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年地过去，那种感觉却至少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渴望见到那些鹤。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站在山坡上看着天空。但是今天它们没有出现。天空中只有一些野鹅飞过。倘若世间不存在鹤，那么鹅也算得上美丽了。

一位报社来的年轻人陪我消磨时光。我们聊到了荷马，又聊到了爵士乐。他不知道《爵士歌手》那片子里就用了我写的音乐。有的时候，年轻人的无知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无知便是一种沉默。

过了两个小时，他狡黠地问起了我的新作品。我笑了。他问起了《第八交响曲》。我把音乐比作蝴蝶的双翅。他说评论家们觉得我已“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什么了。我又笑了。他说有些人——当然，绝非他本人——认为我领着国家发的退休金，却逃避我的职责。他追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新的交响乐。我不再笑了。“是你们阻止了我完成我的创作。”我答道，摇响了铃，请人引他出去。

我想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对黑管与一对巴松谱过曲。这让我颇为得意，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也就两个巴松演奏家，其中一个还得了肺病。

年轻人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们注定是我的敌人！你想在他们面前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可他们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也许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艺术家们生来就容易被人误解。这不稀奇，久而久之，就司空见惯了。我只不过想重申并坚持己见：请恰当地误解我吧！

K从巴黎来信。他对设定节拍忧心忡忡。他需要我帮他出主意、下结论。他得用节拍器给快板打节拍。他在信中提到说，是否只能将第二乐章的其中三个小节放慢，变成原先节奏的二分之一的慢板。我回复他说，K大师啊，我无意反对你的想法。最终——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太过自大，还请原谅——我认为，表达真挚的方式并不止一种。

我记得曾与N讨论过贝多芬。N认为，如果时间之轮继续转动，莫扎特最好的交响乐仍然会被时代所认可，而贝多芬的交响乐则会被弃之路边，无人问津。这就是我与N之间最典型的差异了。我感觉，N和布索尼、斯丹哈默是不一样的。

据说斯特拉文斯基先生认为我的技艺不佳。我把这一评价当作此生得到的最好的褒奖！一些作曲家在巴赫与近现代音乐间徘徊不定，斯特拉文斯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但是，音乐技法并不是通过课堂教授学习就能获得的，这样说来，I.S.先生算得上此中典范了。可是，当人们把我的交响乐与他那不成形的矫揉造作相比时……

一个法国评论家，试图表现其对我的第三交响曲的厌恶时，引用了古诺的话：“只有上帝才有资格用C大调谱曲。”说得真对。

我和马勒曾经讨论过作曲。对他来说，交响乐必须像大千世界一样包罗万象。而我认为，交响乐的本质在于形式；是其中严谨的风格与深邃的逻辑才将母题内在地连接在了一起。

当音乐成为文学，那一定是糟糕的文学。音乐始于文字止步之处。那么音乐终了呢？沉默。各种艺术形式渴望抵达音乐的境界。那音乐渴望什么？沉默。这样说来，我已大功告成了。我过去以音乐而闻名，如今我以长久的沉默同样闻名。

当然，我还是能创作些音乐小品的。譬如，我可以为了S表兄新婚妻子的生日写一阕小插曲，它的行板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稳妥。我也可响应国家的召唤写一曲，抑或给大张旗鼓向我邀曲的村庄写点什么。但这些作品并非出于真心。我的音乐之旅已近终结。即使对我的音乐抱有敌意的人，也会认为这合乎逻辑。音乐遵循这一逻辑，最终归于沉默。

A拥有我所不具备的坚韧的品质。身为将军之女，她可不是一个草包。别人眼中的我一妻五女，是个颇有派头的名人。他们说A为了我的辉煌人生而牺牲了她自己。我则是为了艺术而牺牲了我的人生。我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但是，论做人，则要另当别论。然而，我是一如既往地爱她，我们曾分享些许快乐。当我遇见她时，她对我来说就像是约瑟夫松笔下的美人鱼，坐在紫罗兰的花丛中，伴着她的骑士。可是，世事艰难。恶魔显现了。我的姐姐住在精神病院里。酗酒买醉。精神失常。郁郁寡欢。

振作起来！死亡即将来临。

奥托·安德松竟然把我的家谱研究得这么透，这让我很不舒服。

有些人觉得我很不人道，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五个女儿在家唱歌或是演奏音乐。拉不好小提琴就不准演奏欢快的曲调，长笛吹得太急了，或者吹断了气，那就别吹。天啊，在这伟大的作曲家中竟不允许演奏音乐！但是A她理解。她知道音乐必定从沉默中来。来于此且归于此。

A也总是很沉默。天知道，这都怪我。作为丈夫，我从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圣赞。哥德堡的那场演出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死后你也能在我衣服口袋里找到。但平时她总是毫无怨言。她不像其他人，从不问我何时能够完成第八乐章。她只是一直陪着我。夜晚的时候我开始创作。不，夜晚，我坐在书桌前，在一瓶威士忌的陪伴下振作精神，开始工作。之后，我醒来的时候，头耷拉在谱子上，握着拳在空中挥舞。A趁我睡着的时候把酒拿走了，我们对此只字未提。

我曾经戒了酒，但现在，它是我最忠诚的伴侣，最知心的朋友！

我独自一人出去吃饭，思考死亡。或者去坎普餐馆，去俱乐部，去国王饭店和人家聊这一话题。为什么人只能活一次，这事太怪异了。我加入了坎普餐馆的柠檬桌谈话。在这儿，是允许——确切地说，是必须——讨论死亡的。这儿其乐融融。但A不赞同。

对中国人而言，柠檬象征死亡。安娜·玛丽亚·伦格仑的那首诗中写道：“他入葬时手握一只柠檬。”没错。A嫌它过于病态，禁止我们说。但是，除了死人，谁可以一副病态的呢？

今天，我听见了鹤群的声音，却不见其踪影。云压得很低。因为是站在山顶的关系，我听见它们朝着南方的太阳，发出洪亮的叫声，那声音从头顶向我奔袭而来。看不见的鹤群更加美丽与神秘。它们让我重新领会了洪亮透彻的感觉。它们的音乐，我的音乐，音乐。就像这样，你站在山坡上，听见云的那一端传来穿透心魄的声音。音乐——甚至是我的音乐——也无形地奔向南方。

这些日子，朋友们抛弃了我。我已经无法判断是因为我的成功还是失败。这就是晚年的困扰啊。

或许我这个人不怎么好相处，但也不算太难相处吧。在我这一生中，我一旦失踪，他们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那家餐厅——它们提供最好的香槟与龙虾。

当我出访美国的时候，他们讶异于我此生从未给自己刮过胡子，仿佛我就是一个贵族。但我并不是贵族，也不想装成那样。我只不过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刮胡子上。让别人帮我刮胡子就好了。

不，这不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就像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一样。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于是变本加厉。我还有个最忠实、最善解人意的伴侣，这就更加糟糕了。我能标注以“无酒精”的日子寥寥无几。如果你的手抖个不停，那是很难作曲的，也是很难指挥的。我承认，很大程度上来说，A跟着我过日子，简直是一种殉难。

哥德堡。音乐会之前，我又不见人影。也不在老地方。A简直要神经崩溃了。尽管这样，她还是在大厅里，祈祷事情能够有转机。而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了，向观众们鞠躬，举起指挥棒。这着实让A感到很惊喜。序曲才行进了几个小节的时候，她事后告诉我，我就像在彩排一样停住了。观众们很疑惑，乐队更不用说了。接着，我重新给了一个弱拍，从头开始。她很肯定地告诉我，之后简直一片混乱。观众们兴致勃勃，尾随的报道充满敬意。我毫不怀疑A说的话。她说，音乐会之后，和朋友们站在大厅外，我从口袋里拿出装威士忌的瓶子，把它摔在台阶上。但这些我通通不记得了。

回家以后，我安静地喝着晨间咖啡，她递给我一封信。结婚三十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在我这个家里给我写信。信中那些话我从此一直牢记心头。她说我是个没用的懦夫，靠喝酒来逃避困难；以为喝酒有助于成就新的杰作，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啊。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再丢人现眼，在大庭广众之下看着我醉醺醺地指挥了。

我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我想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她就像信中所写的那样，没有陪我去斯德哥尔摩，也没去哥本哈根和马尔默。我一直带着她的信。我在信封上写了大女儿的名字，这样她在我死后就能知道这封信写了什么。

对于作曲家来说，步入老年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一切都没有原来那样快了。而且，自我批评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别人只看到名誉、掌声、盛宴、国家养老金、慈爱的家人、世界各地的拥护者。他们只会注意到，我的鞋子和衬衣是从柏林定做的。在我八十岁生日时，我的头像上了邮票。人们很是注重这些成功的装饰。但我将它视为人生的最低形式。

我记得我的朋友托伊沃·库拉被埋入冰冷的泥土中长眠的那天。他被步兵射中头部后没几个礼拜就死了。在他葬礼上，我回顾了这位艺术家无比悲惨的一生。他勤奋劳作，才华横溢，浑身是胆，然后，一切就瞬间消失无影了。遭人误解，被人遗忘，此乃艺术家的宿命。我的朋友拉格堡颇为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依后者之见，艺术家借由艺术逃避神经质。创造力正好弥补了艺术家无法倾力生活这一缺陷。当然啰，这只是发展了瓦格纳的观点。瓦格纳认为，如果我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就不再需要艺术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当然，我并不否认艺术家神经过敏。茫茫人海中的我，怎能否认这一点呢？我也有些神经质，经常感到不开心，但这是身为艺术家的果，而不是因。如果心比天高，而又经常力有不逮，这怎能叫人不神经质？我们不是电车乘务员，只要在车票上打个孔，正确地报出站名就行了。除此之外，我可以简单地回应瓦格纳的话：一个充实的人生怎能缺少了其最高贵的乐趣，那就是欣赏艺术？

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囊括一大可能性，即交响乐作曲家面临的冲突——首先领悟，然后表达能够经久不衰的音符律动之道——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比为国王与国家献身更为伟大的成就。许多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而能做种土豆、戳车票以及其他类似的有益事情的人就更多了。

瓦格纳！至今，他的诸神与英雄们让我的肉体已匍匐了五十年。

在德国时，他们带我去听一些新音乐。我说：“你们在制造各种颜色的鸡尾酒，而我带着纯净的冷水就来了。”我的音乐像是融化了的冰。它的律动让你觉察到冻结的开端，在洪亮的篇章中，你能觉察到它起初的沉默。

有人问我，哪个国家和我的作品最有共鸣。我说，英格兰。这片土地没有沙文主义。一次访问演出时，我被移民局一官员认了出来。我见到了沃恩·威廉斯先生；我们用法语交谈，这是除了音乐之外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一场音乐会之后，我做了个演讲。我说，我在这儿有好多朋友，自然，我希望，也有敌人。在伯恩茅斯，一位学音乐的学生表达了他对我的敬意，然后质朴率直地说他没钱去伦敦听我的第四交响曲。我把手伸进口袋，说：“我给你一个英镑。”

我的交响乐创作比贝多芬的强，我的主题也胜过他。但他生于美酒之乡，我生在一个被酸奶主宰的地方。像我这样的才华，即使说不上是天才，亦非酸奶所能滋养。

战时，建筑师诺德曼给我寄了一个形状像小提琴盒子一样的包裹。那果真是一个小提琴盒子，里面装的却是一只熏羊腿。我写了一曲《弗里多林的愚蠢》寄给他，以表谢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激情洋溢的清唱歌手。我感谢他那美味的小提琴。不久，有人寄了我一盒鳗鱼，我回赠了一曲合唱谱。我暗自思忖，事情完全变了个样。想当初，艺术家有资助人时，他们便能写曲子；只要他们像这样写下去，他们就有饭吃。现在的我，却是先从别人那儿收到吃的，然后写点作品回赠他们。这样就有点乱套了。

迪克托纽斯把我的第四交响曲称为“树皮面包交响曲”，因为在以前，穷人把碾得很细的树皮掺入面粉中。虽然做出来的面包并不怎么好，但是抵御饥饿绰绰有余了。卡利什说第四交响曲大致上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愠怒与不快。

年轻的时候，我被评论伤害。如今，当我情绪沮丧时，重读那些关于我的作品的讨厌的文字，却极感振奋。我告诉同事：“记住，这世界上从没一个城市给批评家树立雕像。”

在我的葬礼上将会演奏第四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我还希望，我下葬时，那只写下了这些音符的手可以攥着一只柠檬。

不，A必定会从我死去的手中拿走那只柠檬，就像她从我活着的手中拿走威士忌酒瓶。但她不会撤销我对“树皮面包交响曲”的吩咐。

振作起来！死亡即将来临。

他们不断地问及我的第八乐章。大师啊，它何时能大功告成？我们何时能出版？就算是开篇的序曲也行啊？您会让K来指挥您的这部作品吗？它为何花费您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鹅不给我们下金蛋了呢？

各位，新的作品或许会有或许不再会有了。我已经花了十年，二十年，都快接近三十年了。过了第三十年或许也毫无进展。或许它将被付之一炬，葬身火海，然后归于沉默。毕竟，万物都是这样终了的。但是各位，请恰当地误解我吧。并不是我选择沉默。是沉默选择了我。

A的命名日。她希望我去采蘑菇。树丛里的龙葵快熟了。唉，这我并不擅长。但是，凭借勤奋、天赋和勇气，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颗龙葵。我把它摘了下来，放在鼻子边闻了闻，然后恭恭敬敬把它放进了A的小篮子里。干完了这份工作，我掸了掸袖口的松针回家去了。那之后，我们上演了二重奏。无酒精。

手稿的盛大的判决仪式。我把它们装在洗衣篓里，并且当着A的面，在餐厅里将它们点燃。过了一会儿，她再也看不下去，就愤而离去。我继续这份好差使。最后，终于觉得自己冷静轻松了许多。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时间消逝得没有从前那样快了……是啊，我们凭什么期待生命的最后乐章是一首回旋的快板呢？不过，我们该怎样给它划拍才最适合呢？庄严节拍？很少有人这么幸运。广板演奏——还是有些过于庄重。宽广而热情的？——最后的乐章也许可以那样开端——我的处女作就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人生中，它不是超级快板，指挥家不会威逼乐队拼命演奏，发出愈来愈大的音响。不，在那最后的乐章中，人生是指挥台上的那个醉汉，是个连自己的音乐都无法辨认的老人，是那个分不清排练与表演的傻子。不如用滑稽调来演绎？不，这种方式我已经用过了。那么还是让它缓慢绵延些，让指挥来做决定吧。毕竟，表达真实的方式不止一种。

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出去溜达。我站在山坡上向北眺望。“我年少时的鸟儿啊！”我朝苍天放声，“我年少时的鸟儿啊！”我等候着。云烟氤氲，天阴沉沉，但就是这天，鹤群从密密的云层下面飞过。它们靠近了，其中一只突然离开鹤群，径直朝我飞了过来。我张开双臂，欢呼着看着它在我身边慢慢地转了一圈，发出响亮的声音。随后，它回到行列中，继续随着鹤群向南远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直到视线一片模糊。我屏息凝神地聆听，直到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一切又归于沉默。

我慢慢走回了家。我站在门口，呼唤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