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八天，英沙罗夫挣扎于生与死的界点。医生，作为一个青年人，对于重病人很关心，不断前来诊视。舒宾听到英沙罗夫的危险情况，来探望过几次；他的同胞——保加利亚人——也来过；就中，别尔谢涅夫认出了那两位曾以自己不意的别墅拜访使他迷惘过的奇怪人物；他们全都表示着真挚的同情，有几个还自愿代替别尔谢涅夫看护病人，可是他却记着他对叶连娜的诺言，一概谢绝了。他每天去看她，并且给她偷偷地报告病情的每一细节——有时是口头的，有时，用一封短简。她是以怎样悬虑的心情期待着他的啊！她是怎样地听着他，询问着他的啊！她总想亲自来探望英沙罗夫；可是别尔谢涅夫却恳求她不要这样做：英沙罗夫是很少一人独在的。在知道英沙罗夫病倒的第一天，她自己也几乎病倒了；一回家来，她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别人却请她下来用午餐，当她出现在餐室里的时候，她的脸色使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大大地吃了一惊，硬要送她到床上去。然而，叶连娜却终于能够控制自己了。“如果他死了，”她再三思忖着，“我也就完了。”这一思想使她平静下来，也给了她力量，使她可以装作冷静。也没有人来怎么麻烦她：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为着自己的牙痛忙个不了；舒宾在发狂地工作；卓娅也变得忧郁起来了，正在热心地读着维特；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对于“学者”的频频访问深为不满，尤其因为他关于库尔纳托夫斯基的“预定计划”简直毫无进展：那位讲求实际的主任秘书于是也摸不着头脑，只有等待机会了。叶连娜对别尔谢涅夫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过：对于有些帮助，感谢不独令人羞愧，而且令人感觉可怕。只有一次，当她和他第四次会晤的时候（前一晚，英沙罗夫的情况十分恶化，医生已经暗示该来一次会诊）——只在那时，她才向他提到了他的诺言。“好吧，那么，我们一道儿走吧，”他对她说。她站起来，正预备整装。可是他又说：“不，我们且等明天再看。”在傍晚的时候，英沙罗夫的病势竟减轻下来。

这样的苦难延长了八天。叶连娜表面是平静的，可是她什么也不能吃，夜晚也不能睡。她全身感到一种隐隐的酸痛；在她的头脑里，似乎充满了干燥的、燃烧着的青烟。“我们小姐蜡烛似地消瘦了呢，”她的婢女这样说她。

终于，在第九天上，危机大致过去了。叶连娜正在客厅里，坐在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身旁，给母亲念《莫斯科新闻》；她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别尔谢涅夫进来了。叶连娜望了他一眼，（每一次，她投给他的那最初的一瞥，都是多么迅速、多么胆怯、多么深沉而又多么不安啊！）于是马上猜到他是带着好消息来了。他在微笑呢；他微微向她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迎接他。

“他清醒了，他得救了，一星期以后他就会完全好了，”他对她低声说。

叶连娜伸出手来，像是防备挨打似的，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她的嘴唇颤栗了，一阵红晕笼罩了她的整个面庞。别尔谢涅夫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谈起话来，叶连娜则回到了自己的私室，跪下来，祈祷着，感谢上帝……轻松的、欢快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流出来。她突然感到极度疲劳，把头偎到枕上，喃喃地说：“可怜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她的睫毛和颊上还濡渍着泪花，她就沉沉睡去了。这是许久以来她第一次的睡眠，也是第一次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