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肯纳是条蟒蛇。

一条盘踞在树上、睥睨同类的野生巨蛇。伊肯纳在挨了鞭子之后变成了一条巨蟒。鞭打改变了他。我所认识的伊肯纳脱胎换骨了：新的他善变、暴躁，安静不下来。他的蜕变早在挨鞭子之前就悄悄地开始了，但表象等到受罚之后才显现出来。他开始做以前我们从没想到他会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伤害一个大人。

那天早上，父亲启程去约拉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去了教堂，伊肯纳把波贾、奥班比和我召集到他的房间，宣布我们得惩罚告密的伊娅·伊亚波。我们借口挨打后身体不适没去教堂，围坐在他房间的床上听他说话。

“我一定要拿回我那一磅肉。你们必须跟着我，因为是你们惹的祸，”他说，“要是你们听了我的话，她根本不可能教唆父亲把我揍得这么狠。看看，你们自己看看——”

他转身拽下短裤。奥班比闭上了眼睛，但我没有。我看到他红肿的屁股上鞭痕累累，就像拿撒勒的耶稣背上的鞭痕——有长有短，还有的相互交错形成了猩红的×，有的格外醒目，就像身被厄运的人的掌纹。

“全怪你们和那个白痴女人。所以，你们都给我好好想一想，该怎么惩罚她。”伊肯纳打了个响指，“今天就得惩罚她。这样她才能明白，多管闲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窗户后面传来了山羊的叫声。咩咩咩咩咩咩！

波贾恼了。“又是那只神经病山羊，又是它！”他叫着站起来。

“坐下，”伊肯纳大声说，“让它去。在妈妈从教堂回来前，先给我出出主意。”

“好吧，”波贾重新坐下，“你们都知道伊娅·伊亚波养了好多母鸡吧？”他面朝山羊叫声传来的窗户坐了一会儿，显然还在想着那头山羊，同时嘴上说道：“真的，她养了好多母鸡。”

“大多数是公鸡。”我插了一句，因为我想让他明白，公鸡才会打鸣，母鸡不会。

波贾嘲讽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但是你非得告诉我们鸡的性别吗？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别因为你傻乎乎地喜欢动物就在重要场合——”

伊肯纳斥责他：“哦，波贾，你什么时候才能分清主次呢？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出主意。傻山羊咩咩叫你生气，本跟你分辩公鸡母鸡你又骂他。这不浪费时间吗？”

“好吧，我建议我们抓一只鸡，杀掉做炸鸡吃。”

“这可真叫致命伤害！”伊肯纳一边感叹一边做出快要吐了的表情，“但我觉得吃那女人的鸡不合适。我们怎么炸鸡啊？妈妈立马就能闻出我们在家里炸过东西了。她会怀疑我们偷鸡，而偷东西会让我们挨更多鞭子。我们谁也不想再挨鞭子了。”

伊肯纳从来不会不假思索地否决波贾出的主意。他们互相尊重。我很少看见他们争论，虽说他俩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只有一个“对”或“错”。这回也不例外，波贾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奥班比建议我们扔石头到那女人的院子里，最好能砸到她或者她的某个儿子，然后在他们追出院子之前逃走。

“错。”波贾说，“她的儿子个个身材高大，总是吃不饱，穿得破破烂烂的，肱二头肌壮得像阿诺德·施瓦辛格。万一被他们抓到了，挨一顿揍，怎么办？”他比画了一下他们肌肉隆起的手臂。

“他们会比父亲下手还狠。”伊肯纳指出。

“是啊，”波贾说，“我们想想就够了。”

伊肯纳点头同意。只剩下我还没出过主意。

“本，你说呢？”波贾问。

我倒吸一口气，心跳加速。每当哥哥们催促我做决定而不是替我做决定的时候，我总是信心不足。我的脑子还在盘算，但嘴巴已经在自说自话了：“我有主意了。”

“那就说出来！”伊肯纳命令道。

“好，艾克，好。我建议我们抓一只公鸡，然后，”我紧盯着他的脸，“然后——”

“怎么样？”伊肯纳说。他们像端详奇迹一样专注地看着我。

“斩首。”我把话说完了。

我的话音刚落，伊肯纳就叫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伤害！”波贾猛地睁大了眼睛，鼓起掌来。

哥哥们夸奖我出了个好主意，我的灵感来自开学时我们的约鲁巴语老师在班上讲的一个民间故事。故事里有个邪恶的男孩，他砍下了他们国家所有公鸡和母鸡的头。我们跑出自家院子，找了一条自以为隐秘的通向那女人家的小路，穿过低矮的灌木丛，路过一家木匠铺。木匠铺里的人正在锯木头，锉床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我们只好捂住耳朵。伊娅·伊亚波这个女人住在一所小小的平房里，平房的外观跟我们家一样：一个小小的门廊，两个装了百叶窗和窗纱的窗户，墙上挂着电表箱，装了一扇防风门。不过，她家的院墙不是用砖头水泥砌的，而是用泥土垒的，有的地方因为长期日晒而开裂了，上面还有各种污渍。一根电线从院子里的树枝间穿过，连到院外一根高高的电线杆上。

我们侧耳倾听里面的人声，但伊肯纳和波贾很快判断院子里没人。伊肯纳一声令下，奥班比踩着伊肯纳的肩膀翻过了院墙。下一个是波贾。我和伊肯纳留在原地放哨。没过多久，公鸡咕咕叫和乱拍翅膀的声音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两个哥哥的脚步声紧随其后。追逐了几圈之后，我们听到波贾说“稳住，稳住，别放手”。之前我们在奥米-阿拉河边钓鱼时，鱼钩会缠在一块儿。那时我们也会说“稳住，稳住，别放手”。

伊肯纳闻声攀上院墙，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抓到了鸡，但很快又滑了下来，只好隔墙回应波贾。“别放手，别放手。”他把一只脚尖探进墙上的一个洞里，屁股从裤腰上面露了出来。墙上的土屑剥落如雨。一只脚站稳后，他伸手攀住墙，用力一撑。一只小蜥蜴从他的手背后爬出来，惊慌地跑远了。它那彩色的身躯平滑而有光泽。伊肯纳的上半身探进了院子，下半身还在院墙外。他从波贾手中接过公鸡，叫道：“好兄弟！好兄弟！”

我们回到自家院子，径直去了后院的花园。后院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三面围着水泥砖墙，其中两堵墙分别把我们家同伊巴夫家和阿巴提家分隔开来。第三堵墙正对着我们的平房，墙后是个垃圾填埋场，里面住着一大群猪。一株木瓜树从那边墙头探过来，一株看不出年纪的橘子树立在墙和院子里的水井之间，离水井大概有五十米远，雨季格外枝繁叶茂。水井是地上开的一个大洞，洞口砌了水泥井栏。井栏上有个金属盖。父亲在旱季时会用挂锁把盖子锁上，以防阿库雷其他水井干涸后有人溜进我们院子来打水。在后院另一边，挨着伊巴夫家的地方，妈妈开了一小块地，种西红柿、玉米和秋葵。

波贾把失去抵抗力的公鸡放在我们选定的地方，拿起奥班比从厨房取来的刀。伊肯纳和他一起把鸡摁住，毫不理会鸡叫得有多响。我们的视线紧随波贾手中的刀。令人惊讶的是，波贾的动作颇为从容，轻轻一划就割破了公鸡皱巴巴的脖子，好像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好像他注定要再干一次。公鸡抽搐着，拼命挣扎，但被我们牢牢控制住了。我抬头看见伊巴夫的祖父坐在隔壁那栋能俯瞰我们院子的二层楼顶层宽大的阳台上。这个矮小的老头儿几年前出了事故，从那以后就不说话了，整天只是静静地坐着，任我们嘲弄。

波贾割下了公鸡的头，鲜血从鸡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我再次回头去看那个哑巴老头儿。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像个现身示警的天使。到底警示些什么，太远了，听不见。我没看到鸡头掉进伊肯纳在地上挖出的小洞，但我看到鸡的身体剧烈扑腾，血柱四射，翅膀扇起尘土。我的哥哥们把它按得更紧，直到它渐渐不动了。接着，波贾提着无头鸡尸，我们簇拥着他，身后洒下一串血迹。为数不多的几个旁观者面露异色，我们则泰然自若。波贾把死公鸡掷过院墙。

鸡尸冲向空中，鲜血四溅。等它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我们的报复就算完满了。

然而，伊肯纳令人恐惧的蜕变并非始于此时，在父亲有关回报的告诫之前很久就有了端倪，比邻居抓到我们在河边钓鱼还要早。最早的迹象是他试图让我们讨厌钓鱼，不过没成功，因为那时候我们打心眼儿里热爱钓鱼。他徒劳地向我们揭示我们从未观察到的大河的阴暗面。就在我们被邻居抓到的前几天，他还抱怨说，河边的灌木丛里满是排泄物。虽然我们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在灌木丛里大小便，也没闻到过他煞费苦心向我们描述的气味，但波贾、奥班比和我都没跟他争论。他一度声称奥米-阿拉河里的鱼都受了污染，不许我们把鱼带进他的房间。从那以后，我们就把鱼放在我和奥班比的房间里。他甚至抱怨说，他在钓鱼的时候看到过骷髅在水面下浮沉。他还指责所罗门带坏了我们。他的语气就好似这些都是他新近领悟到的无可否认的真理，但我们对于钓鱼的热情就像瓶子里冻住的液体，消融起来没那么容易。倒不是说我们有鱼钓就满足了；我们都有不满意的地方。波贾嫌这条河太小，里面只有“没用的”鱼。让奥班比感到困扰的是，晚上水下没有光线，鱼儿们怎么活动。他很纳闷，当夜色像毯子一样盖住河面的时候，鱼怎么还能游来游去——它们既没有电又没有灯笼。我讨厌那些脆弱的胡瓜鱼和蝌蚪，就算抓上来养在河水里还是死得那么快！这种脆弱有时候让我欲哭无泪。邻居抓到我们钓鱼的第二天，所罗门来敲我们家的门。伊肯纳一开始坚持不去河边，但看到我们，他的弟弟们，不管不顾地要去，也跟了过来，从波贾那里拿走了钓竿。所罗门和我们几个还为他喝彩，赞扬他是最勇敢的“渔人”。

伊肯纳的心魔很有耐心，在我们密谋并执行对伊娅·伊亚波的报复的时候蛰伏不出，等候时机。直到有一天，伊肯纳宣布同奥班比和我脱离关系，只跟波贾好，它才完全掌控了他。伊肯纳和波贾不让我们进他们的房间，挨鞭子一星期之后他们新发现的足球场也不许我们跟着去。奥班比和我很想有他们做伴，每晚都徒劳地等他们回家，期盼我们之间悄然消逝的亲密能够恢复。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伊肯纳似乎把我们像咳痰一样咳出去了。

就在那段时间，伊肯纳和波贾同隔壁阿巴提先生家的一个孩子对上了。阿巴提家有一辆快要散架的卡车，车身涂得花里胡哨，上面写着“生于阿根廷，长于阿根廷”，因此得了个诨名叫“阿根廷”。因为太老旧，每次发动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响彻整个街区，吵醒清晨还在睡梦中的邻居们。抱怨、吵架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有一次吵起来的时候，一位女邻居丢了只鞋子过来，阿巴提先生的脑袋被鞋跟砸起个大包，好久都没消掉。从那以后，阿巴提先生每次发动卡车前都会派一个孩子去通知邻居们。那孩子会在每个邻居的家门或院门上敲几下，通报说“爸爸要发动阿根廷了哦”，然后跑向下一家。那天早上，伊肯纳——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好斗——指责阿巴提家的老大是个“讨厌鬼”，然后同他打了起来。父亲常用“讨厌鬼”形容发出不必要噪声的人。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们放学回家，吃了饭。他和波贾去踢球，奥班比和我伤心地留在家里。半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我们连一个电视节目都还没看完——这个节目讲的是一个人是怎么解决家庭纠纷的。他们快步进了自己房间。我看到伊肯纳满脸尘土，上嘴唇肿了，后背印着绰号“奥科查”和10号字样的球衣上血迹斑斑。他们一关上门，奥班比和我就跑进我们的房间，将耳朵贴在墙上，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一开始，我们只听到壁橱门开开关关，接着是他们在旧地毯上走动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听到说话声。“要不是我觉得，如果我加入，内森和塞贡也会加入，他们的人就会比我们多，我早就加入战团了。”这是波贾在说话，他还没说完，“要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加入，要是我知道就好了。”

这段剖白之后，是脚踩过地毯的声音。然后波贾说：“可他没有真的打败你，那只癞蛤蟆，他只是运气好，”他顿了顿，好像在搜索恰当的字眼，“才把你……弄成了这样。”

“你没有为我而战，”伊肯纳突然叫道，“没有！你袖手旁观。别抵赖了。”

“我本来可以——”波贾顿了顿，又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什么也没做！”伊肯纳嚷道，“你袖手旁观！”

他的嗓门太大，连待在自己房间的母亲也听到了；那天恩肯拉肚子，母亲没出去摆摊。她匆忙起身，人字拖在地板上弄出一串啪嗒声，接着，她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怎么回事？你们干吗那么大声？”

“妈妈，我们想睡觉。”波贾说。

“你们不开门，是想睡觉喽？”她问。没有人回答。她又说：“刚才你们在吵什么？”

“没什么。”伊肯纳不耐烦地说。

“最好没什么，”母亲说，“最好没事。”

她的人字拖再次有节奏地拍打着地板。她回房去了。

第二天放学后，伊肯纳和波贾没有出去玩，而是待在自己房间里。奥班比想借此机会同他们搭上话。电视里正好在播伊肯纳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他想用这个节目把他俩引到客厅来。自从邻居抓到我们在奥米-阿拉河边钓鱼，他们俩再也没看过电视。奥班比非常怀念我们一起看着最喜欢的节目——约鲁巴语肥皂剧《阿巴拉·奥韦》和澳大利亚电视剧《丛林袋鼠斯基比》——笑成一团的日子。每次播这些节目的时候，奥班比都想招呼他们，但又怕惹怒他们。不过这一天，他决定孤注一掷，也因为《丛林袋鼠斯基比》是伊肯纳的最爱。他先是伸长脖子透过钥匙孔偷窥他们的房间，然后画了一个十字，嘴唇无声地翕动，看唇形是在咕哝“圣父、圣子与圣灵”。接着，他在客厅里一边踱步一边唱起了主题曲：

斯基比，斯基比，丛林袋鼠斯基比。

斯基比，斯基比，我们的好朋友斯基比。

在两个哥哥不理我们的黑暗日子里，奥班比多次跟我说，他想结束这种分裂，但我总是警告他，别惹恼他们。之前每次他有这样的打算，都被我劝阻了。这次，他一开口唱那首歌，我就开始替他担心。“别，奥贝，他们会揍你的。”我打手势叫他住口。

我的恳求就像突然在皮肤上掐一下那样没激起多少反应。他愣了一下，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似乎不确定刚才听到了什么，甩甩头又唱了起来：“斯基比，斯基比，丛林袋鼠斯基比——”

随着哥哥们房间的门把手开始转动，他的歌声停了下来。伊肯纳走出房间，坐在我身旁的沙发上。奥班比呆呆地站在墙角，头上是个镜框，里面嵌着一张一九八一年拍的照片。照片上，我们的奶奶内妮抱着刚出世的伊肯纳。他维持着那个姿势站了很久，像被钉在了墙上一样。伊肯纳坐下后，波贾也跟着出来了。

袋鼠斯基比刚跟一条响尾蛇打了一架。每次蛇吐出芯子攻击它，它都会一蹦老高。这会儿，袋鼠正在舔爪子。

“哦，我最讨厌这傻帽舔爪子了！”伊肯纳恼怒地说。

“它刚跟一条蛇打了一架，”奥班比说，“你们应该早点儿出来看——”

“谁问你了？”伊肯纳咆哮着跳了起来，“我说，谁问你了？”

他一怒之下踢中了恩肯的塑料学步车。学步车撞到了放着电视机、录像机和电话的大搁架。一个镜框向后摔下了橱柜，里面嵌着父亲刚入职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时拍的照片，玻璃碎了一地。

“谁问你了？”伊肯纳无视父亲珍视的照片的命运，第三次问道。他按下电视机上的一个红色按钮，把电视机关了。

“好了，你们都给我滚进房间去！”他大声说。

奥班比和我喘着气跑进我们的房间。从客厅传来伊肯纳的声音：“波贾，你干吗还待在那儿？我说了，你们都给我滚进房间去。”

“什么？艾克？我也要进去吗？”波贾吃惊地问。

“对，我说了，你们都给我滚进房间去，所有人！”

一片寂静中，波贾拖着脚走进了房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客厅里只剩下伊肯纳。他打开电视机，坐下来看节目——独自一人。

我相信，伊肯纳和波贾之间的裂痕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之前他俩可是亲密无间。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从此，怒火在脑海中燃烧，虚空炸裂开来。他们俩不再讲话。波贾像堕落天使般降临到与他们隔绝已久的奥班比和我身边。

在伊肯纳蜕变的早期，我们都希望那只攥住他心灵的手能很快松开。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伊肯纳和我们越来越疏远。大约一个星期后，他跟波贾吵了起来，还动了拳头。当时，奥班比和我待在我们房间，因为每当伊肯纳走进客厅，我们就会避开。但波贾往往不挪窝。一定是这点激怒了伊肯纳，他俩才会吵起来。我听到他们在客厅大打出手，相互咒骂。那是一个星期六。母亲星期六不再出摊，当时在小睡。她被惊醒后立即跑进了客厅。之前她刚给哭闹的恩肯喂过奶，只是胡乱用裹身衣裹着她从胸脯到膝盖的部位。母亲先是高声命令他们住手，见他们置若罔闻，就插到两人中间，把他们往两边推，但波贾仍拽着伊肯纳的T恤不放。伊肯纳拼命想挣脱，他猛地拉了一下波贾的胳膊，结果不小心扯掉了母亲的裹身衣，她整个上身直到内裤都露在了外面。

“噢！”母亲叫了起来，“你想遭天谴吗？看看你做了什么——你扯掉了我的衣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看见赤身裸体的我？你知道这是亵渎吗？”她把裹身衣重新裹好，“我会把你们干的好事一件一件说给埃姆听。你们别担心。”

她朝他们俩打了个响指。他俩这下分开了，呼呼地喘着粗气。

“现在告诉我，伊肯纳，他对你做什么了？你们干吗打架？”

伊肯纳把他的T恤丢在一边，嘴里发出嘘嘘声。我惊呆了。在伊博文化里，对长辈发出嘘嘘声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

“伊肯纳？”

“哦，妈妈。”伊肯纳说。

“你刚才对我嘘了？”母亲本来说的是英语，此时双手捂胸，又用伊博语重复了一遍。

伊肯纳没回答。他后退几步，从之前坐的沙发上拿起T恤，走进自己房间，狠狠地摔上房门，客厅的百叶窗都被震动了。这粗鲁的行径让母亲张口结舌。她死盯着那扇房门，怒火中烧。要是没注意到波贾的嘴唇裂开了，她接下来肯定会闯进去教训伊肯纳。波贾正在用衬衫擦嘴唇，衬衫上沾有猩红的小点。

“是他干的？”母亲问。

波贾点点头。他的眼睛红红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忍住了，因为一旦让眼泪流下来，就证明他被打败了。哥哥们也好，我也好，打架的时候很少哭，即便挨了很重的拳脚或者被打中了特别怕痛的部位。我们总是拼命忍住眼泪，走到别人都看不见的地方才哭出来，有时候还会放声大哭。

“回答我，”母亲提高了声调，“你聋了吗？”

“是的，妈妈，是他干的。”

“谁？伊肯纳干的？”

波贾点点头，眼睛盯着手上的脏衬衫。母亲走近他，伸手想触摸一下他受伤的嘴唇，波贾痛得缩了一下。她后退了一步，视线没有离开波贾的嘴唇。

“你说是伊肯纳干的？”她又问了一遍，好像没听见波贾的回答。

“是的，妈妈。”波贾说。

她再次整理了一下裹身衣，快步走向伊肯纳的房间，一边砰砰敲门一边命令伊肯纳开门。里面没有动静。她大声威胁，话语中夹杂着啧啧声，以示决心。“伊肯纳，给我开门，否则我会让你看清楚谁是你母亲，你是从谁身上掉下来的肉。”

由于她的威胁中夹杂了啧啧声，门很快就打开了。她扑向伊肯纳，又打又骂。伊肯纳挑衅的态度很不寻常。每挨一下打，他都会出声抗议，甚至威胁要打回去。这让妈妈更生气，下手更不留情。他毫无顾忌地大叫，抱怨妈妈只恨他却不骂挑起争端的波贾。最后，他把她推倒在地，跑了出去。母亲在后面追赶，裹身衣又松脱了。等她跑进客厅，他已经不见了。她像之前一样把裹身衣往上拉，好遮住胸部。“天哪，地哪，我发誓，”她用食指尖触碰舌头，“伊肯纳，在你父亲回来之前，这家里没有东西给你吃。我不在乎你吃什么，就是不许你在家里吃东西。”她哽咽了，“这家里没有东西给你吃。在埃姆回来之前，不许你吃家里的东西。”

她这话不只是说给聚集在客厅里的我们听的，也是说给外人听的。邻居们说不定正在蜥蜴不时出没的院墙外面听得起劲呢。伊肯纳已经没了踪影。他大概是走到街对面，沿着土路往北去了萨博。萨博是城里的一个区，那里有古老的小山丘，山丘周围有三所学校、一家快塌了的电影院和一个巨大的清真寺。每天拂晓，清真寺里的宣礼员都会用功率强劲的扩音器召唤人们起来祷告。那天他没有回家。至于那晚他睡在哪里，他从未透露过。

母亲整夜都在家里踱步，焦急地等待伊肯纳敲响防风门。到了半夜，出于安全考虑，她不得不锁上门——那时候阿库雷常有持械抢劫的事发生。她怀揣钥匙坐在门边继续等。我们都被她赶去睡觉了，只有波贾还留在客厅，因为他怕伊肯纳，不敢进房间。奥班比和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听母亲的动静。那天晚上，她出去过好多次，每次都以为听到了院门的响动，但每次都是一个人回来。她根本坐不住。后来下起了大雨。她给父亲打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我试图想象父亲坐在危险的约拉的新家里戴着眼镜读《卫报》或《论坛报》。电话线路的杂音破坏了我的想象。母亲也因此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很快就发现我和哥哥们在我们靠近乌穆阿希亚的老家阿马诺村踢球。我们二对二。踢球的地方在河边。波贾飞起一脚把球踢到了一座人行桥上。这座桥一度是过河的唯一途径。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比夫拉士兵们炸掉了交通干道上的大桥，草草建了这座桥，以便在尼日利亚军队入侵之时他们自己能过河。这座隐藏在丛林中的小桥是用木板条搭建的，板条和板条之间由生锈的金属环和粗绳子连接。桥上没有栏杆，过桥的人全靠自己稳住。桥下的河床岩石嶙峋。这些岩石是丛林中的丘陵的延伸段，只有在水面下才看得清。伊肯纳不假思索地跑上桥，转眼就到了桥中间。但等他捡起球，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危险。他惊恐地凝视着脚下的河水，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跌下桥去，在岩石上摔得血肉模糊的场景，不由得叫了起来：“救命！救命！”我们和他一样害怕，叫道：“伊肯纳，回来，回来。”他听从了我们的恳求，张开双臂，听任足球坠下去，像一个蹚过泥潭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朝我们走来。他的身体摇摇晃晃，那些久经风霜的板条嘎吱作响。突然，桥断成了两段。伊肯纳慌乱地叫着“救命”，随着断木头、金属环一起掉了下去。我被吓醒了，听到妈妈正在责备伊肯纳，因为他不顾生命危险在外过夜，弄得身上全湿了，还生了病。我听说，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心脏不会充满活力地跳动，而是会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直到最终泄气。我哥哥就是这样。那天早上，我一听见他的声音就立刻奔到客厅。他浑身湿透，一脸无助和病容。

伊肯纳同我们日渐疏远。我很少见到他。他在家里的存在感极弱，因为他很少走动。他发出的声音不外乎故意高声咳嗽，或者把晶体管收音机的音量调到很大，直到没出门的母亲叫他小声点儿。有时候我会看到他短暂出门，往往步履匆匆，我都来不及看到他的正脸。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从房间里出来看电视上播的足球赛，我们总算见面了。前一天晚上，戴维生病了，把晚饭都吐了出来。所以这天母亲没去市场摆摊，而是留在家里照顾他。我们放学回家后，母亲还在房间里看护戴维，哥哥们和我看球赛。伊肯纳无法抵制球赛的诱惑，但因为母亲在家又不能把我们赶走，所以只好高踞餐桌之上，不声不响，像头鹿。快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母亲拿着一张十奈拉的钞票走进客厅说：“你们俩帮我给戴维买点儿药。”虽然她没点名，但显然这话是对伊肯纳和波贾说的；他俩最大，所以经常去外边跑腿。有那么一会儿，他俩谁也不挪窝。母亲呆住了。

“妈妈，你只有我一个孩子吗？”伊肯纳一边回答一边揉搓着下巴。之前奥班比告诉我，他发现伊肯纳的下巴上长胡子了。虽然我没注意到，但我信了。伊肯纳刚满十五岁。在我眼里，他已经成年，当然会长胡子。然而，一想到他长大了就会同我们分离，去上大学或者离家独立，我心里就充满了恐惧。不过，这种想法当时还只是隐隐约约的。就像电视里的杂技演员，刚刚惊险起跳就有人按了暂停键，于是他就停在了半空中，无法完成那一跳。

“什么？”母亲问。

“你不能派其他人去吗？为什么总是我？我累了，哪儿也不想去。”

“不管你高不高兴，你和波贾得去买药。听到了吗？”

伊肯纳垂下眼睑想了好一会儿才摇着头说：“好吧。如果你坚持要我去，我就去，但我要一个人去。”

他站起来准备接过钞票，但母亲把钞票收了回去，攥进拳头里。这下轮到伊肯纳吃惊了。他后退了一步。“你不给我钱了？不要我去了？”他问道。

“等等。我问你。你弟弟哪儿惹你了？我要听真话。”

“没事！”伊肯纳叫道，“没事，妈妈，我很好。把钱给我，我这就去。”

“我没在说你，而是在说你和你弟弟的关系。看看波贾的嘴唇。”她指着波贾嘴唇上快要愈合的伤口，“看看你对他做了什么；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把钱给我，让我走！”伊肯纳吼叫着伸出手。

母亲丝毫未受干扰，他吼叫的时候她继续说话，结果两人的话全混在了一起。“你弟弟给我和你钱喝的是让我一样的奶走！”

“把钱给我，让我走！”伊肯纳的声音拔得更高，母亲每多说一个字，他的愤怒就加重一分。母亲发出轻轻的啧啧声，不断摇头。

“把钱给我。我要一个人去，”伊肯纳控制住了音量，“求你了，请把钱给我。”

“小心雷击你的嘴，伊肯纳！老天！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听我的话了，嗯，伊肯纳？”

“我对你做什么？”伊肯纳使劲跺脚，吼叫着抗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老是挑我的刺？你这女人，我对你做什么了？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围坐在客厅里的我们跟母亲一样惊呆了。他竟然敢叫母亲“你这女人”。

“伊肯纳，这还是你吗？”她用食指指着他，压低声音说，“学着公鸡扑扇翅膀的鸭子？这还是你吗？”就在她说这些的时候，伊肯纳朝门口走去。母亲看着他推开门走出去，打了个响指，提高嗓门说：“你等着。等你父亲打电话回来，我会告诉他你变成什么样了。别担心，只是让他回来。”

伊肯纳嘘了一声，猛地冲出院子，门在他身后哐啷一声关上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在我们家史无前例。恰在此时，有人按响了汽车喇叭，而且发疯似的按个不停，好像是在将刚才发生的一幕广而告之。喇叭声消失后，我的脑袋里还在嗡嗡作响，伊肯纳的公然反抗在我的意识里更严重了。母亲跌坐在沙发上，震惊和愤怒让她透不过气来。她绝望地自言自语，双手抱在胸前。

“他头上长东西了。伊肯纳头上长角了。”

她的绝望触动了我。她惯于触摸的身体部位似乎突然长出了尖角，手指一碰上去就会流血。

“妈妈。”奥班比叫她。

“嗯，纳姆——我的父亲。”她回答说。

“把钱给我吧，”奥班比说，“我可以去买药，本可以和我一起去。我不怕。”

她抬头看他，点了点头，眼中有笑意闪过。

“谢谢你，奥贝。”她说，“天黑了，还是波贾和你一起去吧。你们俩都要小心。”

“我也去。”我说着站了起来，伸手拿衣服。

“不，本，”母亲说，“留下来陪我。两个人够了。”

在我们的生活四分五裂之后，我时常想起这句“两个人就够了”。它预言了几个星期后降临在我们家的噩运。我坐在母亲和奥班比旁边，琢磨着伊肯纳的巨大变化。以前我从没见过他对母亲如此无礼，因为他深爱她。在我们几个里面，他长得最像她。他的肤色同她一样，是热带蚁丘的颜色。我们这边，对已婚妇女的称呼通常跟她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挂钩，所以母亲被人称为“艾克妈妈”或者“阿达库”。伊肯纳独享了最早的母爱。我们几个要到几年后才会陆续睡上他睡过的小床。当年装着他用的药和婴儿用品的篮子也传给了我们。过去，他总是跟母亲站在一边，哪怕要对抗的人是父亲。有时候，我们不听母亲的话，没等母亲出手，他已经在惩罚我们了。正是他和母亲之间的伙伴关系让父亲深信，即使他不在，我们几个孩子也不会长歪。父亲右手第四个指头上有个小疤，是伊肯纳咬的。多年以前，我还没出生，父亲有一次在盛怒之下打了母亲。伊肯纳扑过去咬了他的手指头。他自然没法再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