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度的强调
陈晓春 译
一名来自斯图加特的年轻女子,画画得不错,在她举办的第一次画展上,一位评论家,他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推动她,对她说:“您作的画,显示出您的天赋,也颇赏心悦目,只是您的深度远远不够。”
这名年轻女子没有理解这位评论家指的是什么,一会儿,也就将他的这番评论抛到了脑后。可第二天报纸上刊出了这位评论家的观后感,文中写道:“这位年轻的女艺术家聪颖过人,她的画初看上去令人满意,可惜的是这些画都缺乏深度。”
年轻女子这时开始思索起来。她端详着自己的画,一边在旧的挎包里翻寻着。她仔细地打量着她画的所有的画,包括那些正在创作中的作品。然后,她拧上颜料瓶,擦干笔,出去散步了。
当天晚上,她应邀做客去了。人们似乎都知道报上的那篇评论,交口称赞她出众的才华和那些一眼看去就给人留下极大满足和舒适的画。但从角落里和背对着她站着的人们的窃窃私语中,年轻女子如果竖起耳朵细听,就会听到这样的话:“她没有深度,就是这么回事。她并不差,可遗憾的是她没有深度。”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里,年轻女子什么都没画。她一声不吭地坐在自己的屋里,像一个掉在深海里的病人,拼命地思索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并紧紧抱住它,缠住它不放:“为什么我没有深度?”
在第二个星期里,女子尝试着继续作画,可除了几幅笨拙的草稿她什么也没画出来。有时她连一根线条都画不好。最后她手抖得厉害,连笔都放不进颜料瓶里了。这时她哭了起来,高声叫喊:“是的,说得对,我是没有深度!”
第三个星期里,她开始翻阅画册,研究其他画家的作品,并去画廊和博物馆。她阅读艺术理论方面的书籍,走进书店,要店员在书库中寻找最有深度的书。她得到了一本某个叫做维特根斯坦写的书,可根本无法读下去。
在市博物馆举办的“欧洲绘画五百年”画展上,她加入了一群由他们的美术老师带队的学生队伍。在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幅画前,她突然走到前面问道:“对不起……您能告诉我这幅画有深度吗?”美术教师咧嘴笑着回答说:“如果您想取笑我的话,那您该早些起床,仁慈的女士!”全体同学哄堂大笑,这年轻女子掉头就走,回到家中竟伤心地哭了起来。
年轻女子越来越古怪。她几乎不再离开工作室一步,却什么也画不出来。她吃药,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可不知道为什么要使头脑清醒。她倦了,就睡在椅子上,因为她不敢上床睡觉,害怕睡觉的深度。她也开始酗酒,整夜整夜地不关灯。她不再画画。当一位工艺美术品商人从柏林打来电话,请她画几幅画时,她竟对着话筒大声嚷嚷:“您让我安静点吧!我没有深度!”她偶尔捏代用黏土,但没有固定的形状。她只是将手插在黏土里,或是把黏土搓成小泥团。她不修边幅,不再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整个屋里乱七八糟。
她的朋友们为她着急。她们说:“我们得关心她,她陷入了一场危机。这个危机或许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或许是艺术方面的,也有可能是经济方面的。第一种情况我们帮不上忙,第二种情况必须由她自己去克服,如果是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为她捐一些款,不过这可能会使她感到难堪。”所以他们局限于邀她做客,请她吃饭或是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可她总是以她得工作为由加以拒绝。事实上她从不画画,只是端坐在她的房间里,呆呆地看着前方,或是捏着代用黏土。
有一次,她对自己是那么的绝望,以至终究还是接受了一次邀请。她挺中意的一名青年男子,聚会结束后要送她回家,他想和她睡觉。她说,他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她也喜欢他,只是她不具备深度,他得对此做好思想准备。听她这么一说,年轻人就和她道别了。
这名以前画画得那么好的年轻女子,现在愈发萎靡不振。她终日闭门不出,也不再接待来客。由于缺少运动,她发胖了,由于酗酒和服用药物,她过早地衰老了。她的屋里开始散发出一股霉味,她自己也一身臭酸气。
她得到过三万马克的遗产,靠这笔钱生活了三年。在那段时间里,她每年都要去一次那不勒斯,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去那儿。谁和她打招呼,她也只嘟哝几句含混不清的话。
这笔钱花完后,这名女子剪破她所订阅的所有报纸,把它们剪得满是窟窿,随后乘车去了电视塔,从139米的高处跳了下去。但这一天正好刮大风,她没有摔死在塔下沥青面的广场上,而是被风吹过一片燕麦地,落到了森林边上,掉在了一棵冷杉树上,尽管是这样,她还是当场就死了。
感谢马路小报获悉了这条消息。自杀这件事情本身,那令人感兴趣的飘移路线,加上这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女艺术家,而且曾是那么漂亮,这一切都有着极高的新闻价值。她的屋里看上去是那么的凌乱,简直可以拍多姿多彩的风景照片了:数千个瓶底朝天的酒瓶,到处是破坏的痕迹,遍地是撕碎的画,墙壁上是一团一团的代用黏土,房间角落里甚至还有大便!人们大着胆子做了第二个醒目的标题,此外还在第三版上登了个专题报道。
开头时提及的那位评论家,在副刊上写了一篇短文,文中表达了他对这名年轻女子如此骇人听闻地结束自己生命的震惊。他写道:“对我们还活着的人来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着天赋的年轻人找不到在圈子里坚持下去的力量,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如果涉及的主要是人性范围内的关怀和艺术领域里的理智的陪伴,那么单单是国家提供赞助以及私人给予帮助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导致这一悲惨结局的起因最终似乎在她本人。因为她的初期作品,看上去仍显得幼稚,并没有显示出那种令人吃惊的内心矛盾,但从那执拗的、用于传递信息的颜料调配技术中,不是可以窥见那种内心迷惘的、螺旋形般固执的、同时感情高度冲动却显然是徒劳的一个生物对自我的反抗吗?我差不多想说,那不是不计后果地冷酷地对深度的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