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趸船公司工作。从办公桌望出去，能看见一个风化了的大理石坡道。每天我都能看到人们像木偶一般机械地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把车票递出去打个孔，便等着黄色的停车杆升上去。如果我一脚蹬地，椅子向桌子的反方向溜出去并旋转180度，我便能看到在坡道和一排杨树之间流淌着的一条密西西比河分支。

白鹭，棕色泡沫，白色浮标。

我在那里待满一年后便拥有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和电脑，于是我大部分时间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且无人打扰。我看着白鹭从河里迅速扯出一条鱼来，看着游客渡船驶向圣保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在输入电子表数据的时候，顺便上网查查资料——比如喜马拉雅山上因高海拔引起的脑水肿，或者“珍宝箱”店里近期的促销产品。虽然我只是个临时工，但我在马妮科趸船公司的资历足够我拥有一个放午餐盒的隔层以及一个位于休息室的专属衣钩，也足够让我成为那个专门对付水手们忧虑痛苦的老婆的人。我能让那些打来电话的妻子们镇静下来，这让每个人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会跟那些妻子说“不要担心，你丈夫很快就回家了”；会跟她们保证“当他今晚抵达奥扩卡湖岸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的”；哪怕我很清楚他要隔天才能抵达那里，而他在抵达后，会在打电话前先去酒吧里玩玩，但我还是会这么说。而那些妻子每次都会点名让我接电话。她们的孩子的年龄、家里狗的名字和保姆的名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已经习惯了她们在一天将要终结的时候来电了。直到我在这里工作第二年的早春——某天下午四点刚过了一分钟，我的电话铃声响起——我以为是某个忧心的妻子。电话一接通，我便听到了女人声音中的烦躁，但她依旧努力挤压每个元音的发音，让自己听起来友好一些。“很抱歉在你工作的时候打扰你，”她拘谨地说道，“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于是我很确定这不是来自某位妻子，而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在我正要挂电话，打算整理一下连裤袜出去倒今天的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我听到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我很抱歉打扰你，”那位女士再次道歉道，然后她说，“请不要挂电话。”

于是，在她说明自己来自漫河之前，在她解释自己是谁之前，我已经识别出了她独特的说话方式——她的道歉是一种表达反对的方式。这是地道的漫河行为。于是我没说话，也没挂电话，那位女士便继续说了下去。她说她是通过拨打我之前在德卢斯的工作号码找到我现在的号码；她曾去找过我的老房东，是他告诉她这家临时工中介公司的名字，但让他们说出这家趸船公司的名字确实费了她不少功夫；她真的一直很努力地在找我；其实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干涉我的生活，但她现在不知道该找谁来处理这件事了。“我是代替你母亲给你打电话的，”她说道——然后顿了顿，“她已经不再来教堂了。已经好几个月了。于是我去她家看望她。”

我等着她说下去。

“那个地方……有点破败。”

我清了清嗓子：“那个木屋？”

“其实，木屋的房顶在去年被一场暴风雨掀掉了。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房顶都没了？”

“嗯。我估计她是在棚里过的冬。她搬了个火炉在那儿。”

“搬到车棚？那里的建筑材料可用的不是火源绝缘体啊。”

“她用树叶、衣服和报纸把墙糊住了。”

刚开始我无法想象，但后来我明白了：“好吧。”

“她伐木的时候切掉了一根指头。估计她现在的视力也不行了。”

“请问您是？”我问道，虽然谈不上感觉恶心，但我脑袋里的那根筋开始突突地跳。

“利兹·伦德格伦。我跟你妈妈一起去‘妇女之家’。”

“伦德格伦女士，”我站起身来，开始在电话线允许的范围内踱着步，咬着嘴唇，越过房间墙壁看向窗外，密西西比河棕色的河水正按照它既定的轨道滚滚流向海湾。

这时我脑子里缺失的那块拼图突然出现：“生命科学课。”

那边停顿了一下：“是的，很久以前，我曾教过生命科学。”利兹·伦德格伦估计嘴里咬着什么东西，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我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一种肌肉的放松。“我在退休前替课来着，在高中。你的记忆没错，那是我。听着琳达，我不是要干涉你们的生活，也不想引起麻烦，但我觉得我应该打个电话，或者说，我觉得她会想让我打这个电话。”

天堂和地狱同为思维的两种方式。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终结；但对于基督科学家来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一切只有下一个阶段——这是我的理解，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一点是我在那年夏天领悟到的。一个周三的晚上，就在伦德格伦女士的电话结束之后不久，我去酒吧喝了两杯伏特加汤力鸡尾酒和几杯温热的泡沫啤酒，嗨了一小时后，我去教堂做礼拜。我在大教堂门外的人行道上彳亍了几分钟——醉醺醺地，还装作要去别的地方——直到我最终推开教堂大门走了进去。我尽可能让自己走直线，坐到离我最近的长椅上，像是又回到了学校一般，头也不转地四处瞥着。不论我想在教堂里发现什么，不论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什么，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看到。米色至圣所里的味道像是清洁剂，位于长椅间的深色真空管路压在白色的地毯上，教堂里坐了八个人。那里的一切都是白色和米色、白色和米黄色、白色和粉红色——前面是灰泥墙、木长椅和一个简单的讲台。

布道或者不管它叫什么吧，开始了。一位面容和蔼的老人在讲台上倾身朗读者《圣经》和《圣经要义下的科学与健康》，中间他会停下来拿起一个玻璃杯小啜几口水。这个玻璃杯将灯光聚合成一个个光斑，又投射到房间各处，像是闪光灯球一般。我肯定是睡过去了，因为之后我只记得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人在用无线话筒讲话。那是一位梳着圆发髻的白发老婆婆，她那小手握着那个巨大的话筒，像是捧着一个冰淇淋圆筒。她的嘴唇紧紧贴着麦克风，静电的声音透过话筒震彻整个屋子。她说她有一个邻居，之前曾抱怨她的院子，不过后来她试着对那位邻居友善一些，于是她的牙不再疼了；她的牙痛是一种对非永生的错误信仰，是这种信仰让她掉进了痛感的假象里。但玛丽·贝克·埃迪曾教导过我们，通过上帝，爱你的邻居。于是她在邻居家的车道上留下了许多郁金香，她的牙痛也因此而消失了。

接下来是一位少年。他穿着锃亮的皮革鞋子，白衬衣的袖子卷到手肘处。他先是让我想起了高中辩论队的男生，不过他前臂结实的肌肉和淡淡的胡楂打破了这一印象，倒像是一个在室外作业的人。他很清楚麦克风应该放在距离自己的嘴唇多远的位置，停顿的时候，他会平整裤子胯部附近的褶皱。他讲了一个很长很曲折的故事，大意是说他没能好好准备一场进阶先修考试，但多亏了我们亲爱的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不过他最后还是解释了他是怎样顺利通过考试的。

然后是长时间的安静。长椅摩擦地面的声音像是树枝发出的，我的头又开始疼了起来。外面的夜莺开始鸣啭，我想躺在长椅上，把我的头贴在冰凉的木头上。但我没有。我让自己坐直身子，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最后一个站起身来接过话筒的人还是一位老妇人。她说她学完今天的课程之后，她从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离世的感受中解脱出来。她灿烂地笑着，说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抚着自己雪白的头发。她说她曾以为她的丈夫是物质的，几个月来她都难以和他的遗物分离，比如他的鞋、他的书、他的肥皂。如今她终于意识到，我们只是生命的映象，于是她把他最后一瓶古风香波倒进厕所。一并倒掉的还有哈罗德的骨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死亡是不存在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她接下来的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因为我的手掌开始冒汗了。“哈罗德很好。哈罗德一直很好。其实你怎么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想。玛丽·贝克·埃迪告诉我们，天堂和地狱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事实，并祈祷自己能够真正意识到，死亡意味着一切终有时，是一种错误的信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非物质的层面里都不会离开。改变的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结束后我正要离开，走到门口时，那位头发花白的妇人叫住了我。走近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是一种朦胧而闪耀的蓝色。她身穿一条米黄色亚麻长裙，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钻石戒指。“您能否以宾客的身份签个字？我们很高兴您能来。”她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夹着传单的笔记板并递给我。

“不好意思——”我说道。

我在她身边走动的时候，能闻到她薄荷味的呼吸，手腕处的丁香香水，以及裙子上的洗涤剂味道。她的味道像是精心秘制的，是一种一生都值得对她报以善意的味道。她至少得有八十岁了，但她的脸上有一种青春，一种让人嫉妒的无忧无虑。我停下来更为细致地观察她，完全忘却了自己。我想听她讲更多关于她的丈夫哈罗德和他的香波的故事。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忧郁。“你是第一次来教堂吗？”她举起了那只别在笔记板上的笔。

“是的。”我回应道。瞬间我就后悔了——她一脸热望地看着我。“我是说这间教堂，”在离开前我澄清道，“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本地人。”

大概是四月中旬。我记得河边的柳树上已经开始微微冒出一点绿。不久之后，立在人行道上的树的叶子便蓬勃了起来——目之所及都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一天下班后，我前往信用合作社查看自己的积蓄，又去了五金店买了螺丝钉，打算修好安抱怨了几个月的球形门把手。我跪在浴室里修理着，这时我决定要把漏水的浴缸旋塞也修理一下。我用两根手指从水槽里掏出一团打结了的头发，在卷纸器上放上一卷新的厕纸，又把所有毛巾拿到自助洗衣店洗干净。我把毛巾放进干燥机里，直到它们的温度几乎灼伤我的胳膊时我才把它们抱出来。我把温暖的毛巾堆叠成塔，抱在怀里，用下巴压着带回了家。

在这座城里的最后一天，黎明时分，我去了罗姆的公寓。

旧维多利亚式角楼上，松散的瓦片在风的作用下瑟瑟发抖。我用他的钥匙进门，把我的东西堆在门口，穿着鞋和外套爬上他的床。他还没清醒便把我拥入怀中，把脸埋在我的头发里。“再见。”我说道。我想把他弄醒，想再一次带着项圈在地上到处爬。不过这句话并没让他激动。他把他的小鸡鸡放在我的两腿间，然后睡得更沉了。

架子上的时钟的数字正向我发着红光。早晨就从暮色中的一道灰中延展开来。穿着外套、躺在他怀里的我渐渐开始感觉到热并开始冒汗。过了一会儿，我又看了眼时钟，然后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加快速度，我就会错过巴士，如此一来，我便无法准时抵达位于城市另一头的灰狗车站，进而耽误了回怀特伍德的行程；我妈和伦德格伦女士还在大巴终点站附近的汉堡王等着我呢。我最终还是给她打了电话，但她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格外开心。上一次跟她说话还是两年前我爸去世的时候，在她生硬地说完几个您好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话：“看起来是时候卖掉一部分地了。”太阳终于照进罗姆的地下室公寓，我扭动着想要离开他的怀抱。他终于醒了过来——因为他感觉到我要走了——便抓住了我，我则想挣脱出去。

“你在这儿干吗？”

“我不在这儿。”

“那谁躺在我床上呢，小侦察女兵？”

“那是你的幻想。”

“操。”他的脸还埋在我的头发里，我的头皮能感觉到他的笑容。

“好啊，”我轻声道，然后迅速脱身于他的怀抱，“你试试。”

在我刚要从他的怀里溜出去的时候，他一把把我拽了回来，并抱得更紧了些。我能感觉到硌在他胳膊上的我的肋骨，即便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件帆布外套——那些骨头正努力对抗着他的体重。我喜欢这种感觉——我越挣扎，他抱我越紧——我很喜欢。我扭动着身体半坐起来，成功挣脱了他的怀抱。我转过身，但我还没把脚落到地上，他便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压在身下。我还想要。我想要更多。他开始解我的外衣纽扣，我一时冲动将腿蜷起，用膝盖用力顶住他的胸，他便开始咳嗽。穿着拳手短裤的他坐了起来，一脸迷惑。那一刻的寒气像是一滴水一般撞击我的皮肤。晨光照亮他脸上的所有毛孔，让他的脸看起来像砂纸一样粗糙。

“怎么了？”他已完全清醒，瘦削白皙的肩靠在墙上，看起来像是个矩形。他的舌钉已经不见了，因此说话的时候并没有那种叮咚的敲打声，听起来也比之前温柔、简单而湿润。

“没什么。”

这时他看到放在门口的我的背包。

“这是什么？你要去哪？”

“我是来说再见的。”

“再见？”他冲我眨眨眼睛，“你要是要回那该死的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现在就走。”

我爬下床，整理了下外套，便走向背包所在的门口处。我把背包甩到肩上，然后回头看他——他在房间另一端的床上胡乱地坐着，一只手放在左眼上，像个海盗一样。

“你他妈的真要回那个狼吃狗的地方？”

我摇了摇头：“那是阿拉斯加。这是个典故。”

“差不多有两年了？”

“没跟我妈说话，是的。这是计划好的。”

“我们一直很开心，不是吗？你觉得你做了什么事让你不开心了吗？”

“开心，开心，开心。”我回应道。

“开心。”他轻轻吐出这个词，看起来格外无辜。

“别幼稚了。”我冷笑道。

他一定是从我的表达中发现了什么丑陋的东西——因为他拿起衣服迅速套上，顿时脸上像是套了一个白色的棉质面具，眼睛和嘴巴那里是白色的凹陷。他的头部很快就得到了解脱，然后他开始拉裤子拉链，又从碗柜里拿出手机。这时我发现自己又能以本我更从容地跟他说话了。“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我是来说再见的，好吗？我只想跟你说谢谢和再见。”

“我耍小孩子脾气？听着，你听着，”他向前跨了几步，T恤在惯性作用下贴到了他鼓鼓的肚子上，“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那个小孩的吗？”

“小孩？”我的第一反应便是他在说保罗，这念头像微风一般吹动了我的思绪。我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什么孩子。”

“我说的孩子是你，小侦察女兵。世界上最单纯的牺牲者。一屋子的嬉皮士，女孩被抛在身后。”

“我没这么说。事实也不是这样。”

“愚人牌。”

“不是你说的那样。”

“每次你都会迈出掉下悬崖的那一步。可怜的女孩儿，没有鞋穿，可能还饿着肚子。当时有谁在照顾你？”

“事情不是那样的。我很好。我很好。”

“你说的是哪个孩子？”

我深吸一口气：“没有孩子。他死了。”

“谁死了？”

“没人死了。他很好。”说这话的时候，我把手伸到衣兜里，摸到那把线条流畅的瑞士军刀，然后对着罗姆刺了出去。

他向后退了一步：“我靠——”

这是他圣诞节送我的那把锃亮而耀眼的红色军刀，所有的刀片都折在里面——但他可能没有看见，大概刚刚发生的膝盖顶胸事件让他有了些许阴影。他把手指插入头发中，透过T恤宽大的袖口，我看到他腋下杂乱的腋毛。片刻之后，他把两只胳膊放到身体两侧。

“随便吧。你就这样吧。”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把手插进兜里，“留着它吧，愚人侦察兵。”

等待上车的时光里，我发现自己在想那位在教堂遇到的女士。天堂和地狱是两种思维方式。死亡意味着一切终有时，是一种错误的信仰。等候区里有个无家可归的盲人坐在他的硬纸板上，我就在他身边来来回回地踱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极不情愿地爬上陡峭的阶梯，坐到大巴沙发椅上。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想什么。我不想上车，但我上车之后，我发现车窗出乎我意料地又高又宽，明亮的晨光在玻璃上折射出七彩的颜色。一排有两个座位，我独自霸占了一排。大巴在城市中毫无压力地穿梭着，顺着立交桥滑上高速公路，又以更短的时间下了坡。大巴向北前行，把城市甩到身后；透过车窗，我看到树上的叶子从深绿变为淡淡薄荷绿，再到不见踪影，道路两旁开始出现白色的积雪。到了某个地方——不论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确实开始有一种困乏、甜美而又醉人的镇静。这或许和大巴的速度和高度有关——大巴的速度快得可以实施谋杀，这种在高速公路上翱翔的感觉让我很爽。速度是一种魔法，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当我看到湖岸线处结冰的湖水、地面上浅蓝色的雪堆、黑色的土地变得雪白而空旷的时候，这种镇静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几个小时后，我便看到了湖边杵着的几个松散的钓鱼人的简易小屋，它们完全是一个个小城；我还能看到盘旋在空中的乌鸦正寻觅着残羹冷炙。

快到伯米吉的时候，有一群穿着肥大臃肿外套的青春期女孩儿在红绿灯前过马路，大巴的速度便降了下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中年人要搬到这样一个寒冷的地方该有多么奇怪啊，尤其之前从没来过，还是在冬季时分从加利福尼亚搬来。但对他来说，刚开始这肯定是值得释怀的。镇上所有的少女都穿着厚重的羊毛衫和外套，踩着靴子重重地走着。一切与之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那些照片全都不重要了。你想什么不重要，你做什么才重要。大巴经过一座又一座山脊，我静候怀特伍德的出现。这时我脑海中又浮现了一个新的想法：那些图片是精心包装过的，有人故意把它们放在水槽下面等着人去发现，等着人去找、然后找到。这是他希望发生的。外面开始飘雪了。在抵达怀特伍德之前，雪已经铺满整条路了，像一条雪白的地毯。这一切快得让人震惊——柏油路、黄色漆线、道路中心线——都在几分钟内消失无踪。窗外新鲜湿润的雪花闪降，车突然一个摆尾，车上每个人吓得喘着粗气；而最终车轮终于找回牵引力，继续飞速前行，我却觉得我的脑子碎成一个个零散的碎片，完全不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