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灰尘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1931年7月至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听我的，不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睡觉了。”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杂志要改版。由于这份杂志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发表，也就是该杂志收到此稿20个月之后。对这样的拖延，奥威尔一定非常恼火，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早先在巴黎的那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也不错，但是文章并没有特别有深度的东西。这次则不同，这篇描写临时收容所两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许多观察细致的细节描写，虽然仍然沿袭了他早期作品松散的风格和过度的空话，但却通过简练的文风收到的极好的效果。“傍晚时分，我们49个人，48个男人还有1个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绽开……”，像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的“乔治亚”作家一样，奥威尔抵抗不了华丽辞藻的诱惑，“我们头顶上栗子树的枝干上开满了花，远方羊毛似的团团云朵一动不动地悬浮在空中”，开篇就是这样一大段的描写。尽管这样的描写似乎连篇累牍，但其中悲惨的情景却使文章变得紧凑起来。下文这样写道，“我们散乱在草地上坐着，看起来像市区那些脏兮兮的流氓群体”。刻意追求文风的迹象也开始出现了。后文中描写贫民工作所的厨房里那些没吃过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面的叶子“亵渎”了。文章结尾部分描写一个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汉追着奥威尔要还给他一些香烟，那些烟蒂掉在他手掌里的时候，奥威尔用的是“堕落”这个词。这些极具比喻意义的意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东西被破坏了，或是他们的用途不能正常发挥了，奥威尔就会被激起一阵肉欲般的反感。如果做一些适当的修改，《穗芒》将会出现在《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后面两章里面。同时，奥威尔很快借助这次帮他发表文章的承诺和《阿黛菲》杂志及其经营者建立了关系网。

　　《阿黛菲》杂志是20年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丈夫米德尔顿·缪利创办的，是当时一份极具特色的小发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痴迷于当时所谓的“苏联实验”，致力于文学探索，在品味方面有时会显得有些守旧。奥威尔曾经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含蓄地取笑过它，说《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敌人》好像是一个激进的非基督教徒编辑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马克思，同时又和一帮放任自流的诗人混在一起。这个笑话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杂志特有的严肃性（一方面否认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上帝仍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和偶尔的唯美主义视角的奇特组合。此时，默里刚刚退休，杂志由理查德·里斯爵士和马克斯·普洛曼一起编辑。里斯爵士比奥威尔大3岁，也毕业于伊顿公学，曾经做过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协会任过讲师，是个富有的年轻男爵，付稿费时毫不含糊，乐于帮助那些经济较窘迫的投稿人。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他是主角“雷文尔斯顿”的原型，是一个好心的贵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游行，暗暗感到惊恐。“如果雷文尔斯顿觉得哪个作家快饿死了，他就会在《基督的敌人》上给他发表点东西。”普洛曼当时快50岁了，他是比较旧式的进步主义论者，是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西部战线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论文集《中尉简论》于1927年出版——他后来是国家主要反战组织“保障和平联盟”的秘书长。

　　奥威尔生命中最辉煌的二十年间，里斯一直关注着他，见证了他早期的个人发展和这段时间里奥威尔刚刚开始的政治研究。里斯可能是奥威尔结交的第一个和他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人，奥威尔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文学/政治领域，里斯也了解这一领域。但是，里斯刚开始对奥威尔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初，在布卢姆斯伯里区《阿黛菲》杂志社附近的新牛津街。里斯回忆第一次见到奥威尔时，奥威尔给他的印象“还不错”，但好像“非常没有活力”，外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回忆奥威尔的政治观点时，里斯认为奥威尔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保守派”，深入工人阶级生活的经历使他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奥威尔自己的回忆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奥威尔后来写道，他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被压迫和被忽视的贫困生活的厌恶，而不是对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作理论上的了解”。但是，这时候的奥威尔对社会主义、对《阿黛菲》杂志甚至对里斯本人的看法都还只是雏形——几年前，他还在缅甸的时候，练笔的文稿就投给了这份杂志。可是他显然发现里斯和普洛曼是性格相投的朋友，此后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普洛曼于1941年去世）。通过他们两人，奥威尔又结交了另外一个朋友，来自泰恩河畔的一个年轻人，名字叫杰克·康芒。杰克在《阿黛菲》杂志社经营订购业务，后来，他写了当时一部伟大的工人阶级小说《基德的运气》。他很快就把奥威尔带入到这个社会圈子里来。杰克·康芒起初看到这个新来的穿着邋遢的人、看到他的“格格不入”，觉得很迷惑，但很快就在奥威尔身上看到了“伊顿公学的缩影”。

　　里斯、康芒或者是其他的人在描述对奥威尔的第一印象时落笔圆滑，因为奥威尔是难以捉摸的。尽管在30年代奥威尔被朋友、家人围绕着，而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亟待改革的文学界，但是，他早期生活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此外，这些生活细节无可考证。他每天的生活、日常起居、甚至是他的行踪都会接连几个月像谜团一般。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到30年代中期，他的根据地是父母在索思伍德的住所。到1930年布莱尔一家已经在萨福克郡北部海边度过了10年的美好时光，成了镇上的老住户。理查德·布莱尔这时候已经七十四五岁了，朋友们都管他叫“托比”。他是索思伍德绅士俱乐部“布莱斯”（该俱乐部不接受商人加入）的核心人物，他和妻子常在那儿玩桥牌。如果这样的生活细节让你觉得老布莱尔夫妇像是小镇上那种乏味的保守派人物，我得说错了，因为他们也结交了一些比较波西米亚的朋友，比如，他们与当时镇上居住的法国艺术家塔博斯夫人关系不错，她的工作室位于海港附近的渡船路上，艾达·布莱尔还师从于她。阿弗丽尔这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业务，成了一家高档茶馆“茶点室”的女老板，这家茶馆后来改名为“铜壶”，就位于他们在皇后大街上租来的房子的家的隔壁。即便这样的小生意在当时镇上那个排外的圈子里也被反对，足见30年代索思伍德镇的不可救药的势利风气。但还是要澄清一下，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索思伍德镇上，上流社会别墅里的那些年老的女士们憎恨带领矿工们起来反抗库克先生，在她们看来，即便你给工人阶级提供浴室，他们也只会把它当作煤炭储存室。但是，像一些关于奥威尔的书中所认为的、这个镇子只是上流社会资产阶级退休后的一个好去处，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尽管在公众眼中，当时的索思伍德镇是约克公爵的一个露营地——这是后来乔治六世构想的一个蓝图，想在这些露营地让那些公学里的男生和其他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共同相处。索思伍德镇有着现实的一面：穷人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尤其是那些打鱼为生的人，教堂街上的穷人特别集中，一个居民描述说，那儿“糟糕透顶”。尽管有很多上流社会人士退休后回到这里，此处仍旧是一个小港口：煤矿定期在这儿卸货，当然还有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如码头大道上的家庭编织作坊、阿德纳姆酿酒厂，主要街道上一个星期里有6天弥漫着麦芽发酵的味道。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不是奥威尔喜欢的地方。严格来说，《牧师的女儿》中的尼普希尔镇并不是根据索思伍德镇创作的。那儿位处内陆，一家甜菜根加工厂就占据了大半个镇子，读起来更像布利·圣·埃德蒙镇。但是，书中描写主干道在几百码处分了岔，形成一个小小的市集，根据这一点来看，这无疑是从索思伍德镇借鉴来的。此外，“那些了无生气的旧式大街，如果你有闲情逛一逛，就会觉得它们看上去平和安定，但是一旦你住在这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敌人，要不就是债权人”。阿弗丽尔一语中的，“埃里克憎恶索思伍德”。

　　但是，索思伍德镇以及镇上的一些住户，在奥威尔此后的几年生活中却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他多讨厌这个地方，不管他和父母的关系闹得多僵，也不管他多么不愿意用社交生活来麻醉自己，这儿仍然有一些与他性情相投的朋友。他通过父母的关系，认识了摩根一家，摩根夫人是个寡妇，靠给在霍普先生那里学习的学生提供住宿为生，当然，他们家的吸引力还来自那个格外漂亮的女儿罗玛。尽管对于他们的关系并无记载，但是却有传闻，认为两家曾经有过简单的订婚之约。丹尼·科林斯在剑桥修人类学，也会定期回来。可能是通过科林斯，奥威尔遇见了另外一个迷人的女人，埃莉诺·贾克斯（她曾经住在斯特拉布洛克路上，就在布莱尔家隔壁），家在雷顿附近，是一座名字叫“朗埃克”的房子。此外，他和倍德福德郡牧师的女儿布兰达·索尔科德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少，她在圣·费利克斯学校教体操，那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有几里路远。通过这些朋友和家人，他还认识了一些年纪稍长的人：科林·普利恩，约克郡的律师，和他母亲一起住在镇上；卡尔女士，就住在主干道上离布莱尔家后来买的房子不远的地方；范尼·福斯特小姐，后来成了市长夫人，一个对文学很感兴趣的人，总会借一些书给他。奥威尔似乎还和镇上的贵族们交往甚密。镇博物馆里保存了一本题给托尼·福克斯的《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复印本，此人是个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在海边拥有房产，后来组建了一个慈善组织，将一些旧房翻新以供居民使用，而不是任由它们被改造成假日旅舍。

　　索思伍德是个小镇，居民总数不超过2千人，尽管这儿也有等级划分，但各个阶层却是互相联系密切。布莱尔家的帮工梅耶也给雷顿的贾克斯家干活，她的女儿埃斯米·玛乔丽，还有奥利夫则在“铜壶”茶馆为阿弗丽尔打工（她们的一个表兄说，那是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的去处”，“非常特别”）。不管奥威尔多想同这样的小镇生活保持距离，他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刚回到索思伍德，没有固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们的评论、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还有一些不认同的看法。但是，梅耶夫人很喜欢他，发现他身体不好，很同情他（“可怜的孩子，看到他的样子，我很难过”）。据那些对他有印象的人回忆，这时的奥威尔给他们的大概印象是，不合群，身体虚弱，好像靠父母养着，不可思议地邋遢（“他看起来总像是3天没有刮胡子了”）。他总是把围巾围上3圈，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以抵御冬天的严寒，大家都知道他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要不然就“梦游般地”在镇上游荡。

　　对于这个传统的家庭而言，奥威尔就像一头害群之马，让他的家人默默地含屈受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虽然被渐渐淡忘，可是，对于30年代的索思伍德镇来说，奥威尔是个异类：自闭、离群、像个游民。他深入流浪汉的生活，对此人们谣言四起，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布莱尔一家饱受谣言中伤（布莱尔夫人曾经就他儿子的失踪给予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复：他“了无牵挂地走了”），梅耶夫人对此深感不安。奥威尔这段下层人民的生活是残酷的。他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故作轻松地打趣道，别人都被我吓跑了，如果咱们在伦敦见面，你不会介意吃放了3天的面包吧？无论如何，我保证不会有虱子，如此等等。奥威尔对于社会问题和对于无依无靠的群体的关注是真真切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露着这些信息，都是关于这些主题的。同时，这些作品后面涌动着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让自己融入那些生活，为此做些事情，虽然他敏感的性格对那些活动很反感。奥威尔后来同戴维·阿斯顿讨论过他的流浪汉的历险经历，戴维觉得奥威尔那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想克服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挑剔和对灰尘、汗水的惧怕，他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承受力。《穗芒》一文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物，精神上他极富同情心，但是身体感官却极端厌恶那种生活，他就在这两种矛盾中痛苦地抗争着。这样内在的张力使得奥威尔在描写那些落魄者还有7便士在小客栈的悲惨生活时格外引人入胜。你能感觉到作品中藏都藏不住的个人恐惧感。对于奥威尔的这些探险，他的其他朋友是不能理解的。有一次，奥威尔在他的历险途中去了布兰达·索尔科德家，布兰达只能感到气愤，“他所做的事情是可笑的，居然去当流浪汉，他有家，有那么好的家人……”

　　这个“家”的其他人都能给他提供一个避难所。次年初春，奥威尔去玛乔丽家和利兹［英格兰北部城市——译者注］郊区布莱姆利的家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弗莱·戴金刚刚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戴金一直对奥威尔没有什么好印象，建议姐夫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不要再痴迷于写作这样不安定的工作了。当他发现奥威尔不愿意融入当地工人阶级其乐融融的周围环境时觉得很吃惊。“他总是坐在角落里……像个死人。”奥威尔住在这儿的一段时间以及后来他回到皇后大街的家里，都在努力写作《巴黎伦敦落难记》。这段时间内，他同时也在写他法国历险的经历，标题是《小人日记》，这本书完全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不久，奥威尔把它寄给了乔纳森·凯普，被拒绝了。梅耶一家人对他的努力印象深刻，也似乎注意到奥威尔不愿意离开他写作的卧室。埃斯米记得他曾经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梅耶夫人最后总会吩咐他们，“去，拿点东西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吃。”对那些女孩子来说，给母亲雇主的儿子送茶和点心似乎是离奇古怪的举动，“他从来不穿好衣服，什么也不做”。

　　除了努力创作《小人日记》之外，奥威尔开始尝试给《阿黛菲》杂志的书刊版写书评。在1930年5月的这一期杂志上，奥威尔评论了刘易斯·芒福德为梅尔维尔写的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成熟的文学批评的一些初步的锋芒：警句可圈可点；对于人类行为举止的睿智的观察视角。“梅尔维尔生活凄苦，穷困潦倒，对生活感到厌倦，但至少他尽情享受过他的青春……而不是像大多数欧洲人那样，接受教育，成为冠冕堂皇、受人尊敬的人物，骨子里却是绝望的。”8月号上，他将伊迪丝·西特韦尔的波普研究同谢拉德·瓦因斯《英国古典主义进程》进行了比较。10月号上，他对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天使之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我们不禁怀疑，会不会有人已经错误地把普里斯特利先生当成一位大师，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谬误之处，却也没有一丁点的闪光之处，我们看不到作者思想的深度，甚至连一点值得回味的幽默都没有。”这本小说只是将一篇“中篇小说”硬拉到了600页，勇气可嘉，展示出来的除了尚对得起良心的诙谐，就是“作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热情地奉献给读者”。奥威尔的这段评论很有意思，因为他列出的东西正是他自己——一个27岁的新手所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的东西：“美”、“思想的深度”，还有“值得回味的幽默”。最后关于“作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热情地奉献给读者”这样的指责听上去像是F.R.利维斯的评论。乍一看，奥威尔对普里斯特利先生的不善意的批评似乎没有根据，因为就《天使之路》的主题来看，受苦的书记员和受挫的老处女，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奥威尔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当时拿普里斯特利先生当靶子是文学界的热点，严肃的人认为，他被哄抬得过高了。此前，沃、鲍威尔，还有格雷厄姆·格林批评他的文章尽是一些恶意的贬低：格林的《斯坦布尔列车》在普里斯特利先生发现其中借描绘一位自鸣得意的畅销书作者“萨夫利先生”，蓄意中伤他的时候，这本书不得不被临时收回。

　　1930年夏天，奥威尔在索思伍德镇的生活似乎有了比较具体的目标。某一次散步途中，奥威尔向布兰达·索尔科德求婚，但是被拒绝了。布兰达·索尔科德告诉他希望两人做朋友。根据奥威尔后来在一些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说，布兰达不希望在将来与他讨论书本，对此，人们心存怀疑。奥威尔还有一些时间是花在河对岸的华尔博斯维克，他在那给一个名叫布赖恩·摩根的小男孩做家庭教师，这个小男孩和索思伍德镇的摩根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他那时10几岁，得过脑灰质炎，所以反应“有障碍”。摩根家生活富足（他们和奥威尔在巴黎结识的“伊迪丝·摩根”可能有一些关联），他们住在华尔博斯维克主干道旁的一幢房子里，还在其他地方有地产。奥威尔搬到这里来指导布赖恩之后，有一个叫多拉·乔治的女孩子常常会观察他，她是摩根家长子的朋友。在16岁的多拉眼里，这位私人教师是个“非常笨拙的消费者”，讲着“磕磕巴巴的句子”，是摩根家开玩笑的对象，“我们常常拿他取乐”。有时候奥威尔和布赖恩在广场上散步，多拉会走过来同他聊天。有一次，奥威尔乘机塞了一张纸条在她手里。原来是一首诗，题目是《黑美人颂》，奥威尔“笨拙无礼的举动”对多拉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这首诗并没有打动她，被她扔掉了。我们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奥威尔作风：非常正式地表达问候和关心；偷偷地把诗塞给一个暗地里觉得他很滑稽的人。10年后，奥威尔就他给《小鬼们》写的书评给作者萨彻夫莱尔·西特韦尔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他在摩根家的这段生活，奥威尔给它加了一个奇怪的脚注，他说，有一次，他和布赖恩在华尔博斯维克的市民广场散步，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块用布作为衬里的纸板盒子，里面放了一些小型的家具，摆得就像玩具小屋里的样子。对此，奥威尔觉得很“迷惑”，觉得这是不祥之兆，这个盒子似乎注定要被他们发现，就像从M.R.詹姆斯的鬼故事里出来的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