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我的殡仪馆充满了旧好莱坞的奢华，和“森林草坪”不一样，但非常类似。沿着岔路穿过一道装饰繁复的铁门，你会以为自己来到了奥林匹斯山。一座带着白色廊柱的豪宅矗立在山顶上，宅前还有一个壮观的十二层喷泉。在这种人间仙境，一块单人墓地要价高达上万美元。

我申请的职位是葬礼承办人，负责面试的是墓园总经理。几分钟之后，他优雅地走进大厅，手上端着一盘巧克力饼干。他领我走进电梯，然后说道：“来，吃一块饼干吧。”我觉得拒绝人家不太礼貌，但又怕巧克力粘在牙上，只好笨拙地把饼干拿在手里直到面试结束。

出电梯后，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里面有几扇大大的落地窗，俯瞰着整座死亡乌托邦。他向我介绍了这间殡仪馆的优势和劣势，长篇大论了半个小时。如果被录用，我将负责葬礼安排，但他警告我说：“如果死者家属把你当成管家使唤，不要觉得奇怪。他们就是那种人。在这儿，你就是他们的帮手。”

我将负责所有人的葬礼，但名人除外。名流的葬礼均由总经理一手操办。“瞧，”他试图解释，“上个月XXX死了，有人把追悼会的时间泄露给媒体，于是狗仔队一窝蜂地堵在门口。我不愿意有人把拳头塞进我的屁眼，也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出名，希望你能听懂我的意思。所以名人的葬礼现在都由我负责。”

这与我理想中的职业有些出入，但至少这家殡仪馆不属于任何一家大型殡葬企业。更妙的是，总经理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我不需要向死者家属推销任何产品，例如价格更高的棺材、额外服务、高级黄金骨灰瓮等，也不需要靠“你确定妈妈不想要一副红木棺材吗？你不觉得应该给她一个体面的葬礼吗？”这种台词挣提成。这里的环境貌似不错，足以抚平殡葬学院对我造成的心灵创伤。

之后我收到了录用通知。总经理让我填好税务文件，带我参观了办公室，但之后却音信皆无，一个月都没和我联系。我误以为“屁眼里的拳头”这番讲话意味着他们接受了我，但殡仪馆内部的权力斗争显然比我想象的复杂，因为我随后收到总经理秘书发来的邮件，简单地告知我他们决定从内部选人担任这个职位。

第二家面试我的机构是个火葬场，和西风相差无几，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尸体处理厂。他们在橘郡有一间大型厂房，每年火化数千具尸体。负责人名叫克里夫，说话的语调极其平淡，和麦克一模一样，我简直觉得这种语气是他们职位要求的一部分。克里夫同样对工作尽职尽责，让业务达到了一定规模，以支持他真正的热情所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赛马。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但我的职位不是火葬场营运员，而是运送尸体的司机。尸体所在地不同，大多数火葬场每次只能敛收一至四具尸体。我的运尸车是一辆道奇“赛跑者”柴油型货车，内部装有嵌入式货架，一次能装11具尸体。如果把其中一具尸体斜靠在架子上，还能放下第12具。

我拉着11具尸体在南加利福尼亚四处奔走，从圣地亚哥、棕榈泉、圣芭芭拉敛收尸体带回火葬场，每天都在拖、搬、运。

我在西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娱自乐，而这份新工作让我成为拼图中的一小块，一个特殊的劳动者。这个职位是杰西卡·米特福德影响下的产物，米特福德希望“快速处理”有朝一日能成为公众的首选，这个职位就是成果。加利福尼亚再一次在死亡创新中领先，一如当年的“森林草坪”“火葬预约服务”。

这家火葬场还有三名年轻的拉丁裔员工，都来自洛杉矶东部。他们日夜倒班（包括周末），一刻不停地火化尸体，巨大的火化炉很少有熄火的时候。一个是好男孩马努埃尔，每天都帮我从车上卸尸体；一个是坏小子艾米利亚诺，满身文身，每天都不忘告诉我他想让白人女孩怀孕；一个是丑陋的里奇，因为不喜欢我码放尸体的方式，总把我堵在冷库里恶语相加。

总有需要敛收的逝者。一个圣诞节前夜，我接到一通圣地亚哥医院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凯特琳，我们这里尸体太多了，麻烦你今晚过来一趟。”于是半夜里，当人们在暖暖的被窝中做着美梦时，我开车飞奔至圣地亚哥，然后又飞奔回来。我就像个倒霉的圣诞老人，心情沮丧，运送的货物更沮丧。“尸体一直放在冰箱，希望运尸车能尽快赶到……”

如果说“尸体快运大队长”这个职位有什么好处，那就是思考时间充裕。作为一名运输尸体的长途司机，我每天要行驶350英里，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我有时听有声书（未删节版《白鲸》，18张光盘，谢谢），有时听基督教电台（一驶出洛杉矶市区，信号就变得极佳），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思考死亡。

死亡价值观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在儿童还没有记忆时，这些价值观就以故事或神话的形式灌输给他们。这些观念伴随儿童的成长，构建出一副认知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周遭事物和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些文化相信人死后还有错综复杂的来世轮回，有些文化认为在特定日子里献祭特定牲口能带来丰收，还有文化相信由死人指甲制成的大船载着亡灵大军与众神开战，最终导致世界灭亡（北欧神话永远是最金属范的那种，抱歉）。

但我们的死亡价值观中出现了令人深感不安或者说令人兴奋不已的成分（取决于你从哪种角度来看）。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彻底打破传统的遗体处理方式和死亡观。必须推翻传统的特殊情况确实存在，例如战死在异乡战场上。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后事和自己的父辈、甚至先辈经历过的毫无二致。印度教徒需要火化，上流埃及人把器官封在瓶子里，维京人和战船埋在一起。现在的文化规范告诉美国人要么防腐后入土，要么火化，但是不再要求我们必须出于信仰和义务而这么做。

从历史上来说，死亡仪式无疑和宗教信仰相关。但随着世界愈发世俗化，美国发展最快的宗教就是“无宗教”——大约20%的美国人口没有信仰。就算那些自认为拥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也认为，曾经意义重大的丧葬仪式也变得商品化，不再那么有意义。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无穷的创造力打造出适合当今生活的仪式。我们的生活没法与死亡绝缘，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处理死亡的世俗化方式越加迫切。

我创建了一个名为“死亡新秩序”的网站，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和宣言，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与我一起推动改变。在琳·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来自麻省理工大学，是一名设计师和艺术家，发明了一套供死者下葬时穿着的连体衣。这套服装名为“无限寿衣”，外形和忍者服类似，黑色的布料上带有树突状的白色条纹，那是她用自己的皮肤、头发和指甲培育而出的菌丝。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和《超世纪谋杀案》中的未来差不多，但是李正在训练这些“蘑菇”，使之分解掉尸体内的毒素。

参观了她在洛杉矶MAK艺术与建筑中心举办的展览后，我们约在一辆贩卖墨西哥玉米卷的卡车旁见面，然后坐在拉布雷亚公交站的长椅上，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我很高兴能和将尸体处理推向极限的人谈话，她也很乐意能与传统殡葬业的从业者沟通。我们一致认为，鼓励人们接受遗体分解这个必然事实是个崇高的目标。她送给我一桶食肉菌的雏形，我本来想养在车库里，但失败了，估计是因为没喂给它们足够的肉。

几年来，不管是在西风工作还是在殡仪学校上学，我都不敢公开讨论文化中否认死亡的现象。网络有时不那么友善，特别是对年轻女性而言。我开设了一个俗气的“殡葬人问答”连载板块，里面充斥着歧视女性的留言，能让我伤心难过一辈子。是的，先生们，我让你们的鸡巴僵硬了。我遭受到的不仅是网络匿名攻击，还有其他殡葬业人员的不满，因为我向公众透露了本属于他们特权的“幕后知识”。“我敢肯定她就是想找点儿乐子。但既然殡葬业与乐趣无关，我绝不会找她安排家人的后事。”时至今日，殡葬业最大的专业协会“国家葬礼承办人协会”都没有承认我。

但随着我越来越大胆，人们逐渐走出黑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从棺材里爬出来。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葬礼承办人、临终关怀护工、学者、电影导演、艺术家，都想探寻死亡对生活的影响。

有时我突发奇想，写了很多封信。巴斯大学死亡与社会学院教授约翰·特罗耶博士是收信人之一，他写有一篇名为《人类遗体工艺》的博士论文，目前正在研究回收火化余热并另作他用的实例，比如给建筑供暖。英国伍斯特郡就有一家火葬场给当地游泳馆提供暖气，每年为纳税人省下14500英镑。火化过程由此变得节能。要知道，火化一具尸体和驾车行驶500英里的耗能相同。虽然我的邮件标题“趣味小妞！”略显粗俗，不过好在特罗耶博士还是愿意与我交流。

能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令我松了口气。我不再背负污名，也不再徘徊于社会的边缘。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人们与死亡的关系，揭开死亡的面具，努力帮助人们直面无法逃避的真相。

这份使命让我充满动力。表面上看，我是一名运送尸体的司机，每周三次载着11具尸体从圣地亚哥出发，沿着5号州际公路行驶。通过入境检查站时，我慢慢把车开到巡检处，这辆巨大的、毫无标记的白色货车比其他车道上的普锐斯和沃尔沃看起来可疑多了。我非常希望警察把我拦下，让我从自己的胡思乱想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想象中的场景如下：

“女士，你车里应该没有移民吧？”

“没有移民，长官，只有11个普通人，”我摘下墨镜回答道，“他们以前都是美国公民。”

“以前？”

“哦，长官，他们已经死了，真的。”

很遗憾，每次轮到我时，这些公务人员只要看到开车的是白人女性，二话不说立刻放行。照这样下去，我不仅能把几百个墨西哥人藏在火化纸箱里偷渡到美国，还能运毒。看来我很快就要发大财了。

由于很多时间都在路上度过，我现在尤其担心车祸，生怕在高速上翻车。我想象货车的后门猛然撞开，11名乘客陆续滚出。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警察困惑不已：为什么11个死者全身冰凉，一点儿外伤都没有？

一旦真相败露，他们发现这些人早在车祸前就死了，我就出名了。我的恶搞图片在网络上疯传，因为有人把我的头像PS在卷着尸体的龙卷风上。对，就是《绿野仙踪》里那种。

幸运的是，我每天都顺利载着11具尸体回到火葬场。我把车停在厂房后面，总能碰上艾米利亚诺在停车场拉手风琴，他那辆凯迪拉克里的音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墨西哥音乐。我从车上卸下尸体时，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不过有一次我差点儿丧命。那天我穿行在加利福尼亚的索尔顿湖，开的不是运送尸体的白色货车，而是我那辆古老的大众。索尔顿湖是人工修建的咸水湖，位于南加利福尼亚沙漠正中心。20世纪60年代，有人提议将其改造成类似棕榈泉那样的度假胜地。然而现在，那里没有马提尼，没有夏威夷草裙舞，没有冲浪，取而代之的是废弃的房车和棕色的沼泽，臭气熏天得难以置信。鱼类大量死亡，湖边沿岸堆满了死鱼和鹈鹕尸体。沙滩看起来还算令人满意，殊不知里面其实埋着成千上万具风干的遗骨。我从洛杉矶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前来朝圣，只为一睹衰败的惨象。有人觉得这纯属废墟色情迷的做法，但我想在这个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亲眼看看自然是如何向人类的傲慢宣战的。

我沿着35英里长的湖岸线向北驶去，中途在路边碰到一匹死去的郊狼。与偶尔在洛杉矶市内现身的小型郊狼不同，这是一头舌头发黑、体格庞大的野兽。我掉头返回，仔细检查了它的尸体。当地人开着卡车和全地形车从我旁边经过，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这匹郊狼也许是个凶兆。索尔顿湖的鱼类坟场也有可能是。高尔夫球车里身穿“橘滋”粉红运动套装的老太太说不定也是。他们都可能是不祥之兆。

夜幕降临，我动身返回洛杉矶。10号州际公路途经棕榈泉，向西行驶的四条车道塞得满满当当，都是周末狂欢后准备回家的游客。我以75英里时速行驶在最内侧车道，这时车身左后方开始震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我知道车胎爆了。我打开转向灯，试图驶向外侧车道，但没有成功。

现在看来，爆胎还不算最糟的。此时轴承已经松动，轮胎马上就要脱落。随着螺栓断裂，原本装有轮胎的地方只剩一个大洞。

我的车成了三轮车，很快失去控制，在公路上疯狂打转，螺旋式地穿过四条车道。金属车身蹭在沥青路上，留下一道道火花。混乱中，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切都变成慢动作，车内寂静无声。对面车流的灯光变得一片模糊，他们好像进入到一个缓冲区，神奇地避开了我。

比起失控和当代生活的孤独感，这场车祸引发了我最大的恐惧，即佛教徒和中世纪天主教徒口中的“恶终”——毫无准备的死亡。如今，这可以被理解为在事故中粉身碎骨，没有机会向所爱之人表白爱意，所有计划全部打乱，没有告知别人如何料理自己的后事。

当我双手紧握方向盘试图夺回控制权时，我的思绪又飘走了。一开始，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说，哦，跟我来吧。周遭立刻安静下来。随后响起《月光奏鸣曲》，一切又恢复成慢动作。我不害怕。我意识到，车虽然翻了，但并不意味着恶终。四年来，我一直与死者和死者家属打交道，此时正是超乎体验的时刻。我蜷起身，等待最后的猛烈冲击。这一刻始终没有到来。

车最后撞在高速边缘的土坡上。我还活着。我站起身，看着迎面而来的车辆快速驶过我身边，任何一辆车（或者好几辆车）都可能在我翻车时撞上我，但它们没有。

曾经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尸体四分五裂，现在不会了。我害怕失去控制，所以才怕死无全尸。这次我在高速公路上翻了车，可谓失控的终极状态，可我感觉到的只有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