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后肯定能做企业高管，我敢发誓，”我妈曾对我爸如是说道，“她曾在山上用松树，做枕头。”

她说这话时，我心里默默想着：十二棵巨大的松树能做两个枕头、七张毯子。

我妈开始叫我CEO的时候，我大概也就六七岁的样子，会穿着系扣的睡衣爬到我爸腿上，假装自己还是个他能抱得动、保护得了的小女孩——或者是他平时会用的工具，经过时间的洗礼变得有些磨损，需要他的翻新，比如他很重视的卷尺，他一直用它当腰带。我装嫩的做法是把腿蜷进睡衣里，把大拇指尖放进嘴里，然后开始咬指甲。

“别咬了，”我爸警告道，“估计指甲里有艾草屑。”

当下，他会用胳膊环抱着我，声音从我的后脑勺后面传来，呼吸会吹到我的头皮上；他在说话前，胸口会发出呼隆隆的声音。这些都让我觉得，我几乎是被宠爱着的。但他很快别过头去，像是要试着从我屁股底下逃离似的。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他是累了；他的疲惫让他看起来心不在焉、动作迟缓，脑子似乎被某种他无法识别的思绪僵住了，一时间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我和我妈就静静地等着他的回应。

最后，我妈一边嘲笑着我一边说：“她的模样真是太让人讨厌了。你看看那个样。”

“以后别在高速路附近数东西。”我爸用这一句话结束了对话。

我慢慢从他的大腿上滑下来。自从塔梅卡和“大孩子团”离开后，我几乎从没离开过公社和小木屋。我一只脚踩到地，接着落下另一只脚，希望我爸会把我抱起来。但他没有。我躺到地上，盯着他靴子上破旧的棕色鞋带。

“说真的，”我妈说道，“她告诉我她想测量这个木屋的大小。显然，她还数了家里的盘子。多亏了她，我才知道咱家现在还有十六把勺子。”

“孩子都喜欢数数。”我爸说道，脸上一副了然的表情。

“是咱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

躺在地上的我开始咬我爸的鞋带，还嚼了好一会儿。我从他清嗓子的方式看出，他准备起身去小棚了。

屋子只有这么大，一楼只有两间房——厨房和卧室——外加一个通往阁楼的活梯，阁楼里靠着椽的地方放着一张鹅毛褥子，那便是我睡觉的地方。阁楼是用碎木板搭建的，我的铺盖就是一堆浸染着霉菌和烟草味道的军用睡袋。低低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块黄色的布，上面印着许多抽着烟的黑猫，图案错杂而又缭乱。睡觉的时候，我妈就会把这块布围在我的睡袋周围——除非是过于寒冷的冬天。冷天里，我爸会把那床陈旧的褥子挂在他肩上，像是背着一个不整洁的胖子——但那是他深爱的人、他希望救活他。他举着褥子走下梯子，把它让在壁炉旁边。“睡吧，”他边对我说着，边用一只宽大的红色手掌抚平褥子，并把一件旧外套团成枕头状，“做个好梦。”

他对物品总是很友好，但与人接触是总有那么一点畏惧。

冬天实在是太束缚了。我们都围在乌黑的壁炉旁——像是被绳子绑在那里似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能以恰当的方式描述这个场景，你便能讲出蕴藏其中的浪漫，比如讲述维多利亚时代的鬼故事所用的严肃语气就很受人喜欢，我就曾在咖啡店里用类似的套路对牙尖嘴利的约会对象描述“冷冬取暖”，以博得他们的好感。其实，有太多人向往贫穷，即使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他们认为贫穷会把你雕琢成有能力伤害他们的人，就像美一样，有种双面性的迷人魅力。他们无意识地盘点着自己能与之抗衡的能力，准备表示怜悯或反抗。

举个例子，就拿我在圣保罗约会的机械师来说，他终于厌倦了从我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走的早晨，将见面地点改到他的公寓。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吃了墨西哥卷，也喝得有些醉。他在蓝色的地毯上将塔罗牌排成几排，然后指着愚人牌上问我在想什么。他在做机械师之前是学心理学的，对卡尔·荣格像对化油器一样精通。他想要窥探我的过去。“塔罗牌不是预示未来的吗？”我盘腿坐在地上问道。当时我醉得让他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亲爱的，那是茶叶，不是魔法。”

“哈。你在教我迷信，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保证这有益无害，”他跪在地上，身体靠我更近了些，并伸出一只手指继续说道，“给我一分钟。这张牌让你想到了什么？”

“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我觉得那个愚人像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好，很棒。接着说。”

“他那个棍子上挂着的是一只猪吗？”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说的那是个帆布包。”

我眯起了眼睛：“你之前是在哪儿学的塔罗牌来着？”

他也眯起了眼睛——虽然他还在微笑：“在你的童年生活中，谁是那个头脑简单的人？”

“我跟你说过我知道很多关于狼的事吗？”

“哈！小侦察女兵，我认识她。每次你一紧张，你体内的小侦察女兵就会跑出来。”

“这么说吧，我是狼专家。你可以随便问我问题，我都知道。”

“那么，谁是那个头脑简单的人？”

其实，那个老旧的木质壁炉对于童年的我来说非常乏味，让人昏昏欲睡，我并不看它，却离不开它，但我又没由来地讨厌它。我九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在我坐在地上读《雪橇狗训练手册》时，我把脸颊靠在壁炉上，我的脸因此被烫出了一个半圆状的水泡——像鱼的气囊一般——就在我的左眼下方。这个水泡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高高地鼓在脸上；它是半透明的，每次我向下看，它都会妨碍视线。如果我爸妈注意到它，那他们也没对此引起重视。上学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跑到洗手间，对着镜子刺这个水泡。有时候滑冰选手莎拉也会在那个时候早退跑到洗手间，这样就能在训练前完成换装。她一边嘬着一根棒棒糖，一边将超紧连身裤扯到大腿根处。“真恶心。”她盯着镜子中的我的倒影说道，说着还摸摸自己的脸。

有一次，她一脸好奇地走近我，问道：“是你爸爸把你弄成这样的吗？你家里人都是这么对你的吗？”

我有两件杂务是要和我爸一起做的：砍树、清理鱼。十岁的时候，我便能独立劈开整块圆木，我爸便将这件杂务甩给我自己处理。但直到我上高中之前，我爸是一直跟我一起清理鱼的，我们就对着棚里的两桶鱼默不作声地各自忙碌着。正式开始清理之前，我们会在磨刀石上把掉了色的片鱼刀磨利——这是这项杂务中最棒的部分，钢片在岩石上发出粗厉的声音——这会让我的汗毛发硬，刺痛我的胳膊；牙齿也会产生愉悦的痛感。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意思了，只有流水的水闸和飞溅的鱼鳞。空气中会并排出现两团拳头大小的哈气，一个是我爸的，一个是我的。哈哈。

清理鱼和砍树只需要几个小时，因此我会自己找点其他的杂务来做。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记录在霍宁先生那里购买的牙膏和厕纸的数量，保证家里一直有囤货；我会在我妈去镇上之前给她看这些清单，这样她便知道需要买什么东西；十一岁的时候，我开始独立照顾家里的狗狗，早上给壁炉添柴的工作也成了我的，因为我会很早起床喂狗狗吃饭；后来，在我上中学之前，我自动把每周天下午陪着我爸听棒球比赛和小说《牧场之家好做伴》看作自己的义务。我爸曾对我说过，他在大学期间和盖里森·凯勒一起上过课，几年来我一直以为这位盖里森是我没见过的亲戚，是我爸一个比较爱交朋友的哥哥；而我爸是比较害羞的弟弟，只有在孤独和灾难面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

我和我妈倒并没有固定一起做的杂务。她洗衣服或做晚饭的时候完全不能忍受有我在旁边。她说我动作太慢，又太挑剔，总是揪着她的错误不放。“我削土豆皮时只是削得略微厚了一点点，你就表现得好像我很浪费似的。”

我妈是个很勤快的人，但同时她又很粗心，而且想法很多，经常是一件事做一半又去做别的，所以到处都是半成品，比如她为囚犯缝的被子，抗议化学污染的信件，誊写《圣经》的索引卡，以及去杂货店搜罗来却永远看不完的神秘小说。几年前她列了个计划清单，其中有一项是将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读完，书里全是俄罗斯童话，但那本书她再也没有还回去。每每她在木屋中穿梭时，长发都矗在空气中，她的头发会和任何她碰过的东西发生静电效应——锅柄、拖把手柄，甚至是她弯腰对我说话时的我的脸。

“你还坚持给那个老卷轴浇油吗？”她问道，“这怎么可能呢？”

她的头发随着她的离开也“啪”的一声，离开了。

她有时会邀请我加入她的游戏、朗读，还会用碎布给我做条恐龙尾巴，让我扮成恐龙，但我从来不配合，这让她很困扰。她曾拽着我的头发哄逗着我：“快咆哮啊！”她做着斗眼，想要惹怒我；还会伸长舌头，我却只能注意到她粉色的舌头上覆着一层白色的舌苔。

然后我就会想：我们需要牙膏。

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列入我脑子里的清单：牙膏、漱口水、牙线。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写了篇小说，”我妈对我说道，“还在我父母的后院里和二十多个人排演《麦克白》！我们那个版本的《麦克白》还真的挺搞笑的。”她把脸皱成一团，用一种夸张的英式口音说道：“出去！你这个该死的苏格兰人！”然后她就等着我笑，但我并不确定哪一段是搞笑的。“好吧。”她叹了口气说道，然后递给我一根手杖。那是她用桦木树枝、胶水和闪粉制成的。她特别希望我会因此而欢呼雀跃，哪怕是伪装的，以此证明我未被伤害过，是个快乐的小姑娘。那些年来她每周六周日都会去教堂，去参加天主教、路德教以及不同宗教团体间的服务项目，以求掩盖她所有的过去。 她从来不会让我跟她一起去。她说她是个“宗教杂种”，她无法判断，善功和上帝的慈悲，哪个是最重要的；她无法确定，人的肉体和空洞的隐喻，哪个决定着血统的神圣。她郁闷的时候会说：“都不怎么样。”她能确定且坚信着的，就是私立学校和电视合伙腐蚀了她的心灵，玷污了她的天赋。

她会在被我彻底惹怒时张开双臂对我说：“赶紧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自由吧！”好像她现在最珍贵的宝藏只有她的抹布、石头和一罐罐的沙子；好像她是用了她的一生才换来了这些破烂。

有时候，为了逗她开心，我会穿上她做的恐龙尾巴出去驯狗。十二岁那年夏天，我把它们从雪橇犬训练成了搜救犬，它们因此也都收获了各自有不同的奖励：坏了的船桨、橡胶软管和我在高中球场上捡回来的网球。训练初期，每次我只松开一条狗的狗链，让它先在某处待着，然后我躲到树干后面等着它来找我。但这对它们来说太容易了，每次都能找到我。于是，一个夏日的下午，在所有熟悉的地方都藏过之后，我冲到房子后面，爬到棚顶，把我的恐龙尾巴拖到裂了的屋顶上。然后我吹了一声口哨，示意“亚伯”可以开始动作了。它找遍了所有之前藏过的松树，逆着风不停地上下嗅着，绕着木屋疯狂地转着圈。那时候“亚伯”还没有很老，但二十分钟之后，它也喘着粗气，院子里到处都是它甩出来的长长的口水。半个小时过去了。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其他被拴着的狗也开始跟着它一起苦恼。我从棚顶上看着“亚伯”的腹部一胀一缩，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找着之前那些地方，看着它在疲惫中将自己绊倒。

而我依旧在棚顶上怔怔地坐着。我做了个实验——我把手里那个满是浮渣的、毛茸茸的橡胶质地的网球放进了嘴里。在我要呕吐之前，在我窒息、把球吐出来之前，一种很奇怪的愉悦让我倍感振奋，就像飞起来一样。

回到圣保罗。我把机械师毛毯上的塔罗牌摞成一摞，嘴里说着：“真的，你随便问我，我都知道。”他叫罗姆，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胳膊上的肌肉发达，但有个啤酒肚。他打呵欠的时候，舌头上的舌钉会冲我抛媚眼，于是我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胸口：“你问我嘛，问我狼的进食频率是多少？那我就会告诉你，每四到五天吃一次。它们的饥饿是很露骨的，一看到食物便会扑上去狼吞虎咽地，像——”

“这个我知道！小姑娘。”

“但它们吃过一次之后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吃了。现在，你来问我，它们吃什么？快问。”

他摇了摇头，但还是配合着我：“它们吃什么？”

“白尾鹿，还有蠕虫和蓝莓。”

“接着说，小侦察女兵。把你潜意识里的一切都说出来。”

“还有狗！阿拉斯加有这么一个小镇，叫‘不知道什么地方’——”

他眉毛上扬：“你不就来自那里吗？”

“它们在晚上出现，搞坏别人的净水器。你会听到一阵咀嚼的声音。第二天晚上，来了一对从来不乱叫的爱斯基摩狗。最后来的是一只家养的猎犬，很可爱，口鼻很长，在很多狗狗比赛中斩获头奖。它还拴着狗链呢，就被吃了，只留下它的项圈，还有，你知道，它的颚骨和尾巴。”

“《颚骨和尾巴》。这是张专辑的名字。”

“一般来说，狼会吃掉它们的大部分骨头。这是小侦察女兵的友情提示。”

“那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呢？”他伸长了身子，进一步贴近我，将头埋在我的脖子里喃喃道，“谁救了剩下的那些狗？”

“没有准！”我一把推开他，“谁会救那些狼？它们都被射杀了。”

上中学的那年秋天，我妈不再叫我CEO，而是叫我叛逆少女，这是因为我总是从学校秘书办公室里偷杂志出来看，比如《人物》《我们》或者《魅力》。我会仔细研读用吹干机将头发吹成“龙卷风”造型的步骤，会认真学习如何把爆炸头抹平、让头发看起来湿润有光泽。但我无意尝试这些发型；我喜欢的是看着那些神秘的东西被肢解成明确的步骤，并用海报和图解将其拼接起来。如果办公室没有新杂志了，我会从图书馆拿冰河世纪古生物学或电力历史的书籍来看。我贪婪地看着发型和头骨的图解，以及我并理解不了的铅印在纸上的角与方程式。我妈从不关注我读什么书，因为我从来不做她觉得有意思的事。她宁愿去整理用来做果酱的罐子——或者在粉色的索引卡上誊写名言——只要她抬头，便会盯着我看。我没有看电视的习惯，直到我搬到明尼阿波利斯跟安一起住后才开始看电视，这时我才明白，看着一个永远不会看你的人是什么感觉。

看到我在读书，我妈偶尔也走近，越过我的肩膀看我手中的书。她会惊奇地摇着头问道：“这是作业吗？”我知道她希望我学习好，但她希望我是以她年轻时候的学习方式取得好成绩——即不屑于学习。我这么努力让她觉得有些苦恼。“噢，你现在都成了小教授了，不是吗？我们应该给你买一件学士袍。”她垂眼瞥着书里伶盗龙的图片，箭头指示着它骨头的位置。她看起来有些惊讶，甚至可能有些开心，但大部分是轻蔑和鄙夷。

“别给我露出那副表情！”她大笑着说道。

那时我十二岁。我这一生都在给她看她不喜欢的表情，虽然是无意的。

“那要是穿上那种袍子一定很令人难忘，像个教皇。”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又接着说，“我开玩笑的！听着，我不是说这个社会一点制度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这个世界有比学校更高阶的秩序，我们应该注意到事物的相对高度。上帝，人类，政府，工作，”她叹了口气，“你在学校里，会有人告诉你要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工作，但你心里得清楚，做那些并不会让你更上一层楼。这一点很重要。那只是一种伪升阶。你明白吗？”

“这是什么！”她话锋一转突然问道——她发现了桌子上的《人物》杂志，翻开的那页正是一篇关于戴安娜王妃的文章。王妃的悲惨遭遇深深吸引了我——像她这么优雅的人，竟连秘密都守不住。我读着她儿子的故事、她丈夫的风流韵事、她的饮食失调、她的口红搭配、她的长袜、她的高跟鞋。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道，她在离婚后为自己罗列了一张“每天早晨的必做清单”，其中包括一条：哪怕做噩梦了，也要积极思考。这让我同情她的同时，又为她的勇敢而感动。但我妈无比费解地翻了翻杂志光滑的页面，然后说道：“这篇文章你读完了？我真是搞不懂你。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刚上七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发现滑冰选手莎拉和另一个女孩也在，那女孩儿正往自己的头发里抹亮闪闪的发胶。那是莉莉·赫尔邦，她看起来饱经沧桑，油亮的黑色秀发渐渐变尖，像一根棍子竖在背后。“噢，怪物来了。”莎拉看到我时说道。但在她的表情是饶有兴趣而不是厌恶恶心。她一直盯着我的脸看，想要找那个破了的水泡。水泡已经没了——可能——脸上还有道并不明显的印迹。

一缕发胶从她的前额流下来，莉莉瞬间将一只眼紧紧闭上。

“嘿。”我小心翼翼地冲她打招呼。

莎拉是很令人敬佩的。我听说她已经做到了单脚旋转两周半跳，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她的身体如同一根掰下来的潮湿树枝，紧致的肌肉赋予她有些怪异的外形，让她看起来有些机械甚至有点危险。每个人都认为她未来能实现三周跳，不论她走到哪儿，他们都在她看不到的地方着了魔般地追随着她。后内三周、后外三周、后内点冰三周跳、后外点冰三周跳。这就意味着她能冲击五大湖上游、中西部比赛、国家级比赛、世界级比赛。

莉莉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健美，但在她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内，莎拉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她，并成功说服她和另外两个长相一般的金发女孩儿加入列队滑冰。这不是慈善，只是莎拉的兴趣。莉莉不再被叫成“印第安人”，也没人再用以前那种对待弱智的态度待她了。

莎拉告诉她，“路特斯组合”需要线条优美的人，大家了然于胸地笑了。

她的意思是，得有胸。

因此，莉莉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七年级盥洗室里，让莎拉用沾满发胶的手梳理她的头发。她浑身都是金粉，连脸上都是——那天下午“路特斯组合”在德卢斯有场比赛。

我从她们身边挤过去，想要进入隔间。这时莎拉说道：“莉，别看那个怪胎了。你知道吗，她爸以折磨她为乐。她们那里的人都信奉这个。他们用蜡烧她的脸，还逼着她到室外小便，不教她怎么用马桶。”

莉莉棕色的眼睛透过镜子对上我的目光。那一瞬间，我感觉那是我在看我自己，突然我枯槁的脸旁边出现了她的，我吓了一大跳。

“我觉得她的脸还好啊。”莉莉并未直接回应她的说法。她向前探着身子，莎拉便像拉绳子一般拉着她的头发把她拽到后面。

“我见过他们这么做！你见过吗？见过吗？”

“没有。”莉莉承认道。

我没有说话。隔间的地板上全是她们换下来的衣服。牛仔裤、带衬垫的内衣、卷成卷的灰色内裤。我用一只脚趾从满地狼藉中扫开一条路，坐到马桶上开始小便，但一滴都挤不出来。

她们在头上打摩丝，发出咝咝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她们在听。

我解决完后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被羞耻感包裹着。莉莉对我说：“很抱歉，那些衣服挡着你的路了。”

“别跟怪胎说话，”莎拉开始扫视着莉莉的脸，“闭上你的眼睛！”

莉莉照做了。但我在水龙头下冲洗指尖时，莎拉的目光对上了我的。她的表情像极了那些狗狗在小棚角落里得到多肉的骨头时的表情。

“我们来唱歌吧，”莎拉对莉莉说道，莉莉瞬间睁开了眼睛，“我们来唱《一名锡士兵》。”

莉莉并未跟她一起唱。莎拉便向她小腿上踢了一脚。

“你得对这首歌有敬畏之心。”她如是说。

“我真希望自己相信这些垃圾”我妈在给我施洗礼的一天早上如是说道。那年我六岁，也可能七岁。一道斜阳从门口射到她的脸上。冷冽的泉水从她手里的量杯里倒出，缓缓从我背上流下。

“什么垃圾？”我颤抖着问道。

“比如手头这事儿。好了，不要再说垃圾了，好吗？你是一桶新米，亲爱的。我正赋予你新生呢。”

“我还不饿啊。”我告诉她。

她大笑起来，扶我从金属桶里爬出来。“亲爱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做个孩子。你做到了，我就会开心很多。”

“塔梅卡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她和别人一起越狱了。”

我曾想象过，我们是如何像潜鸟一样带着我们的想象，顺着高速公路离开的。其实我们当时已经逃离牢笼了，但他们却派了一个所谓的大人跟着我们。

“嘿，别让我看见你这种表情！”我妈握着我的肩膀把我扳过身去，用一条粗糙的毛巾擦着我的背和脖子，“是不是至少觉得自己干净了许多？”

“我现在只觉得冷。”我说道。

“你就有一秒觉得干净了不行吗？觉得很棒不行吗？”我知道她哭了。我没有和她面对面，但我听到她的鼻子发出齉齉的声音。“我们重新开始，你和我。我试着让上帝站到我们这一边，让一切有所改变。这样你就能重新成为一个快乐的小孩了，明白了吗？你能不能就做一秒正常的小孩？求求你了。”

我不知道除了小孩我还能做什么。

“笑一次能有多难？”她乞求道。然后她手脚并用地爬到我面前，这样她便能重新与我面对面。她看到那个量杯，便把它放到头顶，双手高高举起。显灵吧，她做了一次深呼吸。她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嘴唇因笑容而发紧，头发被量杯中的水浸湿了。过了一会儿，她把量杯咔嗒一声扔到地上。

“这是最后的办法了。”她警告道。

她伸出手来挠我的胳肢窝，于是我扭动着跑掉了。

“你看，有那么难吗？”她说着话，放掉了我。我呼吸频率越来越快——试图把它变成一种大笑。

“为什么这个愚人总是带着帆布包？”我一边问罗姆，一边像扯草一般扯掉他的蓝色毛毯，用手到处翻找着吃食。不过太迟了，我们的啤酒瓶都空了，墨西哥卷也都吃完了。

他耸了耸肩道：“因为他是个流浪者，是个旅行者。”

“这哪里愚蠢了？”

“嗯，因为他正为了一个人向悬崖走去。”

我之前没注意到这点。于是我又看了看这张牌，还真是这样。愚人的右脚悬在悬崖上，但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他只是继续走着。

罗姆靠得更近了些，我能闻到他混杂着墨西哥卷饼味道的呼吸。“但其实任由自己坠落并不总是坏的。试试吧？”他张开嘴亲吻着我，慢慢把我扑倒到毯子上。舌头上的金属钉子伸入我的口腔，刺探着我的牙龈。这感觉真好，我心里想着，让人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

“等一下！”我突然明白他话里有话，便从他身下逃脱出来，“我可不是愚人。”

“你不会过夜，不是吗？”

我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我扭曲了的牛仔裤：“我是不会待整晚，如果你说的是这个的话。”

“我没有恶意。”他的声音中有一丝出乎我意料的锋利，“你最终还是会回到那个荒无人烟的鬼地方的。”

“不，不。”

但当我从地上拿起我的外套，把墨西哥卷饼包装纸塞进塑料袋时，我发现自己还在不停地说：“我妈妈甚至不知道我在哪儿。我爸去世之后，我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我想她很愧疚。”他说道。

“我妈？”我回过身来。

“不是，是那个旅行者。那个背着帆布包的女孩儿。”

“走开，”我说道，“你不了解我。”

他耸了耸肩：“好吧，走吧，愚人。”

从德卢斯的高船节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在阁楼里躺了很久，很多蛾子、苍蝇和蚊子被灯光吸引着从屏风缝中、门板缝中以及窗户缝中爬进来，聚集在灯下。我妈在楼下的桌子旁坐着，等着我从阁楼下来跟她说说话。我能听到她在不停地移动，松树木头地板在她的脚下嘎吱嘎吱的嚎着。我能感觉到她希望我能从楼梯上爬下来，在重力的作用下蹦到地上，走到桌前跟她坐一会儿，聊聊德卢斯的旅行。她希望我能主动告诉她有关帕特拉和她的家人的事——最后——她便能嘲弄他们和他们的中产阶级价值，但同时又骄傲于我能和他们相处得如此愉快，骄傲于我明白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律，骄傲于我能和她一样，不与这个世界做斗争。我能感觉到她在等着这些。如果我这么做了，如果我告诉她关于“丹尼家的餐厅”的汤和红白相间的宾馆的故事，她会把加德纳一家说成龟毛而冷漠的、完全平凡的普通人。她会说：“别对我做出那种表情。”她会问：“你头发里那是什么东西？”她会立刻注意到我头上的发带，然后嘲笑着它，并继续叫我半大的孩子。

我是叛逆少女。我还能是什么。

所以我就表现得像个叛逆少女一样。阁楼上有个很小的三角形玻璃窗户，夏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用一根松树枝将它顶开。在我尝试入睡很久都没成功之后，我推开窗户，探出身子晃动着——那时候我像一根金属丝一般瘦——靠近木屋后面有一棵松树，我让自己挂到一根缓慢摇动着的树枝上，然后让悬挂在枝丫上的自己跳到几英尺下的棚顶上。我爸会听到这一声响，但他会以为是一根树枝或者浣熊掉下来了。他绝不会怀疑那个声音是我弄出来的：也就是一个平常夜晚里，一个九十磅的东西从树林里被风吹到了棚顶。并没什么重要。我并不重要。我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湖对岸的加德纳家里。他家的灯依旧亮着，光亮让一直处于夜视中的我的眼睛一时间适应不过来。慢慢地，事物在黑暗中变了模样。树枝在其阴影中隐没了。云层渐渐靠近，但我依旧可以清晰辨认出离开小棚的路。刚开始我只是单纯地习惯性地想离开木屋、前往湖边。但我刚到那儿，就发现我爸的敞篷车威诺娜停在那里等着我爬进去。

那是第一千次，我对那条波澜不惊的河道充满感激。我甚至不用划桨，船可以自动前行。

“你想知道荣格会说什么吗？”罗姆问我道。我提着装着玉米饼的袋子，站在他家门口。“愚人的原型是彼得·潘。”他用一种英伦口音捏着鼻子说道。

“随便你说什么。”我说道。

“真的。鞋尖端是金色的，她手里牵着一只宠物，提着打包的午餐。”

我拉上外套拉链，摇着我手里的垃圾。我感觉被攻击了，同时也对他感到抱歉。“你说过你会做我的过去，绝不会他妈的涉足我的未来。”

“现在看来，这俩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