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伦德斯特劳姆离开房间以后，索菲娅感到精疲力竭了。尽管他极力否认，她看得出他感到非常羞耻。当他谈到在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发生的情形时，他的眼神中分明透着羞耻，而他的宗教思想和他讲述的儿童色情交易后面，也藏有它的影子。

这一切的最终，他始终在压抑这种羞耻。

这份愧疚和羞耻并不属于他，而是人类共有的，或者可能是俄罗斯黑手党。

这些故事是他下意识里编造的吗？

索菲娅决定把谈话中出现的这一信息告诉拉斯·米克尔森，尽管她不太相信警方能在西诺尔兰省找到一个叫安德斯·维克斯特劳姆的家伙，更不要说在他的地下室楼梯下面的壁橱里发现什么录像带了。

她给国家犯罪中心打去电话，转到米克尔森，向他简要总结了卡尔·伦德斯特劳姆所说的话。

最后，她用一个反问句结束了谈话。

“在瑞典最大的医院之一，难道真的不可能不使用抗焦虑药物吗？”

“伦德斯特劳姆精神不好吗？”

“是的。另外，如果以后想要我做好工作，那么我希望跟我谈话的人能先洗个澡。”

索菲娅离开胡丁厄医院的112号病房时，她反思了自己对工作的态度。

她想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她能怎么样以及在哪里能够起到最大的作用？在糟糕的睡眠和胃部不适方面，她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她想跟塞缪尔·柏和维多利亚·伯格曼之类的客户打交道，但是，事实证明，她并不能胜任。

在维多利亚·伯格曼的案件中，她加入了太多个人感情，因此失去了判断力。

不然呢？

她走进停车场，拿出钥匙，然后迅速看了一眼医院大楼。

一方面，她要在这里跟卡尔·伦德斯特劳姆一样的人打交道。她不能独自作决定，她为调查工作提供建议。充其量，她的结论会被采用，从而被呈给法庭。

她觉得这就像是一个打电话的游戏。

她把自己的意见小声告诉一个人，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这样传下去，最终传到法官那里，由他来作最终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常常与她的意见截然不同，而且很可能受到某个重要的顾问影响。

她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

另一方面，她要在诊所工作，跟卡罗莱娜·格兰茨之类的客户打交道，在那里，她按小时收取费用。

客户为约定好的时间支付费用，从而获得治疗师的使用权，而后者通过允许自己被客户使用而获得报酬。

这是一种相当可悲的看法，她边想边开出了停车场。

我就像一个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