。

　　就像她固执的追求者一样，艾琳自己也有多种职业。她是爱尔兰血统，但出生在南希尔兹，因为父亲在这里的海关和税务工作。与她同辈的女人不同，她还获得了牛津的英语学位。随后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教课，偶尔也做做职员和管理的工作，还有自己的打字社，然后因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硕士学习而放弃。她不高不矮，有着“心形的脸庞”和“爱尔兰色彩”，说漂亮不如说优雅。艾琳在奥威尔亲密朋友的回忆中从未有一致的评价。安东尼·鲍威尔和他的妻子颇喜欢她，但也记得她“防御的”一面。一个朋友对她的“奇怪的难捉摸的个性”感到迷惑。公开来说，总是先拿快活和效率来形容她。一个独立工党的志愿者2年后在西班牙偶遇她，把她比作“一个快乐的年轻女教师”、积极地帮助独立工党的可爱姑娘。西里尔·康诺利的赞美是真诚却又不透露内情的：她有魅力、聪明、独立。不论她究竟怎样莫测高深，也不论她有多么不可避免的特性，奥威尔这时的朋友都一致同意艾琳让他振奋起来，让他走出了自己，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凯也见过她一、两次，也乐意退出，“她快乐、活泼又有趣，和他是同一层次的人”。与此同时，艾琳不存任何幻想。她对兄长劳伦斯非常忠诚。他是一个胸外科医生，她偶尔做做他的秘书。她意识到血浓于水。她曾经对朋友说“如果我们在世界的两端，我给他发电报说‘马上来’，他会来的。但乔治不会那样做。对他来说工作重于一切”。保留下来的几封艾琳的信都是极好的：充满了智慧、情感，生气勃勃。然而在奥威尔声誉的光芒反射下，她从未得到自己应得的。人们可以去看看奥威尔关于他们在摩洛哥一起度过日子的描述——满是对自然的描绘和气候的观察——根本都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人在那儿。

　　奥威尔以他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着艾琳，尽管在3年前对艾伦娜·杰奎斯可能是个例外。在夏季，他们的关系持续发展，也许因为另一次搬迁更进了一步。8月初，奥威尔、赫彭斯特尔和塞耶一同搬到劳福德路56号，位于爱书角书店南部的肯特郡，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地区。这是一个有3个卧室的两层公寓，一层和地下室分别住着一个电车司机和妻子以及一个水管工及其家人。尽管这里租给了3户人家，但公寓里大部分时间都只有奥威尔、赫彭斯特尔和塞耶。用赫彭斯特尔的话来说就是“通常不在的3位房客”倾向于只用自己分得的房屋部分。这里有种温和的半波希米亚气氛——赫彭斯特尔和塞耶都是有抱负的文学人士——奥威尔成为更为负责的年长伙伴。例如，在租房登记上留的是奥威尔的名字。塞耶回忆他是一个有些“严厉的”合租人，对日常生活很严格但也乐意为朋友帮忙。当塞耶早上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奥威尔给他端上一杯茶——这个年轻人记得他嘴里总是垂着一根烟——他会这样表达自己说“今天不要让我写东西，迈克尔。我现在充满了怨恨和敌意。”回顾过去，赫彭斯特尔承认这个年轻人的确剥削“老埃里克”：他们对这个年长八岁，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种屈尊的感觉。然而奥威尔打算向赫彭斯特尔倾诉自己的感情渴望，9月，奥威尔告诉他说“关于艾琳你说的是对的。她是我很久以来碰到的最好的人。”根据受伤一方的观点，劳福德路也是一次著名事件的发生地。赫彭斯特尔对芭蕾舞的兴趣扩展到了对跳舞女孩们的追求，有一天晚上很晚从剧院回来，喝得大醉，只能爬上楼梯，并弄出很大的声响。他发现奥威尔在那等他。根据赫彭斯特尔20年后对这次事件的描述，奥威尔自言自语说“……有点不像话……晚上这个时候了……把整条街上的人都吵醒了……我不能忍受了……稍微考虑一下……毕竟……”

　　赫彭斯特尔无力地抗议，10分钟后醒来，发现自己鼻子都被打得满是血。他爬进此时人不在的塞耶房间，却被奥威尔锁在里面。他使劲砸门，然后看到他的合租人在他面前挥舞着手杖。奥威尔先是打他的腿，后来又把手杖举过他的头顶，赫彭斯特尔后来形容这一幕说“一种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奇怪混合”。为了躲过挨打，他滚到一边，手杖落到了椅子上。赫彭斯特尔躲过了更多的惩罚，最后还是电车司机和他妻子把这里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