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一只蝌蚪。

你把它捉来，放进罐头盒里带回家。尽管罐头盒里装的是河水，它还是很快就死了。父亲曾经希望我们长大以后成为伟人，曾经为我们规划过未来的蓝图，但不管他如何努力呵护，这个希望还是很快就凋零了。我曾经希望，我的哥哥们会一直在那儿，我们会生儿育女，繁衍出一个部落。尽管我们把这个希望养在最最原始的水里，它还是灰飞烟灭了。同样，我们移民去加拿大的希望也在实现前夕被毁了。

这最后一个希望伴随新年而来，带来了一股新的精神，一种平和，掩去了过去一年的悲伤。悲伤似乎不会再回到我们家了。父亲把他的汽车漆成了锃亮的海军蓝。他经常或者说不断地谈起巴约先生的到来和我们移民加拿大的事。他又开始叫我们的昵称了：母亲是Omalicha，意思是美丽；戴维是Onye-Eze，意思是国王；恩肯是Nnem，跟祖母同名。他在奥班比和我的名字前面加上“渔人”作为前缀。母亲的体重也恢复了。然而，这一切都没影响到哥哥。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没有什么消息，无论大小，能让他开怀。坐飞机不能让他激动，住在一个能像巴约先生的孩子们一样骑车或踩滑板上街的城市也不能让他激动。父亲第一次宣布我们有可能去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这消息太重大了，在动物世界里得有奶牛或大象那么大。但对我哥哥来说，这个消息只是一只小蚂蚁。等我们俩回到卧室，他就把那个蚂蚁大小的关于更美好的未来的许诺捏在指间，扔出了窗外。他说：“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哥哥报仇。”

但父亲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月五日早上，他把我们叫醒，宣布他要去拉各斯，就像一年前他把我们叫醒，宣布他要搬去约拉一样。这一幕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听人说，大部分事情的结局与其开端都有相似之处，只不过相似的程度有差别。这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印证。

“我现在就启程去拉各斯。”他宣布。他戴着平时戴的眼镜，把眼睛藏在镜片后面，穿着一件旧短袖衬衫，胸袋上印有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的徽章。

“我带着你们的照片去为你们办理护照。等我回来的时候，巴约应该已经抵达尼日利亚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拉各斯为你们办加拿大签证。”

两天前，奥班比和我剃了头，跟着父亲去找“我们的摄影师”利特尔先生。在“利特尔的小小照相馆”，利特尔先生让我们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椅子上方是一个宽大的布篷，篷顶悬着一盏耀眼的荧光灯。椅子背后有一块白布，遮住了三分之一的墙面。他按了一个按钮，一道炫目的白光闪过。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手指，叫我哥哥坐好。

现在，父亲拿出两张五十奈拉的纸币，放在桌上。“小心点儿。”他高声说。然后，他转过身，像搬去约拉的那天早上一样离开了。

早饭是玉米片和炸土豆。饭后我们去井边打水，要装满家里的贮水罐。哥哥宣布说该做“最后的努力”了。

“妈妈和两个小的一走，我们就去找他。”他说。

“去哪儿找？”我问。

“河边。”他没有扭头看我，“像杀鱼一样杀死他，用带钩的钓竿。”

我点点头。

“我已经两次在河边发现他的踪迹了。他好像每晚都去那儿。”

“是吗？”我问。

“是的。”他点点头。

新年最初几天，他没有提到过使命，但常常陷入沉思，一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样子，还经常偷偷出门，尤其是晚上。回来后，他会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些东西，然后接着画火柴人图。我没问过他去了哪里，他也没告诉过我。

“我监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每晚都去那儿。”哥哥说，“他几乎每晚都去那儿，洗过澡就坐在杧果树下，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如果我们在那儿杀死他，”他顿了顿，似乎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与之相矛盾的念头，“没人会发现的。”

“我们什么时候去呢？”我点点头，含糊地问道。

“他日落时去那儿。”

后来，母亲和两个小的走了。家里就剩我们俩。哥哥指指我们的床说：“我们的钓竿在这儿。”

他把长长的钓竿从床下拖出来。现在，它们末端有个镰刀一样的弯钩。钓线被截短了，弯钩像是被直接固定在竿子上，已经完全不像是钓竿了。哥哥把渔具改造成了武器。这个念头让我僵住了。

“昨天我跟踪他去河边后就把它们拿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准备好了。”

他一定是在悄悄溜出去时改造了这些武器。我顿时满心恐惧，脑海里充斥着各种黑暗的想象。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曾发疯似的满院子找他，急切地想弄清他去了哪里。后来，一个可怕的念头抓住了我，怎么也赶不走。被这个念头驱赶着，我跑到井边，喘着粗气把井盖抬起来。但井盖从我手里滑落，抗议似的砰的一声重新盖上了。这声音吓到了停在橘子树上的一只鸟。它大叫一声飞走了。井口的混凝土碎屑扬起一阵灰尘。尘埃落定后，我再次搬开井盖往井里瞅。阳光从我背后投到水面上，井底的细沙历历可见，水下有一个小塑料桶半埋在沙土里。我手搭凉棚仔细搜寻，直到确信他不在里面。然后，我盖好井盖，气喘吁吁，对自己糟糕的想象力感到失望。

武器就摆在我眼前，为哥哥们报仇这个使命变得真实而具体，我像是第一次被告知。哥哥把武器放回床下。我想起我们要去加拿大上学，和白人一起接受最好的西方教育。父亲经常谈论西方教育，好像它是天堂的一部分，而他连门边都没摸到。西方教育在加拿大像森林里的树叶一样普通。我想去那里，我想让哥哥和我一起去。而他还在讲那条河，讲我们该怎么埋伏在河岸上等疯子过来。我猛地叫道：“不，奥贝！”

他吃了一惊。

“不，奥贝，咱们别干了。你想，我们要去加拿大了，要去那里生活了。”我趁他不说话，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咱们别干了。离开这里，我们长大以后会变成查克·诺里斯或者约翰上校那样的人。到时候我们再回来毙了他，甚至——”

我话还没说完就打住了，因为他开始摇头。我看到他含泪的双眼里燃起了怒火。

“怎么……怎么了？”我结巴了。

“你是个傻瓜！”他叫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想要我们逃走，逃到加拿大？伊肯纳在哪儿？我问你，波贾在哪儿？”

他一开口，我脑海里美丽的加拿大街景就变模糊了。

“你不知道，”他说，“可我知道。我还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帮忙。我会自己来。”

在加拿大街头骑车的男孩的形象迅速退出了我的脑海。我迫切地、绝望地想讨好他。“不，不，奥贝，”我说，“我会和你一起去。”

“你不会去！”他叫道，快步冲了出去。

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后来我怕了，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怕死去的哥哥们听见我不愿意为他们报仇，就像奥班比说的那样，我去了阳台，坐在那里。

哥哥出去了好久，去了哪儿我永远不会知道。在阳台上待了一会儿，我去了后院。后院的晾衣绳上挂着妈妈的一件彩色裹身衣。我踩着一根较低的树枝，爬上橘子树，坐在上面想所有这些事。

后来，奥班比回来了。一回来就直接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从树上溜下来，跟着他进了房间，跪下来乞求他带我一起去。

“难道你不想去加拿大了？”他问。

“你不去，我也不去。”我回答。

有那么一会儿，他站着一动不动。后来，他走到房间另一头，说：“站起来。”

我站了起来。

“听着，我也想去加拿大。所以我才想快点儿把这事办完，然后收拾行李。难道你不知道，爸爸是去办护照了？”

我点点头。

“听着，要是没完成这件事就离开尼日利亚，我们不会快活的。你听好了，”他靠近我，“我比你大，懂的比你多得多。”

我点头同意。

“所以，现在我说，你听。要是我们没做成这事就去加拿大，我们会后悔的。我们不会快活。你想不快活吗？”

“不想。”

“我也不想。”他说。

“咱们走吧，”我已经被说服了，“我想跟你去。”

他犹豫了：“是真心话吗？”

“真心话。”

他仔细端详我的脸：“真心话？”

“是的，真心话。”我一遍又一遍地点头。

“好吧，那我们走。”

正是黄昏，影子像深色的壁画一样到处蔓延。哥哥早已把武器用旧裹身衣包好，放到了百叶窗外面，这样母亲就不会看到。我等着他走到我们窗子外面，拿出钓鱼线。他递给我一个手电筒。

“万一我们要等到天黑呢。”我接过来的时候他低声说，“现在时机正好，我们肯定能在河边找到他。”

我们像从前一起钓鱼时那样走进黄昏，手里拿着用旧裹身衣包好的钓竿。天边的景色似曾相识。天空红彤彤的，太阳是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火球。我们朝阿布鲁的卡车走去，我注意到我们街上的木头路灯柱被撞倒了，街灯碎了，灯罩里固定灯泡的电线松开了，荧光灯丝爆了，松松地垂着。我们尽量避开邻居们的目光。他们知晓我们家的事，看到我们经过身边，他们会用同情甚至猜疑的眼光看我们。

等待的时候，哥哥告诉我，之前他来奥米-阿拉河边时曾经看到有些男人摆出奇特的姿势，像是在拜神，希望他们今晚不会来。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听到了阿布鲁的声音。他高兴地唱着歌，歌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他在一栋平房前面停下脚步。那里有两个男人赤裸着上身面对面坐在一张木头长凳上掷骰子。他们有一块长方形玻璃板，上面印着一个白人女模特。两人按板上标记的路线掷骰子，谁先抵达得奖线谁就是赢家。阿布鲁跪在他们跟前喋喋不休，还拼命摇头。正值黄昏，他该变形了，变成非凡的阿布鲁，他的眼睛该从人的变成精灵的了。他的祈祷声低沉得像呻吟。两个男人继续玩游戏，好似不知道他是在为他们祈祷，好似他们中的一个不是金斯利先生，另一个的约鲁巴名字不是以“科”结尾。我听到了预言的最后一段：“……金斯利先生，当你的这个孩子说他准备用自己的女儿做金钱仪式的祭品的时候，他会被持械抢劫的人打死，血溅自己的车窗。万军之主、撒播绿色的人说他会——”

阿布鲁还没说完，那个被他称为“金斯利先生”的男人就跳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跑进平房，拎了一把大砍刀出来追他，满嘴都是恶毒的诅咒，一直把阿布鲁追到一条被埃桑草包围的小径上才停下脚步。临走前不忘警告，要是阿布鲁再敢靠近他家，他非杀了他不可。

我们悄悄地离开那里，跟着阿布鲁朝河边走去。我跟在哥哥后面，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拖去受罚的小孩，怕极了即将来临的鞭打，但又逃不脱。一开始，我们走得很慢，以免引起路人的注意，奥班比拿着包好的钓竿，我拿着手电筒；一走到挡住街道的天国教教堂附近，我们就加快了脚步。一头小山羊趴在教堂大门对面，身边是一摊用黄色尿液画成的地图。一张显然是被风刮过来的旧报纸像广告一样卡在门缝里，半张在门里，半张摊开在门外的泥地上。

“咱们就在这儿等。”哥哥喘了口气说。

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通向河岸的小路尽头。我看得出来，他也害怕。我们从中汲取勇气的乳房已经被吸干，瘪得像老母羊的胸脯。他吐了一口唾沫，用帆布鞋把它碾进土里。我知道我们已经够接近目标了，因为我们能听见阿布鲁在河边拍手唱歌。

“他就在那儿，咱们进攻吧。”我说着心跳再次加快。

“不，”他摇头低声说，“我们得再等等，确保没有别的人过来，然后再杀他。”

“但是天快黑了。”

“别担心。”他说，他环顾四周，伸长脖子看向远处，“咱们一定要确保动手的时候没别人——那两个男的。”

我注意到他嗓子沙哑，像是哭了好久。在我的想象里，我们变成了他画的凶狠的火柴人，能够无所畏惧地杀死阿布鲁；但我怕我没有画里那些小人那么勇敢，没办法用石头、刀子和带钩的钓竿干掉疯子。正当我浮想联翩的时候，哥哥解开了钓竿，递给我一根。鱼竿很长。我们像手持长矛的古代勇士一样让它们竖立在身侧。它们比我们还高。然后我们继续等。突然，水花声、歌声和拍手声同时响起。哥哥瞥了我一眼。虽然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在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每次听到他这么问，我就会心焦地等待哥哥的命令，我的心跳就会暂停，然后重新起跳。

“本，你害怕吗？”他递给我一根带钩的钓竿，把包在外面的裹身衣扔进灌木丛，然后问道，“告诉我，你怕吗？”

“是的，我怕。”

“你为什么害怕？我们马上就要为伊肯纳和波贾报仇了。”他抹了一把眉毛，任鱼线垂到草丛里，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

他靠近我，举起他手里的带钩钓竿，上面的裹身衣掉了下来。他给了我一个拥抱。

“听着，别害怕。”他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我们在做正确的事，上帝也知道。我们会获得自由。”

我太害怕了，心里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我想说他应该回头，我们应该回家；我想说我怕他会受伤——只是咕哝着放了一颗言语烟幕弹：“咱们动作快点儿。”

他看着我，他的脸庞像灯笼一样慢慢变亮。我看得出来，在那值得记住的一刻，是我死去的哥哥们温柔的手点亮了灯笼。

“我们会的！”哥哥朝黑暗中喊了一句。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朝河边冲去。我紧跟其后。

后来，在我们抵达河岸之后，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高叫着扑向阿布鲁，但我们就这样做了。也许是因为我起跑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了，我想激活它；或者是因为哥哥在我们像古时候的勇士一般冲锋的时候呜咽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灵魂像皮球般在我前面滚动，滚过一片淤泥。我们抵达河岸时，阿布鲁正仰面躺在地上，大声唱着歌。河流在他身后蜿蜒，水面笼罩在黑暗中。他闭着眼睛，虽然我们冲过去的时候从内心深处发出一阵狂喊，但他似乎没意识到我们的目标是他。那一刻，我们好似神灵附身，我的理智被撕得粉碎。我们一边哭一边疯狂地用鱼钩招呼他的胸口、脸、手、头、脖子和其他所有我们能够到的部位。疯子既愤怒又茫然。他举起双臂护住自己，倒退着跑，又是高喊又是尖叫。鱼钩戳破了他的身体，血液从伤口汩汩流出，每次我们往回收鱼钩的时候都会带出碎肉。虽然我大多数时候都紧闭双眼，但每当我稍稍睁开眼睛，我就会看到碎肉飞离他的躯体，他浑身都在滴血。他无助的叫喊震撼了我。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笼中的鸟一样，一次又一次愤怒地、狂乱地扑向他，从一根栏杆跳到另一根，从鸟笼的顶部飞到底部。疯子哇哇乱叫，声音震耳欲聋，身体慌乱地扭动。我们不断地甩竿、拉回、击打、尖叫、哭喊、抽泣，直到阿布鲁越来越虚弱，哭得像个孩子，浑身是血，倒退着跌进河里，激起一阵水花。以前我听说，要是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不管那东西多么难以捉摸，只要他的脚不放弃追逐，他最后一定能抓住它。我们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们看着他的身体像受伤的利维坦一样被河水卷走，血液突突地喷在越来越暗的水面上。这时，我们身后有人高声说起了豪萨语。我们惊慌地回头，看见两个男人朝我们奔来，他们手中的手电筒一闪一闪。我们还没来得及迈腿，其中一个人就扑了上来，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裤子。他身上酒气很重。他把我扑倒在地，嘴里胡乱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看见哥哥一边高叫我的名字一边沿着河边的树奔跑。另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他后面跌跌撞撞地追。第一个男人钳着我的左臂。要是我再用力往外抽，我的手臂大概会扯断。在挣扎的过程中，我抓到了带钩的钓竿，鼓起全部勇气用带钩的那头打他。他大叫一声，痛得直跳脚。他的手电筒掉到地上，照亮了他的一只靴子。我马上认出这是一个士兵。我们之前在河边看到过一群士兵。

恐惧吞噬了我。我发疯似的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我跑过一排排房屋，跑过灌木小径，一直跑到阿布鲁的破卡车附近才停下来，双手拄膝，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想呼吸，我想活命，我想获得安宁——这些我都想。就在我弯腰屈膝之时，我看见那个追我哥哥的士兵转身往河边跑去。我俯下身子躲到阿布鲁的卡车后面，心跳加速，生怕他路过时看见我。我一动不动地等着，想象着那人突然出现，把我从卡车后面拖出去。等着等着，我渐渐放下心来：那人不可能看见我，因为卡车附近没有路灯，最近的那盏路灯坏了，灯泡从镇流器上弯下来，苍蝇绕着它飞来飞去，就像秃鹫们在腐肉上方盘旋。后来，我爬过卡车和我们家院子背后的陡坡之间的一小块林地，直起身跑回了家。

我知道母亲一定已经收摊回家，所以我穿过猪嬉戏的烂泥潭，打算翻墙进后院。月亮照亮了夜空，树木面目可怖，一个个就像安静矗立的怪物，脑袋黑黝黝的，看不清楚。我走近院墙时，有一只蝙蝠飞过。我看着它往伊巴夫家的房子滑过去，想起了伊巴夫的外祖父，那个唯一有可能看见波贾坠井的人。九月的时候，他死在城外一家医院里，享年八十四岁。爬墙时，我听到有人小声说话。奥班比站在院子里的井边等我。

“本！”他的声调变高了。他迅速从井边直起身。

“奥贝。”我一边爬一边叫他。

“你的钓竿呢？”他努力控制住呼吸。

“我……把它丢在那儿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

“它卡在那人手里了。”

“真的？”

我点点头。“他差点儿抓住我，那个士兵。所以我拿钓竿打他了。”

我哥哥似乎没听懂。我一边跟着他往后院种西红柿的菜地走，一边给他解释。之后，我们脱下染血的衬衫，抛过院墙。它们像风筝一样飘落到院子后面的灌木丛里。哥哥把他的钓竿藏在菜园后面。但他打开手电筒的时候，我看到钩子上还挂着一小片从阿布鲁身上扯下来的肉。哥哥拿鱼钩在墙上磕了磕，把肉片磕掉了。我蹲在墙边吐了起来。

“别担心。”他说，蟋蟀的夜鸣为他的话加上了标点符号，“结束了。”

“结束了。”我耳朵里有一个声音重复道。我点点头。哥哥放下钓竿，慢慢地走过来，抱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