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开放日那天，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而家长们从下午一点到三点蜂拥而至，晚上七点到九点再来一拨儿。一天结束时，你会在计时钟前遇到打卡下班的老师。和上百个家长谈完话，他们都筋疲力尽。这所学校有三千个学生，那就意味着有六千个家长。但这里是纽约，一个以离婚为主要运动的城市。孩子们得弄清楚谁是谁、什么是什么，还有什么时候会离婚。三千个学生可以有一万个父母和继父继母。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是聪明人中最聪明的。这就是斯特伊弗桑特高中，一所极少数学生能就学的学校，进了这所学校就等于打开了通向全国一流大学和学院的大门。如果你失败了，那就是你自己犯了该死的错误。如果爸爸妈妈没有陷入担心、焦虑、绝望、不定和怀疑的情绪，他们都很酷，自信而开心。他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只有成功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老师都需要一个班长来安排见面顺序。他们急于知道孩子在班上的排名。我会说斯坦利中等偏上吗？因为他们认为他变懒了，和坏人混在一起。他们听说了关于斯特伊弗桑特广场和毒品的事。你知道，这足以让你睡不着觉。他在做作业吗？你注意到他行为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斯坦利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痛苦的离婚，难怪他神经紧张。母亲在上西区拥有标准的六居室公寓，父亲则生活在布朗克斯区底层某个简陋的小屋里。他们同意将斯坦利一分为二，每星期和父亲母亲各生活三天半。斯坦利数学很好，但即便是他本人也不知道如何那样分割自己。对此，他很幽默。他将自己的两难处境转化成某种代数等式：如果a=3，b=3，那么什么是斯坦利？他的数学老师威诺克先生因为他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问题而给了他一百分。与此同时，我的校园开放日学生班长莫琳·麦克谢里告诉我，正在经历离婚大战的斯坦利的父亲和母亲在教室里等着见我。莫琳还说在我谈论他们的小宝贝时，一定会有六对正在经历离婚大战、不坐在一起的夫妇在一旁等着。

莫琳给他们发了类似你在面包店里拿的那种号。我的心沉了下去，因为等着进入教室的家长队伍似乎没有尽头。你刚结束和一个家长的谈话，另一个就到了。他们挤满了教室的座位：三个人像孩子那样坐在后面的窗台上，说着悄悄话；六个人沿着后面的墙站着。我真希望自己能叫莫琳暂停一下，但是在像斯特伊弗桑特这样家长们清楚自己的权利而且从来都振振有词的学校，你不能这么做。莫琳悄声说：注意！斯坦利的母亲朗达来了，她会一直和你谈到吃早饭。

朗达一身浓烈的烟味。她坐下来，靠近我，叫我别相信那个畜生，也就是斯坦利的父亲说的话。她甚至连那个坏蛋的名字都不愿提。可怜的斯坦利有这样一个无赖父亲，她真为他感到难过。斯坦利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哦，很好。他是个很好的作家，很受其他孩子欢迎。

嗯，想到他和他那穿着顺手捡到的裙子四处游荡的傻瓜爸爸经历的一切，那真是桩奇事。和斯坦利在一起时，我都是倾尽全力，但是一想到接下来的三天半要在布朗克斯区那个棚屋里度过，他在跟我在一起的那三天半就心神不宁。结果就是他开始在其他孩子家过夜。他是那么跟我说的，但是在偶然发现他交了个父母完全放任不管的女朋友后，我就产生了怀疑。

对此，我恐怕一无所知。我只是他的老师，我不可能介入每学期一百七十五个孩子的私人生活。

朗达的声音传得很远，正在等待见面的家长们在座位上挪挪身子，转转眼珠，很是焦躁不安。莫琳告诉我，我得看着表，给每个家长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即使对要求得到与朗达同样长时间的斯坦利的父亲也是如此。他说：嘿，我叫本，斯坦利的爸爸。看，我听到了她说的话，那个治疗专家。我一条狗都不会给她。他笑着摇了摇头。但是我们不谈那个。我现在和斯坦利有个问题。在接受了这些教育后，在我攒了这么多年钱准备供他上大学后，他却想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到新英格兰的某个音乐学院学习古典吉他。告诉我，弹古典吉他能有什么钱？我告诉他……但是好了，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迈科德先生。

是迈考特。

好的，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但是我告诉他，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从一开始，我们就一致同意他当个会计。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是说你知道我干什么工作吗？我是个执业会计师。如果你有什么小问题，我很乐意帮忙。不，先生，不是古典吉他。我对他说：去拿个会计学学位，在空闲时间弹吉他。他崩溃了，哭了。他威胁要和他母亲住在一起，而我不希望那样。所以，我想你是否可以和他谈谈？我知道他喜欢你的课，喜欢表演菜谱，喜欢你在这儿干的任何事情。

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不是辅导员。我是个英语老师。

哦，是吗？从斯坦利对我说的这个班的情况来看，你在这儿做的最后一件事才是教英语。不是有意冒犯，但是我不知道做饭和英语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他的表现怎样？

他表现得很好。

铃声响了，落落大方的莫琳宣布时间到了，但是如果有家长愿意在上课时间来参加一个十五分钟的会议，她会很乐意记下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她把一张纸传了一圈，上面还是一片空白。他们想在此时此刻得到我的关注。上帝！他们等了半个晚上，而其他那些疯子喋喋不休地唠叨他们陷入困境的孩子。难怪这些孩子会身处困境，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那些失望的父母在楼道里一路跟着我，问我：亚当表现怎样？瑟奇呢？胡安呢？内奥米呢？你不能得到老师一分钟的关注，这是所什么学校？我纳税又是为了什么？

九点钟，在计时钟前打卡下班的老师们商量着到加斯·豪斯酒吧喝一杯。我们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旁，要了几罐啤酒。长时间讲话后，我们都口干舌燥。上帝！多么累的一个晚上！我告诉艾琳·达尔伯格、康妮·科利尔和比尔·图海，我在斯特伊弗桑特任教的这么多年中，只有一位家长、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儿子是否喜欢学校，我说是的，他似乎过得很快活。她笑了，站起来说声谢谢，然后就离开了。这么多年，只有一位家长这么做。

康妮说，他们只关心成功，还有钱、钱、钱。他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就像装配线上的工人，在这儿装个零件，在那个装个零件，直到最后制造出为父母和公司干活的成品。

一群家长信步走进加斯·豪斯酒吧，其中一个走到我跟前。好极了，她说，你有时间灌啤酒，却不肯为等了半小时想见你一面的家长抽出一分钟。

我对她说，对不起。

她说，好了，然后到另一张桌子那儿加入她的伙伴。那个晚上的家长让我心情异常沉重，结果我喝多了，第二天躺了一个上午。为什么我就不会让那个母亲来巴结我这个高贵的爱尔兰人呢？

在我的班上，鲍勃·斯坦从来不坐在课桌旁。这也许是因为他身材肥胖，但我却认为他觉得坐在教室后面的大窗台上很舒服。一坐下来，他就笑着挥挥手：早上好，迈考特先生。今天是个好天，对吧？

整个学年从头到尾，他都穿着一件敞着领口的白衬衫，白色的领子压在双排纽扣夹克的灰色领子上。他对班上同学说这件夹克原先属于奥森·韦尔斯；如果他见到韦尔斯，他们就有话可谈了。如果没有这件夹克，他就不知道该和奥森·韦尔斯说些什么，因为他和那个演员的兴趣完全不同。

他穿着一条将长裤在膝盖处剪开而改成的短裤。不，这条短裤和那件夹克不相称，因此和奥森·韦尔斯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穿着灰色的袜子。袜子太厚了，以至于在黄建筑靴上堆起了羊毛垛。

他不带书包、书、笔记本和钢笔。他开玩笑说，这有一部分是我的错，因为我曾经很兴奋地谈论梭罗，曾经讲到你们应该如何精简精简再精简，还有扔掉财物。

当进行课堂写作或考试时，他会问我他是不是可以借支钢笔和一些纸。

鲍勃，这是写作课。你要带些东西。

他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的，还建议我别担心。他坐在窗台上告诉我，我的头上已经长白发了，我应该好好享受剩下的日子。

不，不，他对全班说，不要笑。

但是他们已经歇斯底里了。他们笑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我不得不等着听他再说一遍。他说，一年后我会回顾这一时刻，一定会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在他没带钢笔和纸这件事上浪费时间和感情。

我不得不扮演严厉老师的角色。鲍勃，如果你不参与，这门课你就不及格了。

迈考特先生，我无法相信你会这么和我说话。你们这些人经历过悲惨的童年，经历过所有事，迈考特先生。但是，没关系。如果你不让我及格，我会重修这门课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那样一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你来说，这也许是件大事。但是，我只有十七岁。如果你不让我及格，我还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迈考特先生。

他问班上同学是否有人愿意借他钢笔和纸。十个人愿意帮忙，他选择了离他最近的那个，这样他就不用从窗台上爬下来了。他说：看到了吧，迈考特先生？看看这些人有多好！只要他们带着大书包，你和我就绝不用担心文具的问题。

好吧，好吧，鲍勃，但是下星期我们就《吉尔迦美什》进行大测验时，别人又能怎么帮你呢？

那是什么，迈考特先生？

它在《世界文学》那本书上，鲍勃。

哦，是的，我记得那本书，那本大书。我把它放家里了。我爸爸在读其中的《圣经》部分，你知道，我爸爸是个拉比。他很高兴你给我们这本附有问题和所有材料的书。他说你一定是个好老师，他要在校园开放夜来见你。我对他说，你是个好老师，除了这件钢笔和纸的事以外。

停！鲍勃。你根本没看那本书。

他再次让我别担心，因为他的父亲，那个拉比，经常谈论那本书，而他，鲍勃，一定会找到有关吉尔迦美什的一切资料，以及其他让老师高兴的东西。

全班再次爆发出笑声。他们互相拥抱，举手击掌。

我也想大笑，但我得保持老师的尊严。

环顾教室，在一片咯咯傻笑声、喘气声和大笑声中，我喊道：鲍勃，鲍勃。如果你能亲自阅读《世界文学》这本书，让你可怜的父亲享受安宁，那将会让我很开心。

他说他愿意从头到尾看一遍那本书，但这和他的计划不符。

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鲍勃？

我打算当一名农民。

他微笑着挥了挥乔纳森·格林伯格慷慨捐献的钢笔和纸，说很抱歉，他打断了上课。也许我们在这节课一开始就应该写我让他们写的东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鲍勃，已经准备好了，并且建议大家安静下来，以便迈考特先生可以继续他的工作。他告诉他们教书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而他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有一次在夏令营中，他试着教一群小孩子认识一些生长在地里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听他的，只顾到处捉昆虫。他气极了，说要踢他们的屁股，而那就是他教学生涯的尽头。因此他有点担心迈考特先生。但是，在我们回归正题之前，他要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世界文学，只是现在他只读农业部的出版物以及和农业有关的杂志。他说农业可比看上去要复杂，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而他看得出我想继续上我的课。迈考特先生，那是什么课来着？

我该拿这个窗台上的大块头男孩、美国未来的犹太农民怎么办呢？乔纳森·格林伯格举起手问：关于农业，什么是从外表看不到的？

鲍勃情绪低落了一会儿，说：那是我爸爸，他为玉米和猪而苦恼。他说犹太人不吃带芯的玉米。他说在威廉斯堡和克朗高地，你可以在晚饭时间沿着各条街道来回走。透过犹太人住宅的窗户，你绝不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嚼带芯的玉米。那就不是犹太人会做的事情。玉米粒都粘到胡子上了。让我见识一个吃带芯玉米的犹太人，我就让你见识一个失掉信仰的犹太人。这是我爸爸说的。但是最后一根稻草却是猪。我对爸爸说我喜欢它们，我不打算吃它们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想饲养它们并把它们卖给异族人。那有什么错？它们是真正快乐的小动物，它们很温柔亲切。我对我爸说我会结婚生子，而他们也会喜欢小猪崽。他几乎要发疯了，而我妈妈也气得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教育我要说真话，而且不管怎样，最后他们都会知道。

铃声响了，鲍勃从窗台上爬下来，将钢笔和纸还给乔纳森。他说他当拉比的父亲会在下个星期的校园开放夜来见我，并为自己打断教学而道歉。

那个拉比坐在我的讲台旁，举起双手说：哎唷。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张着嘴、目瞪口呆和摇头的样子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拉比。他说：鲍勃，他的表现怎样？他带有德国口音。

很好，我说。

他让我们心碎，都活不了了。他对你说了吗？他想当个农民。

那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生活，斯坦先生。

那是个丑闻。我们不会供他上大学却只为了养猪种玉米。我们那条街的人会对我们指指点点，那会要了我妻子的命。我们告诉他如果他想走那条路，那么他得自己交学费。就这样。他说别担心，大的政府项目会为立志当农民的孩子提供奖学金。他对那些事了如指掌，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来自华盛顿和俄亥俄州某所大学的书和东西。我们正在失去他，迈考特先生。我们的儿子死了。我们不能拥有一个整天和猪一起生活的儿子。

我很难过，斯坦先生。

六年后，我在下百老汇遇到了鲍勃。那是一月的一天，但是他的穿着还是和以往一样——短裤和奥森·韦尔斯的夹克。他说：嗨，迈考特先生。天气很好，不是吗？

鲍勃，天很冷。

哦，没关系。

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给俄亥俄州的一个农民打工了，但是他无法将猪这件事进行到底，那会毁了他的父母。我对他说那是个富有爱心的正确决定。

他停下来，看着我。迈考特先生，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是不是？

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吗，鲍勃？你在开玩笑吧？有你在我的班上是件快乐的事，乔纳森说你把沮丧的情绪从教室中赶跑了。

告诉他，迈考特，告诉他事实。告诉他：他是如何给你的生活添色，你是如何与朋友谈论他，他是多么富有创造性，你多么欣赏他的风格、他的幽默、他的诚实和他的勇气，你多么希望自己有个像他一样的儿子。告诉他：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在每一方面都很出色，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是那么爱他。告诉他。

我这么做了，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当下百老汇的人们见到我们俩（这个高中老师和这个大块头的美国未来的犹太农民）长时间热烈拥抱在一起时，我才不管他们在想些什么。

肯是个仇恨父亲的韩裔男孩。他对班上同学讲述他如何上钢琴课——即使他们没有钢琴。他父亲让他在厨房桌子上练习音阶，直到他们买得起钢琴。如果他父亲怀疑他练习不正确，就会用刮刀狠狠地打他的手指。他六岁的妹妹也会挨打。他们得到一架真正的钢琴后，在她弹“筷子曲调”时，他父亲一把将她拽离钢琴凳，拖到她的房间，把她抽屉里的一堆衣服撕烂，把它们塞进枕套，再把她拖下走廊，以便她可以看到他将她的衣服扔进垃圾焚化炉。

那样可以教会她正确练习弹琴。

肯上小学时不得不加入童子军，他得到的荣誉奖章比队伍里的其他人都多。上高中时，父亲坚持要他加入最高级童子军，因为在肯申请上哈佛时，那会显得很好看。肯不想把时间花在当一名最高级童子军上，但是他没有其他选择。哈佛已经有点眉目了。另外，他父亲要求他修习跆拳道，一级一级往上升，直到拿到黑带。

他每件事都听从父亲的安排，直到面临挑选大学。他父亲让他集中精力申请两所大学：哈佛和麻省理工。即使在韩国，每个人也都知道那是你要去的地方。

肯说：不。他要申请加州的斯坦福。他想生活在这个大陆的另一端，尽可能远地离开他父亲。他父亲说：不行。他不允许。肯说如果不能上斯坦福，他就不上大学了。在厨房里，父亲走近他，威胁他。跆拳道高手肯说：那就试试吧，爸爸。爸爸打了退堂鼓。父亲本可以说：好吧，做你想做的。但是他的邻居们又会怎么说？他们在教会里又会怎么说？试想一下，儿子从斯特伊弗桑特高中毕业，却拒绝上大学。爸爸会很丢脸。他的朋友们骄傲地将孩子送到哈佛和麻省理工。但凡肯对自己的家庭声誉还有点尊重，他就该忘掉斯坦福。

他从斯坦福给我写信。他喜欢那儿的阳光。大学生活要比在斯特伊弗桑特高中时轻松，压力少了，竞争少了。他刚刚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要他集中精力学习，不要参加课外活动、体育运动和俱乐部，什么都不要参加。除非他每门功课都得A，否则就不要回家过圣诞节。他在信上说，这正合他的意。他一点也不想回家过圣诞节，他回家只是想见见妹妹。

离圣诞节还有几天时，他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告诉我是我帮助他度过了高中的最后一年。有一次，他梦到和父亲一起走进一条黑暗的小巷，而他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出来。当然，他就是那个走出来的人。但是在斯坦福，他开始回想他的父亲。父亲来自韩国，几乎不懂英语，无法应付日常对话。那个时候，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卖水果卖蔬菜，坚持了下来。他渴望他的孩子接受他在韩国从未接受过的教育，一种你在韩国做梦都想不到的教育。那是种什么样的日子呢？在斯坦福的一次英语课上，教授让肯讲一讲他喜欢的诗。他的记忆中突然冒出了《爸爸的华尔兹》。天哪！那首诗写得太好了！他控制不住情感，当着所有人的面哭了。教授很了不起。他搂着肯的肩膀，一起走过楼道，来到办公室，直到肯平静下来。肯在教授的办公室待了一个小时，边哭边讲。教授说没关系。他的父亲是个波兰犹太人。他曾经认为父亲是个卑鄙的浑蛋，却忘了那个卑鄙的浑蛋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来到加州，养育了教授和另外两个孩子，并在圣巴巴拉经营一个熟食店。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在集中营里都饱受摧残，随时都要崩溃。教授说他的父亲和肯的父亲会有许多话题可以交谈，但那永远都不会发生，韩裔食品杂货商和波兰裔犹太熟食商绝不会拥有大学里流行的语汇。肯说在教授的办公室里，他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被卸掉了，或者你可以说，所有的毒素，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被排出了他的体外。现在，他要给父亲买一条领带，给母亲买花，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噢，给她买花有点不正常，因为他们的店里就卖花，但是，从街角的韩国杂货店里买的花和从真正的花商那里买的花有很大差别。他一直在想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应该让这个波兰裔犹太父亲和这个韩裔父亲与他们的妻子一起坐在太阳底下，如果他们有幸有妻室。想到教授那兴奋的样子，肯笑了。就让他们坐在该死的太阳底下。但是这个世界不会让他们这么做，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让老家伙们坐在太阳底下更危险的了。他们也许在想。孩子们也在想。让他们忙起来，否则他们也许就会开始想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