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坐立不安。我尝试闭眼躺下，从100倒数到1。我试过听音乐来分散注意力。我试着读《飘》，可我努力看了几页之后还是走神了。于是我端坐在床上，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时间。

按计划他十一点会到，然后可以待最多一个小时，视情况而定。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撑十五分钟。很奇怪，这和我们第一次约会时的感觉很像——同样忐忑不安，同样紧张地想着要和对方说什么话。我甚至还想过化妆，后来觉得这不合适。我的内心有一部分觉得化妆是在筑起围墙。我不想看起来过于正常，过于光彩照人，过于健康。毕竟，我还在康复之中，素颜和随意的穿着——运动裤和朴素的宽松上衣——是向他表明这一点的最好方式。

这样是不是有点在摆布他，尝试操控他对我的印象？可能吧。但如果我美化自己的外表也同样是在摆布他。尝试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去处理所有那些复杂的社会交往，对我来说是件陌生的事情。一旦你开始担心怎么才能表现得最自然，这个适应的过程就会更加艰难。

选择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同样让我头痛不已。我排除了娱乐室这个选项，因为我无法想象在那里进行严肃的对话：电视上播放的《拍卖屋投资》会发出噪音；张女士会像幽灵一样在我附近徘徊。很可惜，吸烟区也是毫无可能。虽然在那里见面能够吸烟这点很棒，但是梅洛迪肯定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她和哈德利医生约了十点接受治疗，我猜她结束后会直接去吸烟区。当然，她知道贝克要来，也知道我为和贝克见面担心，但这不代表她懂得留出空间给我们进行私人谈话。她更有可能走过来开始谈论电休克疗法或者自残。

剩下的选项不多了，小厨房是其中之一——明亮，实用，相对安静，还有现成的、味道不怎么样的即溶咖啡，但也很有可能每隔几分钟就有人进进出出。剩下的唯一一个也许可行的公共区域是祈祷室，不限于某个宗教宗派——但是我们必须找一名护士带着我们离开病房，因为这间祈祷室是服务于整个心理健康部门的。况且，我不能排除有人真的想去祈祷室祈祷的可能性。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的床边似乎是麻烦最少的选择，而且也符合来探病的人的期待。当你探望住院的病人时，你预期中的场景就是坐在病床旁。而且这对我有利，因为这又是一个表明我依然处于虚弱状态的视觉提示。不过，这同时感觉像在作秀。我从来不会赖床到这么晚。并不是说我这个时候还躺在床上。我只是半躺着，穿戴整齐，却把被子拉到腰部盖着——我肯定这看起来太刻意了，就像在为一幅名为《康复中的女孩》的画做模特摆姿势。

这些担忧在贝克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之前没有考虑到的窘境。首先，我不知道怎么和他打招呼。最后我只能奇怪地挥手挥到一半，尽管他就站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当他弯下身来要亲吻我的脸颊时，我因为自己的坐姿而不得不笨拙地把腰和脖子扭过来，发颤的手搭在他的肩胛骨上来保持平衡。我的整个姿势充满了僵硬、不安的感觉。

“我给你带了花，”他一边告诉我，一边坐在了窗边的椅子上，“但是接待处的人把花扣下了。”

“嗯，他们担心我们会把花吃掉。”我答道，然而立马就想把说出的话收回来。我决定还是不要表现出爱开玩笑的样子。“事实上，我觉得这规定在医院其他病房也适用，”我告诉他，“花会挡路，引发过敏，还有可能惹来虫子。我觉得即使你已经处于垂死状态，医院也不会允许你收到鲜花的。”

“噢……那塑料假花可以吗？”

“我不确定。”

一阵沉默。贝克指了指床边柜子上打开的书。“《飘》好看吗？”

我耸耸肩。“和电影几乎一样。只是在一些地方有点不同。艾希礼去了三K党。”

贝克笑了，因为他认为我在开玩笑。我当然没有。“你呢，最近怎样？”

“我在渐渐康复，”我答道，“他们让我服用锂盐，我也成功忍受了副作用，忍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的状态时好时坏，但现在好的时候要比坏的时候多一点。事情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他慢慢地点点头。“医生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的私人治疗师认为我最快下周就可以出院了。但她也说过，除非我感觉自己准备好了，否则他们不会允许我离开。还有……嗯，我不确定。”

我看得出来他在反复揣摩我的话，搜寻里面的暗示。

“实际上，我有点害怕出院，”我说漏嘴了，“我的意思是，出院后我要应付很多事情。那些事情——”

“我们一起面对。”贝克纠正我的说法——这个纠正如此贴心、宽宏大量，让我恨自己为什么要讲接下来的话。但我没有太多选择。他还不能够理解他的提议意味着什么。

“听着，”我开始说了，“我不是不感激你做的一切——不，对不起。我的表述错了。这听起来好像你只是在帮我一个忙，但我知道你为我做的远不止这些。让我尝试重新表达。”我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你很了不起，你的付出远远超过我应得的。”

“别——”

“不，请让我说完，这已经足够困难了。”我停顿片刻，直到他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你很了不起，”我又说了一遍，“但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药物治疗是其中一件。”

“你要继续坚持独自面对那些事吗？”他的声音平稳，但还是蕴含着担忧，微妙地证明了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想试试看，”我告诉他，“我不想再经历过去几周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了。但我依然无法轻易决定是否要独自面对回归正常生活后的挑战——是的，我知道其他人很难理解。我会想念有人陪伴的日子——我已经开始想念了。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我必须学会接受这种轻贱感。”

贝克听完后很长时间没说话，我也没有。

“你知道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他终于开口问。

“我可以想出很多。”我说。

“是永远被你挡在一臂之外。一旦你觉得受伤、受到惊吓或者受到威胁，你就会筑起一道墙，无法穿透的墙。过去的几周内，你甚至都不让我见见你——嗯，我希望我能说这让我很吃惊，但事实上并没有。这太平常不过了。”

“你什么都说不了，也做不了。我有自杀倾向，而且根本无法和人交流。”

“天哪，艾比——你有时候实在太残忍了！这不是我能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的问题。你没必要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一切。我本来可以陪你渡过难关的。难道我的陪伴一点用都没有吗？”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独自面对。”我告诉他。

我能看出我的话有多伤人，但此刻我必须坦诚。从长远来看，这样反而比较仁慈。尽管如此，接下来还有更伤人的话，我如果现在不说，那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

“还有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你在这里帮不上忙，”我说，“你在这里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我想他肯定已经从我的语气听出来，这场对话不会令人好受。

“我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我开始说道，“我不知道芭芭拉医生和你说了什么——应该没说太多，我猜。”

贝克大笑起来，不带一丝幽默。“还是那句老话，保护病人的隐私。她说你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其他事情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会亲自告诉我。”

“对不起，”我说，“我知道这些话并不能让你安心。”

“不，不能。”

“我给自己在多切斯特酒店订了间房。她和你说了吗？”

“嗯——或者应该说，她说了在什么地方接上你。但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信息了。”

“好。”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贝克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听我完整叙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当我说到酒吧里遇见的男人时——我甚至都忘了他的名字——他不再和我有眼神接触，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叙述变得容易些。唯一的小小安慰是，我发现他做好了准备去面对一个比我要讲的更糟的故事结局。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我说，“我们亲吻，他碰我的胸部——到此为止。我没有让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事实上，我开始拼命叫喊。酒店的夜间门房来了。我也是在那时候打电话给芭芭拉医生的。”

我说完后，空气中的沉默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

“这就是全部了？”贝克问。

“是的。”我唯一省略的细节是那个男人打了我。但我觉得提及这个细节不公平，因为我不配表现出受害者的样子，哪怕只是一点点。

贝克重新看着我，几乎是一脸茫然。“我不知道能说什么。”

“你可以说任何想说的话，冲我大吼大叫也行，你绝对有权利这么做。”

“我有吗？”问完后，他沉默了几秒钟，“你瞧，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吗？老实说，我不知道那些事情有多少是你内心想做，有多少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你生病了，狂躁了，或者是其他原因才会做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时候你都在想什么？能不能给我点提示？”

“我脑子里的想法一片凌乱。我的确失控了——我喝醉了，糊涂了，过分活跃，但是……天哪，我听起来就像在找借口，我不觉得我能这么做。事实是，我内心有一部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还是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不想停下来。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我的行为完全不理智，而且是在自我毁灭。我想我能给出的最具体的解释是，我根本不在意发生了什么。我没有能力去在意。虽然这也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很明显我内心有一部分还是在意的。”

我陷入了沉默。虽然我的解释如此混乱，但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的诚实回答。我想贝克会明白的——虽然我看得出来他依然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不想让他为难。

“听着，”我说，“我需要些时间一个人来理清头绪。你也是。我出院后——不管什么时候出院——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会比较好。”

那之后贝克很快就离开了，而我也马上走到外面抽烟。和我预想的一样，梅洛迪已经在吸烟区等着我了。我走过去的时候她笑了，我也回以一个微笑。

“聊得怎么样？”她问。

“和预想的一样。”

“那么糟糕？”

她说这话的语气让我确定她之前在电视上或者电影里听过这句台词。但我还是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意外地讨人喜欢。事实上，我很高兴她能在这和我聊天。

“我想，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我告诉她。

“该死。”

“是的。”

“我的男朋友也甩了我，”梅洛迪告诉我，我觉得她这么说是为了表示和我团结一致，“就在那时，我又开始划伤自己。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七个，不是，八个月了。”

“贝克没有抛弃我，”我纠正她，“我们同意分开一段时间。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我的分手是短信通知的，”梅洛迪说，“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就在大概一周之前……嗯，我来这里之前。”

我知道，梅洛迪的叙述缺失了某些信息，但这不是她第一次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被送进精神病院含糊其辞。我能看出来是因为这几乎是梅洛迪唯一说不清楚的地方了。所有其他信息，她都非常乐意提供。我当然知道她吞了32片扑热息痛——这几乎是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我也知道她从十四岁开始割伤自己，到十六岁为止都在接受药物治疗；我们还就自己尝试过的种种抗抑郁药广泛交流看法。但每当说到她尝试自杀前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信息的缺失还是如此明显。我还记得她在说到个人治疗时也是吞吞吐吐，不过这其实说得过去。有一次我问她和哈德利医生面谈时说了什么，她给出的回答和我告诉她的一样：“主要聊父亲的话题。”

我想，前男友是另一块梅洛迪的故事里缺少的拼图，但很明显，还有更多块拼图没被找到。不过，我觉得如果她想告诉我剩下的故事，她自然会说。我不打算追问她，而她也很快把话题转回我身上。

“你们住在一起吧？你和你男朋友？”

我点头。

“那接下来怎么办？”她问，“你知道的，出院以后。你会搬走吗？”

“嗯，我想是这样。至少分开住一段时间。老实说，我还没好好想过这个事情。但我的选择很有限，我付不起太贵的房租：我要还一大笔信用卡欠债，还要继续支付同居公寓的一半房租。至少还要再付几个月。”

梅洛迪耸耸肩。“来我家住，如果你想的话。下次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会问问看。”

这个提议出乎意料，大方慷慨得不计后果——尽管梅洛迪在代表她的母亲做决定——让我一时半会说不出话来。然后，我还是给出了和其他任何听到这样的提议的人一样的回应。“噢，不，我真的不能那样打扰你。我的意思是，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但是——”

“你可以给钱，如果那能让你好受点，”梅洛迪打断我，“我每周给妈妈60英镑用来支付房租和账单。你付得起这笔费用吧？你只要卖出那几篇供稿杂志的文章就能解决问题了。你手头还有更多约稿吗？”

我微微一笑。“也许吧。我之前答应给《观察家报》写篇文章，天知道事情会有怎样的变化。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屋里住进一个陌生人对你母亲有点不公平。”

“噢，她不会介意的，她人很好。很明显，我家不是宫殿一般的大房子——是阿克顿的公营公寓——所以你可能要在沙发上睡。或者你也可以在我的房间里睡，如果我那时候还没出院的话，不过……嗯，我想我那时候应该已经出院了。”梅洛迪有点害羞地笑了，“莉萨最近一直在讨论我出院的事。我只需要一周回来几次接受治疗。”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此感到吃惊，虽然我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来到亚马孙河后也有几名病人出院——毕竟医院又不是提供长期住宿的地方。我想我会惊讶是因为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梅洛迪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一天中能看见她这么多次，就好像她是病房装饰的一部分。

“那太好了，”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道，“你一定很高兴。”

“是的，我想是吧。既开心，又有点害怕——你知道是什么感觉。”

我点点头。因为我确实知道这是什么感觉，然后我意识到我俩之间的默契多么难得。很奇怪：梅洛迪和我在很多方面都没有什么共同点——如果我们是在医院外面相识，很难想象我们会成为朋友——可是我感觉我俩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对方。别人会觉得我的某些想法不合逻辑，但我不需要向梅洛迪解释或证明这些想法的合理性，正如她不需要和我解释为什么她喜欢划伤自己一样。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梅洛迪出院后一起住这个想法看起来不再不切实际，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是这样。

那天下午我和哈德利医生约了一次额外面谈。我们都认为追加这次面谈很明智，说不定我和贝克见面以后需要和她聊聊。但是，这也意味着哈德利医生被迫重新安排她的工作，把和我的面谈塞进和另外两个病人的面谈之间——这一个小时通常是她的空闲时间。因此，她那天非常忙，和我见面之前一反常态地表现慌张。

我正准备敲门，她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噘着嘴，脸颊通红。“噢，艾比。”她摆出一个疲惫的微笑，“别担心，我没忘。能给我几分钟吗？你也可以在办公室里等我。”

我走进去。

哈德利医生有洁癖，她的办公室总是干净整洁。即便是现在，按照任何正常的标准来看，她的办公室也称不上凌乱。只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一天令人异常焦虑：地上的一支笔；没有清洗的咖啡杯；电脑屏幕边上贴着的一张粉红色便条。但是，当我在老位子上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细节让我微笑起来。在一家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的医院里，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不可避免地是简朴、充满机构特征的，和我熟悉的芭芭拉医生的办公室相比，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缺少个人特色。不过，我常常会想，这样的环境恰恰反映了哈德利医生性格中的一部分。她总是表现出严肃的专业素养，让人难以亲近。因此，看到这一点点凌乱也已经让我感到很新鲜。看到她人性化的一面真好。

我弯下身捡起掉在地上的笔，把它放回哈德利医生的笔筒里。就在我把笔放下的时候，我瞥到了粉红色便条纸上写的字：

打给CRT，回复梅洛迪·布莱克。

这行字乍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妥——在正常意义上没有不妥。它没有透露隐私或者敏感信息。我知道CRT指的是社区康复小组，因此我猜这和梅洛迪早上告诉我的她有可能出院有关。但这不是我再次笑了的原因。让我微笑的是梅洛迪的名字。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之前并不知道梅洛迪的姓。除了张女士，我不知道其他任何一位服务使用者的姓。我们只称呼对方的名字，就像医务人员称呼我们那样。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梅洛迪叫“梅洛迪·布莱克”，而我马上爱上了这个名字。它如此阴郁、抒情，都可以成为西尔维娅·普拉斯笔下的诗句了。

然而，不止这些——这个名字和我的生活还有某种我说不出的关联。起初我以为，我只是有种奇怪的感觉，认为它是个贴切的形容词，仿佛在我脑海里回响的这两个字是某人对我过去七周内经历的美好和黑暗的精辟概述。

没过多久，完整披露的真相击中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在多切斯特酒店的经历在重演：我的脸被狠狠地掴了一巴掌。

当然，我花了几个小时尝试说服自己：我可能想错了，我产生了某种严重的妄想。但事实上我知道自己想得没错。就在那一瞬间，所有拼图的碎片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和梅洛迪关于她爸爸的对话；她的背景故事里奇怪缺失的信息；甚至是她看起来那种古怪的熟悉感。我想到的毫无疑问是真相。

西蒙的姓是布莱克。

梅洛迪是西蒙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