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比平常要更暗一些。夏日的树木枝繁叶茂，遮住了西面的窗户。虽然已是下午三点左右，主厅并没有阳光直射而成的光斑，因此我过了好一会才看到从容地坐在角落椅子上的利奥，又过了好一会儿才看出来保罗坐在他的腿上。利奥的下巴定在保罗的头上，保罗身上裹着被子，眼前荡着几缕金橙色的头发，形成两个倒挂着的“V”。我第一次看到保罗被被子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坐在他爸爸的腿上，那模样显得他格外的幼小，看起来也就刚学会走路，刚从婴儿长成幼儿。他一直这么小吗？

帕特拉跟在我身后进屋，然后关上了门。“德雷克”顿时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它竖着耳朵在沙发周围匍匐爬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只见它展平自己，消失在沙发底下。“德雷克”消失了，门关上了，屋子里陷入一片寂静。我能感觉到那是利奥的影响力在起作用。

“啊，谢谢你，琳达。”他开口说道。

紧接着帕特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终于放心了——是不是，亲爱的？”

然后她对我说道：“终于放心了。”

她并不是在耳语，只是说话声音很小。她身上穿着的衣服依旧是我上次见到她时她穿着的芝加哥大学卫衣与打底裤，手里拿着的是氧化了的苹果切片，但随后她便轻柔地把它丢进了垃圾桶里，像是发现它原来是个鸟巢似的。“想喝点什么吗，琳达？水还是果汁？”

被紧紧地裹在毛毯里的保罗说道：“喝点果汁呗？”

我的目光又回到他身上：“他还病着呢？”

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我该问的问题。坐在椅子上的利奥皱起眉头向我表示不满，好像刚刚我说了什么很粗鲁或者不合时宜的话。保罗也有样学样地皱起了眉头，但他甚至都没有看他爸爸一眼。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保罗是圆脸，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像帕特拉；天文学家利奥则是面容枯瘦，长着灰色的头发，眉毛浓密。他厚重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是从上个世纪穿越而来的人；他的眼镜滑到鼻头处，哪怕他是坐在那里，看起来也像是他在高处向下看；他穿着黑色的拖鞋，卡其色裤子的裤腿挽起一道边。

帕特拉把手放到我胳膊上，大概是一个友好的警告：“保罗很好。”

利奥点了点头：“他其实一直在冲我们示威。是吧，宝贝？”

又是那个带着成就光环的怪词。但在我开口表达自己的疑惑之前，保罗从被子里抽出一只胳膊冲着我挥舞着。他手上的皮革手套从手一直捂到手肘，这让他挥手时看起来像个木偶。“明天我们要去看高船。”他说道。

“高船？”我疑惑地问道。

“你知道那种有船帆的老式船只吗？”帕特拉问道。

“德卢斯的航海节？”利奥补充道。

帕特拉接着说道：“我们想着要来一次短途旅行，感觉去德卢斯旅行会很棒。换换生活节奏，对吧？你去过吗，琳达？”

“去德卢斯？”我没去过，但我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看到过高船吗？”

这个问题更容易回答：“没看到过。”

后来在准备庭审时，他们一直在问我为什么没有从最初就向他们抛出更多关于身份背景的问题。他们一直问我：你对里奥纳德·加德纳博士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会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对父母？能否具体说出他们是如何照顾他的？其实我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问他们问题，因为他们都格外善良，甚至达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当保罗极度兴奋地开始说起高船时，帕特拉拿来一杯琥珀色的果汁屈膝在他面前递给他，保罗几秒钟之内便喝完果汁，把杯子递回给帕特拉。但她并未起身——她把头放在他盖着被子的腿上。利奥玩着她的头发，保罗也用他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拨弄着她的头发。看到这一幕时，我感觉很害羞，但同时我也无法将目光投向别处。我只能安静地站在原地，寻找那只不听话的猫在我的胳膊上留下的抓痕。最后他们中的某人低声说了些什么，帕特拉把保罗举起来带回了卧室。我走进厨房，在沥水器处找到一口锅。我翻过锅盖装满水，准备给我的狗狗喝。这时利奥也站起身来，我能听到他走过房间时膝盖发出的声音。

但其实他走路很安静，毕竟是穿着拖鞋走在地毯上。

没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虽然每天这个时候炎热而潮湿。屋子里有一股强烈的气味，一周前我来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味道。这种味道不难闻，只是隐秘而特别——微甜，充斥着意料之中的秘密：成熟的水果、猫砂、衣物洗涤剂，或许还有点厕所下水道的味道。利奥奔着厨房走来，坐到桌边，问了几个关于我的家庭的问题以分散我的注意力。当他问到我家的范围时，我回答说“沿着湖东岸有二十英亩”；当他问到我父母的营生时，我逃避地回答说“他们都退休了”。

“他们真幸福。”他说道，却是忧郁的口气。他把一缕灰色的头发别到耳后，动作温柔得像是个女孩。

审讯中，检方问我：你有没有问过他们什么问题？

检方问我：你难道就对他一点都不好奇吗？

我好奇，也不好奇。我习惯于在他人向我解释之前，假装自己了解他们的生活。这种习惯根深蒂固，也很难向他人解释清楚。我获取信息的方式异于他人——我会认真地观察利奥为自己倒了一杯苹果汁却连抿都不抿一口，只是不停晃着杯子，然后他把玻璃杯放到一本杂志上，举起帕特拉放在身后的果汁容器，用袖子擦干其底部的水珠。这时我很快意识到，他是一个过分讲究而又仔细认真的人，是一个条理异常清晰、受过严格训练的人，但这并非是帕特拉训练的成果。他能以我父母为话题和我闲聊，提出一系列有分寸的问题，却并不让人觉得是在故意窥探。对话的方式、闲聊的节奏他熟稔于心——甚至由他掌控。他漫不经心的姿态让我看不出他的真实目的，这让我十分警戒。

“那你有很多兄弟姐妹吗？”

“我没有兄弟姐妹。”

“但你很喜欢孩子？”

“关于这一点——”

“肯定多少有点的。”他扬起眉毛，为我提供了一种正确答案。说完，他的脸上泛起了微笑，小胡子也跟着变了形状，蔓延到整个面庞，“保罗说你教他吃蚱蜢来着。”

“嗯。”

“看起来他很依赖你。”

“他是习惯我。”我更正道。

“你太谦虚了。”

我耸了耸肩：“他并没有更多选择。”

“他是个相当独特的孩子，”利奥摇晃着杯中的果汁说道，“帕特拉也说过你帮了她很多忙。她说她简直无法想象她会如何——”

我等着他说完这句话，但他最后只是喝了口果汁，并十分节制地咽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子似乎也在思考着什么事情。“我有个提议，”他放下杯子说道，“这个周末你跟我们一起去德卢斯如何？这会让保罗觉得开心，甚至还能给我和帕特拉独处的机会，比如单独外出晚餐之类的。我觉得她可能需要休息一下。你觉得呢？”

我在抱着一小锅水出门之后发现，四只狗都没在车道处等我，连年迈的亚伯都跑了。我在屋里待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让我觉得这些狗狗会听话在这里等我。我把小汤锅放在最高的台阶上以便帕特拉看到，然后转身走向湖滨小路。我并没犹豫过要不要进屋说再见。那一上午我都在和利奥安排行程，而回家还需要一小时。那天气温很高，即使走在茂密松树的树荫下，也能感觉到炎热。所以当我到家时，我的脖颈上全是汗，T恤的腋窝处也都湿透了。我妈穿着被脏土染黑的工作服走出家门，手上揉搓着手肘处一小片松弛的皮肤。

“噢，玛德琳回来了！噢，她终于决定回家了！”

“它们都还在吧？”我问道。

但其实我看到那些被拴在小棚旁边的木桩上的狗狗们了。我走近时，它们僵硬地站起身来，四条毛茸茸的尾巴在低处快速地摇摆着。

“你难道不知道六月10号公路的路况吗？”她睥睨着我，并放开了手肘，“它们福大命大没被撞到。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一下子抛下它们不管了？”

我想跟她说说“德雷克”的事儿——我是如何拯救下那只猫然后将它安然无恙地送回——但当我开口时，嘴里蹦出的却是其他的故事：“我当时正探险呢，妈妈。”我看着她那双棕色的眼睛斜视着我，便接着说道，“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有趣的事儿之间无聊的那部分，不过通常女孩都会用它搪塞她们的妈妈。”

我蹲下身来坐在脚后跟上，粗暴地摸着“亚伯”的后脖颈。我听到妈妈走进屋里——防油布发出“啪”的一声——愧疚感顿时扑面而来，像是一只老鹰瞬间遮住了太阳，天一下子暗下来似的。我便冲着狗狗发了一顿脾气，这让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它们的腿上沾满了蓟和芒刺，胸前衣服上的泥土也早已干掉了。“你们越来越野了。”我对它们说道。这也是我真实的感受。

那天晚上，我洗完并晾干碟碗才告诉我妈要和那家人去湖那边的德卢斯去过周末。她对此只说了一句“去跟你爸说去”，并扔给我一个我看不懂的表情。于是我把碟碗摆放整齐后，跑到小棚那里陪我爸听了一小时的棒球节目广播。双城队对阵皇家队。我们把倒放在地上的水桶当凳子，我爸一口接一口地喝下了三罐百威，每一口的量都经过精确测量，以便能坚持喝到最后一局。喝完之后，他一个接一个地把易拉罐压扁，广播里的播音员也开始放送堪萨斯州的天气预报，接下来要有一场热浪袭来，天气会格外炎热；接着便会有一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雨，棒球比赛差点因此而取消，但最终还是没有。

我爸起身时，我告诉他要去德卢斯的事。

他点了点头，关掉了广播，又从冷却器中的冰凉湖水里拿出一罐啤酒，好像是在重新思考他对这个夜晚的计划后改变了之前的某个想法。“明晚之前，会有一股暖锋向东走。”

“我知道。”

“我开始想着明天咱们去鹅颈湖抓些玻璃梭鲈回来。”

“我知道。”

“那些外地人很快就要占领咱们这儿了。”

“我知道。”

“不过苏必利尔湖一定会受到暴风雨影响的。你见过吗？”

没有。

第二天早上十点，他们来我家接我。前一天晚上，我想了很久应该带点什么。我把我另外一条牛仔裤拿出来，找到一件老旧的T恤当睡衣，又翻遍我妈的二手衣物袋，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物当睡裤之类的。我找到一条淡蓝色的衬裙，被我妈用来包碎瓦片。虽然那条衬裙有点发霉、皱皱巴巴的，前胸处对我来说也太大了，但我觉得当睡衣应该是很合适的。我还打包了牙刷和梳子，上床睡觉之前，我先在黑夜中打了两桶井水，然后去拿了我爸的剃刀，想把我那纤细而修长的双腿上的毛刮干净。指尖经过地方的腿毛就这样消失了，这让我感觉很神奇，从脚踝到大腿的光洁皮肤像丝绸缎带一般细腻。在我差不多要结束第一条腿的刮毛工作时，我发现腿上有一道口子正在渗血，之前在黑暗中我并未看到或感觉到它。一阵润滑的触感以及独特的锈腥味让我发觉，血正从我的指缝间流下。我沮丧不已，便失掉了继续刮另一条腿的心情。于是我放下剃刀，浑身发抖地用最后一滴洗发水和最后一点柠檬皂洗了头发。我把网球鞋底厚厚的泥土洗干净，然后放到屋外厕所旁晾干，又跑到胶合板洞里小便，把苍蝇堵在木板下，最后用力拧干胸前的头发的水分。

第二天，当我坐进蓝色本田的后座时，保罗正在他的儿童座椅上睡着。利奥做三点掉头时，坐在副驾驶的帕特拉转过身来轻声说道：“早上好！”她递给我一个依旧温热的麦麸麦芬，剥开它的防水纸杯时，会有渣渣掉下来。“嗯，你好香啊。”她又说道。

我满嘴都是麦芬。湿润的麦芬占据着牙齿和舌头间的每一寸空间，嘴里没有一丝空当。

帕特拉咧嘴笑着。“这才对，快吃吧。利奥不喜欢中途停车，他会径直驶过一切，不管是龙卷风还是洪水，是早饭点还是晚餐点，他都不会停下来的。”

“我会停车的！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只要你提前告诉我，我就会停车。”

“既然如此，目的地就是午饭点，目的地就是两点左右到达的地方。”

“咱们可说好了，那是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一驶上高速公路，所有熟悉的景象都会在几分钟内消失。我看到树间一闪而过的湖泊，那是在绿缝中间的一抹灰蓝。抵达漫河河畔后，太阳冲破最高的行道树，我们的车恰巧飞驰经过高中学校，行车速度如此之快，目之所及全都变成刀片般的光，学校的停车标志和窗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利奥和帕特拉都戴着太阳镜，但我只是眯着眼斜视着，茫然而兴奋。接着我们驶上了州际公路，车速七十迈，利奥和帕特拉小声交谈着什么，我听得并不真切。我想把车窗摇下来，感受扑面而来的风驰电掣，但我忍住了。

快到晌午的时候，保罗睡醒了，懒洋洋地伸着懒腰。我递给他一个帕特拉准备的麦麸麦芬，但他只是用膝盖夹着。他眼中的红血丝慢慢消退。他开口问道：“我们到哪了？”“到……”我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地点。车窗外，松树林正被拆解成一条细线，通向白杨树林和点缀着深绿色干草堆的草绿色的农场。我们胡乱地玩着“剪刀石头布”和“我用眼睛看见”的游戏。我说“我看见一座紫色水塔”，保罗就会伸着脖子看向窗外。他困乏的脸蛋十分苍白，双颊甚至有些凹陷。“我没看见啊，”他把前额顶在玻璃窗上抱怨道，“我们还是玩‘我想看见’吧。”

“行啊。”

他闭上眼睛，去发现他的那座紫色水塔，他的铁皮火车和他的火星。此后，车内陷入一片难以辨别的长时间的静默——帕特拉摆弄着汽车排气扇，利奥正专心驶过一阵阵雨——驶过农场之后，我突然发现保罗又开始打瞌睡了。这并不是他的错，车里温暖如春，发动机的低鸣让人昏昏欲睡。我静悄悄地吃着保罗的麦芬，看着窗外的松树又回归视线，它们排列整齐，在路边拔地而起，形成一道葱绿的长廊。

我们在德卢斯外的一栋建筑前停下。经过交通和尘土一小时的洗礼，又一直被车窗闷在车里，利奥终于带着我们驶离高速公路吃点午饭。“看吧？”他对帕特拉说道，“我停下来了。”我们去了“丹尼的餐厅”。打开光洁的巨幅菜单后，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点了一碗汤。在他们面前咀嚼、用刀叉切割食物这些都让我心发慌。利奥和帕特拉坐在餐桌一边，我和保罗坐在另一边。我的法式洋葱汤被盛放在一个面包碗里，那个面包跟我的头一样大；汤被端上来的时候，帕特拉狂笑不止，我谨慎小心地戳着浮在棕色洋葱汤上面那层厚厚的芝士。整个餐厅都是我们这样的家庭——一个餐桌上，一对父母坐同一边，两个孩子坐在对面。保罗大口喝下他杯里的牛奶，于是帕特拉一边又给他点了一杯，一边还不忘摇着头、嘲笑和洋葱汤搏斗的我。

最终她决定出手帮我把连接着我的嘴和汤碗的芝士丝扯断。解脱后的我问她：“要来一口吗？”

她皱起了鼻子，小雀斑因此而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棕色的斑点。“吃这个一定会让自己看起来像——像一只幼鸟之类的。”

“幼鸟？”

她微笑道：“吃蠕虫。”

利奥则更专注在吃上，他用手把火腿生菜三明治压实后分成规整的几块，然后依次放入嘴里。但他吃完后便转面向我，用纸巾擦擦他的小胡子，并用三分钟的时间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比帕特拉这三个月内问的还要多。他说话期间，我的汤也渐渐冷掉。我舔了舔咸咸的勺子，但并不试图再吃一口芝士，它突然变得凶险无比。

“琳达，开学你上几年级？”

“十年级。”我回答道。这问题就像是一种责难——责难我喝汤的方式，责难我的幼稚。

利奥把他的盘子推到桌边：“你想去哪所大学？”

“大学？”

“或者这么问，你最喜欢什么科目？”他把双臂交叉放在桌子上。

“历史。”那一瞬间，我突然想不起其他科目了。

“啊，美国历史还是欧洲历史？你最喜欢哪个历史时期？”

“狼的历史。”我说道。但这个回答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我便觉得自己很蠢。我抿了抿勺子上那一小点洋葱汤以掩饰尴尬。

“你是说自然历史？”

“是的。”

“所以其实是生物？”

“大概是吧。”

他的两只手肘迅速向前，差点撞翻了他的空盘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必须要修读几门生物课。这个领域的人一直在追寻其他生命体，就好像宇宙只有基于狭隘的碳基生命才有意义。”

“而且认为都在古迪洛克带上。”我试着重复保罗曾对我说的话——保罗刚牵着帕特拉的手去了洗手间。

“是的。”他说道，显得有些吃惊。他双手叠放在桌子上，你能看到他指甲被修剪得十分平整。“我并不是说分子生物学家不对，”他接着说道，“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也是个科学家，我只是觉得那些人在研究的那套问题极其狭隘。”

他十分认真地端详着我，但看起来又一点不像是在看我。他是个教师，当然很可能还算是个不错的教师。他是那种会给你挖坑的教师，这种教师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希望你掉坑里。他也一样。但他希望先把我引到那里，希望我是自己走到那里的，希望我认为是自主发现的问题而不是被引诱的。

他用手托着下巴说道：“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大衣下沿在大腿上滑动。

“科学家总是从前提开始推论，对吧？”他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但他们经常把立论建立在无凭无据的前提上，展开错误的推理，比如世界是平的，或者人的身体是由四种基本体液构成的。”

我想抓住我的大衣下沿，但它总是不听话。

“但是当然了，我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你想做一名真正的科学家，琳达，你的思维必须要更缜密些。你必须要先明确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然后再推断哪个是正确的。一个好的生物学家应该总是以提问开启自己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假定有哪些条件是生命必需的？我们为什么假定是这些条件而不是其他的呢？”

看起来到我说话的时候了。他在等。“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必须从最开始就问你自己，你觉得你知道什么？”

镜湖东边有块面积为二十英亩的空地。这就是我知道的。我总是假定自己知道这件事；我还知道小山顶上有红松和白松，在风中颤动的山杨与桦树比松树距湖滨更近；我还知道对于开发商来说，忍冬、花栗鼠和湖滨夕阳美景不值一钱。后来当我被迫出售部分土地时，即使房地产市场行情不算差，我还是没有拿上六万美元。我们只有十英尺长的卵砂石地以安置我们的独木舟。过去，老公社工棚就静静矗立在路边倒塌了的松树下，如今早就被拆解成一块块的木头了；多年来我爸一直去偷那些好木材修补自家小棚和屋外厕所，还给花园架上藩篱。至少我们的小屋比其他建筑更耐用，它的地基是用石头制成的，木头则来自有二十多年树龄的树木。小屋后面有个岩质草甸，一入夏，那里就变成一片生机盎然的花园，我妈在里面种了生菜和土豆，并用细铁丝网围小心地圈起来。我们还有一个煤渣砖熏制室、一口干净的井。但我最了解的还是那几英亩的树林——高大的树木总是有着斑驳的树干，剥落的红松树皮的形状像盘子一样，白松的树干上则会留下不同年龄段孩子身高的刻痕，从远处看像是打呵欠时泛起的皱纹。我们有六棵茁壮的美国黑槿和一棵高耸入云的棉白杨；我们的漆树爬满路边的山丘，甚至偷偷侵入了我们家的花园，拱悬于泥泞的车辙之上。后来县政府让我们扩路，我们砍掉了一大半漆树。

我们住在德卢斯的宾馆套房，有飘窗，能看到升降桥、海港以及后面拔地而起的绿色山丘。套房的地毯和墙壁都是白色，每个小房间的漆木桌子上都会有一个插着红绸罂粟的花瓶。两间卧室是由一个有镜子的洗浴室连接起来的，浴室里有几条奶白色的毛巾和几块包装成糖果样子的肥皂。

我没什么东西是要从包里拿出来的。于是我背着包爬上一张高而柔软的床，看着利奥和帕特拉拉开行李拉链，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他们在找保罗的袜子、熊猫拼图和帽子，我则在一旁盯着床头柜上的书发呆。这本书叫《费茨》，是本酒店杂志。我伸手把书拿过来放在腿上，瞬间感受到一种沁凉的重量。我翻开书，开始读那篇关于1975年沉陷的铁隧岩船的文章。杂志的书页十分光洁，我足足翻了有半个小时，一直在看船被海浪掀高的黑白照片。几年后，那些救生船碎片得以整合恢复，我对那幅破碎船只的图解格外感兴趣，图中显示船头是垂直向上的，然后便翻覆到船尾倒置的状态沉了下去。

“咔嗒”一声，灯亮了——天开始暗了下来。窗外传来苏必利尔湖拍打湖岸的声音，那迷人的声音引诱着我从床上滑下来，穿过房间，走到帕特拉身边。她正把保温袋中的酸奶拿出来放进迷你冰箱里。我好不容易说服她同意我带着保罗去散散步，条件是在五点半之前必须回来。

我看到她焦虑地瞥着窗外的云层，便改口道：“五点一刻我们就回来。”

“那也等我给他穿上夹克外套，”她点点头说道，“等我给他拉上拉链，以防下雨。还有帽子。”

我在宾馆停车场后面找到一个顺着悬崖向下的木质楼梯，它通往贫瘠的湖岸，看起来快要散架了。我和保罗一步一步小心地走下楼梯，棕色的波浪将石头送往岩礁海湾，又卷走。海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我们站在岸边，每一次巨浪翻涌，湖水都会湿润我们的指关节。我试着教保罗打水漂，但他只是把石头扔高，于是石头每次都沉没湖底。“就像这样。”我一边说着，边弯曲手腕，将石头扔出去，那块石头在水面上蹦了四次、五次、六次，离湖岸越来越远。地平线附近的苏必利尔湖是一种接近黑色的深蓝，湖的另一边是威斯康星州，但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基本上是看不见对岸的。我爸说的是对的。夜晚提早抵达，因为雷暴云层正向南部走来。波浪从岸边的小鹅卵石缝中退去，另一个浪又袭来，就像是波浪网住石头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保罗把手揣在夹克兜里，却依旧冻得瑟瑟发抖。他的脸憔悴而晦暗，像是鲤鱼的颜色。波浪起伏间，我突然想到，从早上到现在我都没好好看过他。他一直在车里睡着，醒了之后便成了利奥的小宠物，利奥会带着他到处逛，会把下巴放在他的脑袋上跟他说话，会给他乐高积木玩。

我弯下身子看着他：“还好吗？”

“还好。”他重复道。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他说道。他的呼吸扑到我的脸上，闻起来有一股甜甜的水果香。

回到屋内，帕特拉照顾我们吃晚餐。她已经订好了两个人的客房服务，点了炙烤芝士三明治和插着红色吸管的巧克力奶昔。每间房里都有两张大床，因此我们中间堆着能占满一个足球场的寝具和十二个鲜红的枕头，床头柜上还有两碗薄荷糖，糖纸扭成蝴蝶结的形状。我躺在床上吸着奶昔，看着宽屏电视的天气频道，里面正播放着暴风雨向南前进的可视化模拟。根据电视中的演示，这场雷暴恰好掠过我们这里，这让我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沮丧。帕特拉躺在对面的床上，保罗依偎在她怀里。终于，利奥从另一个屋子里走过来，手指微微弯曲，拍了拍他光溜溜的手腕——他们在楼下的宾馆餐厅预定了位置。于是帕特拉穿过屋子，来到充斥着毛毯和枕头的我的私人湖滨。 “走吧。”我轻声说道。她用嘴型对我说谢谢，然后亲了亲保罗，把他脚上有点掉下来的袜子向上扯了扯，然后走出了房间。

不一会，利奥又回来，在门口探着头冲我说道：“我们就在楼下，有需要就叫我们。”

好像我不知道这事儿似的。

我爬下床，走到正在打盹儿的保罗身边，轻轻扫掉他被子上的面包屑，按掉床头灯，而后走进浴室，用指甲划开一块小肥皂的包装袋。我不知道他们过多久会回来，所以我不敢冒险洗澡——哪怕它很诱人。我在淋浴下足足站了有一分钟，用滚烫的水冲浇我。这一分钟是壮丽的，让针一般的热水拨开某种孤寂悲哀的阀门，这种感受或许积压心中已久，但我之前从未意识到过。那是一种倾覆感，好像未来将我淹没的感觉 。我擦干身上的水，蠕动着套上那条二手衬裙。镜子上一片雾蒙蒙的，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出自己看起来是更像一个努力长大的小孩，还是更像一个秘密忧心着男孩和大学的青春期少女。回到卧室，保罗张着嘴熟睡着。我则大字形四仰八叉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四肢就这样裸露在空气中。过了一会儿，我决定盘腿坐起来，并等着让回来的帕特拉看到我这个模样——面对着墙壁蜷缩在睡袍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我当然是没有睡的。屋外的马路上传来不熟悉的车流声和真切的波浪声——那是苏必利尔湖的浪花拍打湖畔岩石的声音；停车场对面的酒吧里充斥着女孩儿的尖叫声；上下运行的电梯声也能穿过墙壁抵达我的耳畔。终于，利奥和帕特拉回来了，也只是把灯关上便回屋了。所以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探进头来看看我们。冰凉的衬裙盖着我的大腿，我冻得浑身发颤，这时我听到对面房间传来砰的声音，接着便是低沉的哭声。我那条刚刮过毛的腿上生出了鸡皮疙瘩，我用手摸它的时候，感觉像是别人的腿似的，很是刺人。墙壁对面有人说道：“啊！”

我从床上滑下来，光着脚蹑手蹑脚地穿过浴室，用手肘轻轻推开对面的门，安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屏住呼吸透过门缝向里看。

里面很暗，但窗帘并未拉上，一盏街灯照射进来。刚开始我看到床上只有利奥一个人，他坐在床尾看向窗外——好像在等着某个信号，等着城市之上的黑暗天空中出现彗星或者其他什么天体。然后我看到帕特拉跪在利奥面前，利奥的手放在她的头上，这让我想起了莉莉和格里尔森先生。黑暗中，他们的脸在我眼前交替变换：他们是莉莉和帕特拉、利奥和格里尔森先生。他们是丈夫和妻子，他们是学生和老师——一方是可怖的力量，一方是美丽的百合花。这些都是他们。跪在地上的帕特拉看起来如此娇小。她伏在他的大腿问 ，仰起头的时候喘息着：“来吧，求你了。”我本可以走进屋里打断他们，但这时我看到他轻轻把她的头推开，像是推开一只过分深情的狗狗；我听到她轻轻对他说：“别像个孩子一样，利奥。”她带着一丝挑逗地嗔怪道：“放松点，我知道你喜欢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莉莉五月份出城，以证人身份出席格里尔森先生的庭审。她去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法庭。但当她站到证人席上，检察官一直在提示她说出发生在湖的故事时，莉莉却表示她并不是很了解格里尔森先生、她从未单独与他说过话，除了有一次因为她的读写困难，他给她做了一次课外辅导。检察官根据法庭文件质问道：“他没带你去湖边吗？你不是在原始陈述中没承认过这些吗？”显然，他慌了，这个在最后关头翻供的受害者让他几乎失去了所有耐心。他试着让她相信自己只是害怕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在证人席上撒谎。他反问法官：“如果那些事不是真的，那她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莉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反问句是法官需要思考的，不是她。

格里尔森先生在他的量刑辩诉中是这么说的：“我做过很多很多事。请允许我从头讲述一遍。我现在无法面对我的思绪，也不想面对。但讲出来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怎么说呢，我终于把我最害怕的事情说出来了，这是一种解脱。我很惭愧，也不会进行任何辩解，但我可以解脱了。我没摸那个女孩儿，但我想过，我确实想过，我真的想过，我承认我想过。我想的事比她说的还要恶劣。”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保罗不见了。浴室的门紧紧地关着。我褪下睡裙，穿上牛仔裤和衬衣，打开浴室门，望穿贴着瓷砖和镜子的走廊，看向另一个房间里坐在软垫椅子上的利奥。

“早上好。”他的目光从书上抬起来看了我一眼。

为了争取搜索四周的时间，我问他：“你在读什么？”我看到帕特拉打开着的行李箱放在两床的空隙之间，一根内衣肩带和一只淡紫色毛衣的衣袖荡在外面。

“《科学与健康》。”

“为了你的科研才看的？”

“不是。好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帮助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向房间深处挪了挪。我想帕特拉和保罗可能正在角落里拼拼图，但他们不在那里。利奥看到我盯着床、盯着门、又盯着行李箱，便开口说道：“琳达，你相信上帝吗？”

我把目光收回，又看向他。

“只是问问。你有想过昨天我们讨论的东西吗？我对此尤其好奇。你觉得在你的生活中，你相信——或者说，认定——什么是真实的？当然，这是问题的起点。你认为，自我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双手抱胸看着他。

“你知道。这是假设的定义。打个比方，”他循循善诱道，“你是动物还是人？”他跷起二郎腿，一只脚轻轻抖着。他穿着他的黑色拖鞋，于是我意识到，他是那种会为了住旅馆而携带私人拖鞋的男人，哪怕只住一天。他离不开他的拖鞋，这让我对他有些失望，可能还有点抗拒。“或者换个问题，你是否把‘拥有身体’视为理所当然？你认为你的身体有多大年龄？”

一只拖鞋挂在他的脚上。“十五岁吧。”

那只拖鞋掉到地上，他用一只长得像鼻子的脚趾把拖鞋钩回脚上。“所以你认为你的生命是从十五年前开始的，且它会持续到某个为止的时间点？”

“大概吧。”

“你认为这是个生物事实？”

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理解这个回应的。

“现在，你问问你自己，如果你的前提变成‘上帝是存在的’，那么你的这些假设会如何变化？”

他挂着拖鞋的那只脚停止了晃动。现在他已经绕回他最开始问的问题，以他的知识储备，对付这种问题得心应手。“只是个思维实验，好吧？只是逻辑层面的推论，”他呐呐私语道，“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上帝怎样存在是最合理的？上帝是善的，否则他不是上帝。上帝是全能的，否则他不是上帝。因此从逻辑上讲，如果上帝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显然，他必须是善且全能的，对吧？这是说得通的，不是吗？这是最说得通的说法了。”

那一刻，他的拖鞋渐渐远离了他的脚后跟。

他更进一步说道：“假设我们说上帝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上帝就是我们刚刚提出的定义下的上帝——那么这个宇宙中，不会有罪恶、不会有疾病、不会有悲伤、不会有死亡。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我们的推理只可能推导出一个答案。在这场思维实验中，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那个前提会如何改变你假定中的你自己？”

“帕特拉和保罗在哪儿？”

“他们很好。你回答我，琳达，这个问题最合理的回答是什么？”

“他们在哪儿？”

“十点咱们会在码头碰面。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向前跨一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琳达。”他像是用一把梳子轻轻梳开了这两个音节。他有些暴躁地推了推眼镜，“可能我们只能下次聊这个？没问题。或许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准备出发了？”我没动弹，他接着说道，“帕特拉告诉我你很成熟，琳达，是个好的倾听者。”

我看着他。

“她总是说，你是个很好的陪伴者，很聪明。但总是自己待着，我确实也见过。我知道独处不容易，我知道它是如何把一个人，一个年轻女人，变得特别依赖别人。”

我感觉我的脸开始发烧，但我什么也没说。

“琳达。”这次他的语气很亲切，仁慈而认真。“你会明白的，当你开始将生活建立在我们刚刚讨论的前提之上时，我认为你会明白的——如果你真的像帕特拉说的那样聪明、忠于自己的头脑——你会明白，关于你对你的生活的一切认知都是错的。”他棕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轻轻眨了眨，“你不孤单，真的。”

我扬起脖子说道：“你知道吗，帕特拉也跟我说过你的事。”

“是吗？”他只是多少有点感兴趣。

“她说你工作特别忙——”我的声音像是在嗓子的某个潮湿的地方滑倒了，但我努力控制住它的平衡，“她说你总是不着家，很少出现在她面前。”

他皱了皱眉说道：“她没这么说过。”

“别装傻了。”但这句话并不足以折磨他，因此我深吸一口气接着说道，“别跟个孩子一样，利奥。”

我话音刚落，只见他眼睛稍稍睁大了些，然后他快速起身，晃着他的口袋拿出钥匙，穿过房间走到壁橱前。在那之后，他便不再直视我的眼睛，只是含糊地说道：“我们可别迟到了，琳达。他们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们得走着去。”当他发现我依旧没动弹，便更迫切地说道，“我们得在十点跟他们会合，好吗？就剩五十分钟了，得抓紧时间。”

我还没走出房间他便把门甩上，这让我很生气；他跳过现在去说以后的方式也很气人——他坚持认为十点我在码头见到保罗和帕特拉后，我的疑虑就会被打消，而那还得等将近一个小时。

但他们确实在那里，坐在铺在草坪上的巨大的皱巴巴的毯子上。

我的疑虑被打消了。我无法控制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