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警告我们：恁们要管住自己的爪子，别动那个箱子，里面没有恁们感兴趣的东西，也不关恁们的事。

她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就是很多纸片：出生和受洗证明、她的爱尔兰护照、爸爸在贝尔法斯特办的英国护照、我们的美国护照，还有一条鲜艳的红色大摆长裙，饰有亮晶晶的金属片和黑色的荷叶边，这是她从美国一路带回来的，她想永远把它保存下去，提醒自己也有过翩翩起舞的青春。

我并不在乎她箱子里放着什么，可这时我和小马拉奇、比利·坎贝尔组成了一个足球队。我们要买不起队服和运动鞋。比利问：别人怎么会知道我们是谁呢？我们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

我想起那条红色长裙，一个名字随之而来：利默里克红心。妈妈从不打开那个箱子，所以，要是我从她那条长裙上剪下一块，做成七个红心贴在我们胸前，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眼不见心不烦，她总是这么对自己说。

长裙埋在那些纸片下面，我看见我护照上的照片——那时候我还小——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叫我日本佬了。有一张纸上写着：结婚证——马拉奇·迈考特和安琪拉·西恩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结为神圣夫妻。这怎么可能？我出生在那年的八月十九日，比利·坎贝尔和我说过，父母必须结婚九个月后，才可能有孩子。可我用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就来到这个世界，这说明我一定是个奇迹，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圣徒，人们要庆祝利默里克的圣弗兰西斯日。

我得请教米奇·莫雷，他仍然是“女孩身体和龌龊事”方面的专家。

比利说，要是我们想成为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就得刻苦练习，于是我们约定在公园里碰头。当我分发红心时，男孩们抱怨起来。我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不喜欢这个，就回家去剪他们自己母亲的裙子或罩衫。

我们没钱买一个真正的足球，一个男孩拿来一个塞满破布的羊尿泡。我们在草坪上把羊尿泡踢来踢去，踢出了一些洞，破布开始往外掉。我们不愿再踢了，这羊尿泡已经面目全非。比利说我们明天要碰头，明天是星期六，要去巴里纳库拉看看，能不能和“新月学院”队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打一场正规比赛，每队七个人。他说就算那红心是块破布，我们也得把它别上。

小马拉奇回家喝茶了，可我不能回去，我得见米奇·莫雷，搞清楚我为什么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出生了。米奇和他父亲皮特一起从家里出来，今天是米奇的十六岁生日，他父亲要带他去鲍雷斯酒吧喝人生第一杯酒。诺拉·莫雷在屋里冲着皮特大喊大叫，说要是他们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她已经烤好面包了，再也不进疯人院了，要是他把孩子灌醉带回家，她就去苏格兰，从世界上消失。

皮特对米奇说：别理她，库克罗普斯，爱尔兰的母亲总是敌视人生第一杯酒。我父亲带我去喝人生第一杯酒时，我母亲差点用煎锅打死他。

米奇问皮特我能不能和他们一道去，喝上一瓶柠檬水。

皮特在酒吧里逢人就说，米奇来喝他人生第一杯酒了，结果大家都想请米奇喝一杯。皮特说：啊，不行，要是他喝得太多，喝伤了就不妙了，所以谢绝了所有的好意。

啤酒拿来了，我们靠墙坐着，莫雷父子喝他们的啤酒，我喝自己的柠檬水。人们祝愿米奇一生好运，说自打他几年前从排水口上摔下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这不是天赐的礼物吗？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卡西莫多是多么不幸啊，那么辛苦地练了好多年英国话，就为了去BBC，结果却被肺病带走了。其实，BBC根本就不是适合爱尔兰人待的地方。

皮特和人们说着话，米奇在呷着他的人生第一杯酒，他小声对我说：我认为我并不喜欢这玩意儿，不过别告诉我父亲。然后他告诉我，他在秘密练习英国口音，准备当一名BBC的播音员，实现卡西莫多的梦想。他告诉我，我可以把库胡林的故事拿回去，当你在BBC播报新闻的时候，库胡林是派不上用场的。现在他已经十六岁了，想去英国。假如我有收音机，在收听BBC的广播时，就会听到他的声音。

我对他讲了结婚证的问题，比利·坎贝尔说必须结婚九个月后，孩子才可能出生，而我只用一半的时间便出生了，这是不是某种奇迹。

不，他说，不。你是个杂种，你注定要遭殃。

你不要诅咒我，米奇。

我没有，对于没到婚后九个月出生的人，他们就是这么说的，那种人是在婚前受孕的。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受孕。

就是精子撞到卵子，然后开始生长，九个月后就变成了你。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他对我耳语：你两腿夹着的那个东西叫“兴奋”，我不喜欢其他的名字，什么阴茎、生殖器等。你父亲把他的“兴奋”插进你母亲的身体里，一射，这些小虫子就跑进你母亲的身体里，那里有个蛋，你就在蛋里开始生长了。

我不是蛋。

你是个蛋，每个人曾经都是个蛋。

为什么我要遭殃？我是杂种又不是我的错。

所有的杂种都要遭殃，他们就像没有受洗的婴儿。他们会被送到地狱的边缘，受着永久的折磨，无法解脱，这确实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会让你怀疑，高高在上的上帝对没受洗的小婴儿是不够慈悲的，这就是我不再去教堂的原因。不管怎样，你是注定要遭殃了。你的父母干了“兴奋”的事，但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你不在神恩的宽恕之列。

那我该怎么办？

没有办法，你是注定的了。

我能不能点一支蜡烛或做些什么？

你可以试试圣母马利亚，她管厄运。

可我没钱买蜡烛。

好吧，好吧，给你一便士，等你哪辈子有了工作，再还给我好啦。

成为“女孩身体和龌龊事”方面的专家，我是花了大本钱的。

酒吧伙计正在玩填字游戏，他问皮特：前进的反义词是什么？

后退，皮特答道。

就是，酒店伙计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

圣母啊，皮特说。

你怎么啦，皮特？酒吧伙计问。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汤米？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

圣母啊。

你没事吧，皮特？这酒还好吧？

这酒好极了，汤米，我是喝啤酒的冠军，不是吗？

上帝作证，你是的，皮特，没有人不承认。

这就是说，在不喝酒的人中，我也可以是冠军？

啊，这，皮特，我想你有点离谱了。你老婆在家里没事吧？

汤米，把这酒给我拿走，我不喝啤酒也能当冠军。

皮特转过身，拿走了米奇的酒杯。我们回家找你妈妈去，米奇。

你没叫我库克罗普斯，爸爸。

你叫米奇，你叫迈克尔，我们要到英国去。我不再碰啤酒了，你也不要再碰那玩意儿了，你妈妈不再烤面包了。走吧。

我们离开酒吧，酒吧伙计冲着我们喊：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皮特，这都怪你读的那些该死的书，它们把你的脑子毁了。

皮特和米奇转身回家了，我只好去圣约瑟教堂点一根帮我免遭厄运的蜡烛，但是，我朝康妮汉商店的窗户看了一眼，窗户中间有一块“克里夫”太妃糖的招牌，写着：一便士两块。我知道我注定遭殃，可现在口水直流。把那一便士放到康妮汉小姐的柜台上时，我向圣母马利亚保证，再有一便士的话，我一定点根蜡烛，麻烦她转告她的圣子，把我的厄运推迟一段时间。

一便士的“克里夫”太妃糖撑不了一辈子，等它吃完了，我还得想着回家，去见一下那个母亲，是她让父亲把“兴奋”塞进她的身体里，使我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出生了，长成了一个杂种。要是她对她那条红色长裙或者别的什么说一个字，我就把我知道的“兴奋”事件向她抖搂出来，她准保会大吃一惊。

星期六的早上，我和利默里克红心队员碰了头，然后在路上逛游，想找个足球队比比赛。男孩们还在抱怨那块红裙布不像颗红心，比利对他们说，要是他们不想踢足球，就回家去玩妹妹的娃娃去。

巴里纳库拉的空地上有几个男孩子在踢足球，比利向他们发起挑战。他们有八个人，而我们只有七个人。不过我们不在乎，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是独眼龙。比利对我们说，待在他看不见的那一边。还有，他说，我们的弗兰基·迈考特差不多是个瞎子，两只眼都不好，这更糟。他们都穿着蓝白相间的运动衣、白短裤和正规的足球鞋，其中一个家伙说我们看上去像帮杂牌军，小马拉奇听了想和他们打架，被死活拦住了。我们同意只踢半个小时，因为巴里纳库拉的这帮男孩子说他们中午得吃点儿便餐。便餐？全世界的人中午吃的都是正餐，他们吃的却只是便餐。要是半个小时内双方都没得分，就算平局。我们踢来踢去，这时，比利拿到球，快速前进，在边线上左躲右闪，让人眼花缭乱，没人能追上他结果，球进了，我们得了一分。半个小时差不多要到了，这帮男孩子想加赛半个小时，扳回一局。这时，球过了边界，该我们发球。比利站在边线上，把球举过头顶。他假装看着小马拉奇，却把球扔给我。球向我奔来，我顿时忘掉了世上的一切，眼里只剩下球了。球直奔我的脚下，我只是向左一转，飞起一脚，就直射入门。我的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感觉像是上了天堂，飘飘欲仙，利默里克红心队的队员们拍着我的后背，对我说，好球，弗兰基。你也是，比利。

我们沿着奥康纳大街往回走，一路上，我想着来到我脚下的那一球，那一定是上帝或圣母马利亚送来的，他们是从不会给一个没用一半的时间就出生、注定要遭殃的人赐福的。我知道，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比利·坎贝尔传来的那一球，那一个进球。

妈妈在巷子里碰见布瑞迪·汉农和她的母亲，她们说起汉农先生那可怜的腿。可怜的约翰啊，每天在码头路用那么大的平板车为煤商们送一天的煤和泥炭，晚上还要骑车回家，真够要命的。他要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五点半，而早上八点前就得把马喂好，晚上五点半后又得把它安顿好。他整天车上车下地奔忙，搬运一袋袋的煤和泥炭，根本不可能固定腿上的绷带、保持伤口干净。他回到家时，绷带总是粘在腿上，只能撕下来。她用温水和肥皂为他清洗伤口，抹上药膏，再用干净的绷带包扎起来。他们没钱天天买新绷带，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洗旧绷带，洗得都发乌了。

妈妈说汉农先生应该去看看医生，汉农太太说：当然啦，他看过不知有多少次了，医生说他得让两条腿闲着。就这么多，让两条腿闲着。他怎么能让两条腿闲着呢？他得工作，他不工作，我们吃什么呀？

妈妈说也许布瑞迪可以找些活儿干，布瑞迪不高兴了：你不知道我肺不好吗，安琪拉？你不知道我有风湿热，随时都会死吗？我得多加小心才行。

妈妈经常说起布瑞迪和她的风湿热、肺功能衰弱。她说：这人能整天坐在这里抱怨她的病，可这些病却没影响她没完没了地抽“忍冬”。

妈妈对布瑞迪说，她的肺不好，她很同情，但她父亲的痛苦也很可怕。汉农太太对母亲说，约翰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迈考特太太，要是让你的孩子弗兰基每周跟他的车，干上几个小时，帮他搬搬煤袋，你觉得怎么样？虽说我们出不起多少钱，可弗兰基还是可以挣上一两个先令的，约翰也可以歇歇那两条可怜的腿。

妈妈说：我不知道，他只有十一岁，还得过伤寒病，煤灰对他的眼睛也不大好。

布瑞迪说：他可以待在户外，对眼睛不好或得过伤寒的人来说，没什么比新鲜空气更好的了，不对吗，弗兰基？

对，布瑞迪。

我巴不得跟着汉农先生坐在那辆大平板车上到处走呢，就像一个真正的工人一样。要是我很在行的话，说不定他们会让我停学。可是妈妈说：他可以去干，只要不影响上学就行，就让他从星期六上午开始干吧。

我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大老爷们，星期六一大早，我就生了火，为自己烧好茶，煎好面包，在门边等着隔壁的汉农先生骑自行车出来。我闻到从窗户飘出来的腌肉和煎蛋的诱人香味，妈妈说汉农先生吃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因为汉农太太还像新婚时那样迷恋他，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一对情人。他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嘴里叼着烟斗，叫我爬上自行车的横梁，我们向我作为大老爷们的第一份工作进发了。他骑着自行车，脑袋在我上方，那烟斗的味道很好闻。他的衣服上还有股煤味，让我直打喷嚏。

男人们或步行或骑车，向码头路的煤场、兰克面粉厂和利默里克汽船公司进发。汉农先生拿掉他的烟斗，对我说，这是最美妙的一个上午，星期六，只干半天。我们八点开始，午祷钟敲响十二点便收工。

我们先把马伺候好，给它刷刷毛，在木槽里添上燕麦，桶里盛上水。汉农先生教我怎样给马套上马具，然后让我把马赶到平板车的车辕里。他说：老天，弗兰基，你真有天分。

这让我非常开心，我真想就这样爬上爬下，赶车为生了。

有两个人往那些袋子里装满煤和泥炭，然后放到一个大铁秤上称重，毎个袋子有一百磅重。汉农先生去办公室领送煤券时，他们把煤袋摞到平板车上。装袋的人干得很快，轮到我们送煤了，汉农先生坐上平板车的左侧，轻轻挥了一下鞭子，示意我去右侧坐。爬上平板车可不容易，它实在太高了，还堆满煤袋。我想从车轮爬上去。汉农先生说我不可以那样干，一旦把马套进车辕，就千万别把手或腿靠近车轮。马可能会突然来了兴致，想散散步什么的，那样你的腿或胳膊就会卷进车轮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和身体分家。他冲那马吆喝：驾，马晃了晃头，马具扯得嘎嘎响。汉农先生笑了。这匹傻马勤快，他说，几个小时都不会停下来扯扯马具。

下雨了，我们把旧煤袋披在身上。汉农先生倒咬着烟斗，免得淋湿烟草。他说雨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变沉，但抱怨又有什么用，你怎么不去抱怨一下非洲的太阳？

我们穿过萨斯菲德桥，去恩尼斯路和北环路送煤。这里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汉农先生说，他们从口袋里掏小费是很不爽快的。

我们有十六袋煤要送，汉农先生说我们今天挺幸运，因为有些人家要了不止一袋，他可以不用车上车下地爬，摧残他那两条腿了。我们把车停下，他跳下车，我把煤袋拖到边上，放在他的肩膀上。有些人家门口有空地，你可以把车上的板门一拉，直接把煤袋倒空，这很方便。有一些人家有很长的后院，汉农先生只好忍受着双腿的疼痛，把煤袋从车上扛到后门前的小棚子。啊，老天，弗兰基，啊，老天，这就是他唯一的抱怨了。他爬回车上，让我拉他一把。他说要是有辆手推车就好了，可以用它把煤袋从车上运到人家里，那可就有福了，但一辆手推车得花掉他两周的薪水，谁买得起呢？

煤送完了，太阳出来了，平板车也空了，马都知道它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坐在平板车上向前看，马一颠一颠地走过恩尼斯路、香农河桥，来到码头路。汉农先生说送了十六袋一百磅重的煤和泥炭的人，应该喝上一杯啤酒，给他帮忙的小男孩也该来一瓶柠檬水。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学，不要像他那样拖着两条烂腿，没完没了地出体力。要上学，弗兰基，离开利默里克和爱尔兰。这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可以去美国、澳大利亚或随便哪个大国家，看看一望无际的景象。世界是广阔的，你可以进行一番伟大的冒险。若不是这两条腿，我就和其他的爱尔兰人一样，和你父亲一样，去英国的工厂赚大钱了。不，不能和你父亲一样。我听说他把你们弄得走投无路了，嗯？我不明白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撇下妻子和孩子一走了之，让他们在利默里克的冬天饥寒交迫？上学，弗兰基，上学。读书，读书，读书，趁你的腿还没有烂，大脑还没有完全崩溃，赶快离开利默里克。

马在路上“嗒嗒”地走着，我们到了煤场，喂它吃了草喝了水，给它刷了刷毛。汉农先生一直在对它说话，称它为“我的老草王”。这匹马打着响鼻，在汉农先生的胸前蹭来蹭去。我很想把这匹马带回家，让它待在楼下，而我们住在楼上的意大利。不过，就算我能把它弄到屋里，母亲也会冲我大嚷：这个家里最最需要的不是一匹马！

从码头路回来的街道太陡了，汉农先生带着我没法骑车，我们便下车走路。他的腿一直在疼，费了很长时间才到享利街。他一会儿靠在自行车上，一会儿在人家屋外的台阶上坐坐，咬着烟斗玩。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一天工作的报酬，要是我拿着汉农先生给我的一先令，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进家的话，妈妈可能会让我去利瑞克电影院看场电影。现在已经走到了南方酒吧的门口，他叫我进去，说不是答应了让我来一瓶柠檬水的吗。

帕姨父正在酒吧里坐着，浑身上下和平时一样黑。他旁边坐着比尔·盖文，大口喝着黑啤酒，浑身上下和平时一样白。汉农先生招呼说：你好吗？说着，在比尔·盖文的旁边坐下。酒吧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老天啊，酒吧伙计说，瞧瞧那儿，两个煤球和一个雪球。酒吧里各个角落的人都拥过来，看着这两个黑炭人中间夹着一个石灰人。他们想请《利默里克导报》的人来拍张照。

帕姨父问：你怎么也弄得一身黑，弗兰基？你掉进煤井里啦？

我在帮汉农先生送煤。

你的眼睛看上去好恐怖，弗兰基，就像在雪地上撒尿冲出来的洞。

那是煤灰，帕姨父。

回家时洗洗。

我会的，帕姨父。

汉农先生给我买了一瓶柠檬水，又给了我上午工作应得的一先令，叫我现在就回家，说我是个特棒的工人，下个星期放学后，我还可以帮他干。

回家路上，在商店橱窗的玻璃上，我看到自己被煤弄得一身乌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老爷们，一个口袋里揣着一先令的大老爷们，一个在酒吧里和两个黑炭人一个石灰人一块儿喝了一瓶柠檬水的大老爷们。我不再是孩子了，可以轻而易举地告别利米国立学校了。我可以天天和汉农先生一起工作，等他的腿伤变得更严重了，我可以接管那辆平板车，以后一辈子为有钱人送煤。我的母亲也不用再去神父家的门口当乞丐了。

街道上和巷子里的人都好奇地打量着我，男孩和女孩都在笑我，他们喊：来了个扫烟囱的，扫我们家的烟囱要多少钱？你掉进煤井里了吗？你被烧黑了吗？

他们可真无知，他们不知道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送一百磅一袋的煤和泥炭。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是个大老爷们了。

妈妈和阿非正在楼上的意大利睡觉，一件外套遮在窗户上，挡住外面的亮光。我告诉她我挣了一先令，她说我可以去利瑞克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应得的。她叫我带上两便士，其余的留下来，放在楼下的壁炉台上，她好出去买面包和茶。外套突然从窗户上掉了下来，屋里顿时变得通亮。妈妈看着我，说：老天在上，瞧瞧你的眼睛，下楼去，我马上下去给你洗洗。

她在壶里烧了热水，蘸着硼酸粉给我擦拭眼睛。她告诉我今天不能去利瑞克电影院了，得等我的眼睛好转才能去。什么时候能好转，只有天晓得。她说：你的眼睛这个样子，是不能送煤的，煤灰肯定对它们有害。

我想要那个工作，我想给家里挣回那一先令，我想当一个大老爷们。

你不给家里挣回那一先令，也可以当一个大老爷们。上楼去躺一会儿，歇歇你的眼睛，不然你就要变成一个瞎老爷们了。

我想要那个工作。我一天三次用硼酸粉洗眼睛，我记得西穆斯在医院里说过，他叔叔的眼睛是通过锻炼眨眼治愈的。要想眼睛好，只能靠眨眼，他曾这么说。现在，我一遍又一遍地眨眼，眨得小马拉奇跑去告诉妈妈。妈妈正在巷子里同汉农太太聊天，他说：妈妈，弗兰基的眼睛不好了，他在楼上一遍又一遍地眨眼睛。

她跑上楼问：你哪儿不舒服？

我在锻炼，增强我的视力。

什么锻炼？

眨眼。

眨眼不是什么锻炼。

医院里的西穆斯说，要想眼睛好，只能靠眨眼。他叔叔由于经常眨眼，视力特别棒。

她说我神经病，然后回到巷子，继续同汉农太太聊天。我眨完眼，把硼酸粉撒进温水，开始清洗眼睛。隔着窗户，我能听见汉农太太在说，约翰成天在平板车上爬上爬下，把他那两条腿毁了，你的小弗兰基真是上帝赐给约翰的。

妈妈没说什么，这意味着她非常同情汉农先生，会让我在他活儿最重的那天——星期四，再去帮他。我一天洗三次眼睛，不停地眨眼，直到眉毛都痛了才作罢。在学校里，老师不看我的时候，我继续眨眼，班上的孩子都叫我“眨巴眼”，在我那一长串外号名单上又增加了一条：

眨巴眼迈考特，

是个讨饭婆的儿，

长着疤瘌眼，

一副哭丧脸，

还去学跳舞，

像个日本佬。

我不再在乎他们怎么叫我了，只要我的眼睛好了，我就有了固定的工作，可以用平板车搬上百磅的煤袋。我希望他们能在星期四放学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平板车上，到时候汉农先生把缰绳递给我，自己腾出手，舒舒服服地抽他的烟斗。给你，弗兰基，要温和些，这是匹好马，不用拽它。

他把鞭子也递给我，但它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根本不用抽打这匹马，我只是学着汉农先生，凌空虚晃两下，或者帮马赶赶大肥屁股上的。苍蝇。

当然，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仰慕我在平板车上摇摇晃晃的身影，以及我手执缰绳和鞭子时那沉着老练的样子。我要是也有一个汉农先生那样的烟斗，再有一顶花呢帽，那该多好啊。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送煤工，像汉农先生和帕姨父那样，有一身乌黑的皮肤。这样，人们便会说：那位就是弗兰基·迈考特，常去南方酒吧喝酒，全利默里克的煤都是他送的。我不洗脸，一年到头都是乌黑的，就算在圣诞节，为了迎接圣婴的生日，应该好好洗上一回，我也不洗，我知道他不会介意的，因为我曾经在至圣救主会教堂的圣诞马槽里看见过“东方三圣”，其中一个比利默里克最黑的帕姨父还要黑。要是一个“圣人”都很黑，那就意味着全世界都有送煤工。

马撅起尾巴，从后面拉出一大团冒着热气的黄色粪便。我开始拽缰绳，想让它停下舒服地拉一会儿。但汉农先生说：不，弗兰基，让它走。它们总是边走边拉，这是马的天赋，它们边走边拉，却不脏不臭，不像人那样，一点也不，弗兰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别人方便之后再去用厕所，要是前一位老兄饱餐了一顿猪蹄，又喝了一夜的啤酒，那臭气能把壮汉的鼻子熏歪。马就不一样，它们只吃燕麦，拉的是干净的东西。

星期二和星期四放学以后，还有星期六上午，我都跟着汉农先生一起去干活儿。这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三个先令，尽管她一直担心我的眼睛，我一回到家，她就帮我洗眼睛，让我的眼睛先休息半小时再说。

汉农先生说，星期四他在巴灵顿街送完煤，在利米国立学校附近等我。这样，同学们都该看见我了。这样，他们就该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而不是一个长着疤瘌眼、一副哭丧脸、还去学跳舞的日本佬啦。汉农先生说：上来吧，我便像个工人似的爬上平板车。我看见那些男孩子都呆呆地望着我，呆呆地望着。我对汉农先生说，要是他想抽袋烟轻松一下的话，我就来操缰绳。他把缰绳递给我，我听见了那些男孩们的喘息声。我学着汉农先生的样子，朝马吆喝：驾！马跑了起来，我知道利米国立学校有几十个男孩都要犯忌妒这条弥天大罪了。我又朝马吆喝一遍：驾！想让每个人都听见，让他们知道是我在赶马车，而不是别人；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看见的那个坐在平板车上、手执缰绳和鞭子的人是我。这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天，比我的首次圣餐日还要辉煌，因为那天让外婆给搞砸了：它也比我的坚信礼日辉煌，因为那天我得了伤寒。

他们不再叫我的外号，也不再笑我是疤瘌眼。他们想知道我才十一岁，是怎么找到这份好差事的，能挣多少钱，会不会一直干下去。他们想知道煤场里还有没有别的好活儿，我可不可以替他们说句好话。

后来，有些十三岁的大男孩把脸凑过来，说他们应该干这个活儿，因为他们年龄大，我不过是个没长肩膀、瘦骨嶙峋的小矬子。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是我在干这个活儿，汉农先生夸我特别棒。

有些天他的腿实在疼得厉害，几乎迈不动步，汉农太太很焦虑，她给我倒了一缸茶，我看着她卷起他的裤子，把脏绷带一层一层揭去。伤口又红又黄，里面嵌着煤灰。她用肥皂水清洗伤口，然后涂上黄软膏，拿把椅子撑住他的腿。夜里他就这样待着，看报纸，或从头顶上的书架找本书读。

腿恶化得这么厉害，他只好提早一个小时起来，放松放松僵硬的腿，重换一次绷带。这天是星期六，早晨天还很黑，汉农太太就来敲门了，问我愿不愿意去邻居家借辆手推车带上，汉农先生今天绝对扛不了煤袋了，也许我可以替他把煤袋滚到手推车上。他也不能用自行车带我了，我只能推上手推车在煤场和他碰头。

那位邻居说：借给汉农先生啥都行，愿上帝保佑他。

我在煤场大门口等着，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向我走来，骑得比以前更慢。他的腿很僵硬，几乎没法下车。他说：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弗兰基。他让我备马，但我套马具时还是费了些劲。他让我把马车赶到煤场外面，来到寒冷的大街上。我真希望能一直赶下去，再也不回家了。汉农先生教我怎样把煤袋拖到车边，扔到地上，拖上手推车，推进人家的屋里。他告诉我怎样才能安全地搬运煤袋而不伤到自己。到了正午，我们送完了十六袋煤。

这个时候，我希望利米国立学校的男孩们能看见我，看我驾驭马车、搬运煤袋的样子；看我在汉农先生休息两条腿时，包揽一切的样子。我希望他们能看见我推着手推车走进南方酒吧，跟汉农先生、帕姨父和比尔·盖文坐在一起喝柠檬水的样子，汉农先生、帕姨父和我是一身乌黑，比尔·盖文则是一身雪白。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汉农先生让我留下的小费，四个先令，加上他付给我的上午的工酬，一个先令，总共是五个先令。

妈妈在炉子边坐着，当我把钱交给她时，她看着我，钱掉到她的腿上，她哭了。我有些莫名其妙，因为钱应该使人快乐呀。瞧瞧你的眼睛，她说，到那面镜子前瞧瞧你的眼睛。

我的脸乌黑，眼睛比以前更糟了。眼白和眼睑全红了，黄色的眼屎渗到眼角，流到下眼皮上。稍过一会儿，眼屎就变硬了，得抠或洗才弄得下来。

妈妈说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跟着汉农先生干了。我想说汉农先生需要我，他几乎不能走路了，我今天早上不得不把所有的活儿揽下来，我赶车，用手推车搬运煤袋，然后到酒吧里坐坐，听人们谈论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哪个更棒。

她说她很同情汉农先生的不幸，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不幸，她目前最怕的，就是一个在利默里克的街道上跌跌撞撞走路的瞎儿子。你险些因为伤寒丧命，这就够糟的了，现在还想再把眼睛弄瞎吗？

此刻，我忍不住哭了，这是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老爷们，为家里挣钱的机会呀。爸爸不寄钱，电报童也从来不登我家的门。我忍不住哭了，因为星期一的上午，要是没人帮汉农先生把煤袋拖到车边上，再用手推车搬运进别人家里，他该怎么办呢？我忍不住哭了，因为他和那匹马是那么亲密，管它叫亲爱的，他自己又是那么和蔼可亲。要是汉农先生不把它牵出去遛遛，我也不能把它牵出去遛遛，那匹马该怎么办呀？没有燕麦、干草和偶尔的几个苹果，它会饿死吗？

妈妈说我不该哭，这对眼睛不好。她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现在我只能这么对你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她为我洗了洗眼睛，给了我六便士，让我带小马拉奇去利瑞克电影院看鲍里斯·卡洛夫主演的《吊不死的人》，再买两块“克里夫”太妃糖。眼里往外渗着黄色的眼屎，看银幕很不方便，小马拉奇只好当我的解说员。周围的人叫他别出声，他们想听清鲍里斯·卡洛夫在说什么。小马拉奇回过头对他们说，他只是在给他的瞎哥哥帮忙。结果，他们把负责人弗兰克·高金叫来了。他说要是再听到小马拉奇说一句话，就把我们两个都扔出去。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办法，先把一只眼睛里的眼屎挤出来，弄干净，用它看银幕，然后再把另一只眼睛挤干净，这样来回轮换着，挤，看，挤，看，到头来，看到的东西都是黄黄的。

星期一早上，汉农太太又来敲我家的门。她问妈妈，弗兰克能不能去一下煤场，告诉办公室的人汉农先生今天不能上班了，他得去医生那儿看看他的腿，明天他一定来；今天不能送的煤，明天一起送。汉农太太现在总叫我弗兰克，是的，一个能送成百上千磅煤的人不应该再叫弗兰基了。

办公室里的人说：哼，我想我们对汉农够忍让的了你，叫什么名字？

迈考特，先生。

告诉汉农，我们需要一张医生的便条，你明白吗？

我明白，先生。

医生告诉汉农先生，他必须去医院，不然会恶化成坏疽，那医生可不负责任。救护车拉走了汉农先生，我的这番大事业就此结束了。现在，我又和利米国立学校的其他孩子一样白了，没有平板车，没有马，没有带回家交给妈妈的先令。

几天后，布瑞迪·汉农来我家，说她母亲想让我去看看她，和她一起喝杯茶。汉农太太在炉子边坐着，她的一只手搁在汉农先生的椅子上。坐吧，弗兰克，她说。我随便找了把厨房的椅子坐下。她说：不，坐在这儿，坐在他的这把椅子上。你知道他有多大年纪吗，弗兰克？

啊，他一定很大了，汉农太太，他一定有三十五岁了。

她笑了，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他已经四十九岁了，弗兰克，这种年纪的人，腿不该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该，汉农太太。

你知道你跟着那辆平板车，让他很高兴吗？

我不知道，汉农太太。

你让他很高兴。我们生了两个女儿，布瑞迪你认识，凯瑟琳在都柏林当护士。但是我们没有儿子，他说感觉你就是他的儿子。

我觉得眼睛一阵灼痛，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在哭鼻子，尤其是在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落泪的时候。最近我总是这个样子，是因为那个工作？是因为汉农先生？母亲说：哦，你的眼睛都快赶上尿泡了。

我想，我哭鼻子，是因为汉农太太那种柔声细语跟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样说话，都是因为汉农先生。

就像他的儿子，她说，我很高兴他有这种感觉。他上不了班了，你知道。从今往后，他得待在家里。他的腿也可能治得好，要是真能治好，他也许可以找一个看门的差事干干，那样就不必再搬啊运啊的了。

我不会再有工作了，汉农太太。

你有工作，弗兰克，上学，这就是你的工作。

那不是工作，汉农太太。

你不会再干这样的工作了，弗兰克。想到你吃力地把煤袋拖上车的样子，汉农先生很伤心，你母亲也很伤心，这还会损害你的眼睛。天晓得，我多么内疚把你拉进来，让你可怜的母亲夹在你的眼睛和汉农先生的腿之间，左右为难。

我能去医院看看汉农先生吗？

他们不会让你进的，但你肯定可以到这儿来看他。上帝知道，除了读读书报，看看窗外，他干不了什么了。

回家后，妈妈对我说：你不应该哭，不过眼泪是咸的，可以洗掉你眼睛里的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