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盖普的母亲珍妮·菲尔兹因为在电影院弄伤一名男子被捕。当时正值日本轰炸珍珠港不久，人们对军人十分大度，因为忽然一下子人人皆兵，但珍妮·菲尔兹依然对男性的容忍度有限，对士兵尤其不能忍。她在电影院里已经换了三次座位，但每一次那个兵都跟着换到离她更近的位置，迫使她坐到了长了霉斑的墙角，银幕上播放的新闻片几乎被愚蠢的柱子遮挡住，她决心这回再也不换座位了。谁知那个兵又换了一次座位，挨着她坐了下来。

珍妮那年22岁。一上大学就退了学，但她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卫校，心满意足地当了护士。她年轻健美，双颊总是红扑扑的，她有一头光滑的深色头发，她母亲说她走起路来有种男子气（她走路会甩手臂），她的臀部平坦又结实，从背后看像个年轻男孩儿。珍妮觉得自己的胸部太大了，这张扬的胸部让她显得“容易上手”。

但她才不是那种女孩儿。实际上她之所以会退学，就是因为怀疑父母送她来卫斯理女子学院念书，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和出身好的男人约会，最终嫁个好人家。这主意是她哥哥们出的，他们向父母保证没人会觉得卫斯理的女孩儿放纵，那里的学生婚姻成功率高。珍妮感到自己接受教育只是在拖时间，好像她其实只是一头奶牛，等着被人人工授精。

她说要念英国文学，但当她发现同班同学只在乎怎样巧妙又优雅地俘获男人，就义无反顾地转去学了护理。她觉得医疗护理知识马上能派上用场，看不出念护理专业还能有什么别的动机（后来珍妮在她著名的自传里写道，在医生面前搔首弄姿的护士多了去了，但那时她的护士生涯已经结束）。

她喜欢简单不繁琐的护士服，护士连衣裙的上衣让她的胸部看上去平了一些。护士鞋走路舒服，和她快捷的步伐十分般配。她值夜班时还可以看书。她并不怀念年轻的男大学生们，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不乐意不满意；要是太迁就他们，他们又会搭架子摆出清高的嘴脸。在医院里她见到的多是军人和打工仔，没什么大学生，相比之下他们更实诚，没有自命不凡的期望。如果肯吃一点儿亏，他们起码很感激再见到你。那时忽然人人都是士兵，个个像大学生那样自视甚高。于是珍妮·菲尔兹不想再和男人有任何瓜葛。

“我母亲，”盖普写过，“是一匹孤狼。”

菲尔兹家族靠鞋子发家，尽管菲尔兹夫人娘家是波士顿的威克斯家族，她嫁过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分名下财产。不过，菲尔兹家族经营有方，多年前就从鞋厂搬出来了。他们住在新罕布夏海岸犬首海湾的一栋木瓦大宅子里，珍妮无论早晚只要放假就会回家，主要是为了让母亲高兴，她想向这位贵妇证明，虽然她如母亲所说“去贫民窟里当了护士”，却并没有因此沾染肮脏的讲话习气，道德也没有因此败坏。

珍妮常常在火车北站和哥哥们碰头，再一起乘火车回家。所有菲尔兹家的人，都被交代要在波士顿开往缅因的火车上靠右坐，在从缅因到波士顿的回程火车上靠左坐。这是顺了菲尔兹老爷的意思，虽然他也承认这一侧风景最糟糕，不过他认为，所有菲尔兹的子孙，都必须看一看这脏乱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发家，他们才有了如今优渥的生活。坐在离开波士顿的火车右侧和回程火车的左侧，会路过菲尔兹鞋业的黑弗里尔工厂区，还会路过巨型的广告牌，一只巨大的工鞋正稳步踩向人们。广告牌高耸在铁路上方，在鞋厂窗户上投下无数个倒影。在这只气势惊人踏步向前的鞋下面，是一行广告语：

在厂里，在田里。

菲尔兹造福你的脚！

菲尔兹鞋业出过一个护士鞋系列。每次珍妮回家，菲尔兹老爷就送给她一双。珍妮一准儿囤了一打。菲尔兹夫人坚持认为，珍妮从卫斯理退学等于自毁前途，所以她每次都会在女儿回家时准备礼物。菲尔兹夫人给过女儿一只热水瓶，起码她是这么告诉珍妮的，不过珍妮从没拆开过包装。她母亲问：“亲爱的，我给你的那只热水瓶还在吗？”珍妮想了一分钟，估计落在火车上了，要不就是扔了。她就说：“我可能弄丢了，妈妈，不过真的不要再给我了。”然后菲尔兹夫人把藏起来的一包礼物拿到女儿面前，还包着药房包装纸。菲尔兹夫人说：“求求你，珍妮，小心点儿。真的用起来，求求你。”

作为一名护士，珍妮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用热水瓶，她觉得热水瓶不过是过时的感人的怪物件儿，顶多给人心理安慰。不过，她还是把母亲给的一些礼物包裹带回了她在波士顿仁慈医院附近的小房间里，然后收进壁橱里。那里堆满了没拆封的护士鞋。

她感到跟家人疏远，而且奇怪的是，明明小时候他们视她为掌上明珠，可到了某个时候，他们似乎就停止了对她的宠爱，开始转而对她提出期待。就好像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孩子应该吸收爱吸收个够，而在之后更漫长更严峻的人生阶段，就应该还债了。但珍妮破坏了这个链条，离开卫斯理转而追求护理这么平常的职业，就等于抛下了家人。而他们好像没别的法子似的，似乎只能抛下她。比如说，在菲尔兹一家的观念里，珍妮如果当医生就得体多了，或者如果她继续念大学然后嫁人也不错。每次她见到哥哥和父母的时候，大家在彼此面前都很不自在。他们正处在那种越来越不理解对方的尴尬阶段。

所谓家庭一定就是这样的，珍妮·菲尔兹想。她觉得如果自己有孩子，无论他们二十岁还是两岁，她都会一样爱他们，或许他们二十岁的时候反而更需要家人呢，珍妮想。两岁的时候，哪里需要什么呢？在医院里，婴儿都是最容易接待的病人。越是年长，需要的就越多，得到的爱却反而更少了。

珍妮觉得，自己好像在一艘大船上长大，却没见过机舱，更别提了解了。她喜欢医院把所有事都简化成病人吃什么、吃了对病情有没有帮助、药和食物放在了哪里。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碟，有用人来清理饭桌，她一直以为，他们把碗碟都扔了（那时大人连厨房都不许她去）。很久以来，珍妮一直以为是送奶车每天清晨给他们送来当日的碗碟。牛奶瓶哐啷碰撞的声音，很像用人们在大门紧闭的厨房里刷洗碗碟的声音。

珍妮·菲尔兹直到五岁，才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浴室。有一天早上她闻着父亲的古龙香水摸去了那里。她发现那里有蒸汽淋浴套间，在1925年算时髦的，还有一只私人马桶座以及一排瓶瓶罐罐，和她母亲用的那些不同。珍妮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家里秘密藏了很多年的神秘男子的巢穴。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医院里，珍妮知道每样东西该放在哪里，也在学习绝大多数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没有任何神奇之处。而在犬首湾，珍妮还小的时候，家里人就都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房门后面挂着自己的镜子。医院里，隐私少，没秘密。如果想要一面镜子，得问护士要。

珍妮小的时候，被准许独自探究的最神秘的东西，就是地窖，还有每逢周一就装满了蛤蜊的大陶罐。珍妮的母亲，晚上在蛤蜊上撒上玉米粉，地窖里有一根从海里接来的长水管，她每天早晨用新鲜海水冲洗它们。到周末的时候，这些蛤蜊就给养肥了，沙子也吐干净了，它们的肉肥大得溢出了壳，在盐水里耷拉着猥琐的大脖子。星期五珍妮帮厨子筛选蛤蜊：碰它们的脖子，死了的不会缩进壳儿里。

珍妮要来一本讲蛤蜊的书。她读了关于蛤蜊的方方面面：它们如何进食，如何繁衍，如何生长。蛤蜊是她完全了解的第一种生物，她了解蛤蜊的生命、性和死亡。在犬首湾，人类不那么容易亲近。而在医院里，珍妮·菲尔兹感觉自己得到了弥补，她发现跟蛤蜊比，人类并没有更神秘，也没有更迷人。

“我母亲，”盖普写道，“不是那种擅长精细区分事物的人。”

她可能注意到，蛤蜊和人类之间的一个惊人区别在于：大部分人多少有点儿幽默感，但珍妮不是喜欢幽默的人。当时波士顿的护士中流传着一个笑话，但珍妮·菲尔兹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笑。笑话牵涉到波士顿的另外两家医院。珍妮所在的是波士顿仁慈医院，简称为波士顿仁慈；有一家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简称为马总；还有一家医院是彼得·班·百翰，被称为彼得·班。

笑话是这么说的：

有一天，一个波士顿出租车司机被一名男子拦住了，这人瘸着腿走下马路牙子朝车走过来，膝盖几乎要跌在马路上了。男子的脸疼得发紫，不是脖子被勒住了就是在憋着气，因此他说话困难。于是司机为他开门扶他上车，男子脸朝下在后座趴着，膝盖蜷在胸前。

“医院！医院！”他叫道。

“彼得·班咯？”司机问。那家最近。

“比弯了还惨，”男子呻吟道，“我想莫利把它咬下来了。”

珍妮·菲尔兹很少觉得笑话好笑，这个尤其不好笑，珍妮不喜欢关于“彼得”的笑话，总是和这类事撇清。她见识过“彼得”惹的麻烦，孩子还不是最差的后果。她当然见过不想要孩子的人，她们听到自己怀了孕总是很难过，她们不该被逼着要个孩子，珍妮想，尽管她主要是为她们生下的孩子难过。她也见过想要孩子的人，因为她们，珍妮也想生一个。珍妮想，有一天她会想要一个孩子，一个就好。不过麻烦的是她几乎不想碰“彼得”，更不想和男人有任何接触。

珍妮所见过的大部分“彼得”疗法，都用在士兵身上。美军在1943年之前，都还没能受益于青霉素的发现，很多军人直到1945年才用上青霉素。1942年初，波士顿仁慈医院通常用磺胺和砷来治疗“彼得”。用磺胺噻唑来治淋病，建议大量用水。在青霉素出现之前，他们用新胂凡纳明来治疗梅毒。珍妮·菲尔兹认为这象征了性会带来的后果：给人体中的化学反应注入砷，来清洗人们化学反应的恶果。

另一种“彼得”疗法，只有当地的医院才有，同样需要大量使用流质。珍妮经常协助这种消毒法，因为患者在这种时候需要特别照料，实际上有时他们需要有人托着自己的生殖器。消毒过程很简单，注射一百毫升的液体进生殖器，在尿道里循环一圈，不过每个经历过这种疗法的人都觉得有点儿疼。发明这个消毒法的人叫华伦泰，消毒器因此被称为华伦泰冲洗器。在华伦泰医生的冲洗器被改良之后很久，或早已被另一种冲洗器取代，波士顿仁慈医院的护士们仍旧称这种治疗手法为华伦泰疗法，珍妮·菲尔兹认为这是对情人的合适惩罚。

“我母亲她，”盖普写道，“不是生性浪漫的人。”

电影院里的那个兵第一次换座位企图靠近她时，珍妮·菲尔兹想到华伦泰疗法太适合这个人了。但她并没有携带冲洗器，她的包塞不下那个大家伙。再说，要用华伦泰消毒法也需要病人配合。她随身带着的是一柄手术刀，她从来手术刀不离身。不是她从手术室偷出来的，这刀的尖端有一道很深的缺口（准是掉到过地上或水槽里），被医院丢掉了，它已经不适合精细的工作了，不过珍妮又不是要做什么精细活儿。

起初这刀划破了她小包的丝绸口袋。不过她找来一个旧体温计套子，就像自来水笔的盖子那样，套住手术刀的刀片。那个兵挪到紧挨着她的座位，伸出整条手臂，搁在他们俩之间本应（古怪）共享的座位扶手上时，珍妮的手在包里打开了盖住手术刀的体温计套子。他修长的手越过扶手耷拉着，抽搐着好像马在抖动着一侧的马背赶苍蝇似的。珍妮一只手握住包里的手术刀，另一只手把包紧紧按在白衣覆盖的大腿上。她想象自己的白色护士服像神圣护盾般闪耀，出于某种变态的理由，她身边的歹徒就是被她的圣光吸引。

“我母亲她，”盖普写道，“终其一生都在提防抢包的和劫色的。”

在电影院里，那个兵要的可不是她的包。他碰了碰她的膝盖。珍妮清楚明白地开口喝止。她呵斥道：“把你的脏手拿开。”几个观众转过头来。

“哦，得了吧。”那个兵呻吟道，手很快伸进她的制服里面，他发现她的大腿紧紧并拢在一起。他感到自己的整条胳膊——从肩膀到手腕，忽然像软瓜一样被剖开。珍妮的刀利落地割开他的徽章和衬衫，干脆地割开他的皮肉，他手肘关节的骨头露了出来。（“如果我真要杀他，”她后来跟警察说，“我就会割他的手腕。我是护士，知道人哪儿流血最要命。”）

那个兵尖叫起来。他站起来又倒了下去。他没被割到的手挥向珍妮的头，重击她的耳朵，她的头嗡嗡作响。她手握着手术刀扑向他，割下了他上唇一块肉，形状厚度类似大拇指。（“我当时没想割破他的喉咙，”她后来跟警察说，“我是要割掉他的鼻子，不过没割中。”）

士兵大叫着在电影院走道摸爬逃跑，朝亮着灯的安全出口逃命。电影院里有人惊恐地呜咽起来。

珍妮在座位上擦干净手术刀，放回包里，重新用体温计套子盖住刀刃，然后走向大厅。士兵的尖锐哭声震耳欲聋，电影院经理隔着大厅的门对着黑暗中的观众叫道：“有没有医生啊？拜托！哪位是医生？”

有人倒是护士，她过去想尽力帮点儿忙。士兵一看是她，立马晕倒，真不是因为失血过多。珍妮知道面部伤口流起血来很吓人，其实不打紧。他手臂上更深的伤口，才应该马上处理，但是这人并不会因此流血而死。除了珍妮似乎没人懂这一点，毕竟他流了那么多血，而且她洁白的护士制服上还沾了那么多血。他们很快意识到动手的就是她，电影院的杂役不让她碰昏倒的士兵，有人把她的包拿走了。这个疯护士！砍人狂！珍妮·菲尔兹非常冷静。她想只要等真正的执法人员来了就能明白来龙去脉。但警察对她也不太友善。

“你和这家伙谈恋爱很久了？”第一个警察在押她去分局的路上这么问她。

后来另一个问她：“你怎么知道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是想认识你。”

“宝贝儿，那可是把恶毒的小凶器，”第三个警察对她说，“你不应该随身带着这种玩意儿，这可是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珍妮等着她哥哥们来把事说清楚。他们可是河对岸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人。一个是法学院学生，一个是法学院老师。

“他们都认为，”盖普写道，“当律师有辱斯文，不过学习法律很崇高。”

他们的到来，并没有给珍妮带来太大安慰。

一个说：“母亲可要伤透心了。”

“要是你还在卫斯理读书就好了。”另一个说。

“女孩子一个人出门得保护好自己，”珍妮说，“还有比这更天经地义的事吗？”

但她的一个哥哥问她，是否能证明和这个士兵没有过瓜葛。

“咱们关起门来说，”另一个则小声说，“你和这男人是不是交往很久了？”

终于事情都弄清了，因为警察调查出这名士兵来自纽约，在那里有妻有子。他到波士顿来休假，他比谁都怕这件事传到他妻子耳朵里。所有人都同意要是那样的话就糟了，对谁都不好，因此珍妮被释放，没有被告。珍妮吵着警察没有把手术刀还给她，一个哥哥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闹了，珍妮，你还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嘛。”

“不是我偷来的。”

“你应该交一些朋友。”一个哥哥说。“在卫斯理的朋友。”两人一起重复道。

“谢谢你们接了我电话就赶过来。”

一个哥哥说：“家人不就应该这样吗？”

另一个说：“血浓于……”然后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因为珍妮的护士服满是血污，这个比喻有点儿尴尬。

“我是个好姑娘。”珍妮对他们说。

“珍妮，”年长些的哥哥开了口，他曾是珍妮最早的偶像，她崇拜他的智慧，觉得他做什么都对，他神情严肃，“最好不要和已婚男子纠缠。”

“我们不会告诉母亲的。”另一个说。

年长的哥哥又说：“更不会告诉父亲！”他想示好，对珍妮挤了一下眼。这个怪异的表情让他的脸都扭曲了，有那么一瞬珍妮以为她最早的偶像得了面部痉挛。

在两兄弟旁边是一个贴着山姆大叔招贴的信箱。一个一身褐色的小兵正从山姆大叔的两只大手上爬下来。这个兵正要落脚在一张欧洲地图上。招贴底部写着一行字：“支持我们的小伙子！”珍妮的大哥看见她看着这张招贴。

“也不要和当兵的搅和在一起。”他补了一句，尽管再过几个月他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士兵，并且会成为一去不回的牺牲者一员，他会伤透母亲的心，他生前说起这种行为来可是带着不齿的口吻。

珍妮仅剩的另一个哥哥，将会在战后很久扬帆出海时死于船难。他会在离犬首湾的住宅几英里处溺水身亡。珍妮的母亲说起他悲痛不已的妻子：“还那么年轻漂亮，孩子也不是很讨人厌。起码还没有开始讨人厌，我肯定她得体地守一阵子寡以后，就能再找到一个人。”珍妮的哥哥溺亡快一年时，寡嫂最终找到珍妮商量。她问珍妮“得体的时间”有没有到，到底可不可以开始“再找一个人”。她害怕得罪珍妮的母亲，她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用服丧了。

“如果你不想服丧，又在为谁服丧呢？”珍妮在自传里写道，“可怜的女人，要别人告诉她应该怎么想。”

“我母亲说这是她见过的最蠢的女人，”盖普写道，“而且她还念了卫斯理。”

不过珍妮·菲尔兹和哥哥们道了晚安之后，在波士顿仁慈医院附近的小公寓里，却因为太过困扰而无法好好生气。而且她也浑身酸痛，耳朵被那个兵打得很疼，肩胛骨之间的肌肉也深深抽痛，让她睡不着。她想道，肯定是被剧院杂工抓住时胳膊被扭到背后扭伤的。她想起用热水瓶热敷能缓解肌肉酸痛，于是起床打开壁橱拿出一个母亲送的礼物盒。

那里面原来不是热水瓶，热水瓶是她母亲用来说她不便直呼其名的东西的代称。包装盒里是一个阴部冲洗袋。珍妮的母亲知道这是用来干吗的，珍妮也知道。珍妮在医院帮助不少病人使用冲洗袋，不过在医院它们大多不是被用来在性交之后防止怀孕的，而是一般被用作妇女保持卫生和治疗性病的工具。对珍妮·菲尔兹来说，冲洗袋就是更大更温和的华伦泰冲洗器。

珍妮拆开母亲送的所有礼物盒，每一个里面都有一只冲洗袋。“求求你用一下吧，亲爱的。”她母亲曾经这么求她。珍妮明白，她母亲认为她的性生活频繁而且不负责任，尽管母亲是为了她好。毫无疑问，就像她母亲说的，“自从离开卫斯理”。自从离开卫斯理，她母亲就认为珍妮的婚前性行为非常频繁（她母亲会用这个说法）。

珍妮·菲尔兹爬回床上，把装满热水的冲洗袋紧贴在肩胛骨之间。她希望冲洗袋上控制不让水流下软管的夹子能一滴不漏，不过保险起见她还是用手提着管子，有点儿像塑料玫瑰念珠，她把袋子的喷嘴放进玻璃水杯。珍妮听了一整晚冲洗袋漏水的声响。

在这个思想污浊的世界上，她想，你要么是哪个人的妻子，要么是哪个人的婊子，要么就快要成为哪个人的妻子或婊子。如果你不属于这两个类别，每个人都会设法让你觉得你不正常。但是，她想，我丝毫没有不正常。

这段话，多年后，当然成了让珍妮一举成名的那本书的开头。无论评论者的说法多粗俗，她的自传据说很好地兼顾了文学价值和人气。尽管盖普声称他母亲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只是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产品目录水准。

然而到底是谁让珍妮变粗俗的？不是她学法律的哥哥们，不是电影院里血溅她制服的男子，不是她母亲的那些冲洗袋，虽然它们和珍妮最终被赶出原来的住处大有关系。她的房东太太（一个忧心忡忡的女人，不知出于什么个人原因，怀疑每个女人都随时会变成淫娃荡妇）发现珍妮的小屋和浴室里有九个冲洗袋。一定是心虚，在焦虑的房东太太看来，这表明珍妮比她还担心被身边人传染。或者更坏的情况是，那么多冲洗袋代表她真的极度需要冲洗，可以想见的冲洗原因引发了房东太太最糟糕的噩梦。

房东太太对她房间里的12双护士鞋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珍妮觉得整件事太荒谬了，以至于懒得抗议。而且她发现，自己对父母给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意见。她搬走了。

但是这并没有让她变得粗俗。自从她的父母哥哥还有房东太太都认为她生活放荡，却无视她私底下究竟是怎样的人，珍妮就认定了所有想证明清白的努力都没有用，看起来不过是抵赖。她租了一间小公寓，母亲又因此扔了一堆冲洗袋给她，父亲又给了她一堆护士鞋。珍妮忽然了解了他们的心意，他们盘算着如果她要当放荡的女人，起码要讲卫生、穿好鞋。

多少也由于战争，珍妮不会老想着父母怎么错看她，也没空自怨自艾。珍妮不是对过去总是耿耿于怀的人。她是个好护士，而且越来越忙。很多护士都参了军，但珍妮不想换制服，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她喜欢独处，不想跟陌生人见面周旋。而且她觉得，波士顿仁慈医院的等级制度已经够讨人厌了，她猜战地医院的等级制度只会更恶劣。

别的不说，她首先就会想念医院里的那些婴儿们。这才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走了，而她却留在波士顿仁慈医院的真正原因。护士工作最能让她发挥所长，她要照料这些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一下子医院里有了很多没有父亲的孩子。父亲们要么不在，要么死了，或是失踪了。珍妮最想做的就是鼓励这些母亲。她其实是嫉妒她们。她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大概是：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新生儿，孩子的爸爸在法国给炸上了天。年轻的母亲和自己的孩子，两人一起过漫长的人生。珍妮·菲尔兹想，不用和别人纠缠不清就有的孩子，简直像是不需要男人就有了孩子。起码，以后不需要采取“彼得”治疗法。

当然了，这些母亲对自己的遭遇，并不全都像珍妮预想的那样快乐。她们大多都在悼念死去的男人，其他很多人则遭到遗弃，一些人仇恨孩子，其他很多人则希望孩子能有个父亲，自己能有个丈夫。但珍妮鼓励她们，赞美独身，告诉她们独身有多幸运。

她问她们：“你们难道不相信自己是好女人吗？”大多数人都同意。

“你们的孩子漂亮吗？”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

“那孩子的爸爸呢？他是个怎样的人？”一个浑蛋，很多人说。猪头、粗人、骗子，一无是处、到处乱跑、到处睡的男人！不过他死了呀，一些人啜泣道。

“那么你们一个人更好，不是吗？”珍妮问。

有些人开始转过念头来像她一样想，但珍妮在医院的名声却因为她的善行受到了影响。医院的政策总体来说并不鼓励未婚妈妈。

“老圣母玛丽·珍妮，”其他护士说，“不想轻松要个孩子，怎么不跟上帝要一个？”

珍妮在自传里写道：“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一个人住。因为这，我被怀疑是性生活有问题的人。后来我想要个孩子，但不想为此和别人分享我的身体或人生。这也让我被怀疑是性生活有问题的人。”

这也是让她变粗俗的原因（她也因此得到灵感，给后来著名的自传取名为《珍妮·菲尔兹自传：性生活有问题的人》）。

珍妮·菲尔兹发现，比起努力带着些隐私生活，让别人震惊，更容易受人尊重。珍妮告诉其他护士，有天她要找个男人让自己怀孕，只是这样，没别的。她不会考虑这男人要试几次才会成功，她对她们说。当然了，她们迫不及待地讲给了所有认识的人听。很快就有几个人来珍妮这里毛遂自荐。她得赶快作决定：她可以退缩，羞耻于自己的秘密被捅了出去，或者她也可以厚起脸皮来。

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说他愿意，条件是在三天周末里起码可以试上六回。珍妮对他说，他明显缺乏自信，她想要一个更有掌控力的孩子。

一个麻醉师对珍妮说，他甚至肯出钱让孩子读完大学。但珍妮对他说，他的两眼离得太近，牙齿又不齐，她是不会让未来的孩子继承这些缺陷的。

有个护士的男朋友对她最坏，他在医院食堂忽然递给她一牛奶杯的黏稠物，吓了她一跳。

“是精液，”他对着杯子点点头说，“一次的量，我不乱射。如果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我就是你要找的男人。”珍妮举起这恶心的杯子，冷静地观察杯中物。天晓得里面盛的到底是什么。那护士的男朋友笑着补充道，“这只是让你有个概念，让你知道我的能耐。这可是很多种子。”珍妮把这杯东西倒进了盆栽。

“我想要个孩子，”她说，“不是要开精子农场。”

珍妮知道这心愿不容易达成。她学着接受别人的嘲笑，学着好声好气地应对。

于是人们认定珍妮·菲尔兹粗俗、太过离谱。这不过是个笑话，不过看起来珍妮铁了心要这么干。要么是因为她固执己见，为坚持而坚持，要么更糟的情况是她真心想这样做。她医院的同事不能逗她笑，也不能把她搞上床。正如盖普描述的那样，她母亲的两难在于“她的同事觉得她自视清高。没有谁的同事会喜欢这一点”。

因此他们想出一种强硬手段来对付珍妮·菲尔兹。这是员工集体的决定，当然是“为了她好”。他们决定不让珍妮接触婴儿和母亲。她满脑子都是小孩儿，他们说，不准她靠近妇产科，不准她靠近育婴房，因为她心太软、脑筋有问题。

就这样，他们不准珍妮·菲尔兹再接触母亲们和她们的婴儿。他们都说她是个好护士，让她去重症病房试试。他们凭经验知道，任何在波士顿仁慈医院负责重症病患的护士，都会很快忘记自己的麻烦。珍妮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婴儿隔离开，她只恨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自控力。只不过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她想要的，就认定她的自控力一定很差。人们真是毫无逻辑，珍妮想到。她知道，还有大把机会可以怀孕。她不着急。这只是最终计划的一部分。

这会儿正好打着仗。在重症病房她看到的病人比别人更多一些。部队医院把特殊病人转送给他们，大多是没救的病人。他们当中有普通的年老病人、普通的命悬一线，有普通的工伤意外、车祸伤员，还有遭遇可怕的意外事故的儿童。但主要是士兵，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不是意外。

珍妮把这些经历了非意外的士兵和其他病人区分开，给他们归了类。

第一类：烧伤的人。大部分是在军舰上被烧伤（其中最复杂的病患来自切尔西海军医院），但也有在飞机和陆地上出事的。珍妮管他们叫“外伤”。

第二类：致命部位中弹的人。外表看不出，可是里面一塌糊涂，珍妮叫他们“重要器官”。

第三类：在珍妮看来伤得神秘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头部或脊柱受损。他们有的瘫痪，有的只是意识模糊。珍妮叫他们“不在场的人”。偶尔“不在场的人”也是“外伤”和“重要器官”，所有医院对这类人都有个专门的称呼。

第四类：“死定了的人”。

“我父亲，”盖普写道，“是个‘死定了的人’。在我母亲眼里，一定很有吸引力。没有羁绊。”

盖普的父亲，是轰炸机球形炮塔机枪手，在法国上空遭遇非意外事故。

“球形炮塔机枪手，”盖普写道，“是地面防空火力最容易射中的轰炸机部队成员。地面防空火力叫作高射炮。机枪手时常觉得，高射炮对着机枪手，就像飞速将墨汁甩到空中，好像天空是吸墨纸。矮小男子（为了能钻进球形炮塔座，最好挑身材矮小的人）端着机枪，蜷缩在逼仄的像茧一样的小窝里，机枪手有如困在草丛里的昆虫。球形炮塔是一个带有玻璃炮眼的圆形金属空间，像膨胀的肚脐那样被安装于B-17型轰炸机的机身，像轰炸机肚子上长了个乳头。在这个窄小的拱洞里，有两架点50口径机枪。矮小男子的任务，是通过瞄准镜追踪攻击轰炸机的战斗机。炮塔动，机枪手也跟着转动。木制握把上方有按钮，用于发射，抓着这些扳机握把的机枪手，就好像不安的胎儿悬挂在轰炸机露在外面的诡异的羊膜囊里，想要保护母亲。这些手柄也用于把炮塔调转到指定位置，不让机枪手把前面的轰炸机螺旋桨打飞。

“远在高空的时候，机枪手一定感到特别冷，像一个替代品一样附着在飞机身上。着陆的时候，球形炮塔通常会被收回去。着陆的时候，一个没被收回去的炮塔，会摩擦出火花，好像汽车在旧柏油路上擦出的又长又猛的火星。”

空军上士盖普，这位不在人世的机枪手，对惨死再熟悉不过了。他在第八航空队服役，从英格兰飞往欧洲大陆实施轰炸。盖普被任命为球形塔炮机枪手之前，曾在B-17C型轰炸机担任过机头射手，在B-17B型轰炸机上担任过机身中部射手。

盖普讨厌担任机身中部射手。两名机枪手被塞在飞机肋骨处，机身两侧的炮门面对面，背对着的两人同时转动枪的时候，盖普的耳朵总会被对方手臂打到。就因为两名机枪手会互相干扰，后来的轰炸机将两边炮门位置前后错开，不过盖普上士是等不到这项革新了。

他执行的第一项战斗任务，是1942年8月17日跟随B-17E轰炸机对法国鲁昂进行昼间突围，那次战役圆满完成没有伤亡。作为机身中部射手的空军上士盖普，被同伴的手肘打到，左耳挨了一下，右耳挨了两下。一部分原因是对方比盖普高壮，那人的手肘刚好在盖普耳朵的位置。

鲁昂上空的突围首日，在球形炮塔里的是个比盖普还要矮小的男子，叫富勒。富勒战前是赛马骑师。他的枪法比盖普准，但盖普想当球形塔炮机枪手。他是个孤儿，想必他喜欢独处，而且他也不想再和别人挤在一起，被对方手肘揍。盖普当然像很多机枪手一样，希望能在完成第50次任务之后被转到第二空军。那里是轰炸训练部，从那里就可以安全退役成为射击教官。不过直到富勒死之前，盖普都眼红他拥有个人空间，还有他赛马骑师特有的孤立感。

“如果你放屁多的话，那地方可是很臭的。”富勒坚持这么说。他生性爱讽刺，时常发出刺耳的咳嗽声，在战地医院的护士当中名声很不好。

一次，飞机在未铺平的路面着陆时发生撞击，要了富勒的命。着陆支架折断在一个坑里，整个起落架被压塌，轰炸机的机腹硬着陆，以不成比例的力量压住球形炮塔，像一棵树压向一颗葡萄那样。富勒以前总说比起马和人来他更相信机器，飞机压上身的时候，他正蜷缩在来不及缩回的球形炮塔里。机身中部射手包括盖普，眼看着富勒的残骸从机腹下面滑出。中队副官是地面上距离最近的目击者，他呕吐在了吉普车里。中队长用不着等到富勒的死得到确认，就让队中第二矮小的士兵顶替了他。小个子空军上士盖普，总是想当球形炮塔机枪手。1942年9月，他得偿所愿。

“我母亲十分注意细节。”盖普写道。医院每收治一名伤员，珍妮·菲尔兹总是第一个问医生病因的人，然后默默将他们归类：“烧伤的”“重要器官”“不在场的”“死定了的”。而且她发现了些帮助记住患者姓名和伤情的小窍门，比如：琼斯伤了骨头，艾斯蒂斯下士丢了睾丸，富林上尉没有皮，少将朗费罗话不多。

盖普上士的伤情是个谜。在他第35次在法国上空作战时，小球形炮塔忽然停止了射击。飞行员注意到球形炮塔不再向外射击，以为盖普中弹了。也许盖普被击中了，可是飞行员却没有感受到飞机下腹遭袭，他希望盖普也没大碍。飞机降落之后，飞行员冲过去，把盖普搬进卫生员的摩托车的边车里。没有救护车了，所有救护车都被派出去了。刚坐进边车，小个子盖普上士就开始玩起自己的那话儿来。边车上方有一个为坏天气准备的帆布遮篷，飞行员很快把遮篷拉开。遮篷上有个透明的窗口，飞行员、卫生员和聚拢过来的人都可以从窗口观察到盖普上士。以盖普的个头来说，他勃起的阴茎出乎意料地大，不过他摸弄它的手法也就比小孩儿专业些，远不如动物园里的猴子。然而，盖普也像猴子似的直白地盯着笼子外面观看自己的人类。

“盖普？”飞行员说。盖普的前额布满了血迹，几乎干了，但他的战斗帽还粘在头顶上在滴着血，他身上看不出一丁点儿伤痕。“盖普！”飞行员冲他叫道。圆形金属空间里点50口径机枪所在的地方有一道口子，看起来某架高射炮打中了枪管，打裂了枪膛，甚至还打松了扳机握把，不过盖普的两只手似乎毫无问题，就是自慰起来挺笨手笨脚的。

“盖普！”飞行员叫道。

“盖普？”盖普说。他像只聪明的鹦鹉或乌鸦一样模仿飞行员。“盖普？”盖普说，仿佛刚刚学了这个词语。飞行员对盖普点点头，鼓励他记住自己的名字。盖普笑了。“盖普！”他说。他似乎以为这是人们打招呼的话。不是你好，你好！而是盖普，盖普！

“天哪，盖普。”飞行员说。球形炮塔的舷窗上还能看到一些枪眼和碎玻璃。卫生员这会儿拉开了边车遮篷上的透明窗拉链，查看盖普的双眼。他的眼睛有点儿不对劲，因为两只眼球互不相干地转着，卫生员猜要是盖普还能看见任何东西的话，他眼里的世界一定一下清晰、一下模糊又再度清晰。当时飞行员和卫生员无法得知的是：高射炮上炸出的一些窄长碎片，已经伤到了盖普脑内的动眼神经和其他一部分脑组织，动眼神经主要由运动神经组成，支配着眼球的大部分肌肉。至于盖普脑部其他部分，他受到的几处割伤，有点儿像脑前额叶切除手术，不过是做得很粗心的手术。

卫生员怕极了，不知道盖普上士的脑部被切成了什么样，因此他没有把粘在盖普头上被血迹浸透的战斗帽摘下来，那顶帽子被盖普前额上一个紧绷的亮亮的瘤向下拽着，这瘤现在看起来正在越长越大。人人都在找卫生员的摩托车驾驶员，但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呕吐，卫生员想着得找个什么人在边车陪盖普坐着，自己来骑车。

“盖普？”盖普对卫生员说，练习着这个新词语。

“盖普。”卫生员应道。盖普看起来很满意。他的两只小手都握着大得惊人的勃起的阴茎，自慰成功。

“盖普！”他叫道。声音带着愉悦，还有惊讶。他对着观众转着眼球，乞求世界清楚些不要再模糊。他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盖普？”他怀疑地问道。

飞行员拍着他的手臂，对其他机组成员和地面人员点点头，好像在说：让我们给盖普上士一点儿支持吧。拜托了，我们一起让他放松下来吧。男子们带着尊敬惊讶地看着盖普射精，都对他喊道：“盖普！盖普！盖普！”他们发出有如海豹般的鼓舞振奋的集体合唱声，以求让盖普安下心来。

盖普开心地点头，但卫生员抓着他的手臂紧张地对他低声说：“别！头别动，好吗？盖普？求求你头不要动！”盖普涣散的目光从飞行员和卫生员身上溜过，他们等着他再度清醒。“很简单不是吗，盖普，”飞行员低声说，“乖乖坐直了，好吗？”

盖普的脸，散发着纯粹的安宁。这位小个子上士两手握着垂下的阴茎，好像刚刚做完情势所逼不得不做的事。

他们无法在英格兰为盖普进行任何治疗。他很幸运在战争结束前早早就被送回了波士顿。这实际上还多亏了某位参议员。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社论文章，指责美国海军只肯把有钱有势的家庭出身的伤员送回国。为了平息这恶劣的谣传，一位美国参议员声明任何伤势严重的士兵，都能幸运地被送回美国，“哪怕是孤儿也一样能中选，和其他人一样”。于是他们紧锣密鼓要找出一个受伤的孤儿来证明参议员的话，还真让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完美人选。

空军上士盖普不仅是孤儿，还伤成了只会说一个词的呆子，他不会对记者抱怨。在所有照片里，机枪手盖普都在微笑。

当这位嘴角流着口水的上士被送来波士顿仁慈医院时，珍妮·菲尔兹不知如何归类他。他显然是“不在场的人”，比小孩子还好摆布，但她不确定他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不好。

他们推着傻笑着的他进病房时，她问他：“嗨，你好吗？”

“盖普！”他吼道。他的动眼神经部分得到了修复，两只眼球现在不转了，而是跳着，但他的双手还包着纱布连指手套，由于运他来的船上医院意外着火，他玩火时弄伤了自己。他看见火焰就伸手去碰，还把火苗抹到脸上，眉毛就这样给烧没了。珍妮觉得他看起来像被剃了毛的猫头鹰。

因为受了烧伤，盖普同时被归到“烧伤的人”和“不在场的人”两类。而且因为两只手被绷带重重缠住，他也丧失了自慰的能力，他的病历上写着自慰是他常常成功执行的行为，并不带任何自我意识。那些近身照看他的人，害怕自从船上的失火意外之后，这个孩子气的机枪手会变抑郁，因为唯一的成人娱乐也没了，起码要等到手好了才行。

当然盖普也有可能是“重要部位受损的人”。很多碎片进入了他的头部，大多因为部位太微妙而无法被移除。盖普上士的脑损伤，可能并没有止步于粗糙的前额叶切除术，内部的损伤可能在恶化。“就算没有高射炮来插一脚，”盖普写道，“一般情况下我们身体的衰败已经够复杂了。”

在盖普上士之前，也有个病人有差不多的脑伤。开头几个月他都好好的，只是自说自话和偶尔尿床。然后他开始掉头发，说不完整一句话。就在死前他的胸部还开始发育。

从X光片来看，那些阴影和白色的针，都说明机枪手盖普一定是个“死定了的人”。但珍妮·菲尔兹觉得他很亲切。这位球形炮塔机枪手是一个小个子的干净男子，欲望单纯直接，像个两岁孩子。饿了他就喊“盖普！”，高兴了也喊“盖普！”。不懂什么或对着陌生人就问“盖普？”，如果他认识你，他就说“盖普”，不带疑问语气。通常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过不能太信任他，他很容易忘记，前一刻他还听话得像个六岁的孩子，下一刻就什么也不知道，好像只有一岁半。

他的抑郁被完好地记录在交接病历中，似乎哀伤和他的勃起总是同步发生。那种时候，他用缠着露指手套纱布的手夹紧自己成熟的那话儿哭泣。他哭，是因为纱布的触感不如他短时记忆中手的触感那么好，也因为他的手碰到什么东西都疼。这时珍妮·菲尔兹就会坐在他身边。她会揉着他肩胛骨中间的背部，直到他好像猫一样抬起头，她会一直对他说话，她的声音友善，充满令人兴奋的语调变化。大部分护士，都以一种没有变化的声音对病人嗡嗡，好让他们睡着，但珍妮明白盖普要的不是睡眠。她懂得他只不过是个婴儿，而且厌了，想找乐子。于是珍妮就逗他开心。她给他放广播，但有些节目会惹恼盖普，没人知道为什么。另一些节目则让他惊人地勃起，因而导致伤心，循环往复。只有一个节目有一次让盖普做了春梦，这让他太惊讶太高兴了，以至于老想听广播。但珍妮再也找不到那台节目了，她也没法重现那个表演。她知道只要能让可怜的盖普再度听到那个春梦节目，她的工作和他的人生就会愉快很多了。但没那么容易。

她放弃了教他新词语的努力。喂他的时候如果看见他喜欢吃，她会说：“好！这真好。”

“盖普！”他同意道。

当他把食物吐在围兜上做出嫌恶的表情，她会说：“坏！那是坏东西，对吗？”

“盖普！”他噎了一下。

珍妮察觉到他身体变坏的第一个信号，是他念不全自己的名字。一天早上他向她打招呼：“阿普。”

“盖普，”她肯定地对他说，“盖——普。”

“阿普。”他说。她知道他快不行了。

他看起来每天都变得更小了。他睡觉的时候捏着自己扭动的拳头，翻着嘴唇，吸着两颊，眼皮颤动。珍妮之前很长时间都和婴儿相处，她知道这个球形炮塔机枪手在梦里吃奶。有一阵她考虑从妇产科偷个奶嘴过来，但她现在不能靠近那地方了，人们的玩笑让她烦（“圣处女玛丽·珍妮，给她孩子偷假奶头来了。哪个走运的爹啊，珍妮？”）。她看着盖普上士在睡梦中吮吸，努力想象他最终的下坡路能走得平静，想象他能回到胚胎期不再用肺呼吸，想象他的人格重新分离，一半的他变回卵子的梦，另一半变回精子的梦。最后，他就这样不再存在。

现实也差不多如此。盖普的哺乳期症状变得非常明显，他似乎像孩子那样每四小时醒来要人喂奶，他甚至会像婴儿那样哭泣，脸涨得通红，忽然双眼涌出泪水，一会儿又因为广播或珍妮的声音平息下来。有一次她揉他背的时候，他打出了嗝。珍妮喜极而泣。她坐在他床边，祈祷他能快速无痛地重返生命的源头。

要是他的手能痊愈就好了，她想到。那样他就能吮吸自己的大拇指。当他从吮吸的梦中醒来，要人喂奶或者想象自己需要哺乳的时候，珍妮会把自己的手指放进他嘴里让他用嘴唇吸住。尽管他有一副成人的真牙，但在他的脑中，自己还没长牙，因此从来没咬过她。因为观察到这一点，珍妮有一天夜里奉上了自己的胸部，他尽情地吮吸起来，似乎全然不在乎根本吸不出什么来。珍妮想着要是他继续吸奶，她就会分泌乳汁，她感到子宫内实实在在的拉扯力，同时带有母性与情欲。她的感受如此真实，有那么一会儿，她相信只要给这个婴儿球形炮塔机枪手喂奶，就可能受孕。

现实也差不多如此。但机枪手盖普并不完全是个婴儿。有一天晚上，珍妮让他吸奶的时候，她看到他勃起了，撑起了床单，他用缠着绷带不好使的两只手给自己扇风，一边大口吮吸她的乳房一边发出受挫的惊叫。于是一天晚上，她帮了他一把，她用抹了爽身粉的冷手握住了他那里。他不再吸奶，而只是依偎在她胸前。

“啊呀！”他呻吟道。他已经不会说那个“普”字。

以前还能说“盖普”，然后是“阿普”，现在只剩下“啊呀”了，她知道他时日不多了。他只能吐出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了。

他射精的时候，她感到了手上的湿热。床单下面的气味有如夏日的温室，诡异地肥沃，万物疯长。在那里种下任何东西都会开花。盖普的精子给珍妮·菲尔兹的感觉就是这样：只要洒一点儿在温室里，婴儿就会从尘土里发芽。

珍妮给自己24个小时来思考这件事。

“盖普？”珍妮小声叫他。

她解开了护士连身裙的纽扣，把自己那对老嫌过大的乳房送了过去。“盖普？”她在他耳边轻声叫，他的眼皮颤动，噘起嘴唇去找她的乳头。他们周围围着白色布帐，也就是滑轮轨道挂帘，将他们在病房中隔离起来。盖普的一边躺着个“烧伤的人”，是让火焰喷射器给伤的，浑身涂满了滑溜溜的烧伤膏药，包裹着纱布。他没了眼皮，看起来一直睁着眼在看，但其实已经盲了。珍妮脱下自己厚重的护士鞋，解开白色的丝袜扣，褪去了连身裙。她伸出手指触碰盖普的嘴唇。

盖普那围着白帐子的病床的另一边是个“重要器官受损”病患，即将演变为“不在场的人”。他丢了大部分肠道下半部分以及直肠，这会儿一只肾正难过，肝也让他难过得快疯了。他老做可怕的噩梦，梦到自己被人逼着大小便，尽管排泄对他来说已经是老皇历了。实际上他排泄起来毫无知觉，他通过管道排往橡胶袋里。他叫唤个不停，不像盖普，他能呻吟出完整的词语。

“妈的。”他呻吟道。

“盖普？”珍妮小声叫。她脱下了内衬和内裤，她脱下了胸罩拉开床单。

“老天啊。”那个“烧伤的人”柔声说，他的嘴唇因为烧伤起了疱。

“操你妈的！”那个“重要器官”叫道。

“盖普。”珍妮·菲尔兹说。她握住他勃起的阴茎跨坐在了他身上。

“啊。”盖普说。他现在连“呀”都不会说了。只剩下一个元音来表达欢喜悲哀。珍妮把他拉入自己体内，以全身重量坐在他身上时，他说了声“啊”。

“盖普？”她问他，“可以吗？感觉好吗，盖普？”

“好。”他声音清楚地认同。但这只是他损毁的记忆里的一个词，在她里面射精时暂时清晰地蹦了出来。这是珍妮·菲尔兹听到他说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词语：好。等到他委顿下来，那话儿从她里面溜出来之后，他又变得只会说“啊”了，他闭起眼睛睡去。珍妮塞过去自己的一边乳房时，他并不饿。

“上帝啊！”那个“烧伤的人”叫道，“帝”字说得很轻，他的舌头也烧伤了。

“滚！”那个“重要器官”咆哮道。

珍妮·菲尔兹端来医院的白瓷盆，盛了温水和肥皂，清洗了盖普和自己。她当然不会去用冲洗袋，她毫不怀疑奇迹会发生。她感到比翻过的土、施过肥的泥还能接纳播种，而且她当时感到，盖普在她里面的喷射有如夏日的浇水管（就像可以灌溉整片草坪似的）。

她再也没有和他做过。没理由再做。她不觉得享受。她时不时用手帮他解决，他一叫，她就把一只乳房送过去，但几周之后他不再勃起了。他们把他手上的绷带解开时，发现连伤口的愈合过程都不进反退，于是他们又把绷带缠了回去。他对吸奶的兴趣荡然无存。珍妮想到他的梦境一定和鱼类一样。他已经重回子宫，珍妮知道，他重新成了一个胎儿，被卷成一团放在床中央。他几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天早上珍妮看到他踢着自己小小的虚弱的脚，她想象自己感受到肚子里的胎动。尽管现在还太早，不过她知道真的婴儿就快来了。

不久，盖普不再踢动，他仍旧能用肺来吸氧。但珍妮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本能。他已经不能进食，必须通过静脉滴管注射喂食，他再次成了和脐带相连的胎儿。珍妮怀着一种焦虑的心情，期待着他的临终时刻。他最终会不会经历像精子那样的狂热的挣扎？受精卵的精子保护盾打开的时候，裸露的卵子会不会充满期待地等待着死亡？小盖普的回归之旅中，他的灵魂最终将如何分解？但珍妮错过了他的临终时刻。有一天她不值班的时候，空军上士盖普死了。

“他还能在什么时候死呢？”盖普写道，“我母亲不值班的时候，是他唯一可以逃走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我当然是有所触动的，”珍妮·菲尔兹在她著名的自传里写道，“但最好的他，已经在我身体里了。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事，是他唯一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方式，是我唯一愿意有个孩子的方式。世人觉得这件事不道德，只能说明世人不尊重个人权利。”

那是1943年。珍妮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以后，她丢了工作。当然这就和她的父母兄弟料想的一样，他们毫不惊讶。珍妮早就不再努力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她在犬首湾父母宅邸的大走廊里，好像一个满足的鬼魂一样穿梭。她的镇静让全家惊讶，于是他们对她放任不管。珍妮暗暗开心，可虽然她为预料中会来的孩子想过很多，竟然从没想过要给他起什么名字。

当珍妮·菲尔兹生下一个九磅重的男婴后，她根本没有想过叫他什么。珍妮的母亲问她婴儿的名字，但珍妮刚生产完，才打过镇静剂，并不配合。

“盖普。”她说。

她的鞋王父亲，以为女儿打了个嗝儿，但珍妮的母亲小声对他说：“名字叫盖普。”

“盖普？”他说。他们知道，一问名字就可能问出这孩子的父亲是谁。珍妮当然什么都不承认。

“问明白是那个杂种的姓还是名。”珍妮的父亲悄悄对她母亲说。

“亲爱的，这是姓啊还是名啊？”珍妮的母亲问她。

珍妮困得要死。“是盖普，”她说，“就盖普。全名就叫这个。”

“我觉得是姓。”珍妮的母亲对她父亲说。

“他名叫什么呢？”珍妮的父亲没好气地问。

“我从来不知道。”珍妮咕哝着。这是实话，她真的从来不知道。

“她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她父亲吼道。

“求求你了，亲爱的，”她母亲说，“他总该有个名字啊。”

“空军上士盖普。”珍妮·菲尔兹说。

“他妈的是个兵，我就知道！”她父亲说。

“空军上士？”珍妮的母亲问她。

“T. S. ，”珍妮说，“T. S. 盖普，这就是我孩子的名字。”她沉沉睡去。

她父亲大怒。“T. S. 盖普！”他嚷嚷着，“这算哪门子婴儿的名字啊？”

“都是他自己的，”珍妮后来对他说，“他妈的是他自己的名字，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带着这个名字上学可真好玩了，”盖普写道，“老师会问这首字母代表什么。一开始我说，只不过是首字母而已没意思，但没人信。于是我就只好说：‘打电话问我妈。她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还真打了。老珍妮就会教训他们一顿。”

一个好护士，带着自己的决心和一个球形炮塔机枪手的种子——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射，将盖普带到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