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连去海滩上找其他人，一起坐船出海直到灯塔那里，而我一整个上午独自跟巴顿待在家里，像一个悲伤的灵魂在游荡，用一个小小的碎冰袋擦拭额头，试图缓解偏头痛。巴顿知道你已不在，它并不进你的房间，只是守在门口等待着你，并且在家里每一个角落嗅来嗅去寻找着你的气味，或者任何能表明你会回来的迹象。我也是。我想重走一些曾经跟你一起旅行过的地方，雅典、威尼斯、纽约。也许在那里能找到你。昨天基连告诉我，兽医说巴顿已经来日无多了，甚至怀疑它能不能撑到冬天。当时在咱们家隆重降生的那窝狗崽中，它是最后的那一只，其他的你都分给当时的朋友们了。我还记得，当娜娜生下满地一小团一小团颤动的、黏煳煳的小肉球时我的厌恶和你的兴高采烈。我记得当时一共出生了九只，有一只没过几个小时就死了，但其余的都活了下来。你请人做了一个巨大的木箱子放在你的床边，好几个星期一直观察着它们，照料着它们，完全不在乎那种养殖场一样的气味弥漫于你精致的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是覆盆子色的粗麻织物、镜子、桃花心木的斗橱和轻佻的美女画像。你小心翼翼地让最贪嘴的小狗把食物让给最虚弱最瘦的小狗，而且要保证母狗娜娜能得到休息。从中，不难发现你曾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娘，而我也曾爱过这个小女孩。

巴顿用悲伤的表情看着我。它对我的爱完全是非理性的、不相称的，也许这是唯一值得的爱，而我们却不够资格得到这样的爱。但现在它是基连的狗，也许它一直都是，不管怎么说，是他给它取的名字，照料它的一切。我不知道人是不是会属于懂得为他们取名的人。我恐惧你的死亡，世界的这一部分变得如此空洞，有时候我能感觉到那些死去的人往我后颈上呵气，仿佛一种无声而骄傲的力量在推着我，可是其他时间，我的前面和后面都只有万丈深渊。我想到了“国王”，它那身因为时间而黯淡的白色“战袍”。它也失去了主人。

我等着孩子们快乐而筋疲力尽地出海归来，埃德加的皮肤越来越有光泽，而尼克的雀斑也越来越多。每次想到将来会为他们心碎，以及将要使他们心碎的人，我就忍不住像坏巫婆一样暗笑。如果说等待着我们的那些感情悲剧都是一场游戏，那么他们俩异于常人的天赋——莽撞、敏感、冲动、羞怯——仿佛天生注定，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我找了个借口不吃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待着睡意和绝对的黑暗能减轻头痛。我听到他们笑着、叫着坐在桌边，而索菲亚来问我需不需要什么，并在我的额头喷了点柠檬味的花露水。过了一会儿，基连下来了。

“我们的‘茶花女’怎么样了？”他说着坐到床边，“你饿吗？”他还穿着泳衣，一条黄色和天蓝色相间的条纹短裤，遮住一半大腿，上身是一件学校的衬衣，他上课的时候也穿这个。他晒得黝黑，看上去很快乐。

“不，不，谢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抽这种垃圾。”

“你说得对。能不能把手给我，在这儿陪我一会儿？”

他嘟囔着拉住我的手。基连很不擅长用语言来表达感情，或用动作来表达亲热，总之，我们大多数人用来武装爱的那些工具，他都不擅长。然而我却一心一意地相信，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他做的永远是对的、理性的、善意的。他其余的时间都用于自嘲和嘲笑别人、喝酒，并试图让学生们知道一点历史。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一点，分手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而且还来得及。

“你的朋友索菲亚太疯狂了。”他漫不经心地说，但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带着某种急迫。

“是的，她很了不起。”

“她很爱你。昨天她一直在说你的事。”他补充说。

“我也爱她，她真的很棒。你喜欢她，对吗？”

“她很不错，但是如果你介意……”他说，后面半句话飘浮在半空。我笑了，想到自己正躺在死亡的怀里，而前夫正在征求我的同意去跟我最好的朋友谈恋爱。当然如果有一天我再次恋爱，也一样会寻求他的祝福，不管怎么说，他跟奥斯卡都是最像我父亲的人。

“没问题，加油！”我更加用力地握住他的手，“但是如果她伤害你，我会杀了她。”

他笑了。

“希望没有这个必要，”他说着，结束了这个话题，“好吧，我得上去了，我不在的话，孩子们不肯吃饭。”接着，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

幸运的是，醋意失效了，爱却没有失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一边想着，一边把冰块袋子贴到右眼上。我依然爱着曾经爱过的那些人，在一切都灰飞烟灭之前，透过所有的背弃和大部分自己或别人的不忠，我依然能够看到人们最原本和最清晰的面目。带着某种愚蠢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从不否认任何爱或任何伤痛。否认这些就像在否认我自己。但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耻辱这层帷幔厚实而坚韧，很多人都把仇恨和怨愤当作旗帜，高举着利剑，骄傲和顽固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感情的深度。我和基连已经分手这么多年了，我爱他，但是最终将他从我的爱里释放了出去。一个人固然可以自行挣脱，但是如果另一个人有痛快了断的慷慨，自由就会更加触手可及。放弃对任何人的爱都并不容易：和基连相反，可怜的奥斯卡还拖着我的脚镣——而我也拖着他的脚镣——就像坎特维尔的幽灵，喧闹而沉重。

我一直睡到傍晚。醒来时，我收到了一条来自达米安的短信，请求我原谅他将我卷进这个“麻烦”，还有桑迪的短信，提议今晚在一个酒店见面两个小时。我没有回复并直接删除了达米安的短信，跟桑迪则约了晚上见面。

在出门前，我看到基连和索菲亚在露台的吊床里缠绵，而乌尔苏拉在叮叮当当地刷盘子。埃德加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电脑，其他孩子们都已经睡了一会儿了。我在一片蟋蟀的鸣叫声中穿过花园。一只小小的蜥蜴听见我的脚步吓了一跳，飞快而匆忙地消失在尚余温热的石头之间。镇上到处都是人，心满意足的家庭，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困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开门迎客的商店，和用铁栅栏围起来的露台，都面对着沉默的暗银色大海。一支闹哄哄的乐队在广场上演奏，试图让避暑的游客们振作起来跳舞，但没有太大效果。只有一些父母，以孩子为借口，随着音乐的节奏，矜持地跳上几步。路过酒吧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神秘的陌生人坐在门口跟朋友们喝着啤酒，我认出了跟他一起参加葬礼的女孩，她正微笑地看着我。他看到我，站起身走到我身边。

“嘿，最近怎么样？”他说。

我发现他的鼻子晒脱了皮，而且大拇脚趾从脏兮兮全是破洞的草鞋里露了出来。他专注地看着我又保持着某种距离，但是我知道，这几天晒的太阳，刚刚点亮的路灯的金色光晕，下午的一大觉以及即将要去会情人的心情都让我看起来神采奕奕，脸颊有些许红晕，眼睛也亮了起来。我挺直身体，拿出一支烟。他也一样施展出全身的魅力，把手插在兜里，有意无意地挡住了我的去路。第一次，我带着某种冷漠和反感想，也许他比我还要年轻，但是我从未意识到青春曾是勾引男人的武器——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终结——所以暂时我很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外表开始老去，既没有狂热，也没有太多绝望，而紧随其后的，很可能是脑力的老去。

“很好。”

“你想喝点什么吗？”

“我很愿意，不过我有点赶时间。”

“哦，因为你身边围着这么多男人。”我想到了桑迪，他应该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而自从跟他约了以后，我却不像之前那么渴望见他了。我想到了其他一些男人，被当作补丁一样试图去掩饰努力重建某种无论如何都终将归于废墟的东西所带来的深沉的失落。然而，每一天我都会更加注意到孤独是如何频繁光顾，以及有时候人是多么容易从绝望这个平坦而光滑的斜坡上跌落下去。“好吧，那改天吧。”他说着让到了一边，亲吻了我，我感觉到他苍白、粗糙、温暖而脉脉含情的脸颊贴到了我的脸上。

“不，不，实际上我还有点时间，”我一边说一边看看腕表，假装在计算时间，“顺便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马尔蒂。”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布兰卡。”我几乎下意识地向他伸出手，有点荒唐而正式，因为我已经从他的眼神以及他脸颊的触感知道他会坚定地握住我的手，而且他的手掌是干燥而炙热的。

我们跟他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他们很热情地接纳了我，带着一丝狡黠的好奇和恩波达地区特有的亲切。女孩们都是单身，谁也没有以年头和儿女计算的婚姻的牵绊。婚姻会让女人变得或沉默或刻薄——我从未听到过谁在谈论男人的时候会比那些婚姻幸福的女人更加粗暴而残忍——此刻她们正在谈论男人，而男人们则带着戏谑而嘲讽的表情听着，却从不回应任何带有挑衅意味的主题。这些主题一般都是荒谬而极其无聊的，有时候是他们的错，有时候是我们的错。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女孩突然问我。她有着栗色的长发、深色的眼睛、饥渴的目光，带着这种话题常触及的熟稔表情。

我思考了一下，不知道该开个玩笑，还是该认真回答，同时愉悦地感觉到身边马尔蒂那比我高得多的挺拔而秀气的身影。

“我喜欢那种让我想要变得更聪明的男人，”我说，同时小声补充道，“一般来说，男人总是让我产生希望自己变笨的念头。”

“哇，丫头！”那女孩笑着喊道，“你这要求太高了！”

接下来是一通长长的对话，谈论着男人和女人都喜欢异性的哪些方面，而马尔蒂和我几乎不插嘴。很自然地，两个人谁也没有刻意为之，我们离开了人群。我发觉自己很紧张，不但无法叫出他的名字，而且之前在人群和欢笑声中稳稳端在手中的酒杯此刻竟然微微颤抖。同时，我也突然痛苦地意识到桑迪在酒店里无望而残忍的等待。

“现在我真的该走了。已经太晚了。”而仿佛为了拖延他再次跟我说再见，以及我真的必须走的时间，我又问，“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他困惑地看着我。

“别告诉我你相信星座。”

“不，不太相信。我只想知道你的生日，好送你一双新的草鞋。”

他看看自己的脚，晃了晃从鞋子破洞里露出来的大脚趾。

“可是这双鞋很棒，”他说，微微有些脸红，“很凉快！”

“等等，让我试一下。”突然，我仿佛重又回到了游戏场，在那里，我感到如此舒适而自信。虽然有些人认为游戏场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我人生中某些最正确的决定都是从游戏中得到的启发。他迟疑了一下，脱下鞋放到我面前。我把脚放进那只巨大的鞋子里，几乎像小小的救生筏那么大，感觉到那细密的草编鞋底，干燥而坚硬，海蓝色的帆布硬如纸板，褪了色，海水的盐分在上面留下了一道道白印，有点磨脚。“正合适，”我说，看着自己涂成红色的脚指甲，显得如此不相称，就像一张干净的脸上安了一个小丑鼻子，“这鞋我要了。”

“这样灰姑娘的故事就结束了，对吗？她找到了合脚的鞋。”马尔蒂观察着我，带着一丝平静的微笑。

“真的！我都没想到这个。”我小心翼翼地把脚从鞋里拿出来，把鞋还给了他。“我必须走了。再见，马尔蒂！”我吻了一下他唇边的嘴角，在公主盛装变成破布，而我重新坐回南瓜车里之前，小跑着离开了。

我从未在卡塔尔克斯住过酒店。虽然从阳台上往外看，景色依然如故，我却依然感觉置身于一个不安而陌生的疆域。在酒店我总是失眠，即使身边有人也会觉得孤独，就像一个即将上阵杀敌的士兵，在这种地方只能得到战士一般的休息——短暂、深沉而将就。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道歉说。

“没关系，但是我几乎没有时间了。”

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完全黑了，已然夜深。他带着悲伤的表情朝我微笑，眼睛亮亮的，像一个迷失而嗜毒的孩子。他并不生气。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桑迪从来不会对我生气，我想他应该是觉得，忍受我的臭脾气和粗暴言行是他为我们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他没有发现，没有付出就不会失去，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之间结束了，失去得比较少的那个人是我。

他有条不紊地脱掉我的衣服，缓缓地，带着欣赏，又有点迟钝。他的眼睛红红的，嘴里一股吸墨纸的味道，一定是在等我的时候抽了一根大麻香烟。我听凭他摆弄，敏感而专注，等待着身体失去平衡，然后小腹的热量像爆炸一样扩散到全身的那一刻。他持续了不到一分半钟，就像一个柔软而温顺的婴儿，无力带领我跟他一起到达激情的彼岸。而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虽然时间有限，他本可以充分利用来做点更实际的事以表歉意。

“对不起，我超级累。”

“没关系。”我在说谎，情绪有点糟糕，而那本已酝酿好准备喷发的身体开始冷却，嘴唇发干。我的欲望在房间里盘旋，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目标，就像一片固执而懒惰的小小云朵。

他站起来。突然，我从衣柜的镜子里看到他，几乎认不出来：第一次发现他的脑袋这么小，而且正在变秃。

“你不觉得‘超级’这个前缀你用得太频繁了吗？”我的语气渐渐尖锐起来。

“以前你很喜欢，总是笑得乐不可支。”

“我妈要是听到你这话，在坟墓里都不得安生。”

他甜甜地朝我微笑，牙齿上全是尼古丁的污渍。我定定地看着他，看到他的伪装如何慢慢地瓦解——黝黑的肤色、四天不刮的胡子、干马提尼酒、饿狼一样的手、某个音乐节上得到的纪念腕表。并不是说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很丑，事实恰恰相反，但他已经不是我爱上的那个男人。不完全是。他只是一些优点和缺点的结合体，一个跟其他男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男人。这份爱，在面对暴风骤雨时已经不再保护我或为我编造幻想。

“太遗憾了，我得走了。”他用孤儿般无辜的眼睛望着我，而同时他头顶上隐形的大片乌云开始堆积，慢慢积蓄着大雨。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我问他。

“什么？”

“你妻子会再次离开你，她还会再次爱上别的男人。”

“她很难找到另一个男人，她跟你不一样。”

我有点难过地想到肉店里那个穿着绿松石色长裙的傲慢女人，想着我们是如何对最爱的人说出最难听的话。

“那么，我将不再爱你。”

他陷入了沉思，仿佛相对于我有一天将不再奔向他的怀抱，妻子可能再次爱上另一个男人的想法更加令他焦虑。显然他脑子里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就好像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件跟他们完全不相关的自然灾害，而且不会重复上演。

“我已经很久没跟我妻子上床了。”他像是把这个当作礼物放到我面前，像一条狗在树林里探索一番以后，衔着被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出现，并像战利品一样献给它的主人。

“我无所谓，这跟我没关系。”我有点厌恶地说。之前他从未提及过与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我又补充说，“我想我们不该再见面了。”

“狗屎！狗屎！狗屎！”他用双手捧住脑袋，就像一个三流演员在试图表达又惊又怒的神情，“我知道给你的太少，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再见你。”接着，仿佛是感到难为情，又仿佛是个心虚的谎言，他小声地补充说，“我很爱你。”

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而且我很惊讶自己已经开始使用过去式了。问题就在于，他不是爱我，而是很爱我。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一切都太迟了，世界上没有哪种对话会比两个人试图丈量他们之间的爱更加凄凉，更会注定失败。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他的妻子，刚刚从另一个镇上听完音乐会回来，问他在哪里。他飞快扫了一眼那块超级昂贵的手表，那是岳父送给他的礼物，他戴在手上就像戴了一枚婚戒。他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

“我得走了。”

“我也是。”

“我们很快再见，好吗？”他用力而笨拙地把嘴唇压在我的唇上，而我的双唇像麻木了一般。

他渐渐远去，我看到他的腿是弯曲的。

我在镇子的广场上坐着抽烟。乐队还在演奏，而拖家带口的游人已经换成了一群夜猫子，人数更多，也更愿意跳舞。在你生病和死亡期间，我从未想到过要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如果我在街上，那就是为了去某个地方，或者为了散步。此刻我享受着这种在人群中的安静，享受着这些小小的公共“救生筏”。世界分为两种人：坐在街边长椅上的和不坐在街边长椅上的。我想自己已经成为那些老人、移民、无忧无虑的人和无处可去的人中的一员。突然，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高得突兀的身影，隐约觉得熟悉，他挥动着长长而佝偻的手臂，我不知道是在跳舞还是在跟我打招呼。

“布兰卡！我的天！”

他亲吻了我的嘴唇，就像第一次亲吻我一样，那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认识以后的五分钟，在一张坐满了人的桌子中间。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艾丽莎，她像精明老鼠一样的脸，用弗洛伊德理论全副武装来面对和驯化这个世界。真希望她也在这里，她会向我解释一切，我们会哈哈大笑，她肯定会说一切都是你的错。

“纳确！”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

“我也不知道。最近全世界都弃我而去了，我的前夫，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情人……”

“走吧，”他说着拉起我的手，“带你去个派对。”

我们穿梭在镇子的大街小巷，我偷眼看看他。曾经的世界中心、运动健将、执迷不悟的花花公子，如今已经变成尘土满面的乞丐。我们从小相识，但是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成了朋友，因为只有那时候，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才没有那么明显和重要——他比我大九岁——我对他来说不再是个小矮人，虽然他还一直这么称呼我，而他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老不可及。又坏又浪漫的男人那种光明和黑暗曾在他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这种电一样的光辉使其他人都像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地接近他。幼鹿般的眼睛、彻底放荡堕落的生活、嗑药、游手好闲、沉迷于自己混乱的世界。他的外表是如此俊美，在很多年间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我也同样未能幸免。不止一个晚上，我们一起看日出，在沙滩上相拥，或者躲在某个门廊底下。但奇怪的是，虽然彼此都互有好感，我们从未试图在巴塞罗那见面，虽然两个人都住在那里，也从未交换过电话号码。对我来说，纳确是夏日的一部分，跟坐船出海、吊床里的午觉或于清晨购买的刚出炉的面包一样。那些面包是直接从烤箱里买的，揉面工人们把袖子卷得高高的，用疲惫而悲伤的眼睛望着我们，而我们在回家睡觉之前就把面包狼吞虎咽地吃掉。我从未想过他会存在于卡塔尔克斯之外的任何地方。最终，可卡因成了他唯一的爱人，把他那所向披靡的迷人微笑变成了紧张而怪异的苦笑。他那幼崽一样皎洁的眼神，也被狡猾、饥饿而阴云密布的眼睛所取代。他矫健而挺拔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躯壳。在爬上镇子一个铺着碎石的斜坡时，他行动僵硬，我感觉他每走一步都像是受到重击般痛苦，仿佛整个人都是空的；我想每个人的身体都诉说着他的快乐、恐怖或无依无靠的故事。

我们来到一座巨大的房子里，客厅全是白色的，沙发腿显得十分陈旧，上面摆满了垫子，东方风格的地毯覆盖着红色水磨石地面。到处都点着蜡烛，有些已经燃尽。朝向镇子和大海的落地窗大开着，苍白而轻盈的窗帘像被囚禁的蜡烛一样盘旋飞舞。人很多，放着音乐，两张矮桌上到处散放着毒品，几个巨大的彩色盘子里放着酒和一些吃剩的水果干。我认出了镇上的另外几个难兄难弟，都是第一批外来居民的孩子。父辈们都是学者或艺术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到这里，那时候卡塔尔克斯到处都是魅力四射、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有改变世界的雄心，最重要的是，有享乐的欲望。我一眼就能认出那一代人的孩子，和我一样，那些野孩子都是由理性、杰出、成就卓越而忙碌非凡的父母们教育出来的。成人们都努力把这世界变成一场派对，他们的派对。而我们，我想，是需要努力赢得父母兴趣或关注的最后一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得到这种关注时已经太迟了。他们不认为孩子们是一个奇迹，而是一种烦扰，是一些讨厌的半成品。他们生来就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我们则成为其羽翼下迷失的一代，不得不发明出比拽着袖子或放声大哭更加精妙的方法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对我们的要求跟对成人一样，或者至少要做到不去烦扰大人，别跟大人说话。我第一次给你看我在学校里获奖的文章——那时候我大概八岁——你对我说，除非有一天我写出一千页的作品，否则不要给你看，因为不达到这个数量就说明它不是一次认真的尝试。成绩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成绩不好，他们会有些恼火，但也不会严厉指责或惩罚。不像现在，我的家里到处挂满了小儿子的画，而我听大儿子演奏钢琴的恭敬程度仿佛他是巴赫复生。有时候我会想，这一代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认为母爱是一种宗教——那些女人给孩子喂奶直到五岁，然后才用细面条取代母乳，而她们唯一的兴趣、担忧和存在的理由就是孩子。她们对孩子的教养方式让人以为他们将要统治一个帝国，而她们的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孩子们的照片，不只有生日会或者旅行，还有孩子们在水里或者坐在尿盆上的照片（没有比当代的母爱更不知羞耻的爱）。当这些孩子长大，变成和我们一样矛盾而不快乐的人，也许更糟时，将会怎么样？我不认为有人能对别人拍摄自己拉??的照片无动于衷。

我们坐在一张沙发上，旁边是纳确的一对朋友，他们立刻递来了可卡因。纳确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开始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和着音箱里传出的音乐节奏，假装在弹吉他。他把腿叉得很开，用手拨弄着假想的乐器。那个女孩坚持要我跟他们一起吸一点，但是我拒绝了她的好意。

“不，谢谢，我很累。如果明天我面容憔悴，孩子们会不乐意的。”

“啊？”她惊讶地望着我，“你有孩子。那么来一点儿吧，会让你振作起来的，可以消除疲惫。”她一头金发，长相甜美，肤色较深，骨瘦如柴，穿着一条完全透明的印度长裤，里面没有穿内裤，上身是一件陈旧的暗玫瑰色衬衣。

“不，我很好。真的。”

“你是个白痴吗？”她的男朋友突然朝她吼道，“你没听到她对你说不？别再烦她了！”

于是他们俩大声争吵起来，但是幸好音乐的音量盖住了他们的声音，我只看到他们激烈的表情。纳确已经来来回回上蹿下跳了。最后，两杯杜松子酒下肚，我也任由他拉着跳起了舞，就像小时候一样。那时我们还相信，生活对我们的所有承诺都会兑现，一切都无所谓，因为都会有办法。到结束时，我们并肩躺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候那个和善而甜美的金发女孩小跑着来到我身边。

“我一直在找你！你看，你看，”她说着指给我看手机里的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冷冻卵子。”

“哦，真的。”我看着灰色背景上几个几乎不可辨认的深灰色卵形图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她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它们看上去很美。”最后我说。

“真的吗？”她喊道，“这是为了万一有一天我决定要孩子，”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等我准备好了。”

“真好。我真替你高兴。”我说。

“我只想给你看。”她的眼睛是一种透明无邪的蓝色，使我的心揪了起来，仿佛一探身就能够透过这双眼睛看到她的身体内部，小小的血液河流、既胆怯又勇敢的心。

等她走了，纳确说：“这女孩已经无可救药了，她男朋友可能还走得出去，但她已经陷得太深。冷冻卵子是她父亲的主意，他是马德里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他撩起我的头发，开始像小鸟一样吻我的后颈，轻轻地啄。

“那我们呢？怎么办？”他问我，“我们一起睡吗？就像过去一样？”

我笑了。

“我们已经多老了！对吗？你想象一下再过二十年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只不过是初老，老年还只是一个玩笑，一个遥远的阴影。”

“你的意思是今天我们不会睡在一起。”

他轻轻地咬着我的后颈。

“我想我需要的是一个朋友。”

“我当朋友真是糟透了，你知道的。”

我们俩都笑了。

“好吧。虽然我也没比你好到哪儿去，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拥抱一会儿。”我又感觉到在你去世以后我在床上度过的那些日子里，那种阴云密布又令人痛楚的疲惫。模煳而固执的悲伤一直挥之不去，我试图将它驱散，但是它的颗粒总能重新聚拢，准确地回到原位。

纳确紧紧地抱住我，像一个小孩抱着他的玩具，但是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紧张而焦虑。我知道，只要这里还有一滴毒品，他就不会去睡觉。

“我得走了。已经太晚了。”我离开了他的怀抱。

他陪我走到门口，用双手捧起我的脸，吻我，像无数年前一样，那时我们都还是另一个人。他堂吉诃德般的剪影投射到门上。

“好好照顾自己，小矮人。外面很冷。”

空气已经变得很凉，一股轻柔、灰暗而朦胧的雾很快将被染成玫瑰色和橙色，模煳了各种景致的轮廓。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应该在派对上待了有三到四个小时。房子里传来的音乐伴着我走了很远，直到耳边只有我的脚步声回荡在灰石板路上，伴着夜游的鸟儿刺耳的聒噪。我还不想回去睡觉。我想我会一直下到海滩，第一次独自看日出。虽然，也许日出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有在无声的陪伴中才能获得其最完整的胜利和救赎的意义。但是，我没有走向大海，反而开始爬山，钻进那些崎岖不平、像走廊一样狭窄的小巷子，两边用石头堆砌的矮墙简直是完美而永不瓦解的古代迷宫，分隔出院子和橄榄树林。白天镇子上的猫会在这些矮墙上打盹和窥视。有人在一堵墙上留下了一只特别小的婴儿鞋。很快，我的孩子们也会醒来。每天早晨我的睡梦与黎明都会上演一场大战，沉默而深思的埃德加跟我一样，总是拖着夜的脚步迟迟不肯醒来，而尼克却每天毫不犹豫地投入白昼的怀抱，多言而欢乐。双腿沉重得像是在一场噩梦中，但是我没有停下。深吸着黎明前那清新而纯净如初的空气，对自己说明天开始戒烟。我慢慢地爬上斜坡，来到了一块开阔的空地，那里有两棵佝偻的树，到夏天会被过来野营的人们用作停车场。年轻时我经常来这里。还记得一个意大利朋友用露天的炉子给我煮西红柿面，但是他的名字却已经忘记了，几乎跟那些轻浮快乐的夏天里其他所有的主角一样。那时我们跟别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快乐，骄傲，无忧无虑，充满活力，规划着小镇，规划着世界。一个年迈的男子提着桶穿过露营的空地，朝我微微点头示意，接着就消失在小小的淋浴房内。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如果露营酒吧开着的话，我一定进去喝杯咖啡，洗洗脸。但是时间还太早，那栋灰色的建筑关着门，一片漆黑。我接着往前走，直到隐约看到那座小房子白色的墙，接着渐渐变得清晰，还有那两棵柏树，像一对严肃而善良的警卫，在黑暗中守护在墓园入口的两侧。我到了。在这里，黄色的细砖路到了尽头。虽然筋疲力尽，我的心却狂跳起来，双手冰凉，并开始全身发抖。上一次来这里时有很多人，活人的总数超过了死人，我们是大多数，而且我的朋友们都在。然而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象独自前来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想象着自己爬上斜坡，哲人般庄重，心中的伤口已经痊愈，也许手中还拿着一朵从路边摘的野花。我观察着斑斑驳驳的深色木门，用手指抚摸着沉重的铁把手。我很害怕，又筋疲力尽，也许最好是回家、睡觉、休息，在别人的陪伴下到中午再来，或永远不再回来。我可以永远不再来，这也是一种可能。我推了一下门。是关着的。但是陵园在夜间是永远不会关门的，我看过无数恐怖电影都发生在深夜的墓地。一定是我太笨了，门不可能是关着的。我再次推门，边用整个身体去撞，边徒劳地转动着圆形手柄。我无法呼吸。我发现自己正在哭。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一切都会解决的。我要给市长打电话，要求他来给我开门；我会像蜘蛛侠一样从墙上爬过去；我会给报纸写一封义愤填膺的公开信；我会跟大赦国际组织谈谈。这门不可能不让步，而我不可能进不去。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会好好处理，不要失去理智，这样肯定行得通。我轻轻地敲着门，压低声音喃喃细语“妈妈，妈妈”，然后把耳朵贴在大门上。我想我听到了远处有猫的脚步声，但是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任何人出来为我开门。我摇晃着沉重的铁把手，开始用尽全身力气胡乱敲打着门，仿佛被困在某个地方的人是我，直到拳头和手掌的疼痛让我不得不停手。我在小房子门口的长凳上坐下来，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一道澄澈的玫瑰色光线轻抚着橄榄树，把白色的墙都染成了粉色，又悄然无息地润湿了地上的路。我认得这道光线，仿佛是某个熟人的呼唤。我站到凳子上，从墙上探出身去，从那里可以看到橄榄树林和远处的伊加特港口，我们的船就在那个小小港湾。突然，我看到了她——泳衣外面穿着褪色的蓝色格子衬衣，走在码头，那黝黑健美的双腿总是到处淤伤，小女孩一样的平底拖鞋，歪歪扭扭的眼睛，乱蓬蓬的头发罩在因为海水而变得干枯的帽子下面，身边跟着她的三只狗——巴顿、娜娜和月亮，它们都跃入了水中，而她则愉快地朝船走去。大海波平如镜，又是灿烂的一天。上船前，她转过身，朝我微笑，对我说：

“这也会过去。”然后朝我眨了眨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