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都柏林回来一年后，我们的老朋友艾琳·达尔伯格把我介绍给罗杰·古德曼，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英语部主任。他问我是否对在乔·柯伦先生养病的一两个月期间接替他的班级感兴趣。斯特伊弗桑特据说是这座城市的顶级高中，高中里的哈佛，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詹姆斯·卡格尼的母校。孩子们一旦被这所学校录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每年有三万名学生参加斯特伊弗桑特的入学考试，而学校只录取前七百名。

现在，我在一所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七百人之一的学校教课。

几个月后乔·柯伦归来，但罗杰·古德曼给了我一个永久职位。他说孩子们喜欢我，说我是位充满活力、可爱的老师，我的加入对英语部很重要。这些赞扬让我很尴尬，但是我说：好的，谢谢你。我向自己保证我只待两年。这座城市所有的老师都争着到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工作，我却想离开教学岗位。在学校上完一天课后，你带着满脑子青春期孩子的噪音、他们的担忧和他们的梦想离开学校。这些东西会跟着你吃饭，跟着你看电影，跟着你洗澡，跟着你睡觉。

你努力将它们驱赶出去。走开！走开！我要看书，改作业。那是厄运临头的预兆。走开！

我想做一些属于成年人的事，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事，比如：参加会议，对秘书发号施令，和富有魅力的人一起坐在红木大会议桌旁，坐飞机出席大会，在时髦酒吧里放松休息，和性感女人一起悄悄上床，在上床前和上床后用风趣幽默的枕边风逗她们开心，乘车到康涅狄格。

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幻想在她甜蜜的现实面前渐渐消退。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很舒适自在。每天早上，我喂玛吉喝奶，给她换尿布，在厨房水池里用温暖的肥皂水沾沾她的小屁股，抵制晨报（因为看报会消耗时间），在高峰期和上班族一起站在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上，沿着第十五街走到斯特伊弗桑特，从等待开门的学生中间挤到学校前门，推门进去，对门卫说声“早上好”，在计时钟前打卡上班，从信箱里拿出一摞作业，和打卡上班的老师说声“早上好”，打开空荡荡的教室（二〇五教室），用长杆推开窗户，坐下并俯视空空的课桌，在第一个班的学生进来之前放松几分钟，想着那天早上在厨房水池里咯咯笑的女儿，看着灰尘在透进教室的那缕阳光中跳舞，从抽屉里拿出考勤本摊在讲台上，擦掉黑板上昨晚成人夜校法语课的语法笔记，打开教室的门，对着一拥而入的第一个班的学生说“嗨”。

罗杰·古德曼说教图解法很重要，他喜爱图解法的结构和欧几里得式的美感。我说：噢！因为我对图解法一窍不通。在学校旁边街角的加斯·豪斯酒吧餐厅里吃午饭时，他告诉我这些事。

罗杰是个秃顶的小个子，秃头在那黑中带灰的浓眉衬托下更加显眼。他留着短胡须，这给了他一种顽皮的神情。

他和老师们一起吃午饭，这使得他有别于其他校长助理，他们让我想起《卡伯特们和洛奇们》这首歌。

在波士顿这个大豆和鳕鱼的故乡，

卡伯特们只和洛奇们说话，

而洛奇们只和上帝说话。

有些下午，罗杰来到加斯·豪斯酒吧和我们一起喝酒。他不装模作样，总是很开心，总是鼓励人，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上司。他不摆架子，不假装聪明，还嘲弄官样文章。我认为他不会在不咯咯笑的情况下说“制订教学战略”。

他信任我，似乎认为我可以教高中四个年级中任何一个年级的课：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他甚至问我喜欢教什么课，还把我带到按年级摆放书籍的屋子。这些书被摆在顶到二十英尺高天花板的架子上，并被堆在推车上以便运往教室。这一幕让人看了赞叹不已。那儿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选集，成堆的《红字》、《麦田里的守望者》、《上了漆的鸟》、《白鲸记》、《阿罗史密斯》、《坟墓的闯入者》、《躺在黑暗中》和X.F. 肯尼迪的《诗歌概论》，有字典、诗集、短篇小说、话剧、新闻和语法的教科书。

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罗杰说，如果还有什么你喜欢的，我们可以去订购。不着急，今晚好好想想。我们去加斯·豪斯酒吧吃午饭吧。

学校、书和午饭对于罗杰来说是一件事，一成不变。结束一天的工作，老师们排队打卡回家时，他会动动眉毛，邀请你到街角去喝一杯饯行酒。一个人要走完从学校到位于布鲁克林区另一头的公寓那段遥远的路程，需要营养。有时候，他会开车送我回家。在喝了三杯马提尼酒的日子里，那些驾车旅行总是又慢又谨慎。坐在垫高了他矮小身躯的座椅上，他抓着方向盘，就像在指挥拖船一样。第二天，他会说他不大记得那趟驾车旅行了。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在教室里感到自由自在，我可以教任何喜欢的东西。如果外面的人将脑袋贴在门上，那也没关系。在罗杰难得地来听课时，他都会写些热情洋溢、正面积极的报告。他打破了我对任何地位高我一两级的人的抵触情绪。我对他讲我在班里的所作作为，得到的都是鼓励。有时，他会信口插进一两句关于有必要教教图解法的话，而保证会试一下。但过了一段时间，那成了句玩笑。

我试了，但失败了。我在黑板上画了各种线条：垂直的、水平的、斜的，然后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直到一个华人学生主动接替老师的工作，教老师老师应该知道的东西。

学生们都很耐心，但是我可以从他们交换眼神、来回传递笔记的动作中知道自己身处语法的荒野。在斯特伊弗桑特，他们得了解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语法。

罗杰很理解。他说：也许图解法不是你的强项。他说有些人就是没有这本事。艾琳·达尔伯格有。乔·柯伦当然也有，毕竟，他是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的毕业生。这所学校比斯特伊弗桑特早两个半世纪成立，而且据他说，声望更高。对他来说，在斯特伊弗桑特教书是降了一级。他可以用图解法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或许还有法语和德语，那是你在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接受的训练。杰西·洛温塔尔也有这本事，他当然会有。他是部里最年长的老师，穿着优雅的三件套西服，金表链缠绕在马甲前，戴着金边眼镜，一副欧洲派头，学识渊博。杰西不想退休，但是计划在退休后将时间花在研究希腊语上，还打算嘴里念着荷马走向来生。知道自己的部门里有一个由众多精通图解法的老师（在重要时刻，可以依赖他们来教授图解法）组成的牢固核心，这让罗杰很开心。

罗杰说乔·柯伦有这么个酗酒的毛病，真是让人伤心。要不然，他就可以回忆荷马的长途吟游，以此来逗杰西开心。如果杰西想取胜，他就用维吉尔、贺拉斯，以及乔在极度愤怒时才喜欢的尤维纳利斯来还击。

在教师自助餐厅，乔对我说：读读尤维纳利斯吧，你就会明白这个悲惨而该死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

罗杰说关于杰西，有件伤心事。在人生的暮年，他知道自己还有几年书可教。对于一天五个班的工作量，他已经力不从心。他要求将工作量减到四个班，但是校长说“不”，教育局长说“不”，各级教育系统都说“不”，所以杰西说“再见”。嗨，荷马。嗨，伊萨卡。嗨，特洛伊。这就是杰西。我们就要失去一个伟大的老师。好家伙！他会图解法！他讲解句子和用粉笔的样子会让你震惊，美极了。

如果你让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孩子们写一篇三百五十字、题材不限的文章，他们会交来五百字。他们有话要倾诉。

如果你让五个班的学生每人写三百五十字，那么在夜晚和周末，你就会有三百五十乘以一百七十五，也就是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个字要读、要改、要评、要打分。如果你很明智，每星期只给他们布置一篇作文，结果就是这样。你得改正拼写和语法错误，修改糟糕的结构和过渡，还有凌乱的构思。你得就内容提出建议，写个总评解释一下分数。你提醒过他们，沾有番茄酱、蛋黄酱、咖啡、可乐、泪水、油渍和头皮屑的作业不会额外给分。你强烈建议他们，在桌子上而不是在地铁、公交车、电梯上或者在街角的乔氏原味比萨店里写作业。

即便每份作业你只用五分钟，也要花十四小时三十五分钟在这些作业上。工作量超过两个教学日，周末也就报销了。

你对布置书评很犹豫。它们更长，而且许多是抄袭的。

每天，我都用一个棕色的假皮革袋子拎着书和作业回家。我的意图就是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看作业，但是在和五个班一百七十五个少年度过一天之后，我不想用他们的作业来延长这一天。它可以等等，该死的。我应该喝杯酒或者茶，我可以在晚些时候改作业。是的，喝杯好茶再看作业，或者在附近散散步，或者和小女儿玩几分钟，听她讲学校的事、她和朋友克莱尔一起做的事。我还应该浏览一下报纸，以便跟上时代。英语老师应该知道世上正在发生什么，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学生会提及对外政策或者百老汇戏剧，你不想陷入站在教室前面、嘴巴在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的困境。

这就是高中英语老师的生活。

那个袋子坐在厨房一角的地上，没有离开我的视线和头脑，就像一个动物，一条等待主人注意的狗。它的目光追随着我。我不想把它藏进壁橱，因为害怕可能会彻底忘记还有作业要看、要改。

想在晚饭前看作业没有意义。我会等到晚些时候，等到帮着洗完碗、把女儿抱上床后才开始工作。拿那个袋子吧，哥们儿。坐在可以舒展四肢的长沙发上，留声机上放点音乐，或者打开收音机。没有让人分心的东西。来些听觉享受，听着音乐改作业，在长沙发上安顿下来。

在把第一份作业《我的继父，那个古怪的人》摊在膝盖上改之前，让头脑休息一分钟。更多的十来岁孩子的忧虑。闭会儿眼睛。啊……漂吧，老师，漂吧……你在漂浮。一声轻微的鼾声惊醒了你，作业掉到了地上。继续工作。浏览一下作业，写得不错，观点集中，条理清楚，但是让人难以接受，啊，这个女孩关于继父的一些话。他对她有点太亲近了。在她母亲加班时请她看电影、吃晚饭，还有，他看她的眼神。母亲说，哦，那不错啊，但是她的眼睛里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沉默不语。作者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她是在问我这个老师吗？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要有所反应，帮助她摆脱两难境地吗？如果有两难境地的话。应插手不该自己管的家庭事务吗？她可能是在编故事。如果我说些什么，而这些话又传到继父或母亲那儿，会发生什么？我可以客观地阅读并评价这篇文章，就清晰的主题和详尽的阐述向作者表示祝贺。这就是我的工作，对不对？我不应该卷入每一个细小的家庭争吵，特别是在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这个他们喜欢“袖手旁观”的地方。老师们告诉我，有一半孩子在接受治疗，另外一半应该加入治疗。我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治疗专家。这是一声求救，还是又一个少年的幻想？不，不，这些班有太多问题。其他学校的孩子从来不这样，他们不会把班级变成治疗团。斯特伊弗桑特就不同。我可以将这篇文章交给辅导员。嗨，山姆，你来处理这个。如果我不这么做，但后来发生了继父伤害女孩的事，全世界就都知道是我忽略了，学校系统的重要人物（校长助理、校长、教育局长）就会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他们想得到解释，你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师怎么会让这件事发生？我的名字就可能会被醒目地登在通俗小报的第三版上。

用红笔写几句评语。给她九十八分。文章写得很棒，但是有些拼写错误。祝贺她写了这么一篇诚实而成熟的文章，告诉她：贾妮丝，你前途远大。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能看到更多你的作品。

我想消除一些他们在老师的私生活方面的认识。我告诉他们：从你们的脑子里选出一个老师，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个老师的名字，也不要写下来。现在，猜测一下，当那个老师每天离开学校，他或她会做什么？会去哪里？

你们知道，老师们在放学后直接回家，拎着一个袋子，装满需要阅读和批改的作业。也许会和配偶喝杯茶。哦，不，老师绝不会喝酒，那不是老师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出去，也许会在周末看场电影。他们吃晚饭，他们抱孩子上床。在安顿下来准备花整个晚上阅读那些作业之前，他们会看看新闻。十一点，再喝一杯茶或一杯热牛奶以帮助睡眠。然后，他们会穿上睡衣，亲吻一下配偶，倒头睡去。

老师的睡衣总是棉的，穿着丝织睡衣的老师会做什么呢？不，他们从不光着身子睡觉。如果你暗示裸体，学生们会很震惊。喂，你能想象这所学校的一些老师光着身子吗？那会招来一阵哄堂大笑，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坐在那儿想象我光着身子的样子。

老师睡觉前想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在所有老师穿着温暖舒适的棉睡衣入睡之前，他们只会想着明天他们要教什么。老师们出色、正确、专业、负责。他们从来不在床上交叉双腿。在衣服扣子下，老师一动不动。

一九七四年，在斯特伊弗桑特高中任教的第三年，我应邀成为创造性写作课程的新老师。罗杰·古德曼说：你没问题。

我对写作或者教写作一窍不通。罗杰说别担心，这个国家有上百个教写作的老师和教授，他们中大多数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字。

而看看你，比尔·英斯——罗杰的继任者说，你有几篇文章在这儿那儿发表。我对他说：几篇发表在《村声》、《新闻日报》，以及都柏林一本已经停刊的杂志上的文章，并没有使我有资格担任教写作的工作。很快，我一点都不懂写作教学将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记得我母亲的一句话：上帝帮助我们，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做一些冒险的事。

我无法让自己认同我在教创造性写作或诗歌或文学，因为我本人一直在学习。相反，我说我上一门课，或者管理一个班级。

和往常一样，我每天教五个班：三个班的“常规”英语和两个班的创造性写作。我有一个可容纳三十七个学生的年级教室，需要承担办事员的工作。每个学期我都会得到不同的楼层管理任务：巡视楼道和楼梯井，检查男生厕所里是否有人抽烟，代替缺课的老师，小心提防毒品交易，监管学校大厅以确保每一个出入者都有正式通行证。三千个聪明的少年聚集在一个屋檐下，你再小心都不过分。他们总要惹点事，那是他们的工作。

当我宣布我们要阅读《双城记》时，他们发出了阵阵呻吟。为什么他们不能读诸如《指环王》、《沙丘》之类的幻想小说呢？为什么不能……

够了。我对他们大声讲述法国大革命，讲述受尽暴政和贫穷折磨的人们的绝望。我是那个理解饱受蹂躏的法国人、带着义愤过得很开心的人。冲向路障，我的孩子。

他们看看我，那表情分明在说：又来了，又一个胡说八道的老师。

你们不关心那个，我嘲笑道。即使是现在，还有几十亿人不能每天早上从温暖的白色床单上起来，到温暖的白色浴室里放松自己，还有几十亿人不知道冷热自来水、香皂、洗发香波、护发素和绒毛像脑袋一样厚的奢华大毛巾。

他们的表情在说：啊，让这个人说吧。老师那样时，你无法取胜。对此，你无能为力。你要是顶嘴，他会拿出那支旧红笔，做一个可以降低你分数的小红记号。然后，你爸爸就会说：这是什么？你就得说老师胡说一些关于穷人之类的事。你爸爸不相信你说的话，你会被罚站一百万年。所以，最好闭上你的嘴巴。对付家长和老师，闭上嘴巴就会平安无事。就听他讲吧。

今天，你们要回到你们那个舒适的公寓和家里，走向冰箱，打开门开始检查，可是发现没有什么让你们高兴的东西。你们问妈妈是不是可以叫比萨外卖，即便一小时后你们就要吃晚饭了。她说：当然可以，宝贝，因为你们每天上学，忍受那些要你们读狄更斯作品的老师，日子过得很艰苦。为什么你们就不该得点小奖励呢？

即使在我大声讲课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认为我一定又是个耍两面派、让人极为讨厌的家伙。他们知道我作为煽动家老师很享受吗？如果他们出身中产阶级、生活舒适，那不能怪他们。我不是在继续爱尔兰人好忌妒的旧传统吧？那么，打住吧，迈克。

在教室前排，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西尔维亚举起了手。她是个黑人，身材娇小，时髦漂亮。

迈考特先生。

嗯。

迈考特先生。

什么？

你情绪失控了，迈考特先生。冷静，放松。那种老式的爱尔兰人的大笑哪儿去了？

我刚要厉声说，引发革命的爱尔兰穷人的苦难并不让人喜气洋洋，可是全班同学的笑声和对西尔维亚的鼓掌欢呼声淹没了我。

耶！西尔维亚。加油，女孩！

她笑着抬头看我。啊，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我觉得自己很虚弱、很愚蠢。我滑落到椅子上，听任他们在剩下的时间里讲些如何弥补过失的笑话。他们可以和查尔斯·狄更斯相提并论。他们会从不吃下午的比萨开始。他们会把节省下的钱寄给法国大革命中穷人的后代，或者送给第一大道上无家可归的人，特别是那个给他少于五美元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的人。

下课以后，本·陈在教室里徘徊。迈考特先生，我能和你谈谈吗？

他明白我讲的关于贫穷的事。这个班上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那不是他们的错。我不应该生气。四年前来到这个国家时，他只有十二岁，也不懂英语。但他努力学习，学到了足够的英语和数学知识，还通过了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入学考试。他很高兴能到这儿学习，他的家人都为他而骄傲，远在中国的家人也以他为荣。他和一万四千个孩子竞争上这所学校的机会。他父亲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他母亲在市中心的一家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晚上，她为全家人（五个孩子、丈夫和她自己）准备晚饭，然后帮助他们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每个月，她都要让小一点的孩子试穿大孩子的衣服，看看是否合身。她说如果孩子们都长大了，这些衣服都不合身了，她会把它们留着给另一些从中国来的家庭，或者寄回中国的贫穷人家。美国人绝不会理解中国人在收到从美国寄回的东西时的兴奋心情。他的母亲确保孩子能坐在厨房餐桌旁写作业。他绝不会用诸如“妈妈”或“爸爸”这些不合情理的话称呼他的父母，那很不礼貌。他的父母每天学习英语单词，以便他们可以和老师交谈，跟上孩子的步调。本说他的家人彼此尊重，从来不嘲笑谈论法国穷人的老师，因为那讲的可能就是中国，或者甚至就是纽约的唐人街。

我对他说他们家的故事很感人，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他可以把它写出来并对全班朗读，那不就是对他母亲的赞颂吗？

啊，不，他绝不能那么做。绝不。

为什么不？这个班的孩子们一定会学到些东西，学会感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他说，不，他绝不能写家里人的事，也不能对任何人讲他们家的事，否则他的父亲和母亲会感到非常羞愧。

本，你对我讲你们家的事，我感到很荣幸。

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些我不愿对这个班上其他人讲的事，以免你在这节课后感到很伤心。

谢谢，本。

谢谢你，迈考特先生。不要担心西尔维亚，她真的很喜欢你。

第二天，西尔维亚在课后留了下来。迈考特先生，关于昨天，我不是有意刻薄。

我知道，西尔维亚。你想帮我。

全班同学也不是有意刻薄，他们只是一直听大人和老师冲他们嚷嚷。但是我明白你讲的话。每天我走在布鲁克林街道上时，我都不得不经历各种各样的事。

什么事？

嗯，和这件事一样。我住在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你知道那里吗？

知道。黑人社区。

所以，我所在的那个街区没有一个人要上大学。哦！

怎么啦？

我说“要”。如果我妈妈听到我说“要”这个词，她会让我写一百遍“打算”，然后再让我说一百遍“打算”。好了，我想说的是，在我回家的路上，外面会有一些孩子嘲笑我。啊，她来了，那个白鬼来了。嘿，医生，你把自己刮干净了吗？你得到那白鬼子的皮肤了吗？他们叫我医生，因为我要，哦，想当个医生。当然，我替可怜的法国穷人感到难过，但是在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我们有自己的问题。

你想成为哪种医生？

儿科医生或精神病医生。我想先对孩子们施加影响，在街区居民对他们产生影响、对他们说他们将一事无成之前。因为我见过我周围的孩子们害怕让人知道他们是多么聪明，接下来他们就会在空地上和被烧毁的楼房里做些傻事。你知道，在穷社区有好多好多聪明的孩子。

迈考特先生，明天你能对我讲些爱尔兰人的故事吗？

对于你，西尔维亚医生，我要背首史诗，它像一块岩石那样永远无法让我忘怀。十四岁那年，我在爱尔兰做一份送电报的工作。一天，我送一份电报到一个叫古德·谢泼德女修道院的地方，一个由编织蕾丝花边和经营洗衣店的嬷嬷及非神职妇女组成的社区。利默里克有一些关于洗衣店的非神职妇女就是勾引男人走向邪路的坏女人的流言。送电报的男孩不允许使用前门，所以我走到一个边门。我送的电报要求回电，所以开门的嬷嬷让我进去。就那么远，不能再远了，然后等着。她把一块正在编织的蕾丝花边放到椅子上。当她消失在楼道尽头时，我仔细地看了看花边的设计图案，那是一个在三叶草上飞翔的蕾丝小天使。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但是当她回来后，我告诉她：嬷嬷，那条蕾丝花边很漂亮。

不错，孩子。记住这句话：制作这条蕾丝花边的手从来没碰过男人的身体。

嬷嬷怒视着我，好像她恨我。神甫们在星期天总是宣讲仁爱，但是这个嬷嬷也许错过了布道。我告诉自己如果再有古德·谢泼德女修道院的电报要送，我就会把它塞进门缝，然后跑开。

西尔维亚说：那个嬷嬷，她为什么那么刻薄？她有什么问题？碰男人的身体有什么错？耶稣基督也是个男人。她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小说里那个要下地狱的刻薄的神甫。你相信那些事吗，迈考特先生？

我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只是，我不是为了当一个天主教徒或爱尔兰人或素食主义者或不管什么，才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西尔维亚。

当我和我的学生讨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我发现他们对七大罪一无所知。满教室充满茫然的表情。我在黑板上写下：骄傲、贪婪、淫邪、愤怒、贪食、忌妒、懒惰。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怎么能过得快活呢？

那么，比方说，迈考特先生，这和创造性写作有什么关系？

任何事情都有关系。你们没有必要为了悲惨而成为穷人、天主教徒或爱尔兰人，但是这给了你们写作的素材和喝酒的借口。等等，我收回那句话，删掉关于喝酒的那段。

当我婚姻破裂时，我四十九岁，玛吉八岁。我一个子儿也没有，借朋友们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各个公寓过夜。教书迫使我忘掉痛苦。我可以在加斯·豪斯酒吧或狮头酒吧对着啤酒哭泣，但是在教室里，我得继续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从老师养老基金处借钱租了套公寓并配上了家具，后来，扬克·克林邀请我住进他在大西洋大道旁的希克斯街上租的公寓。

扬克是个六十多岁的艺术家兼修复专家，来自布朗克斯区，他父亲是那里的一位政治激进的医生。克林医生欢迎任何一位经过纽约的革命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到他家吃住。扬克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墓穴登记处工作。一场战役过后，他在战场上寻找尸体和尸体残片。他告诉我他从来都不想参加战斗，但是这份工作更糟。他经常想申请调到步兵团，在那里你只要射击前进即可，不用拨弄死者的身份识别牌，或翻看他们钱包里妻子和孩子的照片。

扬克依然做噩梦，他对此的最佳治疗或防御方法，就是大口大口灌白兰地。他总是在卧室里放着白兰地，我可以从瓶子里酒的多少来判定噩梦出现的频率。

他在他的房间里绘画。他把画架从床上移到椅子上，每样东西都是另一样东西的组成部分。他醒来时，会躺在床上，抽根烟，研究前一个晚上画过的帆布。他把一大杯咖啡从厨房拿到卧室，在那儿他坐在椅子上，继续看那幅帆布。他会时不时轻点帆布，修改或涂掉什么东西。他从来都没有把咖啡喝完过，整个公寓里到处都是装着半杯咖啡的咖啡杯。咖啡冷了就会凝结，在杯壁上一半的位置形成一个圆环。

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种尺寸的帆布上画同一幅景象：一群戴着色彩明亮柔和的头巾、穿着裙摆飞扬的长丝裙的妇女站在沙滩上眺望大海。我问他是有人溺水了还是她们在等什么，他摇摇头。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只是把那些妇女画出来，而不想妨碍她们。这就是他不喜欢某些艺术家和作家的地方。他们妨碍你，对你指出所有的事，好像你自己不能看不能读似的。凡高不在此列。看看凡高的作品，那儿有桥梁、向日葵、房间、脸和鞋子。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吧，凡高才不会告诉你呢。

他还有另外两个主题：赛马和跳舞的哈西德派教徒。他描绘跑过弯道的赛马。那是马匹身体最流畅的时候，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画冲出闸门或冲刺的马，那只是一匹从鼻孔到尾巴都笔直的马。但是，当马匹跑过弯道时，啊！它们倾斜着身体，肌肉紧张，沿着弯道边擦过，调整身体以适应弯道，寻找舒展四肢的位置。

哈西德派教徒很狂野，六个全身黑色打扮的男子——黑色帽子和黑色长外套，头发和胡子迎风飘扬。你几乎可以听到黑管强烈的悲鸣声，以及小提琴啾啾的低音与高音。

扬克说他毫不在乎宗教，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其他什么。但是如果你能以自己的方式像他画中的男子那样向上帝跳舞，那么他就能完全理解他们。

在阿奎达克特赛马场，我观察他审视马匹的神情。他似乎是赛马场上唯一对那些他称之为迟缓的赛马、那些没精打采地走在赛场最后的马感兴趣的人。他不理睬那些被牵往获胜者围场的马匹，赢了就是赢了，但是输了让你懂得更多。在我认识扬克之前，我只看到成群的马匹被指定在一个方向，拼命奔跑直到其中一匹获胜。透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阿奎达克特赛马场。我对艺术或者艺术家的心灵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他会将赛马和骑手的形象带回家。

黄昏时分，他会邀请我到他的街头小屋喝白兰地。在那儿，我们俯瞰大西洋大道，一直看到码头区。卡车沿着大道呼噜呼噜地向前，它们在红灯亮时换挡，发出呼哧呼哧和嘶嘶的声音，而长岛大学医院的救护车没日没夜地尖叫。我们可以看见蒙特罗酒吧不停闪烁的红色霓虹招牌，那里聚满了从货轮和集装箱船上下来的海员，和在布鲁克林大受欢迎的夜女郎。

派拉尔·蒙特罗和她丈夫乔拥有位于大西洋大道的这家酒吧和这栋建筑。酒吧的楼上有一套公寓空着，我可以用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租下。她能为我提供一张床，一些桌子和椅子。我知道你会很高兴住在那儿，弗兰克。她说她喜欢我，因为有一次我提到我喜欢西班牙风笛胜过喜欢爱尔兰风笛。我不像那些想要打架打架再打架、只想着打架的其他爱尔兰人。

那套公寓面向大西洋大道。窗外，“蒙特罗酒吧”这个霓虹招牌时亮时灭，将前面的屋子从深红色变成黑色再变成深红色，楼下的自动点唱机里传出村民乐队演奏的《基督教青年会》。

我从没告诉班上的学生，我如何生活在布鲁克林区最后一批码头酒吧中的一个，每天晚上如何努力忍受粗暴而好争吵的水手发出的喧闹，如何在耳朵里塞棉花团来抵挡那些提供陆地爱情的女人们的尖叫和大笑，楼下酒吧里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击打声和村民乐队演唱《基督教青年会》的歌声如何在深夜将我从床上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