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S新闻，旧金山——湾区快速运输系统（捷运）工作人员称，周六中午12点左右，一名年龄约二十岁的男子进入旧金山捷运轨道，遭列车撞击后身亡。

目击者称，该男子“站在铁轨上等车撞过来”。捷运发言人林顿·约翰逊称，“他甚至没有试图躲开”。

事故发生在旧金山市政中心车站，男子遭撞击后卷入捷运列车下方。据约翰逊称，该车站全部列车被迫停运三小时，造成大规模延误。

雅各布迎着呼啸而来的列车，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他只比我小一岁。他的脸上有几处轻微擦伤，破了几道口子，看起来不像被火车撞过，更像是凌晨两点在酒吧斗殴时挂的彩。

“上个月送来一个被城铁碾过的家伙，身体断成了两截。”麦克不以为然地说。

雅各布唯一的重伤在左眼，他的眼球没了，可能丢在了事故现场。但如果只看右脸，雅各布和常人无异，他似乎马上会睁开完好无损的右眼，开始与别人交谈。

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萧沆说过，只有自杀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权利。生活处处与人作对，“这个世界能够夺走我们的一切……但没有谁能阻止我们自行了断”。不足为奇，这名“沉溺于料想事情最糟状况”的人，最终患上失眠症，孑身一人死在巴黎。

萧沆或许是消极自恋的典型，但不管我们推崇哪种哲学流派，疯狂与绝望都会找上门来。尼采在44岁时精神崩溃，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有一句名言：“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将使我更强大。”之后他开始由妹妹悉心照料——他的妹夫此前不久刚在巴拉圭自杀身亡。

很多人认为自杀是残酷而且自私的行为，但我支持雅各布的选择。如果他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我没法要求他继续忍受这种折磨。我不知道雅各布为何选择自杀，他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也可能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我没有资格对他的动机妄加评论，但我可以评论他的实施方式。就后一点来说，我完全不赞同他的做法。

雅各布自杀的方式让我有些不安。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选择了一辆满载的列车。上大学时，我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一家咖啡馆当经理。我去西风火葬场上班的两个月前，店里的副经理和女朋友大吵一架，随后在卧室里自缢身亡，他的室友回家后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自杀的行为成为这两个女人一生的负担，这个后果比他的死更令我难受。如果你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将对他人的伤害降至最低；假如生命是一场派对，你可以从后门溜走，但不要扫了别人的兴。

雅各布的行径造成的损失大多是经济上的：几千人上班迟到，错过了旧金山机场和奥克兰机场的航班，没赶上重要的约会，等等。

但是对列车司机而言，他的损失与经济无关。他与雅各布四目相对，刹车为时已晚，只得任凭列车向这个男孩冲过去。列车司机在职业生涯中平均要撞死三个人。当你别无选择，只能从别人身上压过去时，你逐渐会对这份还算稳定、理想的工作失去热情。

对那些站台上的目击者来说，他们的损失也和经济无关。他们不得不站在那里，尖叫着让雅各布躲开：“天哪，他没看见列车开过来了吗？”这时他们突然意识到，雅各布当然知道列车来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要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一刻，现场的画面、撞击声、人群的尖叫，统统挥之不去。

麦克说，站台上有些人估计会嫉妒我，巴不得自己来火化雅各布：“他们首先会给他几拳，作为小小的报复。”

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永远见不到雅各布的尸体。雅各布将一直在他们的梦境中徘徊，他们奈何不了他。

想想当年那起商场坠楼事件对我造成的影响，我特别同情站台上的人们。我想为他们敞开火化炉的大门。火化当天，我希望他们能够到场，在雅各布尸体旁站成一圈，我要大声告诉他们：“看，他在这里，因为他自己选择了死亡。他已经死了，但你们没死。你们还活着。”

不过我这个“欢迎参观尸体火化”的臆想是违法的。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行为准则：“以土葬或其他任何形式处理的人类遗体，其准备及处理工作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19世纪末的巴黎，每天都有上千民众前往殡仪馆围观无名死尸。人们排队等候入场，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各色小商贩趁机向人群兜售水果、点心或玩具。好不容易进了场，人们被赶进一间展览室，隔着玻璃窗打量躺在厚木板上的尸体。巴黎学者凡妮莎·舒瓦茨称当时的殡仪馆为“一个真正的奇观”。

殡仪馆的展览越来越受巴黎民众的欢迎，最后只能停止对外开放。时至今日，殡仪馆仍然大门紧闭，也许因为管理者不想让大众过分关注尸体，在他们看来，这种好奇本身就是错误的。你可以拒绝开放殡仪馆，但不能阻止大众选择其他方式满足这份好奇。冈瑟·冯·海根斯举办的“尸体世界”塑化尸体巡回展览，充分说明人类展示尸体的冲动一如既往地强烈。虽然冯·海根斯不断招致非议，但这并不妨碍“尸体世界”成为参观人数最多的巡展（截至2014年初，已有3800万人参观过）。

雅各布住在华盛顿州，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来到了旧金山。他的父母通过电话处理儿子的后事，用传真把填好的表格传至西风，在电话里给我们念信用卡号。像往常一样，火化间只有我和雅各布两个人，我把他放上传送带，他用仅剩的一只眼睛看着我。

由于死亡方式比较惨烈，雅各布先被送去医学检查部，然后才转到西风。医学检查部是现代版的法医办公室，由医师运营，主要调查可疑或暴力死亡事件。当西风火葬场前去接收尸体时，检查部的人会把死者身上的遗物一股脑儿交给我们，一般都是衣服、首饰、钱包之类的物品。

雅各布的遗物是一个背包。他的父母不想要它，所以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跟雅各布一起火化。

我把背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这可是了解一个疯子的好办法，我心想，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结果没想到，从包里拿出的东西恨不得一件比一件普通：换洗的衣物、护肤品、功夫茶杯。这时我掏出一沓记事卡。终于被我找到了！难道是他发疯自杀前写下的胡话？不，汉字学习卡片而已。

我有些失望。我原以为他的背包能给出答案，解释他为何要自杀。

“喂，凯特琳，别忘了把他的钱包一起烧掉。”麦克在他的办公室里喊道。

“等等，你拿着他的钱包？”我问道。

“我正在看他的身份证。里面还有学生证、驾照和一张到旧金山的灰狗巴士车票。哦，这儿还有一张捷运路线图，看着真叫人沮丧。他貌似在地图背面写了字。是个单词，‘anthropophagy’。这词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谷歌一下。告诉我怎么拼。”我说。

“A-N-T-H-R-O-P-O-P-H-A-G-Y。”

“见鬼，意思是‘食人’，‘cannibalism’（指食人，同类相食等）的近义词。”

麦克放声大笑，好像雅各布玩了一个黑色幽默：“有意思。他是想说自己是个食人魔吗？车票显示他在自杀前一天到达旧金山，他干吗不直接在华盛顿自我了结呢？”

“问得好。如果你要自杀，为什么非得来旧金山被车撞呢？”

“也许他没想死，只是打算在列车撞过来的那一刻躲开，和《与我同行》里那个小屁孩干的一样。”

“科里·费德曼演的那个？”我问道。

“不是，另外一个。”

“瑞凡·菲尼克斯？”

“也不是，”麦克摇摇头，“不管怎么说，如果他真只是躲火车，那他可算是把自己玩死了。”

直到把雅各布推进火炉的一刻，我对他的了解还仅限于他22岁，来自华盛顿州，学中文，至少在临死那一天对食人感兴趣。几周之前，我买了一套HBO出品的热门电视剧《六尺之下》，是关于一家私人殡仪馆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一集，葬礼承办人奈特拜访了一位即将孤独死去的年轻人，协助他安排火葬事宜。年轻人火冒三丈，嘲弄自己命不久矣，还数落了一通对自己不闻不问的家人。他问奈特，自己死后，将由谁按下火化炉的按钮启动火化。

“你指定的那个人，”奈特答道，“佛教徒会选择家人，有的人谁也不选，这样的话将由火葬场的人完成。”

“那我选那家伙。”

指的是我。我就是“火葬场的人”，我就是雅各布的那个“家伙”。不管雅各布做了什么，我都不想让他孤零零地离开人世。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进化，人类的大脑获得了认知死亡的能力，这可谓生而为人的一大幸事（也可能是一大不幸，看你怎么想了）。我们是一群拥有自我意识的可怜虫，成天想方设法地逃避“凡人必有一死”的真相；不管觉得自己多么强大、多么受宠、多么特别，我们都明白死亡乃命中注定，自己最后将变作一摊腐肉。世界上再没有别的物种存在这种精神负担。

假设你是一只瞪羚，正伴着《狮子王》的背景音乐在非洲大草原上吃草。此时，不远处有一只饥肠辘辘的狮子跟在你身后，它突然起身一跃向你扑去，但是这一次你跑得比它快，侥幸逃生。反抗或者逃跑，你本能地做出了判断，但逃命的那一刻令你惊心动魄。经验和进化的结果教会你远离或躲避危险，但确实有那么一瞬间，你吓得心脏都不跳了。可是没过一会儿，你又开开心心地在大草原上吃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吃，我吃，我吃吃吃，直到狮子又开始第二轮进攻。

也许人类在躲过狮子追杀之后，会长舒一口气，不过心里却清楚得很，自己最终难逃一死。死神一直在等待，一想到这里，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好，甚至不能精心料理他人的丧事。

大约在九万五千年以前，一群智人把同类的尸体埋在现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卡夫泽洞穴。1934年，考古学家挖掘出这片遗址，同时发现尸体的埋葬方式很讲究，不像是敷衍了事。一些残存遗骨上带有红色颜料的痕迹，应该是用天然的红色赭石涂抹上去的。考古学家认为，赭石的使用意味着人类在进化之初，就已经懂得了在埋葬死者时举行仪式。其中一具遗骨是一个13岁的小孩，下葬的时候双腿蜷在身体一侧，怀里放有两只鹿角。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祖先对死亡、来生或者遗体有什么看法，但是卡夫泽洞穴中的遗骨表明，他们对此确实有过思考。

当死者亲属来西风殡仪馆安排火化或土葬事宜时，他们一般都坐在接待室，紧张兮兮地用纸杯喝水，一副“要不是有人死了，我才不愿意来这种地方”的表情，当然更多时候是因为自己不得不为丧事买单而闷闷不乐。有时候人们为了看死者最后一眼，会要求在西风的小教堂瞻仰遗体。小教堂偶尔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在福音歌曲的伴随下默默流泪；有时只有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里面，半小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

人们经常在小教堂和接待室之间来回穿行，甚至还会进入员工办公室。但火化间是我的地盘，用麦克的话来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孤零零地“躲在后面”。

我们有一项业务叫“火化见证”，我在西风工作的前几个星期，都没看到有人选择这项服务，直到姓黄的一家人出现。那天早上八点半，我一进门就看见十几个亚洲大妈，正忙着在储藏室里拼凑出一个临时用的灵位。

“麦克？”我一边叫一边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怎么了？”和往常一样，麦克爱答不理地说道。

“嘿，为什么会有人在储藏室里？”我问道。

“哦，对了，今天下午他们要见证火化。他们东西太多，小教堂根本放不下，我就让他们把灵位摆在储藏室里。”他说。

“我……我不知道今天有人要来。”我有些结巴，一想到有人要侵犯我的地盘，打乱我的常规，我就害怕得不行。

“我以为克里斯告诉你了，伙计。别担心，有我在呢。”他说。

麦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也许他闭着眼都能完成火化见证仪式，但对我来说可是个大危机。“火化见证”包含以下几个流程：死者亲属在小教堂默哀，尸体推入火化间，启动火化，家属在旁边观看火化全过程。家属在旁边观看火化全过程。这几乎和运送核弹头一样恐怖。

在西方，以往火葬使用的是柴堆，之后逐渐向工业化演变。早期的火化炉上有一个窥视孔，死者家属像偷窥色情表演似的，通过这道小孔窥看尸体火化。有些殡仪馆甚至要求家属必须亲眼看着尸体送进炉膛。随着时间的推移，窥视孔全部被封了起来，死者家属也不必再踏入火化间。

过去的几十年里，殡仪业挖空心思，尽可能让死者家属远离与死亡相关的方方面面，生怕引起他们的不快。可以告诉你，如此谨慎行事的不仅是火葬场。

我朋友玛拉的奶奶不幸中风，生命危在旦夕，玛拉火速乘上前往佛罗里达的航班，赶去给老人送终。接下来的一周，玛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被病痛折磨：呼吸困难，没法吞咽，不仅身体不能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最后，死亡终于将老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玛拉却没能从始至终参加完奶奶的葬礼。葬礼那天，玛拉发给我一条短信：“凯特琳，坟已经挖好了，我们就站在边上，旁边就是奶奶的棺材和人工草皮。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当着我们的面让棺材入土，结果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棺材还待在原地，根本没埋到坟里。”

只有在玛拉和家人离开后，殡仪馆才会把奶奶的棺材放进墓穴，用黄色的挖土机往里填土。

如今这种逃避死亡的经营战略，成功将哀悼者的注意力转移至“歌颂生命”这一积极主题，毕竟生命比死亡更有市场。一家大型殡葬公司在等候室里摆放了几台小型烤箱，这样一来，新鲜出炉的饼干香气可以缓解死者家属的心情，分散一些注意力——嗯，希望他们的巧克力饼干能掩盖住化学试剂和尸体腐烂的味道。

我回到西风殡仪馆的储藏室，向那些大妈点头致意，她们速度惊人，灵位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黄先生的遗照下方摆满了花圈和一盆盆的水果，不用说，他就是家族中的父权权威。照片完全是照相馆风格，一个年迈的中国老人身穿笔挺的西装，双颊红润得不正常，身后飘着几朵白云。

按照麦克的指示，我和克里斯把黄先生的木制棺材抬到小教堂。打开棺材后，只见黄先生穿着生平最好的一套西装，安详地躺在里面。他的脸很平滑，表情略显僵硬，这是经过防腐处理后的典型尸容，不再是“云彩照”里那副不知所以的严厉模样。

那天早上，越来越多的家属来给黄先生吊唁，每个人都把大量水果和供品放在灵位处。“你，”一个年长的女人极其不满地冲我吼道，“你怎么能穿红衣服？”

红色在中国文化里代表喜庆，是绝对不能在葬礼中出现的。我身上那条樱桃红裙子甚是扎眼，像是在挑衅：“哈，你们这群凭吊的！我可不在乎什么文化差异！”

我想为自己辩解，告诉她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一家今天要来，更不知道他们要来见证火化。但我没说出口，只是含糊地说了句“对不起”，端着一碗橙子从她身边溜走。

此时麦克已经开始给火化炉预热，时间一到，我就跟他来到小教堂。屋里站满了黄先生的亲属，我们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其间不少人都对我的红裙子指指点点。我们把木棺材送至火化间，亲属们紧跟在我们后面，大约有三十个人，蜂拥闯入我的那片圣土。

我们刚一进去，所有人（包括老太太在内）全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长长的哀号声混杂着火化炉的噪音，场面不是一般的诡异。我目瞪口呆地站在他们身后，感觉自己像个人类学家，误打误撞目睹了某种未知的神秘仪式。

聘请职业哭丧人是中国丧葬习俗的一个传统，他们帮助死者家属宣泄哀思之情，力图将葬礼的悲情氛围烘托至极致。现在跪在地板上的这些人，很难分辨出里面谁是黄家人专门雇来渲染气氛的。难不成奥克兰本地有人做哭丧这行？他们看起来伤心得很，不像是装出来的。但话说回来，一大群成年人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放声大哭，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此时此刻，再能忍的人也在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

突然，一个手拿摄像机的男子在人群中走走停停，拍摄这些悲痛欲绝的亲属。我之前没怎么注意到他。他走到一个正在恸哭的人跟前，向上摆了摆手，意思是继续哭，继续！那个人立即大吼一声，声音比刚才大得多，感觉也更真切，然后不住地用手捶地。似乎没有人愿意被拍到一副沉静、克制的模样。

黄家人的举动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仪式，将信仰和行为融为一体。安德鲁·纽博格和尤金·达其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从事脑神经方面的研究。他们指出，如果想要仪式发挥作用，那么参与者必须动用“大脑和身体的所有组成部分，身体行为必须与思想行为调和”。黄家人通过哭泣、下跪和表达悲伤等举动，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某种事物建立起联系。

黄先生的棺材已送进炉膛，麦克示意黄先生的儿子按下点火按钮。这只是一个象征性动作，但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麦克之后告诉我说：“你就得让他们按下按钮，他们特别喜欢这么干。”

黄先生比雅各布幸运得多：他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所以没有沦落到由一个随便指定的、毫无文化敏感性的火化工送他上路。

我们关上炉门，眼瞅着黄先生被火舌吞噬。克里斯迅速冲上前，在机器前点燃了一根巨大的蜡烛。“火化见证”一直由麦克和克里斯组队完成，黄家人也不是第一次在葬礼上哀号，看来没见过世面的只有我一个。

黄先生的火化见证迫使我考虑，如果我的父亲走了，我该做些什么。说实话，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敢肯定，有一些参加火化仪式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伤心，大部分时候都在逢场作戏。不过这没关系，黄家人至少举办了一个仪式。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一点令我非常羡慕。他们知道如何哭得大声，如何表现得悲痛，还知道要带来一筐水果做祭品。家里的丧事使他们团结起来，按照传统的观念和风俗行事。

我的父亲在一所公立高中教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课。虽然学校位于岛的另一侧，但他仍然保证每天五点半起床，开车把我送到火奴鲁鲁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车程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再开一个小时去自己教书的高中上班。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乘坐公交车上学。他为我开过了几千英里的路。在他去世后，我怎么能狠心将他交给别人呢？

我从西风学到的越多，就越觉得开办“死亡美学”殡仪馆的想法不妥当。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根本就是错的。我在西风只待了几个月，便发现自己天真得可笑，竟能想到“把乐趣还给殡仪馆”这种主意。“歌颂生命”式的葬礼不能有尸体出现，也不能谈论死亡，只能让老爸趁着大伙喝潘趣酒的时候放一首老掉牙的摇滚乐，这就好比你用创可贴去给人家处理枪伤，上面还画着Hello Kitty，感觉特别不着调。

不，当我父亲去世时，我要为他举行火葬。我不会选择西风这种仓库似的火葬场，而是一个美丽的殡仪馆，有着大大的落地窗，阳光可以直接照射进来。如果这间殡仪馆拒绝或隐藏死亡的存在，那它算不上美丽；说它美丽，是因为死亡在这里能够被接纳。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自清理亲人的遗体，可以安全、舒适地陪伴自己故去的亲人，直到尸体被火化的那一刻。

1913年，萧伯纳记述了自己见证母亲火化的时刻。她的遗体躺在紫罗兰色的棺材里，双脚先进入炉仓。“哦，看哪！”他写道，“她的双脚神奇地燃烧起来，火焰像缎带似的跳跃着，明亮的色泽如同石榴石。火舌好似圣灵节的热焰，没有烟雾的困扰，样子却颇为热切，一下子将整个棺材全部点燃。我的母亲化成了艳丽的火焰。”

我想象着我的父亲，炉门打开，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如果他在我活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会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化作那“艳丽的火焰”。我不想让别人火化我的父亲。随着我对死亡和殡葬业愈发了解，一想到由他人处理家人的遗体，我就觉得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