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伯·拉奇于一八六几年出生于缅因州的波特兰。他母亲是一个性情抑郁但爱好整洁的女人，在一个名叫尼尔·杜尔的人家里帮佣。尼尔·杜尔家里有成群的厨工和管家，他当时是波特兰市的市长，是缅因州实施禁酒法的所谓倡导者，一度还参加过禁酒党党魁的角逐，结果得票数还不到一万，这说明大多数选民都比韦尔伯·拉奇的母亲有头脑。拉奇的母亲是尼尔·杜尔的崇拜者，尽管尼尔·杜尔与她只是主仆关系，她却不认为自己是他的佣人，而自认是他禁酒改革的搭档。

有趣的是，韦尔伯·拉奇的父亲却是个酒鬼，在杜尔市长时代的波特兰，这算得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壮举。当时的啤酒商可以在商店橱窗里做广告，展出苏格兰啤酒和苦啤酒等。韦尔伯·拉奇的父亲真是海量。他说这些酒太弱，只有一桶一桶地灌，才能找到一点儿感觉。不过，拉奇小时候从来不曾看见父亲有过醉态，因为他走路从不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说话也从不大喊大叫或含糊不清。倒是他的脸上常常露出一种惊讶的神情，仿佛总是有人冷不防地告诉他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惊得他路走到一半或者话说到一半又猛然打住，又仿佛是他突然想起或突然忘记在心头挂了好多天的什么事。

他经常不停地摇头，而且一辈子都误信一件事：他始终认为，在波特兰建造的一万九千吨级的“大东方号”轮船，本来就是为欧洲和缅因州之间的北大西洋航线而建，并且，波特兰港两座最好的码头也是专为“大东方号”修筑的，而市内新建的大饭店也正是为了接待这艘船上的客人，只是因为某个坏人或腐败分子或起码是个傻瓜从中作梗，“大东方号”才一直不能回到它在缅因州的母港。

拉奇的父亲曾是“大东方号”建造工程中的车工，也许是机器运转时发出的尖锐噪音，以及饮酒过量所造成的长期耳鸣，使他产生了这种错觉。其实，“大东方号”并不是为波特兰航线而建，她原本是要远行澳洲的，只是由于工期一拖再拖，导致船主破产，经转售后才行驶北大西洋航线。可她显然并不适合这条航线，因此，这实际上是一项失败的工程。

所以，拉奇的父亲对自己当车工时的那段历史理解得并不正确。他对禁酒改革、对他妻子的信仰以及他妻子的雇主尼尔·杜尔市长都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大东方号”未能返回波特兰，全是禁酒法给害的，于是他更加嗜酒如命。拉奇医生直到父亲晚年才对他有所了解，那时“大东方号”已经一去不复返，而父亲也成了“大干线铁路公司”波特兰车站的搬运工，所以，他只能凭空想象为什么当车工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小时候，韦尔伯·拉奇从来没有想到过，父亲是因为过度饮酒，才在操作车床时少了几根手指头（他父亲说那只是“意外”）。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母亲之所以热衷于禁酒改革，可能是因为父亲从车工堕落成了搬运工。拉奇医生后来才意识到，父母都只是佣人；因为这种失落感，韦尔伯·拉奇成了深得老师赏识的尖子生。

韦尔伯·拉奇虽然在市长官邸长大，却一向是从后门出入，并且和那位大人物的佣人们一道用餐。至于他父亲，则是在码头上以酒当饭。韦尔伯不喜欢听母亲与其他佣人谈论禁酒的话题，而宁愿与书为伴，所以才成了一位好学生。

他上过鲍多因学院，后来又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时，由于迷上了细菌学，他差点儿当不成医生，而成为实验室里的怪物，或成为一位细菌学家。他的教授说，韦尔伯·拉奇在这方面颇有天赋，而韦尔伯本人也很喜欢实验室里的严谨气氛，并且对研究细菌有着强烈的渴望。在进医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年轻的韦尔伯始终被一种让他既难堪又痛苦的细菌困扰，他急于找到治疗的方法，倒也不全是出于对科学探索的好奇心。当时，他感染了淋病，并且是他父亲间接所致。当韦尔伯一八八几年考上医学院时，终日以酒为伴的父亲感到极为自豪，于是送了他一份厚礼：出钱帮他找了一个波特兰妓女，让他去码头边的妓院寻一夜之欢。韦尔伯窘得不知如何拒绝。他父亲一向自顾自地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很少对儿子表示关心，而他母亲也是严厉得近乎自私，所以父亲主动送他礼物，不禁让他颇为感动。

妓院是一幢被海风吹得干爽的木屋，室内的窗帘和床单却带着海水的潮气。那个妓女有点儿像市长家与他母亲共事的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佣。韦尔伯闭上眼睛，幻想着自己正置身于市长家的密室与女佣偷情。当他睁开双眼时，在烛光的映照下，他不期然看见了妓女肚皮上的深色妊娠线。当时，他不知道那是妊娠线，而妓女似乎也不在乎他是否会看到。事实上，当他头枕着她的肚皮快要睡着时，还迷迷糊糊地想着那些纹路是否会传到他的脸上，给他留下印记。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刺鼻难闻的气味熏醒，连忙蹑手蹑脚地从妓女的床上爬下来，没有惊动她。屋里的一张椅子上，先前放着妓女脱下的衣服，现在他却看见坐了一个人，正在抽雪茄，烟头忽明忽暗。他以为是个男人，是妓女的下一位客人，正客客气气地坐在那儿等他离开。可是当他问是否还有蜡烛，好点亮了来找衣服时，没想到回答他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

她只说了句：“如果你找的是我，就会更便宜点儿的。”他看不清她的面容，也找不到蜡烛。于是，她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让韦尔伯借着那一点亮光在烟雾中找到了自己的衣服。他穿好衣服，道过谢后，转身离去。

第二天早晨，在开往波士顿的火车上，他又遇见了那妓女，不由得十分尴尬。那女人到了白天话很多。由于火车上很挤，她手里又拿着一个纸盒，一副经常购物的派头，他便只好给她让座。她还带着个年轻姑娘。她朝姑娘指了指，说：“我女儿。”韦尔伯闻到了姑娘身上那股刺鼻的雪茄味，这才明白他们已经见过面，看样子，她年龄比韦尔伯还小。

妓女自称是伊姆丝太太（韦尔伯的父亲曾经说：“那名字听起来像叫床似的！”）她告诉韦尔伯她是个寡妇，家住波士顿，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为了维持一贯的生活水准，才觉得有必要到外地卖身赚点外快。她恳求韦尔伯守口如瓶，好让她在波士顿保持自己的颜面和名声。韦尔伯不仅满口答应，还马上又主动给了她一些钱，比他父亲事先付的还多。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付了她多少钱，并且他父亲还说，伊姆丝太太在波特兰名声不错，但偶尔不得不去波士顿卖身赚点外快，好维持在波特兰的体面生活。因为是他父亲的老相好，她才破例在自己的家乡屈尊为他提供服务，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韦尔伯的父亲不知道伊姆丝太太有个女儿，并且自称开价比她妈妈还低，同时还不存在要在波士顿或波特兰保持颜面的问题。那女孩一路上闷闷不乐，直到火车抵达波士顿北站，她都不曾开口，她身上的雪茄味以及那不屑一顾的眼光已经代她说明了一切。关于伊姆丝太太的自相矛盾，关于她到底在哪个城市名声较好的问题，韦尔伯对父亲只字未提，他也没有告诉父亲他从伊姆丝太太那里感染了淋病，也许她对自己的病也是一无所知。

韦尔伯进了医学院后才知道，淋病病菌可以在女性的输卵管内存活好几年。除非盆腔出现脓肿现象，否则当事人会毫无察觉。淋病所产生的诸如化脓之类的症状并不明显，患者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注意到。不过韦尔伯·拉奇却注意到了。那时青霉素尚未问世，韦尔伯体内的病菌感染持续了好几个月，让他病痛缠身，进而对病菌研究产生了狂热的兴趣。病菌感染造成他尿道狭窄，前列腺硬化，还让他沾染上了乙醚瘾，因为他偶尔会用乙醚来麻醉自己，以减缓小便或做梦时经历的痛楚。这唯一一次并不开心的风流韵事，加上记忆中父母婚姻的不幸，使这位未来的医生深信，无论是从医学还是从哲学角度来看，禁欲都是不无道理的。

在韦尔伯·拉奇当上医生那年，尼尔·杜尔去世了，韦尔伯的母亲悲痛欲绝，不久也就随她心中的禁酒英雄而去了。而韦尔伯的父亲，则将前市长官邸内他们所居住的佣人房里的物品拍卖一空，然后搭乘“大干线铁路公司”的火车去了蒙特利尔。那里的禁酒气氛略为宽松，他父亲得以尽情豪饮，终因肝脏功能发挥到极限而告别人世。曾经将这位前车工带走的“大干线铁路公司”又将他的遗体运回了波特兰，韦尔伯·拉奇赶到车站迎灵扶柩，这一次，他充当了父亲遗体的搬运工。当实习医生第一年时，他见过不少肝硬化病人，所以清楚地知道父亲临终前的情况：硬化的肝脏百孔千疮，皮肤呈黄疸现象，大便颜色变浅，小便颜色变深，血液无法凝结。他怀疑父亲甚至是否注意到伴随肝硬化而来的阳痿问题。

如果说年轻的韦尔伯·拉奇决定当妇产科医生，是因为失去双亲，所以希冀尽一己之力，将更多的新生命迎到世上，这个故事一定会非常感人。在成为妇产科医生的过程中，他还是经常与细菌为伴。他的细菌学教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哈罗德·恩斯特博士，可人们对这位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是大学棒球队第一个会投曲线球的投手，也是第一个成为细菌学家的大学棒球队员。每天一大早，在前任曲线球投手恩斯特博士来上实验课之前，年轻的韦尔伯·拉奇就来到实验室，独自在那儿做实验。可他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有成千上万的细菌陪伴着他，它们生长在培养皿以及他的尿道和前列腺里。

他常常从自己的阴茎里挤出一滴脓液，置于一块普通的着色载片上，再在显微镜下观察。他发现，即使放大一千多倍，那些可恶的淋病菌仍然比普通的红蚂蚁还小。

许多年后，拉奇曾经写道，淋病菌看起来像是驼着背，就像一个高个子进了因纽特人的矮屋一样。“它们弯着身子，像是有腰，并且正在相互鞠躬呢！”

拉奇总是凝神研究那些脓液，直到恩斯特博士走进实验室，并与这里所有的小生灵打招呼，似乎它们全是他棒球队里的队友。

一天早晨，这位著名的细菌学家说：“说实在的，拉奇，瞧你看显微镜的模样，就像在制订什么复仇计划似的！”

可是在韦尔伯·拉奇的脸上，恩斯特博士看到的根本不是复仇的神情，而是刚从乙醚中缓过劲儿来的那种茫然。这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发现，吸用少量的乙醚，能安全有效地抑制下体的痛苦。在与极为活跃的淋病菌作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拉奇常常依赖乙醚，而等到那些凶恶的病菌终于全部被消灭时，他对乙醚已经上了瘾，欲罢不能了。他吸乙醚自有一套方法：一手握着一个自制的包了多层纱布的圆锥形吸筒罩住口鼻，另一只手负责把吸筒滴湿。他用别针在一个四分之一磅重的乙醚罐上刺个小眼，从针眼里滴出来的乙醚在速度和用量上都恰到好处。

他后来也用这种方法给病人施行麻醉，只是他自己的用量要少得多：每当拿着乙醚罐的那只手开始摇晃时，他就放下罐子；而扶着吸筒罩住口鼻的那只手松弛下来时，吸筒也就会自动滑落。他从来没有像接受乙醚麻醉的病人那样惊恐不安，也从来不曾体会过缺氧的痛苦，因为他总是会在那种感觉出现之前让吸筒移开。

年轻的拉奇医生到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任职后，第一次出诊是到城里的贫民区去接生。那时他已经十分相信乙醚麻醉的必要性，并且随身带着乙醚罐和吸筒，可他一直没有机会为产妇实施麻醉。产妇的阵痛非常厉害，即使吸乙醚恐怕也无济于事。不过如果有时间，他是一定会为产妇实施麻醉的，他可不赞成一些老医生的观点，他们认为孩子本来就应该在母亲的痛苦中出世，用乙醚止痛有违天意。

拉奇初次接生是在一个立陶宛人家里。这家人住在一幢没有热水的公寓顶楼，周围的街道上满是果皮、烂菜和马粪，一片又脏又乱的景象。产妇家里连防止产后大出血用的冰块都没有。炉子上倒是烧着一壶开水，可拉奇恨不得把整个房子都消毒一遍。他打发产妇的丈夫去弄些冰块。接着，他量了量产妇的臀围，估测出胎儿的位置。他一边听胎心音，一边看着一只猫在厨房的地板上拨弄一只死老鼠。

孩子未来的外婆站在旁边，不停地用立陶宛语跟产妇说着什么，偶尔还朝拉奇医生怪模怪样地比手画脚，拉奇这才明白老太太可能有些头脑不清楚。她歇斯底里地指着脸上的一颗大痣，很难看出她到底是高兴还是痛苦。也许她只是想让他帮她取掉，在接生之前或之后都行。她用好几种方法来展示那颗痣，一会儿拿汤匙把它罩住，似乎怕它掉下来，一会儿又用茶杯盖着，再猛地掀开，就像在变魔术或制造某种惊喜。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换花样，到头来，韦尔伯·拉奇觉得她大概是忘记已经给他看过那颗痣了。

产妇的丈夫把冰搬进家门时，不小心一脚踩在猫身上，那只猫立刻发出一声惨叫，韦尔伯·拉奇还以为是胎儿出世了！所幸他不需要用产钳，因为胎儿很快便安然无恙地呱呱坠地。可产妇的丈夫却不肯给婴儿洗澡。那位外婆倒是自告奋勇，但拉奇对她的兴奋过度加上头脑不清很不放心，唯恐发生意外，而他又不懂立陶宛语，便只好耐心地尽力向她表明，要用温水和肥皂为婴儿洗澡，而不要把孩子放进炉子上的开水里，或是头朝下放在冷水龙头下冲洗。交代完毕，他才回过头来处理胎盘，可胎盘却迟迟没有排出来。眼看产妇流血不止，拉奇知道，弄得不好，产妇会出现严重的大出血。

他要产妇的丈夫帮他捶些碎冰，好为产妇止血。原来那个力气过人的家伙竟然搬回来一个大冰块，并且为了搬运方便，还专门从制冰公司借了一副冰夹，此刻正扛着冰夹站在厨房里，样子看起来很吓人。这个冰块足够为好几个病人的子宫止血，但是如果整块用在一个病人身上，即使不把病人压死，也会把病人的子宫压碎。正在这时，老太太居然让抹了肥皂、浑身滑溜溜的婴儿脱了手，掉在洗碗池内冷水泡着的碗碟上。不巧的是，产妇的丈夫这时又踩了猫一脚，再次引发一声凄厉的惨叫。

拉奇抓住机会，趁着老太太和那位丈夫不注意之际，透过腹壁捏住了产妇子宫的上方，并用力下压。产妇痛得紧抓着他的手大叫起来。老太太见状，便置碗碟堆里的婴儿于不顾，跑过来抱住拉奇的腰，朝他的肩膀猛咬一口。产妇的丈夫一手从洗碗池里捞起婴儿，另一只手举起冰夹对准了拉奇。幸运的是，拉奇这时正好觉得胎盘脱离了母体。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被排出体外的胎盘，向他们示意。老太太和那位丈夫见了，马上露出敬畏的神情，似乎比看见婴儿还稀奇。然后，拉奇亲自给婴儿洗了澡，又给产妇用了止血药，再朝这家人点点头，无声地道了别。就在他关上门准备离去的一刹那，屋内突然响起一阵大喊大叫，拉奇不由得大吃一惊！只听得那外婆、产妇和丈夫同时用立陶宛语叫嚷着，就连刚出世的婴儿也放声大哭，加入了这场家庭大混战，仿佛拉奇医生的出现以及接生的过程，只是这令人难以理解的嘈杂生活中的短暂插曲。

拉奇摸索着从漆黑的楼梯上走了下来，刚迈出公寓大楼，便踩在一棵烂莴苣上，感觉就像踩到了新生儿软软的头骨，心里很不是滋味。接着，他又听到一声凄厉的猫叫（不过这一次没有当成是婴儿的哭声）。他抬起头，正好看见什么东西从立陶宛人家里的窗口飞了出来，便急忙闪到一边。那东西落在他的面前，显然是冲他而来。他想，不知道自己怎么冒犯了这些可怜的人，也许与立陶宛人的风俗习惯有关吧。他低头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从窗口飞出来的是那只猫，已经当场毙命了！不过他也没有太过震惊，刚才那一瞬间，他还以为掉下来的是婴儿呢！哈佛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曾经讲过，“新生儿的身体柔韧度高得惊人”，他还知道，猫的身体柔韧度也非同寻常，可他发现这只猫并没有幸免于难。

拉奇后来写道：“在圣克劳兹，我常常对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心存感激。”他是指要感谢那些孩子以及他们给他的感受：他将他们迎接到人世的短暂过程，也许是他们人生旅程中最为安全的一段经历；他还要感谢南区的妓女，她们常常使他回忆起伊姆丝太太带给他的痛苦礼物。每次看到那些妓女，他就会想起显微镜下的病菌，而一想起那些病菌，就忍不住需要乙醚的温暖抚慰：只要吸一点点，打个盹儿就行。拉奇医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偶尔精神不济时，便需要乙醚提提神。

一天晚上，拉奇正在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打盹儿，有位同事突然通知他有急诊，并且该他值班。尽管那女人比他们上次见面时瘦了许多，而且苍老了许多，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伊姆丝太太。当时她惊恐万状，又痛苦至极，连呼吸都困难，所以当护士小姐问她的姓名时，她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听起来像叫床似的。”拉奇医生代为回答。

不知道伊姆丝太太是不是也马上认出了他，不过即使认出了，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她全身冰凉，脉搏跳得很快，腹部犹如拳头握紧时的指关节一样又硬又白。拉奇没有发现临产的征兆，也听不见胎儿的心跳。想到胎儿，拉奇眼前立刻出现了伊姆丝太太那个闷闷不乐的十几岁的女儿，她们的相貌应该有几分相像吧？那女孩如今有多大了？他随即又意识到，她实际上还是跟他自己年龄相仿。他马上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伊姆丝太太的身上，诊断出她是腹内出血，决定等做好输血准备后，便为她实施手术。

“伊姆丝太太？”他轻轻地叫着，一边观察她是否还认得出自己。

“你父亲好吗，韦尔伯？”在正要动手术之前她问道。

她的腹腔内到处是血，他一边用纱布吸着，一边寻找出血的伤口，很快便发现她的子宫后部有一道长约六英寸的裂口。他为她做了剖腹产手术，取出了一个死胎，胎儿那皱巴巴的、带着轻蔑神情的小脸，使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个抽雪茄的女儿。他很纳闷，不知道伊姆丝太太这一次为什么只身来医院。

事情到此地步，年轻的拉奇医生觉得要尽自己的责任。尽管手术台上的这个女人勾起了他不快的回忆，使他想起从她那儿染上的、刚刚才治愈的疾病，他仍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这位急诊病人。可是，当他正要为伊姆丝太太缝合子宫的伤口时，才发现针线都不管用了，她子宫的组织已经和乳酪一般松软。想想看，在乳酪上缝线会是什么感觉！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得将子宫切除。输过血后，伊姆丝太太的情况似乎相当不错，这倒是很出乎拉奇的意料。

第二天早晨，他与一位资深的外科医生谈起这个病例（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要求妇产科医生必须具备外科经验，拉奇就曾经在麻省综合医院的外科实习过）。那位外科医生与拉奇一样，对伊姆丝太太的子宫一碰就碎也感到大惑不解，甚至那个裂口也让人觉得奇怪。她以前没有做过剖腹产，不可能是老伤口迸裂。再说，胎盘是吸附在裂口对面的子宫壁，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排出胎盘而拉伤，而且子宫里面也没有肿瘤。

在手术后的四十八小时里，伊姆丝太太的情况一直很好，听说韦尔伯的父母已经去世，她还安慰了他一番。“当然啦，我与你母亲素不相识。”她用一副推心置腹的口吻说。接着，她再一次要求韦尔伯守口如瓶，韦尔伯连忙向她保证，决不会说出有损于她名誉的话来（实际上，正是为了她的名誉，他才没有告诉那位外科医生，他怀疑她的病情可能是因淋病而起）。他在脑海里飞快地想着：不知道伊姆丝太太此时此刻会用哪个故事来保护她的名誉？她到底是在波特兰还是在波士顿过着体面生活？抑或是换了一个新的城市，并随之编了一个新的故事？

在切除那个奇怪的子宫后的第三天，伊姆丝太太的腹内又开始出血，韦尔伯·拉奇只好为她动第二次手术。他不知道这一次又会有什么可怕的发现。一开始，看见腹内的血不像上次那么多，他松了一口气。可是当他用纱布吸血时，不小心碰到小肠，肠壁竟被他碰出了一个洞。他拿起那段小肠准备缝合，没想到小肠居然像果冻一般，被他的手指轻易地戳穿了！假如伊姆丝太太所有的内脏都是这么软得像一团烂泥，拉奇就可以断言，她活不了几天了。

结果她只多活了三天。她死的那天晚上，拉奇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的生殖器断了，掉在手上，他想把它缝回去，没想到它却不停地断成一截又一截，后来，连他的手指头也一根根地断掉了！他想，自己真不愧是外科医生，因为外科医生向来都把手指看得比生殖器还重要，真不愧是韦尔伯·拉奇！

这件事进一步坚定了拉奇禁欲的信念。他等待着夺走伊姆丝太太性命的病魔再来夺取他的性命，但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在尸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离谱之极。

病理学家说，病人死于“坏血病”。

韦尔伯·拉奇心想：让病理学家见鬼去吧！坏血病？这怎么可能？

“伊姆丝太太是个妓女，而不是水手。”拉奇恭恭敬敬地对病理学家说道。

可病理学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死因跟淋病以及怀孕都毫无关系。他说，伊姆丝太太就是死于那种水手们常得的病，她的体内严重缺乏维生素C，“结缔组织已经损坏，并且极易流血，这些都是坏血病的明显症状”。

尽管这一切很令人费解，拉奇还是相信了伊姆丝太太的死因与淋病无关，于是晚上睡了一个好觉。可第二天半夜，伊姆丝太太的女儿却又找上门来。

“今晚不是该我值班吧？”当同事叫醒他时，他睡眼惺忪地问道。

“可她说是你的病人。”同事回答。

伊姆丝太太的女儿跟以前判若两人，他都完全认不出她了。当年她比她母亲出价要低，可现在肯定要高得多。在火车上时，她看起来比韦尔伯还小，如今却好像要大他几岁，当初那种年轻姑娘的愠怒表情也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世故的无礼和嘲弄的神色。她脸上浓妆艳抹，衣服却邋里邋遢，身上戴着耀眼的首饰，洒了浓浓的香水，一头浓密的黑发梳在脑后，扎成了一条粗大的辫子，上面还插着一根鸟毛。由于头发扎得太紧，她的太阳穴上青筋凸起，脖子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仿佛有位粗暴的情人从背后揪住了辫子，让她动弹不得。

一见到韦尔伯·拉奇，她便把一个装有棕黄色液体的小瓶塞给他，上面的标签脏乎乎的，字迹已经模糊。由于瓶口的木塞不严，从里面还散发出一种刺鼻难闻的味道。

“就是这东西要了她的命！”她气冲冲地说，“我可不用这玩意儿，反正办法多得是！”

“你是伊姆丝小姐吗？”韦尔伯·拉奇一边问，一边还在脑海里寻找她的雪茄烟味。

“我说过办法多得是！”伊姆丝小姐抢白道，“我的时间没有她的长，我的还没有‘动’。”

拉奇嗅了嗅瓶中的液体。他知道她所谓的“动”是什么意思。如果胎儿“动”了，说明母亲已经能感觉到胎动，也就意味着怀孕期过了一半，有四五个月了。在某些信教的医生看来，如果胎儿“动”了，便有了灵魂。韦尔伯·拉奇从来不相信灵魂之说。不过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有关堕胎的不成文法却是既简单又合理（至少韦尔伯·拉奇觉得很合理）：在初次感觉到胎动之前堕胎，并不违法。韦尔伯·拉奇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医学观点来看，在有胎动之前堕胎，对孕妇不会造成危险，可是三个月之后，不管有没有胎动，胎儿都会紧附在子宫壁上，需要更强的力量才能打掉。

比如说韦尔伯·拉奇手中的这瓶药水就力量不够，没能帮伊姆丝太太打掉肚里的胎儿。不过，它显然有足够的力量杀死胎儿，并让伊姆丝太太的内脏全部腐烂。

“这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毒药！”伊姆丝太太那个难缠的女儿说。韦尔伯·拉奇蘸了一点儿他的宝贝乙醚，将瓶上的标签擦干净，只见上面写着：

调经剂

重新实现月经的规律性

终止妊娠

注意：已婚女性不宜服用！

服用后极易流产！

很显然，正是这最后一句，让伊姆丝太太服用了一次又一次。

早在医学院读书时，拉奇就对女性滥用堕胎药进行过研究。有些堕胎药，如麦角（拉奇曾经用此药来帮助妇女产后子宫收缩）和脑垂体提取剂等会直接影响子宫；还有些根本就是强烈的泻药，会使肠道严重损伤。拉奇在医学院曾解剖过两具尸体，死者均是因为服用当时很常见的堕胎药——松节油而丧命。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女人靠服用番木碱和芸香油来堕胎，结果往往搭上自己的性命。伊姆丝太太所服用的“调经剂”是艾菊油。由于她服用时间太长，且用量太大，她的小肠完全丧失了吸收维生素C的功能，从而使自己变成了一块大乳酪，所以才如病理学家所判断的那样死于坏血病。

伊姆丝太太本来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来堕胎。据说，波士顿南区有个声名狼藉、专门给人堕胎的民间医生，同时也是这一带有名的皮条客，家里经常顾客不断。每堕胎一次，他的收费都要近五百美元，那些可怜的女人自然大多负担不起，于是便和他交换条件，成为他手中控制的妓女。他的堕胎诊所（以及其他的类似场所）名叫“哈里森之外”。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免令人费解，却也不是毫无道理。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的一个部门就位于哈里森街上，因此，在民间语言里，“哈里森之外”便暗示着某种“非官方”，当然也包括“非法”的含义。

到“哈里森之外”去堕胎并非明智之举，这一点，伊姆丝太太也许终于明白。她女儿也很清楚那个地方的做法，所以才来找韦尔伯·拉奇，同时也给她自己一个把手术做成功的机会。

“我说过我的还没有‘动’，”伊姆丝太太的女儿对年轻的拉奇医生说，“做起来应该不费事儿，几分钟之后，我就会离开这里。”

此时已过午夜，医院里的总值班医生、护士和麻醉师全都睡了，连那位将拉奇叫醒的医生也去睡了。

在怀孕期间的任何阶段，如果发生子宫颈扩张，常常会导致子宫收缩，进而引发流产。拉奇也知道，任何对子宫的刺激，同样会产生类似的后果，即子宫收缩和流产。年轻的韦尔伯·拉奇愣愣地盯着伊姆丝太太的女儿，他觉得自己两腿僵硬，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那一天，他站在从波特兰驶出的那列摇摇晃晃的火车上，一手扶着伊姆丝太太座位的靠背，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染上淋病。

“你是想堕胎？”韦尔伯·拉奇轻轻地问。这是他第一次说出这些字眼。

伊姆丝太太的女儿拔出插在辫子上的羽毛，用羽毛管戳了戳他的胸口，说：“做就赶快，不做拉倒！”当她说这话时，他终于闻到了那股难闻的雪茄烟味。

韦尔伯·拉奇听到了麻醉护士睡觉的声音——她患有鼻窦炎，呼吸声音很粗。他想，堕胎不像接生，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乙醚，只要比他自己平常的用量稍微多一点就行。接着，他又想到，也许用不着为她剃毛。产妇生产前一般都要剃毛，即使是堕胎，他通常也赞成这样做，但为了节省时间，他可以省掉这个步骤，不过乙醚麻醉还是必要的。他打算用红药水为她的阴部消毒。如果他有伊姆丝小姐那样的童年，他也肯定不想把孩子生下来。他可以用那套圆头扩阴器，这样不仅易于进入子宫，而且抽出时不易伤到体内组织。子宫颈扩张到一定程度后，他可能就不需要使用子宫钳除去胎盘及较大的胚胎组织，除非伊姆丝小姐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以上。上医学院时，有本书上曾隐约提过，可以用刮匙刮掉子宫壁上的胚胎，也许可以用两种不同型号的刮匙，小的可以伸进角落部分。

可韦尔伯·拉奇毕竟还太年轻，有些踌躇不定。他考虑着伊姆丝小姐接受麻醉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清醒，如果到头来，这姑娘不得不待到第二天早晨，比如出现大出血等，那他该怎么跟同事们、麻醉护士，还有总值班医生解释？他正思来想去，突然觉得胸口又痛了一下，原来是野性未泯的伊姆丝小姐又在拿羽毛管戳他了。

“我的还没有‘动’！我都已经说过我的还没有‘动’嘛！”伊姆丝小姐一边朝他尖声嚷着，一边不停地戳他，直到把羽毛戳弯了，才松开手，任羽毛插在他的衣服上，然后猛地转过身子，愤然离去。当她转身时，那条又粗又长的发辫一下子甩到了他的脸上，传过来一股浓浓的烟味。她走后，他拔下衣服上的羽毛，接着发现那瓶“调经剂”也溅到了他手上。那气味并不难闻，却有好一会儿都盖住了乙醚的味道，而拉奇一直喜欢并且习惯了乙醚的味道。他不由得心神不宁起来。

“哈里森之外”的人可不用乙醚，他们对痛苦不以为意，只是用音乐来消除当事人的痛苦。他们请了一个叫“德国唱诗班”的合唱团在“哈里森之外”的前厅演唱，唱得十分热闹。也许伊姆丝小姐欣赏这种方式，不过当她一星期之后被送回南区分院时，她对音乐之事却只字未提。医院里的人谁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来的，似乎是有人把她扔在门外，她脸上和脖子上有被人殴打过的痕迹，大概是付不起那笔高昂的堕胎费吧！她发着高烧，脸又烫又肿，像是刚出炉的面包。鉴于她的高烧及腹部坚硬等症状，总值班医生和夜班护士判断她可能得了腹膜炎。他们叫醒了韦尔伯·拉奇，因为在她连衣裙的一边肩膀上，别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拉奇医生，

做就赶快，

不做拉倒！

而另一边肩膀上，则别着一条女式内裤，把裙子都扯歪了。那张纸和内裤分别别在两边，看起来就像一副不大对称的肩章。她身上没穿内裤，显然是有人在匆忙之中把它别在她的裙子上，以免丢失。韦尔伯·拉奇只是大致看了看，就知道伊姆丝小姐的堕胎手术没有成功。她腹中胎儿的心跳已经停止，却仍然紧附在子宫壁上，而子宫由于收缩过度，已处于痉挛状态。此外，她还伴有出血和感染现象，“哈里森之外”的那些土方法中，任何一种都可能造成这些后果。

其中有一种叫作“水疗法”，就是用导管和注射器将水注入子宫里，可是导管和水都未经消毒，而注射器则另外还有多种用途。还有一种原始的吸取法，就是用真空吸杯和一个脚踏式吸泵将胚胎吸出。这种方法确实能实现打胎的目的，但因为力量太大，可能会将皮下的血液一并吸出，还可能给软组织带来极大的损伤。第三种方法则正如“哈里森之外”大门的招牌上所写的那样，“我们用电疗法诊治月经不调”，也就是在长铅条的一端接上苹果牌电池，另一端是橡皮包着的绝缘把手，这样，操作者将铅条插入阴道与子宫时，就不会电到自己的手。

伊姆丝小姐很快就一命呜呼了，拉奇医生根本没来得及为她动手术，而她也没来得及再跟他说些什么，只留下了别在肩上的纸条以及那句“做就赶快，不做拉倒！”。临死时，她的体温将近一百零七华氏度。总值班医生忍不住问拉奇是否认识这个女人，因为纸条上显然透着某种亲密的含义。

“她怨我没有给她堕胎。”韦尔伯·拉奇回答道。

“你真是好样的！”总值班医生说。

但韦尔伯·拉奇却看不出“好样”在哪里。伊姆丝小姐的腹腔内膜及内脏均有大面积的发炎，子宫被两次戳穿，而里面的死胎则正如她本人所说，根本就没有“动”过。

第二天早晨，拉奇医生去了“哈里森之外”。他要亲自看看那儿的情形，了解那些被医生拒绝的女人在那里会有怎样的遭遇。他还在想着伊姆丝小姐临死前的情景：当时他弯下身去，感受到了她吐在他脸上的最后一口雪茄气息。接着，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个借助她烟头的光亮寻找衣服的夜晚。拉奇医生在心里说，如果骄傲是一种罪过，那么，道德上的骄傲就是最大的罪过。他曾经跟一个女人上床，然后却借着她女儿烟头的光亮来穿衣服。他自己尽可以从此以后清心寡欲，但对于别人的性生活，他又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

拉奇来到那个挂有“电疗法诊治月经不调”招牌的大门前，立刻听见里面传来合唱团高亢的歌声，伴着急促走调的钢琴声。没有双簧管，没有英国号，也没有次高音，可他还是觉得有点儿像马勒的《亡儿之歌》。许多年后，当他第一次听到三里瀑的轰隆水声时，还会想起“哈里森之外”那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他捶了捶门，可没人答应，恐怕他高声吼叫也不会有人听见。于是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的人谁也没有看他一眼，合唱团在继续高歌。屋里只有一架钢琴，椅子都不够女团员坐，而且只有一个乐谱架。由于乐谱也不够，男团员只好分成两组，离女团员远远地站着。合唱团的指挥站在钢琴边，瘦瘦的，已经秃顶，连衬衣都没穿，只系了一个脏兮兮的白领结，大概是用来吸汗的。他半闭着眼睛，像在祈祷，可双臂却在空中疯狂地挥舞，仿佛那空气因为弥漫着雪茄烟味以及喝多了廉价啤酒后的小便味，而觉得挥不开似的。合唱团随着他狂舞的双臂放声歌唱。

韦尔伯·拉奇不禁想道：如果上帝心情不好，或是喜欢挑剔，一定会将我们全都劈死！拉奇绕过钢琴，穿过唯一的那扇门，走了进去。只见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家具，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扇紧闭的门。他推开这扇门，发现里面显然是间候诊室——起码里面的人似乎是在等候。这里竟然有报纸、鲜花，还有一个敞开的窗户。有四个人分两处坐着，可谁也没有看报、赏花或看窗外的风景，他们一径低着头，甚至在韦尔伯·拉奇进来时，他们也一动没动。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叠纸和一台收银机，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男人，只见他一副戒备的样子，正不停地用汤匙从碗里舀豆子吃。这人看起来年轻力壮，却满脸冷漠。他穿着一件无袖汗衫，外套一条工装裤，脖子上挂的钥匙有点儿像体操教练员挂的口哨，那无疑是开收银机用的。与乐队指挥一样，他也是个秃头，拉奇怀疑他们是故意将头发剃得一毛不剩的。

他头也不抬地对韦尔伯·拉奇说：“喂，你用不着上这儿来，只管让女士来就行，要不就让她的朋友陪她来！”乍看之下，还让人以为他是正在稍事休息的乐队队员呢！

这时，前厅里的乐队正唱着什么“亲爱的母亲”。

“我是个医生。”拉奇医生说。

收银员的嘴巴没停，不过他终于抬起头来看了看拉奇。此时的合唱队正在深吸一口气。就在这片刻的静寂之中，拉奇听到这个男人熟练快捷地在碗里刮得直响，同时里间也传出一阵呕吐声，然后是呕吐物哗啦啦地接在金属盆里的声音。候诊室里有个女人哭了起来，可拉奇还没来得及弄清哭的人是谁，外面的合唱队就已经缓过劲来，又开始引吭高歌了。拉奇听出来这次唱的是“基督之血”什么的。

“你有什么事吗？”那人问道。

“我是个医生，想见见你们这儿的医生。”拉奇回答。

“这儿除了你，没别的医生。”

“那么我想提些建议，一些免费的医疗建议。”

那人紧盯着拉奇的脸，仿佛在那儿可以看清拉奇的意图。过了半晌，他才说道：“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你排队等着吧。”

这样也好。于是，拉奇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正好在分坐于两处的四个女人之间。突然，他发现其中有两个女人他认识，是那对立陶宛母女！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曾经去她们家里为那个女儿的接过生（那是他第一次接生），此刻那个女儿正默默地坐在脸上有痣的母亲身边。她们仍然不肯抬起头来。可他还是朝她们微笑着点点头。那个女儿已经是大腹便便，现在才来堕胎，一定会非常危险，可是由于她只懂立陶宛语，他无法跟她解释，不禁十分着急，她一准以为他只会接生呢！再说，对她的头胎孩子现在的情况，他们过去以及如今的生活状况，他都一无所知。他焦躁不安地踏着脚。接着，他转过头去，打量另外两个女人。那显然也是一对母女，但比前面那对母女要年轻，并且很难看出是谁怀了孕，要堕胎起码容易一些。那女儿看样子还太小，不大可能怀孕。可如果要堕胎的是母亲，干吗把女儿带来？拉奇非常纳闷：难道她那么需要人陪伴？还是她想给女儿一次言传身教？（小心点，要不你也会碰上这事儿！）前厅里的合唱队此刻唱得愈发投入了，歌词大概是有关上帝之爱以及“盲目的命运”之类。

韦尔伯·拉奇直盯着那扇紧闭的门，从门后又清晰地传来一阵呕吐声。一只蜜蜂没头没脑地从窗口飞了进来，过了片刻，似乎发现那些鲜花都是假的，又“呼”的一下飞了出去。拉奇回过头去看看立陶宛母女，发现那位母亲终于认出了他，而且还想出了展示那颗大痣的新招：她用两根手指挤着那颗已经长了毛，而且稍稍变了色的痣，旁边的肉被她挤得通红，那颗痣都快要挤爆了，就像一个快要穿头的疖子似的！孕妇似乎没有注意到母亲的不雅动作，只是木然地看了拉奇一眼，好像与他素不相识。在拉奇眼中，她脸上只有他读不懂的立陶宛语。他想，也许是她丈夫将孩子也从窗口扔了出去，让她精神错乱了。有好一会儿，拉奇甚至觉得合唱队也在用立陶宛语唱歌呢，不过他还是听出了几句德语歌词，好像是有关上帝与命运的战争。没错，是德语。

歌声正唱着上帝取得了胜利，这时，门后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猛然盖住了外面的歌声。候诊室里的女孩猛地惊跳起来，接着又颓然地坐了下去，抱着胳膊低声啜泣。她把脸埋在母亲的腿上，强压着自己的哭声。拉奇这才意识到刚才哭的就是她，同时明白要堕胎的也是她，而不是她母亲，可她看样子才不过十二三岁而已！

“打扰一下，”拉奇对那位母亲说，“我是个医生。”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颇有潜力的好演员，却摊上了一句蹩脚的台词，并且只有这一句台词。“我是个医生。”然后呢？

“原来你是个医生。”那位母亲冷冷地说。拉奇听到她讲的不是立陶宛语，不由得舒了一口气。“那你能帮什么忙呢？”她问。

“她有几个月了？”拉奇不答反问。

“大概三个月吧，”她以一副疑忌的口吻回答，“不过我已经付过钱了。”

“她多大了？”

这时，那女孩突然从她母亲腿上抬起头来，一缕不大干净的金发沾在嘴角。只听她警觉地说：“我十四了。”

“明年才十四。”她母亲补充说。

拉奇站起身来，对那位收银员说：“把钱还给她们，我来帮助这个女孩。”

“我还以为你是来听建议的呢！”那人说。

“我是来提建议的。”拉奇医生说。

那人说：“趁你还在这儿，何不也听听我的建议？做交易，就得付定金，而定金是不能退的。”

“定金是多少？”拉奇问。那人耸了耸肩，手指不住地敲着收银机。

“大概一半吧。”他回答说。

这时，合唱队正在唱着：“Eure ganze Macht！”“万能的主啊！”韦尔伯·拉奇默默地翻译着。学医的人大多精通德语。

当那扇罪恶的门终于打开时，一对老夫妇探出头来，匆匆忙忙地瞟了瞟候诊室里的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什么人的祖父母，两人长得很像：身材都很矮小，并且都佝偻着背。（很多老夫妇都是这样，年纪越大，彼此就越像。）他们的脸上带着迷惑而又好奇的神情。在他们身后的小床上，有个女人身上盖着一条床单，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她的双眼睁着，却显得空洞无神。接呕吐物的金属盆就摆在她床边的地上，上面搭着一条毛巾。

“他自称是医生，”收银员眼睛望着别处，对那对老夫妇说，“说要给你们提些免费的医疗建议，还要我们把钱退给那两位女士。他说他会照顾这位年轻小姐。”

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站在候诊室与手术室之间的门当中，她神清气定，却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力量。于是，拉奇断定她就是这里的头儿，那位白发老头只是她的助手。这样的老太太更适合待在温馨的厨房里，烤些美味的点心，然后邀请邻居家的小孩子都来分享。

“我是拉奇医生。”拉奇自我介绍着，同时又一本正经地鞠了一躬。

老太太沉着脸说：“哦，对了，拉奇医生！就是‘做就赶快，不做拉倒’的那位？”

老太太在“哈里森之外”附近一带颇有名声，人称“圣诞老婆婆”。当然，这个称呼不是她自己的发明，那个“做就赶快，不做拉倒”的纸条也并非出自她的手笔。纸条是伊姆丝小姐自己写的。去找圣诞老婆婆之前，她十分清楚在“哈里森之外”堕胎的危险，心里明白，也许当圣诞老婆婆给她做完手术之后，她根本就无法写任何东西了。

拉奇没料到会碰上圣诞老婆婆，更没料到她会采取这种态度。他曾经以为，不管是与哪位堕胎师交锋，他——拉奇医生——都绝对会占上风。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自顾自地走进手术室，信手拿起一样东西，以显示他的威严。那是一个真空杯，一根不长的管子将它与一个脚踏式气泵相连。他把杯子放在掌心，觉得正好合适。就在这时，圣诞老婆婆走了过来，出其不意地猛踩气泵，他立刻感觉到血液一下子涌向毛孔，连忙将杯子拔了下来，要不然，不出片刻准会起血泡。

“怎么样？”圣诞老婆婆挑衅地说，“你有什么建议，医生？”像要回答这句问话似的，这时床上的病人突然伸出手来，将拉奇拉了过去。拉奇低头一看，只见她满头是汗。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拉奇对圣诞老婆婆说。

“可起码我还在做，”老太太以充满敌意的冷静口吻说道，“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你干吗不做？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不教教我？”

躺在床上的女人显得十分虚弱，可她强打精神坐了起来。她低头看了看，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衣服，似乎松了口气。

“请听我说，”拉奇对她说道，“如果你有发烧和流血不止的现象，就一定得去医院，千万不要拖延！”

圣诞老婆婆说：“我还以为你是来给我提建议的呢！不给我一点建议吗？”

拉奇没有理睬她，只管走到外间的候诊室，要那对较年轻的母女离开，可做母亲的却舍不得那笔定金。

“把钱退给她们。”圣诞老婆婆对收钱的人说。

“我们是不退定金的。”那人重申。

“把定金也退给她们！”老太太有点儿火了，走了过来，亲自看着那人不情愿地退了钱。然后她按住拉奇医生的手臂，对他说：“你问问她，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跟我无关。”拉奇回答。

“对，这一点你说得很对，”老太太说，“不过你还是可以问问她，会是个很有趣的故事。”

拉奇不想再搭理她，她却抓住那对母女的手臂，对那位母亲说：“告诉他，她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是谁！”这时，那女孩开始全身发抖，并抽泣起来。可圣诞老婆婆没有理她，只是盯着她的母亲，不停地催促：“告诉他呀！”

“是我丈夫，”那女人低声回答，接着，似乎嫌自己还没有说清楚似的，又加了一句，“也就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就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明白了吧？”圣诞老婆婆问。

“是的，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拉奇医生一边回答，一边伸出手去，搂住那个十三岁的女孩——她紧闭着双眼，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

“来这里堕胎的年轻女孩有三分之一都像她那样，是被自己的父亲或兄弟强暴。”圣诞老婆婆对拉奇医生说，她的语气中充满了厌恶与憎恨，似乎拉奇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下流胚。“这叫乱伦，知道吗？”

“是的，谢谢你！”拉奇说着，便扶起那女孩，又扯着她母亲的衣袖，让她们跟他一起离开。

“做就赶快，不做拉倒！”圣诞老婆婆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地喊着。

“你们这些混账医生，”那收钱的男人也跟着吼道，“你们要完蛋了！”

合唱队还在尽情高歌。拉奇听见他们唱着“vom keinen Sturm erschrecket”，意思是“不畏暴风雨”。

拉奇带着那对母女，在候诊室外的空房间里还遇到了刚才躺在手术室里的女人。她还是非常虚弱，两眼发直，后背的衣服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请务必记住，”拉奇对她叮嘱道，“如果你有发烧的现象，或流血不止……”说到这儿，他突然发现那女人的肩上也别着一条内裤。这熟悉的标记是“哈里森之外”的徽章，是对其英勇行为的表彰。那女人显然并不知道自己的肩上别着内裤。拉奇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一幕：在南区街头，成群的女人步履蹒跚，肩上别着内裤，这是她们不可磨灭的印记，一如早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在失足的妇女胸前刺上的猩红色A字。

“等等！”拉奇喊了一声，同时伸出手去抓住那条内裤，可那女人片刻也不愿多等，反而奋力从他的手中挣脱，结果别针迸开，扎伤了他的手。女人转身离去，拉奇只得将内裤顺手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里。

他领着那对母女穿过那始终歌声回荡的前厅，合唱队此刻正在稍事休息。那位清瘦、秃顶的指挥刚刚喝了一口啤酒，胡子和鼻尖上还沾着白色的泡沫，一抬头，看见拉奇正领着那对母女离去，便对拉奇举举酒杯，说：“赞美主吧！你要继续拯救那些可怜的灵魂，医生！”

“Danke schön（谢谢）！”合唱队跟着他喊道。当然，他们这会儿唱的绝对不是马勒的《亡儿之歌》，可在韦尔伯·拉奇耳边萦绕的却正是这些歌曲。

在初到圣克劳兹孤儿院时，韦尔伯·拉奇医生曾经写道：“在别的地方，人们必须要能够不经思考便采取行动，并且是正确的行动，可是在圣克劳兹，我们也许能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思考。”

他的意思是说，在波士顿，他是一个英雄，可是没有能够坚持下去。那天，他把那对母女带回南区分院后，让总值班医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女孩才十三岁，骨盆只有3.5英寸宽，有过两度难产史，使得软组织撕裂，伤口愈合情况很差。现在是她第三次怀孕，并且是乱伦强暴所致。就算她将来生下这个胎儿，也只能实行剖腹产，如果这样，对这个孩子——因为她确实还只是个孩子——的身心都将产生极其严重的伤害。所以，我决定替她堕胎。”

“你真的决定了？”总值班医生问。

“是的，”韦尔伯·拉奇说完，又吩咐麻醉护士，“我们马上开始。”

整个手术过程一共只用了二十分钟时间。拉奇对乙醚的用量总是恰到好处，常常让同事们羡慕不已。他用的是圆头的扩阴器，以及中号和小号刮匙各一套。当然，并没有什么难以愈合的伤口，也不存在软组织撕裂。其实这女孩是第一次而不是第三次怀孕，而且，虽然她年龄还小，骨盆却显然不止3.5英寸宽。这一切都是韦尔伯·拉奇编造出来的，只是想让总值班医生的报告更能令人信服而已。医院里没有人对拉奇的堕胎决定提出质疑，大家甚至压根儿都不再提起，但拉奇医生还是感觉到了某种变化。

他发现每次只要他一露面，同事们的谈话便戛然而止。他注意到大家都在疏远他，尽管不是刻意回避他，却不再邀请他参加他们的活动。于是，他独自去附近的德国餐馆用餐，寂寞地享用猪脚和香肠，有天晚上，他甚至喝了一杯啤酒，进而还想起了他的父亲。这是韦尔伯·拉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啤酒。

迄今为止，在韦尔伯·拉奇的人生旅程中，凡事似乎总是只有一次：有过一次性经历，喝过一次啤酒，替人堕过一次胎（不过吸乙醚却不止一次）。那件事情过去不久，他替人堕胎的消息在南区便不胫而走，人们纷纷传说，除了圣诞老婆婆和“哈里森之外”的那些方法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供女人解决问题的地方。第一次来找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但面容憔悴的女人，随身拎着购物袋和洗衣篮，当时，他正站在一个水果摊旁，喝着鲜榨橙汁。

“我的还没有‘动’，”她压低嗓门对韦尔伯·拉奇说，“得花多少钱？我的还没有‘动’，我发誓！”

从那以后，就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在南区分院，他常常在三更半夜被同事叫醒，然后总是睡眼惺忪地问：“今晚不是我值班吧？”而同事们的回答总是：“她指名要找你。”

在缅因州长大的韦尔伯·拉奇从小习惯于直盯着别人的脸，探究他们的眼神，可现在，他却常常像城里人一样垂下眼睛，或看着别处，让别人的目光来打量他。有一次，在弗雷德·哈尔塞姆公司给他寄来的外科器材目录中，有一份M.H.麦克斯维尔夫人写的《一位女医生致全美妇女书》的复印件。在七十年代末期之前，麦克斯维尔夫人在纽约开有一家妇科诊所。她在信中写道：“本文作者开设妇科诊所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产妇谋福利。”她认为，“鉴于整个社会对失足女性的不宽容，这些不幸的女性需要有个避难之所，在它的庇护下，可以有机会静静地反省，忘却眼前的痛苦，并鼓起勇气，更明智地面向未来。真正的医生应该有一颗宽厚善良的心。”

韦尔伯·拉奇认为，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对失足女性的态度，充分说明了院方的冷酷无情，所以，他理所当然就成了那些失足女性的避难所。

可到头来，他自己却落荒而逃。他回到了缅因州老家，向缅因州州立医疗检查委员会申请一个能让他发挥所长的妇产科医生的职位。他们同意为他在某个开发区找个位置，同时，由于欣赏他的哈佛大学学位，将他吸纳为委员会成员。在等候新的任命时，韦尔伯·拉奇返回了家乡波特兰那个安全的海港，那里有他度过一半童年的旧市长官邸，还有那家妓院，就是在那里，他从伊姆丝太太身上染上了影响他一生的疾病。

拉奇想，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想念波士顿南区。那里有个看手相的人曾经说他会很长寿，并且会有很多孩子，“多得数不清！”在拉奇看来，这正好表明当妇产科医生是正确的选择。看手相的人还说，拉奇绝对不会步他父亲的后尘。拉奇对此倒是深信不疑，因为他既不懂车床，也不爱喝酒，当然不会像他父亲一样最终死于肝病。患淋病期间，他找过那里的一位中医，中医告诉他，将绿叶捣碎，混以面包发霉后的霉块，抹在生殖器上，就会让他药到病除。这位中医的话还真有些道理，因为植物中的绿叶素能够消灭坏疽杆菌，只是不能杀死淋病菌，而霉面包中的青霉素却具备这种功效。许多年后，拉奇曾经突发奇想：如果哈罗德·恩斯特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那位细菌学家兼曲线球投手，与南区的那位中医能够携手合作，那么，世上还会有什么不治之症呢？

可想过之后，他又清醒过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还是治愈不了孤儿！”

韦尔伯·拉奇想起了南区的孤儿。在九十年代，到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求医的女性中，已婚女性不到一半。医院有明文规定：“只接收已婚或新近丧夫的、品行良好的女性。”这是当初那些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所坚持的原则，他们捐献大笔款项为贫民建立了这所医院。可事实上，很少有人被拒之门外，因为很多人要么以寡妇自居，要么宣称嫁给了水手，而丈夫出海去了……韦尔伯·拉奇常常想，他们大概是随“大东方号”远航了。

他经常纳闷，为什么波特兰就没有需要帮助的孤儿或妇女？这座城市总是井然有序，让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能发挥所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等着被派往某个地方施展才华时，一封出自妓女之手的有关被遗弃的妇女和孤儿的信已经从圣克劳兹出发，即将送达他的手中。

不过在收到这封信之前，韦尔伯·拉奇还收到了一封邀请函，波士顿的查宁-皮伯第夫人邀请他前往他们的海滨别墅。查宁-皮伯第家族是波士顿的名门望族，每年夏天都要去他们在波特兰以东的海滨别墅度假。查宁-皮伯第夫人说，年轻的拉奇医生也许想念他在波士顿结交的社交界友人，肯定会愿意与大家一起打打网球、门球，或驾船出海，然后与查宁-皮伯第的家人与朋友一同进餐。可拉奇与波士顿的社交界却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看来，查宁-皮伯第家应该是与剑桥或贝肯山庄平起平坐的，而他也从来没有接到过剑桥或贝肯山庄的邀请。他知道查宁和皮伯第两个家族在波士顿均有很长的历史，可他不明白两大家族的姓氏为什么会连在一起。以韦尔伯·拉奇对上流社会的了解，他猜想，这两家可能是为了一起款待宾客，便于邀请起见，才同意将姓氏连在一起。

说到驾船出海，韦尔伯·拉奇可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甚至都不曾游过泳。在缅因州长大的他可不想去海水里游泳。他认为，缅因州的海水只适合夏天的游客及龙虾，至于打网球或门球，他又没有合适的服装。他曾经看过一张水彩画，上面画着一些奇怪的草坪游戏，他当时就想过，拿根木槌用力去槌木球，一定会很有意思，不过，他首先需要时间在没人观看的时候独自练习一番才行。他叫了一辆车送他去查宁-皮伯第的海滨别墅，钱花得让他暗暗心痛，而身上的衣服也让他觉得极不自在。这是他唯一的一套西服，自从去“哈里森之外”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颜色深不说，料子又厚，实在不适合这个季节。他来到查宁-皮伯第的别墅，轻轻叩了叩铜门环。他打算正正规规地自我介绍，而不想满院里闲逛，到处碰上那些身穿白色休闲服从事各种运动的客人。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衣服不仅太厚，而且皱巴巴的，同时还在口袋里发现了一条内裤，是上次去“哈里森之外”堕胎的那个女人留下的。韦尔伯·拉奇愕然瞪着手中的内裤，想起了它大模大样、极尽招摇地别在那女人肩上的情景，正在这时，查宁-皮伯第夫人应声前来开门。

他来不及将内裤藏回口袋，只好装着刚刚拿出手帕来擤鼻涕的样子，然后才把内裤塞了回去。不过，从查宁-皮伯第夫人急忙别过脸去的情形来看，拉奇知道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明明白白是女人的内裤！

“是拉奇医生吗？”查宁-皮伯第夫人小心翼翼地问，似乎那条内裤多少向她表明了拉奇的身份。

我应该掉头就走！韦尔伯·拉奇心里想着，可嘴里却说：“对，我是拉奇医生。”一边还朝她鞠了一躬。这是个身材魁梧的女人，脸晒得黑黑的，银灰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又光又亮，看起来像是一颗吓人的炮弹。

“你得见见我女儿，”她说，接着又大笑着加了一句，“还有我们大家！”她的笑声让韦尔伯·拉奇汗湿的脊背觉得凉飕飕的。

所谓的“大家”似乎都是要么姓查宁，要么姓皮伯第，再要么就是查宁-皮伯第，有些人的姓和名很相近。有叫卡波特的，有叫查德维克的，还有洛宁，以及爱莫拉尔德（不过这一位的眼睛却是暗淡的褐色）。而查宁-皮伯第夫人特意要拉奇见一见的宝贝女儿，则是所有人中年龄最小，长相最一般，身体也最瘦弱的一位，她叫蜜西。

“蜜西？”韦尔伯·拉奇重复了一遍，那姑娘点点头，接着又耸了耸肩。

拉奇与蜜西并肩坐在长桌上用餐，对面是一位与他们年龄相仿、身穿白色网球衫的年轻人，不知是查德维克还是卡波特。他满脸怒气，可能是刚和查宁-皮伯第小姐吵了嘴，要不就是他想坐在她的旁边。不过，韦尔伯·拉奇又想，也许他只是她的兄弟，正巴不得离她远一些才好呢！

这姑娘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她的家人个个健康黝黑，只有她脸色苍白，而且胃口极差。这是一次隆重的宴会，每上一道菜，所有餐具都彻底更换一次。当谈话声渐渐变低时，碗碟刀叉的碰撞声就显得有些刺耳，席间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倒不是有什么话题带来了紧张气氛，而是因为根本无话可谈。

坐在拉奇另一侧的是一位退休的老外科医生，也是查宁或皮伯第家的成员。听说拉奇是妇产科医生，他好像有些失望，不过，他还是不停地追问拉奇医生喜欢用哪种方法让病人排出胎盘。韦尔伯·拉奇尽量压低嗓门向这位查宁或皮伯第医生作些解释，可老先生却有些耳背，一直要拉奇大声一点儿。整个餐桌上只有他们两人在交谈，他们从伤口谈到会阴，包括如何握住婴儿的头部以免会阴撕裂，以及会阴即将撕裂时，如何在适当的部位做会阴切开术。

韦尔伯·拉奇注意到，坐在他旁边的蜜西脸色变了又变，一会儿白，一会儿黄，一会儿青，一会儿又变得煞白，然后便晕了过去。她的皮肤汗津津的，并且全身冰凉。韦尔伯·拉奇发现她的眼珠直往上翻。她母亲见状，连忙和那位满脸怒气的叫卡波特或查德维克的年轻人将她扶了出去，一边还说着：“她需要透透气！”可缅因州并不缺少空气。

韦尔伯·拉奇至此已经明白蜜西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需要堕胎。年轻的查德维克或卡波特脸上的怒气，老医生啰里啰唆地追问“现代”的接生过程，以及餐桌上除了刀叉碗碟的碰撞声之外一片静寂等，都向他传递了这一信息。原来是因为这样，他才受到邀请！有早孕现象的查宁-皮伯第小姐需要堕胎！有钱人竟然也需要这种帮助！韦尔伯·拉奇一向认为有钱人的消息不大灵通，可他们竟然也对他有所耳闻了！他很想一走了之，可他的命运之神却阻止了他。有时，当我们被贴上某种标签或有了某种烙印之后，这种印记就成了一种召唤。韦尔伯·拉奇就感觉到了某种召唤。从圣克劳兹寄出的那封出自妓女之手的信还在途中，他将前往那里，但在此之前，有什么在召唤着他留下来，履行职责。

他起身离座。男士们一个个进吸烟室抽雪茄去了。这时，有位保姆或家庭教师——总之是佣人，拉奇医生心里想着——抱着一个小宝宝进了餐厅，女士们便围上前去，逗起孩子来。韦尔伯·拉奇也凑了过去，女士们为他让出一些位置。小宝宝大约三个月大，脸蛋红扑扑的，十分活泼可爱。可拉奇医生却发现他脸上留有一道产钳印，非常明显，日后可能会破相。他想：若是换了我，一准干得比这漂亮。

“小宝宝真可爱，是吧，拉奇医生？”有位女士问道。

“只可惜脸上有产钳印。”此话一出，那群人顿时哑然。

查宁-皮伯第夫人领他走出大厅，来到一间已经为他做好准备的房间。她边走边说：“我们有个小问题想麻烦你。”

“她有几个月了？胎儿‘动’了吗？”他问。

不管有没有“动”，他们显然为查宁-皮伯第小姐准备好了一切。他们将一间小书房改成了手术室，里面挂着几张穿制服的男人的旧照片，还有一些好久都无人问津的书籍。在这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最显眼的是一张厚实的大桌子，桌上铺着棉布床单和橡皮垫单，蜜西摆好了便于检查的姿势躺在上面，并且已经剃了毛，擦了消毒药水。不知是谁已经做完了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也许是从老医生那儿一点一滴打听来的。拉奇医生还看到了酒精、香皂、指甲刷，并马上动手刷起指甲来。各种金属扩阴器和刮匙也都准备妥当，放在衬着绸布的皮盒里。他们还准备了麻醉药氯仿及吸罩。这唯一的失误（他们不知道韦尔伯·拉奇喜欢用乙醚）使拉奇几乎原谅了他们。

让韦尔伯·拉奇不能原谅的是他们对他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有位老太太留在房间里，大概是个忠心耿耿的佣人，可能给很多查宁-皮伯第们接过生，说不准蜜西就是她接生的呢。老太太注视拉奇医生时，神色格外严峻，目光十分锐利，仿佛期待他夸奖她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完备，而一旦拉奇真的夸奖几句，她又会不理会。查宁-皮伯第夫人似乎也不愿跟他接触，不过倒主动帮他脱下外套。他把外套交给了她，然后请她出去。

拉奇在她临走时交代说：“让那位年轻人进来，我想他应该待在这儿。”他指的是那位穿着白色网球衫、满脸怒气的年轻人，不管他的确是性情暴躁的兄弟还是于心有愧的情人，或者两者都是。拉奇一边洗手一边想：这些人需要我，却又讨厌我，他把双臂浸在酒精溶液里消毒，同时寻思着查宁-皮伯第家的人该认识多少医生，甚至他们自己家里出过多少医生，可他们却不会让自己人来处理这种“小问题”。他们太高贵了，不屑于干这种事情。

“您要我帮忙吗？”那位满脸怒气的年轻人问拉奇。

“不用，”拉奇回答说，“别碰任何东西。你站在我左边，从我肩膀上往这儿看，一定要看得清清楚楚！”

拉奇医生刚刚拿起刮匙开始工作，年轻的查德维克或卡波特脸上那高人一等的轻蔑神情便马上一扫而空。随着胚胎组织的出现，他不再摆出那种评判的姿态，脸色渐渐缓和，有些像身上的网球衫的颜色了。

拉奇医生对这位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说：“我观察过她的子宫壁，情况很好，结实而强健。刮干净后，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样你就知道胚胎完全清除了。你听听那种沙沙的声音！”说着，他又刮了几下，问道，“听见了吗？”

“没有。”年轻人支吾道。

“哦，也许不能算是‘声音’，”韦尔伯·拉奇说，“更像是一种沙沙的感觉，不过我觉得是声音，沙沙的！”他自顾自地说着，年轻的卡波特或查德维克则双手捂着嘴，恨不得要吐出来。

拉奇转身对那位拿着消毒毛巾的一本正经的老女佣说：“每小时替她量一次体温，如果她血流得过多，或者发烧，就马上通知我。”接着又对老太太和那位脸如死灰、一片茫然的年轻人说，“好好待她，谁也不许让她有羞耻感！”

蜜西还没有从麻醉中醒来。他翻起她的眼皮看了看，然后准备像绅士一样离去。可是当他穿上外套时，却感到胸前的口袋鼓囊囊的。他没有清点到底有多少钱，不过看样子有好几百美元。他仿佛回到了市长官邸，他又成了下人。显然，查宁-皮伯第家的人不会再邀请他一同打网球、门球或驾船出海。

他随手抽出五十美元，赏给了那位替蜜西消毒和清洗下体的老太太，又塞给那位帮他打开阳台门透气的年轻网球手二十美元，然后打算离开。可是，当他把双手插进口袋时，又摸到了那条内裤。他心里一动，便伸手拿起产钳，走出门去找那个老医生。但餐厅里只有几个佣人，还在清理餐桌，他又给了他们每人二三十美元。

他在另一个房间里找到了正在躺椅上呼呼大睡的老医生，于是用产钳夹住那条来自“哈里森之外”的内裤，一并塞进了老头儿的衣领里。

他来到厨房，那里有几个佣人正忙个不停，他又给了他们约两百美元。

然后，他走出门外，把剩下的两百美元一股脑儿给了跪在门边的花圃上干活的园丁。他很想把空信封还给查宁-皮伯第夫人，可那位高贵的夫人却避而不见。于是，他把信封叠了叠，想压在大门上的铜门环下，可信封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风吹了下来。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将信封狠狠地揉成一团，猛地扔在一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这片青翠的草坪同时也是车道的转弯处。在不远处的草坪上，有两个人正在打门球，他们这时停了下来，先看看那揉成一团的信封，又抬头望望蔚蓝的天空，似乎以为最起码会传来一声晴天霹雳，让拉奇当场毙命。

在返回波特兰的途中，拉奇默默回顾着上个世纪的医学史：那时堕胎是合法的，医学院的学生学到许多比单纯堕胎更为复杂的手术，如子宫断颈术和碎胎法，以代替危险性较大的剖腹产。他喃喃地念着：子宫断颈术，碎胎法。回到波特兰时，他心里已经理出头绪。他是妇产科医生，负责将婴儿接到人世，同事们称之为“上帝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是堕胎师，必要时也替人堕胎，同事们称这为“魔鬼的工作”。但是对韦尔伯·拉奇而言，两者都是上帝的工作，正像麦克斯维尔夫人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医生应该有颗宽厚善良的心”。

后来，每当他对自己产生怀疑时，他总是不断提醒自己：他曾经跟一个女人上床，然后又借着她女儿的雪茄烟头的光亮来穿衣服。他自己尽可以从今往后清心寡欲，可是对别人的性生活，他又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而且，自己曾经拒绝过伊姆丝太太的女儿，结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此他也永远不会忘记。

所以，他不仅要帮人接生，也要替人堕胎。

此时此刻，有封信正在波特兰等着他。当缅因州医疗检查委员会将韦尔伯·拉奇派往圣克劳兹时，他们并不了解他对孤儿的感受，也不知道他迫不及待想离开波特兰——当年，“大东方号”就是从这个安全的港湾一去不复返。他们更不知道韦尔伯·拉奇在抵达圣克劳兹一周之内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成立了孤儿院（因为确实有这个需要）；接生了三个婴儿（其中一个受到父母的欢迎，两个是不得已而为，而不得已而为之中有一个即将成为孤儿）；还做了一次堕胎手术（这是他的第三次）。拉奇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教会人们如何节育，从而使堕胎与分娩之比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一比三，几年后又变成一比四，然后是一比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尔伯·拉奇应征去了法国。由于孤儿院的代理医生拒绝实施堕胎手术，出生率再次上升，孤儿的人数也增长了一倍。这位代理医生对爱德娜和安琪拉两位护士说，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从事上帝的工作，而不是魔鬼的工作。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微妙差异，后来使安琪拉和爱德娜护士，甚至使韦尔伯·拉奇医生都颇为受益。拉奇医生从法国给两位护士写信说，他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才真正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用炮弹、手榴弹片以及霰弹作恶，它们夹带着肮脏的衣服碎片射入人体，造成伤害；魔鬼的工作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夹膜杆菌感染那种大灾难，感染后的皮肤用手一碰就会噼啪作响，对此，韦尔伯·拉奇将永生难忘。

拉奇在信中对安琪拉和爱德娜两位护士说：“告诉他，告诉那个笨蛋（指代理医生），孤儿院里的大小事情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孤儿，因为是我们亲手把他们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战争结束后，韦尔伯·拉奇回到了圣克劳兹，这时的爱德娜护士和安琪拉护士已经习惯了孤儿院里的行话，她们也说“上帝的工作”和“魔鬼的工作”，以便区分何时实施何种手术。韦尔伯·拉奇也接受了这些说法，因为用起来方便可行，但他坚持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一切全是上帝的工作，两位护士对此也完全赞同。

直到一九三几年，他们才头一次碰到了真正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荷马·威尔士。荷马已经多次走出圣克劳兹孤儿院，可最后又总是回到这里，因此他们不得不给他派些活儿干，十几岁的男孩子该有点儿用处才行。不过，两位护士和拉奇医生有时也会寻思：荷马能理解这一切吗？他亲眼目睹那些母亲来去匆匆，撇下孩子，可是要过多久，他才会有点儿数字概念，发现来院中生产的母亲比实际出生的婴儿要多？要过多久，他才会看出，来孤儿院的母亲并非都是大腹便便，有些人甚至当天就离去？他们要不要向他解释这一切呢？两位护士和拉奇医生都犹豫不决。

有一天，爱德娜护士开口道：“韦尔伯”，安琪拉护士听她这样称呼，不禁两眼一翻，“这孩子已经很了解院里的事儿了，过不了多久，他自然就会明白的。”

安琪拉护士也附和道：“他在一天天长大，而且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

事实上，他们总是将堕胎后在此休息的妇女与那些分娩后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只身离去的母亲互相隔开，这一点，小孩子都能看出来。而荷马·威尔士常常负责清倒所有的垃圾桶，包括手术室里那些直接将垃圾送到焚化炉中销毁的防漏垃圾桶。

“韦尔伯，万一他把垃圾桶打开看，可怎么办？”爱德娜护士问道。

“如果他懂得把垃圾桶打开看，那么，也就能够明白这一切了。”圣拉奇回答。

也许拉奇的意思是说，如果荷马看得懂里面的东西的话。不管是上帝的工作，还是魔鬼的工作，垃圾桶里的结果总是相差无几，大多是血迹、黏液、棉花、纱布、胎盘和阴毛等。两位护士一致对拉奇医生提出，没必要为堕胎的妇女剃阴毛，可拉奇却不厌其烦。在他看来，既然同是上帝的工作，那就采取相同的方式吧！荷马·威尔士送往焚化炉的垃圾可以说是圣克劳兹孤儿院历史的写照：剪断的手术缝线，排泄物，灌肠剂的泡沫，还有爱德娜和安琪拉护士唯恐荷马看见的被称为胎儿的东西，那些东西有的已经完全成形，有的只是依稀可辨。

荷马十三岁时（可谓是倒霉的十三岁），终于有一天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圣克劳兹生下的胎儿，既有“动”了的，也有没“动”的。那是在送垃圾去焚化炉回来的路上，他看到地上有个胎儿，是从他送往焚化炉的垃圾桶里掉出来的，可他还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呢！他弯下腰去看了看，又抬起头来找鸟窝。（说不准是从哪个鸟窝里掉出来的！）可四周连棵树的影子都没有，哪儿来的鸟窝呢？荷马·威尔士知道，鸟儿飞翔时是不会下蛋的，再说，鸟蛋掉到地上，也该有蛋壳呀！

他接着又想，可能是哪个动物流产了。他在孤儿院长大，旁边又有医院，所以，对“流产”这个字眼他并不陌生。可会是什么动物呢？那东西还不到一磅重，大约八英寸长，半透明的脑袋上长出了稀疏的毛发，而不是羽毛，皱巴巴的小脸上似乎长着眉毛和睫毛，在那拇指一般粗的胸脯上有两个粉红色的小点点，那不是乳头吗？而手指和脚趾尖上的小亮点，正是指甲！荷马用手捧起这个小东西，撒开双腿，跑去找拉奇医生。拉奇这时正坐在安琪拉护士办公室的打字机前，给“新英格兰小流浪者之家”写信。

“我找到了一样东西！”荷马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拉奇从他手里接过胎儿，放在桌上一张干净的白纸上。这个胎儿约三个月大，至多不超过四个月。拉奇医生知道，它就要出现胎动了。“这是什么？”荷马·威尔士问道。

“是上帝的工作！”韦尔伯·拉奇这位圣克劳兹的圣人答道。直到此刻，他才完全明白，教育荷马·威尔士，告诉他一切，让他明辨是非对错，也是上帝的工作。尽管上帝的工作纷繁复杂，但是，一旦毅然承担起这项重任，就必须做得十全十美，毫无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