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牛津站抽了支烟，然后开始查找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的电话。我计划从接线员那里套出卡伯恩教授所处的具体位置。我会说我是他的老同事。这就是我计划的全部内容了。没有详细的规划，但我有绝对的自信，我的临场反应能让对话尽在掌控之中。

电话响了几声才接通。

“您好，我是心理系的莎拉。”

“噢，你好，莎拉。我叫朱莉娅。我想找约瑟夫·卡伯恩。我是他的老同事，从利物浦过来的。”（上帝保佑你，维基百科！）

“约瑟夫·卡伯恩？”

“对。”

“我想他在办公室。稍等一下，我帮你转接电话。”

“不！不用转接，谢谢你，莎拉。不过，嗯，我其实更希望他不知道我会来找他。我们很久以前共事过。实际上，我曾经是他的博士生，那是四年前，啊不，五年前的事了。我很久没有见过他了。我刚从乌干达回来，所以非常想给他一个惊喜。”

“噢。”电话那头稍作停顿，“您刚说您的名字是？”

“朱莉娅。朱莉娅博士。”我在给自己搜索一个可能的姓氏——“沃尔特斯。”

“朱莉娅·沃尔特斯？朱莉·沃尔特斯？”

见鬼。“噢，对。哈哈！我和朱莉·沃尔特斯没有关系。”我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抱歉，我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打电话介绍自己的姓名总让我头疼。”

“嗯，可以想象。”

“感谢上帝，我不姓罗伯茨。”

莎拉笑了。很好，尽管开头有点不稳，但她已经开始放松警惕了。魅力和自信——新闻学院的老师教不会你这些。

“莎拉，我现在人在牛津，我想你也已经猜到了。我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所以想来个突然拜访，看看约瑟夫是否想和我一起吃点东西。我现在正在来的路上。方便吗？”

“唔，嗯……如果您是教授的朋友，我想是没问题的。”

“噢，是的。我们曾经非常要好。”这个表述太有暗示性了，我可不想让她以为我和教授之间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事实上，比起朋友，一直以来约瑟夫更多地担当着我的导师这个角色。几乎所有我对灵长类动物学的了解都来自他的传授。”我对自己能想出这句台词感到非常自豪。这不仅是对上一句台词失误的绝佳补救，同时，严格来说，它的内容也是真实的。“不过，你不会告诉他我正在来的路上吧？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很想给他一个惊喜。”

“呃，不会，我会守口如瓶。他应该至少会在办公室里待到中午。”

“谢谢你，莎拉。一会儿见。”我们互道再见，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我跟着GPS的指示，穿过牛津市中心，一边欣赏着梦幻的尖塔，一边丰富朱莉娅·沃尔特斯博士这个角色。刚刚的通话非常顺利，但我知道待会儿和莎拉面对面交流时需要更加灵敏。我要完美变身为女博士。我承受不了因为失误而忍不住飙脏话的后果。

所以我对朱莉娅的了解有多少呢？她五年前在卡伯恩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所以她现在是三十多岁——以我的年纪来说，模仿起来很容易。我决定她毕业于利物浦，虽然也有可能是在剑桥大学读的本科，毕竟剑桥和利物浦离得不远。

还有什么呢？很明显，她研究灵长类动物学，穿着时髦——也许太时髦以致人们难以相信她是科学家。嗯，好吧，现在我也没法换衣服了。她一定是难得的科学尤物，能够出演BBC第四频道的纪录片。不难想象她涉猎电视节目，也许那正是她在乌干达做的事情？

嗯，现在我得想想怎么填我给自己挖的坑——乌干达。一方面，这个谎撒得特别漂亮——乌干达有很多猴子——另一方面，这个谎又是很有问题的。朱莉娅怎么他妈的一点儿没晒黑？我有那么一瞬间考虑过冲进一家美容院给自己的皮肤快速喷色，但是时间不够。我已经告诉莎拉我在路上了。沃尔特斯博士不能被晒或许更好解释。她必须涂抹防晒指数50的防晒霜，否则她会像吸血鬼一样被阳光烧成灰。可能她和布莱恩·考克斯教授一样，只是飞去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录一段三十分钟的解说，然后坐上飞机回家。

当我走了1英里来到心理系大楼时，我已经在心里为朱莉娅·沃尔特斯拟好一份详尽到可以写成圣诞节畅销书的人物档案。她是保罗·沃尔特斯和安妮特·沃尔特斯夫妇的第二个女儿。她的父亲是名外科医生，母亲是位人权律师。她喜欢吃泰国菜，和她的制片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当然这些信息不可能在闲聊中出现。但是熟谙这些捏造的人物信息很有用。这意味着当我走到接待处时，我就是朱莉娅·沃尔特斯。

桌子后只坐着一个女人，这为我扫清了执行计划中的第一个潜在障碍。我微笑着伸出手。“莎拉？你好。我是朱莉娅·沃尔特斯。很高兴见到你。天气这么好，却要待在这张桌子后头上班，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结果证明朱莉娅还是个话匣子。

莎拉回我一个微笑，握住了我的手。她对自己接待的是一个年轻、白皙、穿着紫红色衣服的灵长类动物学博士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我想我的自我介绍是如此自信、沉着，以致她不得不被我的弥天大谎牵着鼻子走。

我们闲聊了几分钟。我大笑，开着玩笑，打着手势，随意点评了几句我刚刚在曼彻斯特找到的工作。（“北方和我的肤色相配！”）

很遗憾，乌干达完全没出现在我俩的对话中。

上楼，左转两次，右转，再左转。实验心理系的办公楼原来和迷宫差不多。如果没有莎拉如此简单清晰的指引，我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卡伯恩教授的办公室。她说本来可以亲自带我去的，但是因为接待处只有她一个人值班，她不能离开岗位。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感觉两次简短的对话后，我跟莎拉已经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实在不想被她揭穿我的谎言。

走廊上站着一些人。我自信地迈着步子，沉着地和他们做眼神接触，脸上挂着礼貌、专业的微笑。高跟鞋和地板接触时发出的清脆声响在墙上回荡，为我打气。

我路过一个洗手间，决定进去花几分钟时间梳洗，同时完成角色转换。我检查了一下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依然光彩照人——又往手腕脉搏处拍些冷水，然后去小便。沃尔特斯博士这个角色被留在了洗手间里，像被人遗忘了的雨伞一样。当我离开洗手间，走向卡伯恩教授的办公室时，我又重新做回阿比盖尔了。这条不起眼的长廊只有两盏日光灯照明。走廊上有六间办公室，卡伯恩教授的是第一间。门上写着他的名字，简单的黑色字体，名字下方是一个狭窄的长方形玻璃窗。其实不用看名字我也能认出他：透过小窗，我从他的后脑勺就能推断这是我在卡伯恩教授网页上的图片里看到的那个人。他的头发是珠白色的，只有两鬓还留有一丝炭灰色。他的衬衫袖子被卷到手肘的位置。他坐在旋转座椅上，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脑屏幕。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手表：11点58分，时间刚刚好。我挺直腰板，轻快地敲了敲门。

“请进。”卡伯恩教授说完才把他的椅子转过来。可还没等他转到一半，我已经进门了，并用我最亲切的微笑和他打起了招呼。

“卡伯恩教授。”我伸出手，往前走三步，这样他就不用站起来和我握手。“见到您真高兴。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

“呃……没关系。我只是在整理收件箱。”他透过椭圆形的镜片瞥了一眼我们紧握的双手，额头皱了起来。他微微张嘴，小胡子修剪得十分整洁。“嗯，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嗯，我非常希望您能帮忙。我叫阿比盖尔。”

“噢，是的，阿比盖尔……”卡伯恩教授收回了他的手。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在电影播了一半后才走进放映厅，现在正努力地想要看懂剧情一样。我保持微笑，让他安心。他也回了一个微笑，然后非常优雅地清了清嗓子。“抱歉，我觉得我应该认识你，但我想不起来了。我可能有点脸盲。”

我笑了。“没关系。我们没见过面。您觉得见过我，是因为您看过我的头像。我给您写过几次邮件。阿比盖尔·威廉姆斯。我是来请您吃午饭的。”

“噢。这……有点奇怪。”

我耸耸肩。“您饿了吗？”

“嗯，也许有点。我也不是很清楚。这真的是……阿比盖尔，你能先坐会儿吗？”他指向办公室里的另一张椅子。椅子在墙边，夹在一个装得满满的书柜和一堆摇摇欲坠的学术期刊中间。

“好的，谢谢。您人真好。我刚从火车站走过来，正好可以歇歇。”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伦敦。”

“只是为了来见我？”

“只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不是太远。”

“话虽如此，但这还是……”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很奇怪？”

“是的，很奇怪。”

这场对话短时间内也不会有结果，我决定摊牌。“卡伯恩教授，我今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醒来，决定要搏一把。我来这里是希望您能抽出一点时间和我聊聊。但是您要拒绝的话也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要跳上下一趟开回伦敦的火车了，而且我保证，只要您开口，我不会再打扰您。”

卡伯恩教授没说话。他看起来就像在诠释他正在理解的那些坚硬的现代艺术品——由三原色和晦涩难懂的几何图形组成的艺术品。我把他的沉默当作对我继续说下去的许可。

“很好，看得出您至少感兴趣。”

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上，目光转向别处，停留了几秒钟，似乎在琢磨我的结论是否正确。

我耐心地等待。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咖啡。”他说。

“咖啡？”

“我想我能抽出时间和你喝咖啡。”

“太棒了！”我从椅子里起身，“走吧，我们去喝咖啡。也许再点份蛋糕？”

卡伯恩教授点了点头，动作很慢，仿佛还没回过神来。

我摊开手掌往门那边示意：“您准备好出门了吗？”

“呃，是的。我想我准备好了。”他关好电脑显示屏，站起来，把旋转座椅推进电脑桌下放好。

“噢，还有一件事，”我说，“我们会经过接待处吗？”

“会。”

“我能请您帮个小忙吗？有关接待员莎拉的。嗯，我不是在自吹自擂，但我想她不会随便同意让人进来见您，所以我告诉她我和您是老同事，而且说自己是从利物浦来的。”

卡伯恩教授消化着新的信息。“我觉得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不过和已经发生的一切相比……”他耸了耸肩，“好吧。所以我们是老同事。我还需要注意什么事吗？”

“是的，我还告诉她我是朱莉娅·沃尔特斯博士。”

“朱莉娅·沃尔特斯博士？”

“嗯。我是个灵长类动物学专家，您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您会认识。请别反驳我。她看起来人很好，我不想让她尴尬。”

卡伯恩教授深深地叹了口气。“告诉我，阿比盖尔，这对你来说是寻常的一天吗？因为这对我来说不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点。”

我当然能够理解他的反应。现在细细想来，那天早上我的一些举动确实有点古怪。不过他有给我其他选择吗？我试过用传统方法来约他见面，然而失败了。所以我才决定发挥创造力。这只是新闻采访的标准做法而已。

“对我来说，今天不算完全不正常的一天。”我告诉卡伯恩教授。

然后我们就去咖啡馆了。

“我猜你一定很需要它？”卡伯恩教授指向我的双份意式特浓咖啡，他紧张的食指感觉都有点痉挛了。“你说过你凌晨三点就醒了，除非你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否则我不觉得你睡够了。”

我心算了一下睡眠时长。“三小时十分钟，也许有点误差，但我想自己肯定进入了熟睡状态。我醒来后精神饱满，这种情况不常见，但在夏天里还是时有发生的。我想可能和光线有关。这其实也是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我有个理论——一个假说——希望您能帮我证实。”

我微微一笑。我说得有点多了，但我有信心我说的话里总有一些内容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且这是个和科学相关的话题。我们已经聊完基本的客套话：牛津，美丽的天气，同样美丽的那片围绕实验心理系大楼的绿地。但是卡伯恩教授看起来对我还是有点警惕。我想也许聊聊科学的话题能够帮他放松下来。而我的失眠症似乎是个相对温和的切入点。我不想直接跳到深刻的话题去探讨西蒙的死亡。

“是这样的，我的卧室窗户朝东，”我继续失眠症的话题，“而我的窗帘又非常劣质，所以夏天一直是个大问题。房间从大概凌晨三点开始就会变亮，到了四点钟，你会觉得还不如去日光浴室里试试看能否入睡。”

卡伯恩教授考虑了一下这个比喻，点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进化论，”我接着说道，“主要是因为读了您的研究，它让我好奇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进化——或者为何没有进化——去应对夏天里延长的白昼时间。我的意思是，我们人类刚离开非洲不久，所以大概我们还没能适应这些较大的季节变化？思考这个问题后，我很确定一直以来我在夏天都有失眠的困扰，在冬天却能做只真正的睡鼠。也许我应该冬眠？”

卡伯恩教授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也许他的思考异常深刻，在规划好答案的每一个细节之前他是不会开口的。又或者是因为我太着急了。不管怎样，他的回答好像耗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我的手指依次敲打起桌子来。终于，他开口了：“告诉我，你有多了解昼夜节律？”

我马上回答：“听说过。但是，从现在起，您最好假定我的科学知识超级有限。我能明白烤面包机的工作原理，但搞不明白微波炉的。您就想象自己是在和一个聪明的十二岁小孩聊科学吧。”

“哦。”卡伯恩教授想了会儿。“嗯。微波炉是靠搅动水分子里的氢原子来加热食物的。食物含有水分，微波晃动这些水分里的氢原子，从而使食物升温。至于昼夜节律，指的是动植物的生理机能以二十四小时左右为周期的变化。正常的睡眠——清醒周期是其中一个例子。睡眠——清醒周期受光线影响，因为光线是提示我们生物钟运作的一个信号。不过，因为季节变化很缓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所以很少有人会像你这样受到负面影响。当然，可能你对光线异常敏感，也可能是其他因素让你醒来，而早上的阳光又让你无法重新入睡。无论是哪种情况，你也许都应该安装厚点的窗帘。”

我专注地听着，不时点头。几年前贝克和我搬到一起住时，我就应该挂起厚点的窗帘。但我一直只把我们的公寓当作临时住所，一间在通往未来要住的好房子的路上用来中途歇脚的小客栈。更换窗帘意味着承认我们要在公寓长期居住。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不确定自己准备好当公寓的长期住客了。

“你知道吗，”卡伯恩教授说，“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真正的同事，”他扑哧一笑——这是件好事，这表示他正在接受我促成这次聊天的非正统手段——“这位同事曾经研究过光线对睡眠模式的影响。总的说来，这个实验把数十位志愿者长期隔离开来。他们被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没有时钟，没有日光，没有任何可以提示时间流逝的外部条件。这么做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迫使这些人适应建立在一天只有十八个小时基础上的睡眠——清醒周期。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有六个小时是黑暗的，另外十二个小时有强光照射，如此循环往复。这样的时间分配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大部分人会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睡眠上。”

卡伯恩教授好像走了会儿神，陷入沉思中。最后我不得不提醒他：“所以后来怎么样了？您的同事成功了吗？”

“啊，没有，当然没有成功。实验最后成了一场灾难。以二十四小时为周期的生物钟是如此难以改变——这点得到了重申。实验开始后一周内，超过一半的志愿者出现了幻觉。其中三人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一直到实验结束，情况都是一团糟。当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等类似的心理学实验发生在同一个时代。那时候，健康啊，安全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第八天我的同事决定适可而止，终止了实验。”卡伯恩教授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好像突然记起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你肯定知道我想说的是，对待睡眠不能太随意，否则你会尝到苦果。”

“嗯。”虽然这段题外话很有趣，可我决定是时候进入主题了。“卡伯恩教授，我想告诉您我是怎么发现您的研究的。和我的失眠症有关，虽然关系不大。我的睡眠障碍大概从一个月前开始，在我发现了邻居的尸体以后……”

于是，我又完整叙述了一遍当晚在西蒙公寓里发生的一切。这已经是过去几周内我讲的第四遍了。卡伯恩教授一言不发。在我滔滔不绝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听着，皱着眉头，时不时喝口咖啡。现在我讲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熟练。事实上，听起来就像我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正如卡伯恩教授可以说出同事的睡眠实验里的许多细节。我在叙述里编排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和戏剧性情节，可奇怪的是，我依然对自己回忆的事情无动于衷。

当我说完的时候，卡伯恩教授的嘴唇因为听得入神而噘起。“看看我理解得对不对，”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话了，“你发现了邻居的尸体。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但却没有引起你多大的情绪波动。那天晚上你无法入睡。你偶尔读到了我的一些研究和理论，然后现在你身处牛津是因为……老实说，我还是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一点。你来这里是为了……想弄懂自己为什么发现尸体后会是这样的反应？”

我想了几秒钟。西蒙的死和我身处牛津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再明显不过了，但这不意味着把两者的联系解释给别人听是件容易的事。“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尝试弄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不完全是。我来牛津更多是因为觉得您的理论很有趣，有必要继续研究。您也看到了，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我不是科学家。”我摆弄着自己的绿松石色手镯，让它们发出声响，仿佛在证明自己所言不假。“我写的文章通常都跟书籍和诗歌相关，还写点轻松的文化分析。如果你的邻居去世了——任何人去世了的话——而且尸体就在你的面前，这个情境还是有点特别的。按理说，它会引起你情绪上的波动。然而我的反应却是这样……这样……我不知道。我的反应也许都没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可形容。”

“认知失调？”卡伯恩教授说道，“你了解这个术语吗？”

“不，但我知道它字面上的意思。看起来相当适合形容我遇到的情况。”

“嗯。”卡伯恩教授杯里的咖啡早已喝完，他用茶匙敲了敲杯子的边缘，接着说，“认知失调是一个心理学名词，用来描述因为在同一时间有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或情绪而产生的不适和紧张。”

“就像矛盾心理？”

“不，它比矛盾心理更强烈。它更像同时抓住两种相互排斥的有关世界的信念或感受。就你的情况而言，比方说，你深信生命有或者应该有一定的价值，但接着你陷入了看起来和你的信念相悖的情境。结果就是两个相反的观点在打架，这就是认知失调。如果你平时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非常敏感的人，失调的感觉会更强烈。”

“唔……我不确定对自己的评价有这么高。”

“或者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好人？”

“是的，也许吧，善多于恶。”至少今天，这看起来是个合理的推断。“认知失调。”我大声念着这个术语，想看看它听起来怎么样。“您觉得认知失调是……在发现邻居尸体时的一个正常反应吗？”

卡伯恩教授想了会儿。“不，也许不。我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知失调总是不正常的反应——仅是个人观点。不过我不会为此过分担心。建议你集中精力在提高睡眠质量上，好好睡一觉吧。”

我盯着自己的杯子，里面的浓咖啡已被喝完。这看来是个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