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春天来了，盖普仍未完成《格里尔帕策民宿》，当然也没有写信告诉海伦他与夏洛特及其同事们的交往。珍妮的写作进展得更快了，她找到了自那天晚上和盖普以及夏洛特讨论欲望开始在她心中翻滚的句子，实际上，那是一句她很久以前就知道的老话，这句话会成为珍妮这本有名的书的真正开头。

“在这个思想肮脏的世界上，”珍妮写道，“你要么是妻子，要么是情妇，要么就很快会成为两者之一。”这个句子为全书定了调，之前珍妮的书一直缺的就是这个基调。珍妮发现以这句话开始之后，她的自传就有了氛围，她人生不和谐的故事都有了连接，就像雾笼罩在不平的土地上，热气传到凌乱的房子的每一间屋子。这句话带出类似的其他句子，珍妮编织语句就像在一块没有明显图样不断杂乱扩张的挂毯上，编入一条色彩鲜明的绑扎线。

“我想找份工作一个人住，”她写道，“这就让我成了性生活有问题的人。”她的书也因此得名。《珍妮·菲尔兹自传：性生活有问题的人》。这本书会被印成八版精装书，被翻译成六国语言，还不算之后平装版的收入够让珍妮和一批护士穿一百年新制服的。

“然后我想要一个孩子，但我不想因此就得和人分享我的身体和生活，”珍妮写道，“这也让我成了一名性生活有问题的人。”就这样珍妮找到了能串起她这本杂乱的书的缝线。

但维也纳入春之后，盖普却想去旅行，也许去意大利，可以的话，他们可以租一辆车。

“你会开车吗？”珍妮问他。她非常清楚他从来没学过，从来没这需要。“哎，我也不会，”她对他说，“而且，我在写东西，我现在停不下手。你要是想旅行，就自己去。”

盖普和珍妮在美国运通办公室取信，在那里盖普第一次碰到来旅行的美国年轻人：两个念过迪布斯的女孩儿和一个念过巴斯的叫布的男孩儿。“咳，行啊我们？”他们互相认识后其中一个女孩儿对盖普说，“我们都是预校的。”

她名叫弗洛西，盖普觉得她和布正好着。另一个女孩儿叫薇薇安，在施瓦岑贝格广场的小咖啡桌下，薇薇安把盖普的膝盖夹在她两腿之间，露出沉醉的表情啜着葡萄酒说：“我刚去过denthisht那里，他妈的往我嘴里打了很多普鲁卡因，我都不知道嘴现在张着还是闭着了。”

“有点儿半张半闭。”盖普告诉她。但他想：“啊，你他妈的在干吗？”他想念库西·珀西，他和妓女的来往，开始让他感觉自己像个性生活有问题的人。现在他明白了夏洛特想像妈妈那样对他，尽管他想和她发展另一种关系，但他悲哀地知道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不可能超过金钱交易。

弗洛西和薇薇安以及布正要前往希腊，但他们让盖普带他们在维也纳玩了三天。三天里盖普和薇薇安上了两次床，她的普鲁卡因终于消了，布出门兑现旅行支票和给车换油的时候，他也和弗洛西睡了一次。史第林和巴斯的男生之间互相憎恨，盖普知道，不过还是布笑到了最后。

无从知晓盖普的淋病是从薇薇安还是弗洛西那里传染来的，但盖普肯定病源是布。盖普认为这是“巴斯淋病”。症状初现时，那三人当然已经去了希腊，盖普独自面对流脓和灼痛。他觉得全欧洲可能染上的淋病没有比这种更恶劣的了。“我染上了布的脓。”他写道，不过是过了很久之后才写的。发病时可不好玩，他不敢向他母亲寻求专业意见。他知道她一定不会相信这不是从妓女那里染上的。他鼓起勇气请夏洛特推荐相熟的这方面的医生，他以为她会知道。他后来想珍妮可能都没她那么生气。

“我以为美国人会讲点儿基本卫生！”夏洛特愤怒地说，“你应该想想你母亲！我还以为你品位比较好。那种免费和陌生人上床的，哎，她们应该要让你起疑的不是吗？”盖普又一次被发现没戴安全套。

就这样盖普畏畏缩缩地去了夏洛特的私人医生那里，这个姓塔尔哈默的男子精力充沛，缺了左手大拇指。“我以前是左撇子，”塔尔哈默大夫告诉盖普，“但是精力可以战胜任何困难。只要想做什么都能学成！”他实打实地欢欣鼓舞，他演示给盖普看他可以写处方，右手的笔迹漂亮得让人羡慕。治疗过程简单无痛。要搁在以前珍妮在波士顿仁慈医院的日子，会给盖普实施华伦泰疗法，而且他会更明确地了解到不是所有富家子弟都干净。

他也没有写信告诉海伦这个。

他精神萎靡，春日在流逝，城市各处好像花苞那样一点一点开放。但盖普觉得他已经走遍了维也纳。他母亲要写作，几乎没空跟他一起吃晚饭。他去找夏洛特，她的同事告诉他她病了，她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工作了。连续三个周六，盖普都没有在纳旭市场见到她。一个五月的晚上，他在卡特纳大道拦住她的同事们打听情况，他看出她们都不愿谈及夏洛特。那个额头有个桃子核大的深麻子坑的妓女只肯告诉盖普，夏洛特比她原先想的病得重。那个和盖普一样大，嘴唇畸形会半吊子英语的年轻姑娘努力想解释：“她的性生病了。”

这是个奇怪的说法，盖普想。盖普对任何人性生病了并不感到惊奇，但当他因为这句话笑起来时，说英语的小妓女对他皱起眉头走开了。

“你不懂，”那个丰满过头长了麻子的妓女说，“忘了夏洛特吧。”

六月中，夏洛特仍旧没有回来，盖普打电话给塔尔哈默大夫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她。“我想她不想见任何人，”塔尔哈默对他说，“但人类对任何事都能适应。”

紧邻格林琴和维也纳森林的偏远19区是妓女们不会去的地方，那里仿佛是维也纳自己的乡村版，在那片郊区，很多街道同样铺着鹅卵石，街两边长着行道树。盖普对城市的这一区并不熟悉，他乘坐38路街车在格林琴林荫道上坐过了站，他还得走回彼尔罗斯大道和鲁道芬纳大道街口上的这家医院。

鲁道芬纳豪斯，是这座有着公费医疗制度的城市里的一家私人医院：医院老石墙的颜色和美泉宫或上下美景宫一样是玛丽亚·特雷西亚黄（也称“美泉黄”）。医院私家庭院里建有私家花园，和美国随便一家医院一样贵。比如说，鲁道芬纳豪斯医院通常并不提供病号服，因为病人们总是想穿自己的睡衣。富裕的维也纳人奢华地在此养病，还有大部分害怕公费医疗的外国人也会来这里，他们被诊费吓得不轻。

六月盖普来的时候，发现医院住满了刚生完孩子的年轻漂亮的母亲。但医院里也满是准备重新康复如初的富人，还有一部分富人，如夏洛特，是来这儿等死的。

夏洛特有自己的私人病房，因为她说现在没有节省的必要了。盖普一见她就知道她日子不多了。她轻了近30磅。盖普看见她食指和中指还戴着剩下的戒指，她的其他手指都变得太细，戒指会滑落。夏洛特的脸色犹如史第林咸水河上的灰冰。她见到盖普并没有太过惊讶，但她被注射了大量麻醉剂，盖普猜夏洛特大概对任何事都没什么反应。盖普带来了一篮水果，因为他们曾经一起购物，他知道夏洛特喜欢吃什么，但她一天有几个小时喉头都插着管子，喉咙变得很酸，无法进食流食以外的食物。夏洛特历数被移除的身体器官时，盖普吃了几颗樱桃。生殖器官，她想，还有大部分消化道，还有和排除疗法有关的什么部位。“哦，我想还有我的胸部。”她说。她的眼白很灰，她的手在胸上得意地比画以前胸部的高度。在盖普看来他们并没有动她的胸部，床单下面还是有东西的。但他后来想夏洛特是那么可爱的女人，她可以将自己的身体摆出玲珑浮凸的假象。

“感谢上帝我还有钱，”夏洛特说，“这算个A等的地方吗？”

盖普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带去一瓶酒，医院对酒和访客很宽松，也许这是用钱买来的其中一项奢侈。“就算我出得去，”夏洛特说，“我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我的荷包给割了。”她努力喝了些酒，然后睡着了。盖普问一个护士助理，什么是夏洛特所说的她的“荷包”，尽管他觉得他知道。这个护士助理和盖普一样大，19岁或更小，她红了脸，翻译这句黑话时偏过头不看他。

妓女把阴道叫作荷包。

“谢谢。”盖普说。

他看望夏洛特时，有一两次遇见了她那两个同事，她们在夏洛特阳光充沛的房间光线下像害羞的小女孩儿。年轻的说英语的那个名叫旺娜，她小时候从店里买回一罐沙拉酱跑回家的路上绊倒在地割伤了嘴唇。“我们在野餐出去，”她用蹩脚的英语解释道，“但我全家却送我医院去。”

那个更成熟、前额有个桃核麻子坑、胸脯像两个装满水的水桶的女人，没有向盖普解释她的疤是怎么留下的。她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蒂娜”，觉得没什么事特别“好笑”。

偶尔盖普会在那里碰到塔尔哈默大夫，有一次他陪塔尔哈默走去取他的车，他们恰好一起离开医院。“你要搭我的车吗？”塔尔哈默愉快地邀请他。车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塔尔哈默介绍说是他女儿。他们轻松地谈论着Die Vereinigten Staaten，塔尔哈默让盖普放心，把他一路送回施温德路的家门口一点儿也不麻烦。塔尔哈默的女儿让盖普想起海伦，但他想也不敢想邀这女孩儿再见面。她父亲最近给他治过淋病，盖普觉得这是不可逾越的尴尬，尽管塔尔哈默乐观地认为人们会适应任何事。盖普还是怀疑塔尔哈默能否接受这个。

现在盖普觉得他周围的城市看起来老得快死了。熙熙攘攘的公园和花园对他来说散发着腐朽之气，伟大的美术馆里的伟大的画家所画的人物总是死人。坐38路街车去格林琴林荫道的乘客中总有跛子和老人，而鲁道芬纳豪斯庭院里，修剪过的小路上种的让人心醉的花，只让盖普想到殡仪馆。他想起他和珍妮一年多前刚来时曾经住过的民宿：褪色不搭配的墙纸，染尘的小摆设，有缺口的瓷器，吱吱作响需要加油的门铰链。“在人的生活中，”马可·奥勒留写道：“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整个身体的结构容易分解……”

那个因为被问了夏洛特的“荷包”而受窘的年轻护士助理，对盖普的态度愈加高傲。有一天他到得早，探病人还不允许入内，她有点儿过于咄咄逼人地质问盖普究竟是夏洛特的谁，亲戚吗？她见过夏洛特的其他访客——她那些俗艳的同事，她以为盖普只是这个老妓女的客人。“她是我妈妈。”盖普说，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他对这个年轻护士助理惊讶的表情和随之而来的毕恭毕敬很满意。

“你和他们说了什么？”几天以后夏洛特悄声对他说，“他们以为你是我儿子。”他对她坦白自己说了谎，夏洛特坦白自己也没有纠正他们。“谢谢，”她轻轻地说，“骗这些猪挺好的。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她重拾渐渐消退的往日的淫荡魅惑说，“我要是还有那器具，就让你免费干一次。也许让你半价干两次。”

他心里一酸，在她面前哭了起来。

“别像个孩子一样，”她说，“我是你的什么人，说真的？”她睡着后，他在她的住院表上看到她51岁。

她死于一周以后。盖普来的时候，她的房间已经被擦干抹净，床褥被收起，窗户大开。他找人问，有个他不认识的楼层主管护士，她是个面如铁灰不住摇头的老处女。“夏洛特小姐，”盖普说，“她是塔尔哈默大夫的病人。”

“他有很多病人。”铁灰脸老处女说。她查看一张单子，但盖普不知道夏洛特的真名。终于他想不出如何指认她。

“那个妓女，”他说，“她是个妓女。”灰脸女人冷冷地看着他，盖普从她脸上看不到满意，也看不到同情。

“那妓女死了。”老护士说。也许盖普只是想象在她声音中听到一丝得意。

“总有一天，meine Frau，”他对她说，“你也会死的。”他离开鲁道芬纳豪斯的时候想这是地道的维也纳说法。受死吧，你这老旧灰暗的城市，你这死婊子，他想。

那天夜里他第一次去听了场歌剧。令他意外的是，歌剧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因为一句也不懂，他把整场演出当成某种宗教仪式。他在夜色中朝着圣史蒂芬斯大教堂的细尖顶走去，他在匾额上读到大教堂的南塔始建于14世纪中叶，1439年建成。盖普想，维也纳就是一具古尸，也许整个欧洲就是打开的棺木中穿着光鲜的尸体。“在人的生活中，”马可·奥勒留写道，“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命运之谜不可解……”

怀着这样的心情，盖普沿着卡特纳大道走回家，在那里他遇到了臭名昭著的蒂娜。城市的霓虹灯，照进她深陷的麻子坑里，发出青蓝色。

“Guten Abend，盖普先生，”她说，“你猜怎么着？”

蒂娜解释说夏洛特给盖普买了个好处。这好处就是盖普可以免费享用蒂娜和旺娜，他可以一次享用一人或同时享用两人，蒂娜说。一起的话，蒂娜觉得，会更有趣，也更快。但也许盖普不喜欢她俩一起上。盖普坦白说自己不喜欢旺娜，她和他年纪太相近，而且是因为她不在不会受伤他才敢说，他并不怜悯她被沙拉酱罐头弄歪的嘴。

“那就和我做两次，”蒂娜愉快地说，“现在先做一次，然后，”她又说，“等你喘上很久之后再做一次。忘了夏洛特吧。”蒂娜说。蒂娜的理由是每个人都会死的。即便如此，盖普还是婉拒了她。

“好吧，好处还有效，”蒂娜说，“等你想要的时候就来找我。”她伸出手真诚地把盖普的手握在自己温暖的手掌里，她的大手犹如一片大护裆，但盖普只是微笑着向她鞠躬，学着维也纳人的样子，然后回家见母亲去了。

他享受这轻微的痛苦。他享受着愚蠢的自我克制，他怀疑是不是想象蒂娜比实际拥有她那庸俗恶心的肉体能给他更多快乐。她额头上银白的圆洞几乎有她的嘴那般大，盖普觉得她的麻子坑像没合上的小坟。

盖普品味着的是作家苦苦追寻的失魂状态的开始，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世界归于一种包容一切的声调。“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盖普记得，“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七月盖普继续写作《格里尔帕策民宿》。而他的母亲快要写完那本即将改变他们母子命运的书了。

八月珍妮的书完稿，宣布她准备好去旅行了，终于可以见识见识欧洲了，也许去希腊？她建议。“让我们乘火车去个地方，”她说，“我一直想乘东方快车。它开去哪里？”

“我想是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盖普说，“不过你去吧，妈妈。我有很多事要做。”

这招以牙还牙，珍妮认了。她烦透了这本自传，都不想再复查一遍。她甚至不知道现在该拿它怎么办，是不是只要去纽约把自己的人生故事交给一个陌生人就行了？她想让盖普读读，但她看到盖普总算全心扑在自己的创作上，她觉得不应该打扰他。另外她不知道该不该让他读，她人生故事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他的人生，她怕这故事会让他不高兴。

整个八月，盖普都在写他这个短篇故事《格里尔帕策民宿》的结尾。海伦愤然写信给珍妮，“盖普死了吗？”她问，“请告知详情。”海伦·霍尔姆可是个聪明姑娘，珍妮想到。海伦收到了她所期待的答案以外更多的回应。珍妮寄给她一份自传的稿子，还有一张便条解释说这就是她一整年来所做的事，现在盖普也在写作。珍妮说要是海伦能提出对这手稿的真实看法她感激不尽。珍妮说，也许海伦大学里有什么老师知道该怎么处理写完的书？

盖普不写作的时候去动物园休息：动物园是围绕着美泉宫的大块土地和花园的一部分。盖普觉得动物园里的很多建筑都像是战争遗迹，四分之三都被毁了，部分被重新整修起来收容动物。这给了盖普一个怪异的印象，好像动物园还处在维也纳的战争年代，他也对这个年代感兴趣。晚上为了助眠他喜欢读一些专门讲维也纳在被纳粹和苏联占领期间的历史资料。这和他正在写的《格里尔帕策民宿》里挥之不去的死亡主题不无关系。盖普发现写东西的时候，每件事都相互关联。维也纳正在死去，动物园还没有像人的房子那样完全从战争破坏中得到修复，这座城市的历史就像一个家庭的历史，人与人之间很亲近，甚至感情很好，但死亡最终会把每个人分开。只有鲜活的记忆能让死者永生，作家的责任就是以私人的方式想象每件事，让它们鲜活得好像读者私人的回忆。他能感觉施温德路上的公寓房子大厅墙上机枪留下的洞眼。

现在他知道祖母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了。

他写信给海伦说年轻作家急需和某人一块儿生活，他决定和她一起生活，甚至提出娶她，因为性是必要的，但如果一个人要不断计划如何得到性就太费时间了。因此，盖普得出结论，还是一起生活比较好。

海伦把回信改了又改才终于寄来，说他可以滚一边去了。他以为她这样严于律己地在大学念书，就是为了给他提供连计划也嫌多余的性吗？

他的回信却未加修改斟酌，他说他太忙于写作，没花时间解释清楚：她得读读他在写的东西自己判断他有多认真。

“我相信你很认真，”她告诉他，“我现在有太多不必要的东西要读了。”

她没有告诉他，她指的是珍妮的自传手稿，长达1158页。尽管后来海伦不得不同意盖普的看法，虽然这书不是什么文学宝藏，却还是相当扣人心弦的故事。

盖普在对他短得多的故事进行最后润色时，珍妮·菲尔兹在计划她人生的下一步。闲不下来的她，在维也纳一家大书报亭买了一份美国新闻杂志，其中她读到一篇文章，一位纽约有名出版社的编辑勇敢地拒绝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前政府官员的投稿，因那人曾因挪用公款被定过罪。那本书勉强伪装成“小说”，实则讲的是这犯人自己肮脏、可怜的政治交易。“这是本糟糕的小说，”文章引用该编辑的话，“此人不会写作。为什么要让他从自己卑劣的人生中获利？”这本书当然会由其他地方出版，最终还会让那令人不齿的作者和出版社大捞一笔。“有时我感到有责任说‘不’，”文章引用该编辑的话，“即使我知道人们的确想读这烂污货。”这烂污货后来收获了几篇严肃评论，好像这是本严肃的书似的，但珍妮十分感动于这位说‘不’的编辑，她把文章从新闻杂志里剪了下来。她圈出了编辑的名字，是个普通名字，几乎像个演员的名字，或童书里动物的名字：约翰·沃尔夫。杂志里有一张约翰·沃尔夫的照片，他看来像很善于拾掇自己，穿着考究，就像任何在纽约工作生活的人。在那里好生意和好品位决定了人们最好能好好收拾自己，穿得越考究越好，但珍妮·菲尔兹觉得他看起来像天使。他会成为她的出版人，她很肯定。她确信她的人生一点儿也不卑劣，而且约翰·沃尔夫会相信她值得从中获利。

盖普对《格里尔帕策民宿》另有期待。它不会带给他很多金钱回报，首先它会出现在一份几乎没人阅读的“严肃”杂志上。多年以后，当他比较有名了，这小说会被更为用心地发表，会有一些人写一些赞誉，但终其一生，《格里尔帕策民宿》都不会让盖普挣到够买一辆好车的钱。然而，盖普希望《格里尔帕策民宿》给他带来比金钱和交通工具更多的东西。很简单，他期望能打动海伦·霍尔姆，让她同意和他一起生活，甚至和他结婚。

写完《格里尔帕策民宿》之后，他告知母亲他想回家见海伦，他要给她寄去一份故事的复印件，到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她就应该已经读完。可怜的海伦，珍妮想，珍妮知道海伦有很多东西要读。珍妮听到盖普把史第林称为“家”，这也让她担心，但她自己也有想见海伦的理由，而且厄尼·霍尔姆不会介意他们打扰几天。如果盖普和珍妮需要一个恢复元气或再作打算的地方的话，还总有犬首湾珍妮父母的大宅可去。

盖普和珍妮是这样罕见的能心无旁骛的人，他们都没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还没怎么游览过欧洲就打道回府了。珍妮把护士服打包。盖普脑中只惦记着夏洛特交给蒂娜执行的好处。

盖普靠想象这好处撑过了写作《格里尔帕策民宿》的日子，但终其一生他会了解到写作所需和现实生活的需求不尽相似。他的想象能支撑他写完小说，现在既然他不写了，他就想要蒂娜了。他回卡特纳大道找她，但那个沙拉酱罐头妓女，也就是讲英语的那个告诉他蒂娜搬出第一区了。

“事情这样就是，”旺娜说，“忘了蒂娜吧。”

盖普发现自己可以忘了她，他母亲口中的欲望很诡异。而且他发现，随着时间过去，他没那么讨厌旺娜那片沙拉酱罐头嘴唇了，他还突如其来地喜欢上了那嘴。就这样他和她做了两次，正如他终其一生会了解到，作家一旦写完了某部作品，就会对几乎所有事都大感失望。

盖普和珍妮度过了他们在维也纳的第15个月。现在是九月。盖普和海伦还只有19岁，海伦的大学很快就要重新开学。飞机从维也纳飞往法兰克福。微微的酥麻感（因为旺娜）静悄悄从盖普的肉体消退。盖普想起夏洛特，他想象着夏洛特曾经应该是幸福的。毕竟，她从未离开第一区。

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伦敦时，盖普重读了《格里尔帕策民宿》，希望海伦不会拒绝他。在从伦敦飞往纽约的途中，珍妮读了儿子的故事。和她花了一整年工夫写的书相比，盖普的故事显得特别不真实。但她的文学品位向来不敏锐，而且她惊讶于儿子的想象力。事后她会说，《格里尔帕策民宿》就是那种她期待这个不在传统家庭长大的儿子会写出的故事。

也许如此。海伦后来说从《格里尔帕策民宿》的结尾可以一窥盖普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

《格里尔帕策民宿》结尾

在格里尔帕策民宿的早餐室里，我们就其他形形色色的客人打扰我们睡眠一事质问西奥巴德先生。我知道我父亲（前所未有）准备亮出自己是旅游局密探的身份了。

“有人用手走路。”父亲说。

“有人从厕所门下偷看。”祖母说。

“那个男人。”我用手指着靠角落的桌边坐着的一个矮小阴郁的人，他正和他的同伙坐在一起吃早饭，同伙是梦男和那个匈牙利歌手。

“他靠那个为生。”西奥巴德先生告诉我们，好像为了验明正身，用手站立的男子开始用手站立。

“叫他别这样，”父亲说，“我们知道他有真本事。”

“但是你们知道他不能用脚走路吗？”梦男忽然问，“你们知道他的脚没有用处吗？他没有胫骨。他能用手走路多妙啊！不然的话，他根本不能走路。”那个正用手站立的男子明显艰难地点着头。

“请坐下来吧。”母亲说。

“瘸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祖母大胆地说，“但你是个恶魔，”她对梦男说，“你知道你无权知道的事。”“他知道我的梦。”她对西奥巴德先生说，好像向他举报小偷光顾了她的房间一样。

“他是有点儿坏，我知道，”西奥巴德承认，“不过不是老这样！而且他越来越守规矩了。他就是知道也没办法啊。”

“我只是试着帮你理清一些事，”梦男对祖母说，“我以为这会对你有好处。你丈夫毕竟早就死了，你也是时候不要再想太多那个梦的意思了。你不是唯一做这个梦的人。”

“住口。”祖母说。

“哎，你应该要知道。”梦男说。

“不要说了，拜托了。”西奥巴德先生对他说。

“我是旅游局的人。”父亲公布，一定因为他想不出别的话可说了。

“啊上帝啊，妈的！”西奥巴德先生说。

“这不是西奥巴德的错，”那个歌手说，“是我们的错。他人好才容忍我们，虽然他因为这样名声扫地。”

“我姐姐嫁给他们了，”西奥巴德告诉我们，“他们是我的家人，你明白了吧。我能怎么办？”

“你姐姐嫁给他们了？”母亲说。

“是这样的，她先嫁给了我。”梦男说。

“然后她听到了我的歌声！”歌手说。

“她可从来没嫁给剩下那个。”西奥巴德说，每个人都同情地看着只能用手走路的男人。

西奥巴德说：“他们以前是一个杂技团，但卷入了政治麻烦。”

“我们以前是匈牙利最好的，”歌手说，“你们听说过索尔诺克马戏团吗？”

“没有，不好意思。”父亲严肃地说。

“我们在米什科尔茨、塞格德、德布勒森表演过。”梦男说。

“在赛格德表演过两次。”歌手说。

“要不是苏联人来了，我们还会去布达佩斯。”用手走路的男子说。

“是的，就是苏联人把他的胫骨拿掉的！”梦男说。

“别撒谎，”歌手说，“他生来就没有胫骨，但我们和苏联人处不来是真的。”

“他们想把熊扔到牢里。”梦男说。

“别撒谎。”西奥巴德说。

“我们从苏联人手里救出了他姐姐。”用手走路的男子说。

“因为这样我当然得容忍他们，”西奥巴德先生说，“而且他们拼了老命干活。但是这个国家的人谁有兴趣看他们的表演？那是匈牙利人爱看的。这里没有熊骑独轮车的传统，”西奥巴德对我们说，“而且我们维也纳人关心个屁的梦。”

“别撒谎，”梦男说，“是因为我说错过梦。我们在卡特纳大道的酒吧里表演，但是后来他们不让我们演出了。”

“你不应该说那个梦的。”歌手沉重地说。

“哎，你老婆也要负责的！”梦男说。

“她那时还是你老婆。”歌手说。

“请不要再说了。”西奥巴德求他们。

“我们有机会为儿童疾病办的慈善宴会表演，”梦男说，“在几家国立医院，特别是圣诞节前后。”

“要是你们多管管熊就好了。”西奥巴德先生对他们说。

“这话说给你姐姐听，”歌手说，“是她的熊，是她训练它的，是她让它变得懒懒散散，还染了一身坏毛病。”

“你们当中，只有它从来不开我的玩笑。”只能用手走路的男子说。

“我要走了，”祖母说，“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糟糕透顶。”

“请别这样，亲爱的女士，”西奥巴德先生说，“我们只是想让您知道，我们没有恶意。现在正是困难的时期。我需要B等评分来吸引更多游客，而且我于心不忍，不能把索尔诺克马戏团扫地出门。”

“于心不忍，撞鬼了！”梦男说，“他是怕他姐。他做梦都不敢把我们扫地出门。”

“如果他梦到过，你就会知道！”用手站的男子叫道。

“我怕熊，”西奥巴德先生说，“她叫那头熊做什么，它就做什么。”

“说‘那位’，不要说‘那头’，”用手站的男子说，“它是位好熊，而且它从来没伤过人。它没有爪子，你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也不剩几颗牙了。”

“这可怜的家伙吃东西非常困难，”西奥巴德先生承认道，“它很老了，而且邋遢。”

从我父亲肩膀上方我看到他在大本子上写：“一头伤心的熊和一个找不到活儿的马戏团。一家之主是姐姐。”

此时，我们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照顾那熊。清晨街上还比较空。根据法律，她当然还用绳子拴着熊，但这种控制只是意思意思。这女人戴着耀眼的红头巾，在人行道上跟着懒懒地骑着独轮车的熊来回走。这头动物轻松地在咪表之间骑着，有时要转弯了就用一只熊掌扶一下咪表。可以看得出，它很有骑独轮车的才华，但也看得出独轮车就是它才华的极限了。可以看出熊感到它无法表演比独轮车更高级的才艺。

“她现在就应该把熊带离人行道，”西奥巴德先生有点儿恼，“隔壁糕饼店的人向我投诉过，”他告诉我们，“他们说这熊把他们的客人吓跑了。”

“熊会把客人引来！”用手站立的男子说。

“它会把有些人引来，把有些人吓跑。”梦男说。他脸色忽然阴沉起来，好像这深刻的想法让他难过。

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索尔诺克马戏团的小丑们吸引，没有留意老乔安娜在做什么。当我母亲看到祖母在静静地哭泣时，她让我把车开来。

“她禁不起这么多事。”我父亲小声对西奥巴德说。索尔诺克马戏团看起来为他们自己感到害臊。

外面人行道上的熊朝我骑来递给我钥匙，车停在路沿边。“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别人这样给他钥匙。”西奥巴德先生对他姐姐说。

“啊，我觉得他会很喜欢的。”她说，揉了揉我的头发。她和酒吧女一样魅力十足，也就是说她晚上更有魅力，白天的话我可以看出她比她弟弟苍老，也比她两个丈夫老，很快，我猜，她就不适合，分别做他们的爱人和姐姐了，她会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妈。她已经是那熊的妈了。

“过来。”她对它说。它无精打采地坐在独轮车上，抓着一根咪表保持平衡。它舔着咪表上小小的玻璃镜面。她拉了下它的绳子。它瞪她。她又拉了一下。那熊傲慢地踩起踏板来，先往前，再往后。就好像它对有观众看自己很高兴。它开始炫技。

“别耍宝。”那姐姐对它说，但这熊越骑越快，往前，往后，急转弯，绕着咪表突然急转弯。那姐姐不得不放掉了绳子。“杜纳，停下来！”那姐姐喊道，但熊失控了。独轮车的轮子太靠近路沿，它重重地摔在一辆停着的车的挡泥板上。它坐在人行道上，身边是独轮车，看得出它没受伤，但它看起来相当丢脸，没人笑。“哦，杜纳。”姐姐说，带着埋怨的语气，但她走到路沿那里蹲在它身旁。“杜纳，杜纳。”她轻轻地嗔怪它。它摇着它的大脑袋，它没有看她。它嘴边的毛上垂着些唾液，她用手帮它擦了。它用手掌挡开了她的手。

“欢迎再次光临！”西奥巴德先生凄楚地高声对上车的我们说。

母亲闭起眼坐在车里，用手指按摩着太阳穴，这样她就似乎能避免听到我们说的任何话。她说这是跟着这群爱吵嘴的家人旅行唯一的防护措施。

我不想公事公办地汇报汽车的保养情况，但我看见父亲试图维持秩序和冷静，他那本大本子摊开在大腿上，就好像我们刚完成了一次常规查访。“里程表读数为？”他问道。

“被人跑了35公里。”我说。

“那头可怕的熊进来过。”祖母说，“后座上有那头野兽身上掉下的毛，而且我闻得出它的气味。”

“我什么都没闻到。”父亲说。

“还有那个裹头巾的吉卜赛女人的香水味，”祖母说，“就在车顶附近盘旋。”父亲和我嗅了嗅。母亲继续按摩太阳穴。

在刹车和离合器踏板旁的地上，我看见几根薄荷绿的牙签，那个匈牙利歌手一直习惯嘴角叼牙签，好像长了个疤似的。我没有作声。已经足以想象他们全部人了，他们开我们的车在城里转。歌手是司机，那个用手站立的男子在他身边，伸出窗外挥脚。后座，把梦男和他前妻隔开的是耷拉着脑袋好像个和善的醉鬼似的老熊，它的大脑袋在车顶蹭着，具有破坏力的手掌搁在它的大粗腿上。

“那些可怜人。”母亲说，仍旧闭着眼睛。

“骗子和罪犯，”祖母说，“妖术师和难民，还有残疾动物。”

“他们尽力了，”父亲说，“但是他们得不到奖赏。”

“在动物园里还好点儿。”祖母说。

“我住得挺开心。”罗伯说。

“很难从C等升级。”我说。

“他们已经跌出Z等了，”老乔安娜说，“他们已经从人类字母表里消失了。”

“我觉得必须找一个字母。”母亲说。

但父亲抬起手，好像要保佑我们一样，于是我们安静了下来。他在大本子上唰唰写着，希望我们不要吵他。他面色严峻。我知道祖母很相信他的裁定。母亲知道争了也没用。罗伯早就觉得无聊了。我把车开过一条条小路，经斯皮格尔路开往洛布科维茨广场。斯皮格尔路相当窄，可以在沿街店铺的玻璃窗上看到自己车的倒影，我觉得我们穿行在维也纳好像被叠加在城市上的影像（就像在窗上的倒影），就像电影摄影机的花招，仿佛我们在童话故事里在一座玩具城游历。

祖母在车里睡着了，母亲说：“我想这种情况下，不管怎样变更等级也无关紧要了吧。”

“无关紧要，”父亲说，“一点儿也没影响。”他是对的，尽管我要在多年后才会再次见到格里尔帕策民宿。

祖母非常突然地在睡梦中离世，母亲说她是厌倦了旅行。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她开始觉得被自己的梦所苦。“马太瘦了，”她有一次对我说，“我是说，我一直知道他们会变瘦，但没想到会瘦成这样。还有那些兵，我知道他们很惨，”她说，“没想到惨成那样。”

父亲从旅游局辞职后在一家本地侦探社找到份工作，这家侦探社专攻旅馆和百货公司。他挺满意这份工作，尽管他拒绝在圣诞期间工作，他说这段时间应该让某些人小干一票。

我觉得父母越老越放松，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最后十分幸福。我知道现实人生让祖母的梦变模糊了，尤其因为发生在罗伯身上的事。他上了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很受欢迎，但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被一枚土制炸弹炸死。他甚至都不算“热衷政治”。他在给我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学生激进分子的煞有介事被大大高估了。而且这里的食物糟糕透顶。”寄出信罗伯就去上历史课，接着他的教室被炸了。

我父母去世后，我戒了烟并且重新开始旅游。我带着第二任妻子重回格里尔帕策民宿。我从未和第一任妻子去过维也纳那么远的地方。

格里尔帕策民宿，并没能将父亲给出的B等评分保持很久。我重回那里时，它已经跌到了评分资格以下。西奥巴德的姐姐在此主持大局。她妖艳的魅力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有些终身未嫁的阿姨身上那股无性别的嘲讽气质。她毫无身材可言，头发染成一种铜黄色，因此整个头都像那种用来擦锅的铜丝清洁球。她不记得我了，而且对我的问题很谨慎。因为我似乎认识太多她的故人，她肯定觉得我是警察派来的。

那位匈牙利歌手走了，因为用歌声打动了另一个女人。梦男被带走，送去了一家精神病院。他自己的梦成了噩梦，每天夜里他在民宿惊醒发出骇人的号叫。西奥巴德的姐姐说，他从这破房子被带走，几乎和格里尔帕策丢失B等评分同时发生。

西奥巴德先生死了。他在走廊里抓着心脏那里倒了下去，那个晚上他冒险探查是否如他所想的那样进了小偷。其实不过是杜纳，那头心怀不满的熊穿着梦男的细条纹西装。西奥巴德的姐姐并未解释为何她要把熊穿成那样，但这头阴郁的动物穿着那个疯子留下的衣服骑着独轮车，这就足够吓死西奥巴德先生了。

那名只能用手走路的男子碰到的麻烦最大。他的手表被一节扶手电梯的尖齿钩住，让他不能马上跳下电梯来，他的领结被拽到电梯底部的下台阶盖板，他就被勒死在了那里。其实他很少戴领结，因为用手走路的时候会拖在地上。人们在他身后排起了长队，大家先往后退一步，电梯带着他们往前，他们就再退一步。过了很久才有人壮着胆子从他身上跨过。这个世界上有着很多无意的残酷装置，并不是给用手走路的人设计的。

此后，西奥巴德的姐姐告诉我，格里尔帕策民宿从C等降到更低。由于她要肩负更多管理重担，照看杜纳的时间更少了，那熊变得更老迈，行为更不雅。有一次它欺负了一个邮差，导致那人以极快的速度从大理石楼梯上滚下来摔伤了屁股。有人举报了熊的攻击，然后一项禁止不受管制的动物在公共场所出现的陈年城市条例被强制执行，杜纳被剥夺了在格里尔帕策民宿居住的权利。

有一阵子，西奥巴德姐姐把熊锁进楼房院子里的笼子，但它遭到了狗和小孩儿的奚落，食物（或更糟的东西）从面对后院的房间里扔出来砸进他的笼子里。它变得不像熊了还学会耍诈，只是假装在睡觉，而且它吃了大半只别人的猫。然后它两次食物中毒，从此不敢吃这个危险环境中的任何东西了。没别的办法了，只好把它捐给美泉宫动物园，但连动物园都不太情愿收容它。它牙掉光了，也许还带着传染病，它长期以来被当成一个人对待，无法适应动物园更温和的生活常规。

因为在格里尔帕策后院一隅露天睡觉，它得了风湿，而且连它唯一的才华——骑独轮车都一去不复返。它第一次在动物园试着骑车就摔了下来。有人笑了。西奥巴德的姐姐说，只要有人笑话杜纳的某个行为，它就不会再做那件事。它终于沦为美泉宫因为善心大发才收容的动物，换了新住处之后不到两个月就死了。在西奥巴德的姐姐看来，杜纳死于屈辱，因为红疹长满了它的大胸膛，不得不剃光那里的毛。一位动物园管理人说，被剃了毛的熊会羞愧至死。

在这栋房子寒冷的后院里我看着关过熊的空笼子。没有鸟留下的果籽，但在笼子一角隐约可见一堆熊留下的僵硬粪便，没有了生命，连气味也没有，就像庞贝城浩劫时埋住的尸体。我不由自主想起了罗伯，而这熊，比他留下的遗物还多。

在车里我更为惆怅地注意到里程表连一公里也没多，连一公里都没被人偷偷开过。周围已经没有人会擅自占便宜了。

“等我们开到离你珍爱的格里尔帕策民宿够远的安全地带，”我的第二任妻子对我说，“我希望听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个破地方。”

“这故事说来话长。”我得承认。

我想我注意到西奥巴德的姐姐讲起这些事的时候，奇怪地既缺乏热情也没有痛苦。她讲起故事来的单调语气让人觉得这讲故事的人已经接受了不幸的结局，就好像她的人生和她的同伴从来不曾让她觉得异常，就好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组织一场荒诞的、注定失败的重新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