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的时候，我在浴室的壁橱里发现了一管避孕胶。尽管我时常疑心，任何瞒着我、不让我知道的事情，很可能都与情欲有关，但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管挤扁了的药膏派什么用场。壁橱里有治湿疹的药膏，有治脱发的，甚至还有遏止中年发福的。但是这管药膏上印着的细小字母，尽管脱落了不少，还是让我知道了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的父母亲仍在干那事。更要命的是，这就意味着母亲可能再度怀孕，这简直难以置信。我已经十三岁了，姐姐十七岁。我暗想，或许这管药膏已经放了很久，于是我试着挤了一下膏体。当药膏在我手指间缓慢变形的时候，我心里沮丧极了。我碰了下帽盖，它立刻就被拧开了。这当儿，我的另一只手肯定又挤了药膏，因为一坨黏糊糊的东西喷到了我的掌心。想想母亲把这管东西涂在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不管是哪个部位，因为很有可能它并不是全套用具。我凑近这管凝胶闻了闻，一股汽油味儿，这味儿既让人觉得像在手术室，又恍惚是在停车场。真恶心。

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今天我突然又想了起来。

我一直对父母很了解。我认为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让我解释给你听。儿时的我备受父母的宠爱与呵护，坚信父母亲之间的纽带是不可分割的。青春期给予我惯常的无聊和虚假的成熟，但并不比别人严重。年长以后，我身心健康地离开了家，从未曾长时间不与他们联系，还为他们膝下添了一男一女两个孙儿，算是弥补了姐姐的缺憾（她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之后，我郑重其事地与父母做了一次谈话——好吧，其实就是跟我母亲——谈论衰老的现实以及木屋的状况。我为他们的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日举办了一场围桌午餐，检查他们的房屋，还与他们讨论其遗嘱。母亲甚至告诉我她想怎么处置他们的骨灰：要我将骨灰盒带到怀特岛的悬崖上去（我猜想怀特岛是他们的定情之处），然后将骨灰撒向海风与海鸥。而我开始担心我该怎么处置空了的骨灰盒。你当然不可能在悬崖上撒完骨灰后，把骨灰盒也一起扔了；你也不可能保存它们——我不知道——用来装雪茄、巧克力饼干或者圣诞饰品。你当然也不能把它们塞进停车场的某个废物箱，母亲还颇有用意地在军械所测绘图上将它圈出来。那幅测绘图可是她在父亲外出的时候硬塞给我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确认到底有没有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

你看，我有多了解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名叫多萝西·玛丽·毕肖普，跟我父亲结婚时，母亲毫不留恋地放弃了她的娘家姓希思科克。父亲名叫斯坦利·乔治·毕肖普。母亲出生于1921年，父亲出生于1920年。他们在西米德兰兹郡的不同地区长大，在怀特岛相遇，婚后他们把家安在伦敦市区郊外，退休后搬到了埃塞克斯-萨福克郡郊区。一直以来，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二战期间，母亲在县测绘处工作，父亲则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当然，他并不是飞行员之类的。事实上，他的才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上。后来，他进入了地方政府机关，一路升至副主管。他喜欢说，他负责一切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或缺却又不被赏识：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刻薄的人，这也是他刻意为自己塑造的形象。

卡伦长我四岁。回忆起童年，仿佛有各种气味扑面而来。麦片粥、蛋奶沙司的香味、父亲的烟斗、洗衣粉、巴素擦铜水的气味，母亲在出席共济会晚宴前抹的香水味。腊肉的香味会穿过天花板直达我的卧室。窗外还结霜的季节，苦橙的香味便如火山般喷涌；足球鞋上干了的泥土混合着绿草的清香；厕所使用过的臭味，厨房下水道污水的反味；莫里斯轿车皮椅坐久后散发的气味，还有我父亲铲煤旺火时煤屑那刺鼻的气味。所有这些气味恍如昨日重现，重现在眼前的还有过去亘古不变的生活节奏：学校求学、关注天气、种植花草、干家务活儿。红花菜豆花吐出的红色新芽，抽屉底层折叠的背心；樟脑丸；引火棒。洗衣机嚣张地霸占着厨房的地板，粗大的米黄色水管不定时地向水槽输送滚烫的灰色污水。在排掉污水之前它会一直轰轰作响、颤颤抖动。每到星期一，我们的房子便会随着这轰鸣声有节奏地震颤，还有洗衣机金属铭牌上镌刻着的制造商名字——索尔。郊外，雷神时而宁谧静坐，时而肆意咆哮。

我想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父母的性格。

在我看来，人们过去通常认为我的母亲比父亲更具天赋。父亲以前——现在亦然——魁梧壮硕，大腹便便，手背上静脉凸起。他经常说他的骨头重。我不清楚骨头的重量也会有所差异，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这么说的目的或许是想要逗乐抑或糊弄我们这些孩子。当父亲那粗厚的手指在支票簿上踌躇，或是在摊开的自助修理书面前重装插头时，他会显得笨拙迟缓。但孩子们乐意自己的父母中有一位是迟钝呆笨的：这样成人的世界似乎便可亲近一些了。父亲经常带我去一家他称之为“了不起的温”的店，去那儿买成套的飞机模型（回忆起那里，似乎又多了些气味：美洲轻木、各色涂料与金属刀具的气味）。在那个年月，地铁的回程票上都有一排未裁切的齿孔，去程占据票面的三分之一，回程占三分之一——这种分割法的逻辑我实在弄不明白。那个时候，父亲带我坐地铁，每次我们走近牛津广场车站检票处时，他总会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他大手掌中的一张张票子。这个时候，我会轻巧地从他手里把票子拿过来，沿着齿孔撕开，将用作回程票的三分之一放回到他手里，然后得意扬扬地将外面的残余部分递给检票员。当时我约莫九岁或是十岁，十分得意于自己灵巧的手指；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疑心，这是否只是父亲唬人的把戏。

母亲极具组织才能。尽管父亲一生都在负责城镇的正常运转，但是一关上前门，他就要服从于另一个人的管理章法。母亲为他购置衣物，安排社交生活，监管我们的学业，预算家庭收支，决定假期去向。在外人面前，父亲总是微笑着称呼母亲为“大管家”或“高管”。先生，您想要些肥料吗？高级货啊。沤得很好了。不信，你自己抓一把看看。“我要去问问大管家的意思。”我父亲会说。每当我央求父亲带我去观看飞行比赛或是板球比赛时，他又会说：“去问问高管吧，看她怎么说。”母亲总能轻易将三明治的硬壳部分去掉，而不浪费一丁点儿肉馅：手掌与刀刃之间配合默契。母亲口味刁钻，我认为那是家政屡屡挫败所致，但她本人倒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治家本领。有时，母亲缠着父亲让他干这干那，父亲会叫她别烦了，母亲则会回答：“只有让男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时，他们才会用‘烦’这个词。”大部分时候，他们醉心于园艺。他们一起建了个水果笼子：由橡皮圆球连接起来的杆子，一英亩见方的丝网，加固的篱笆，以防各种鸟类、松鼠、兔子、鼹鼠等。凹陷的啤酒陷阱捕获过不少蛞蝓。通常，他们在下午茶之后会玩一会儿拼字游戏；晚饭以后玩一会儿填字游戏，然后再看电视新闻。多么井然有序的生活啊。

六年前，我注意到父亲的脑袋边上有一个很大的瘀痕，就在太阳穴上面，紧挨着发际线。瘀痕的外围已经开始泛黄，但中间仍透着青色。

“爸，你怎么啦？”那时我跟父亲站在厨房里。母亲刚开了一瓶雪利酒，正用一块纸巾裹住酒瓶的颈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父亲倒酒时马虎大意，把酒给洒了。我时常纳闷，母亲为什么不自己倒酒，也好省了纸巾。

“老蠢货摔了一跤。”母亲恰如其分地将纸巾打了个结，她比任何人都知道，用力过猛，纸巾就会撕裂。

“爸，你还好吧？”

“好得很。问大管家就知道了。”

晚些时候，母亲在厨房里洗刷碗具，我们两个则观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下午场的斯诺克比赛，我说：“爸，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摔了一跤。”他回答道，眼睛依旧盯着电视屏幕，“哈，就知道他要打进母球。这帮小子哪里懂得斯诺克呀？就知道进球，是不是？没有一点儿防守技术。”

喝完茶后，他们玩起了拼字游戏。我说我就在一旁观战。母亲一如既往地获胜。但这次父亲的游戏方式变了，似乎在哀叹命运给他发了一副烂牌，这让我觉得父亲有点听天由命了。

我想我得跟你说说村里的情况。事实上，它不啻是个十字路口而已。村子里居住着一百多口人，各家各户之间保持既亲昵又不失分寸的距离。村里的三角绿化带被冒失的摩托车手撞得七零八落；一间村镇大厅、一座不再用于参拜的教堂、一间混凝土建的公共汽车候车亭、一个镶嵌着狭小投信口的邮箱。母亲常说乡村小店卖各类必需品，好让村里的人时常光顾，免于倒闭。至于我父母的小木屋，它宽大敞亮却毫无特色：木质结构、混凝土地板、双层玻璃窗：一派瑞士农舍风格——房产代理商就是这么宣传它的。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倾斜的屋顶覆盖在一间储藏室上方，那里放置着生锈的高尔夫球棒以及丢弃了的电热毯。对于为何在这里居住，母亲给出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三公里以外有个专门销售冷冻食品的市场。

距离村子相反方向三公里处是一个破旧的英国军团俱乐部。父亲通常会在周三的中午开车去那里，用他的话说是“让高管清净一下”。一块三明治、一品脱混合啤酒，遇上谁便与谁来上一局台球比赛，然后在下午茶时间带着满身的香烟味回到家里。他把他那件军装——棕色花呢夹克，肘部镶皮，袖子是浅黄色的双斜纹布——挂在贮藏室里的衣架上。父亲的周三行程得到了母亲的首肯，甚至也许是母亲拍板决定的。她认为，父亲之所以喜欢桌球而不太喜欢斯诺克，是因为台球桌上的球比较少，这样他就不需要动太多的脑子。

我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他喜欢桌球而不太喜欢斯诺克，他并没有回答说桌球是绅士的游戏，更微妙更优雅之类的话。他说：“桌球比赛不必结束。即使你一直输，比赛也可以永远进行下去。我不喜欢有结局。”

父亲很少以这样的口吻说话。通常他说话时总以微笑示人，但他话里所带的讥讽语气常常让他有失恭尊，也有失严肃。我们之间的谈话方式由来已久：亲密友善，却很少直抒胸臆；相互温暖，却又疏离淡漠。英国式的，哦，是的，英国式的，典型的英国范儿。在我们家里，我们从不相互拥抱、相互拍背，我们从不多愁善感。人生大事：我们通过邮购获得了这些资格证书。

听起来，好像我更偏爱父亲一些。事实上，我无意将母亲描述成一个精明严厉、缺乏幽默感的人。好吧，说到精明严厉，母亲确实如此。在有些方面，也确实缺乏幽默感。母亲极其重视她的体重：即使过了中年时期，她依然身量苗条。就像她经常说的，她无法欣然容忍愚人。父母亲刚刚搬进村子时，遇到了罗伊斯一家。吉姆·罗伊斯是他们的家庭医生，作风老派，喝酒抽烟毫无节制，一个劲儿地说抽烟喝酒的嗜好无伤大雅，对健康毫无害处，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死于心肌梗塞，死时年龄远低于男性平均寿命。吉姆·罗伊斯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癌症，妻子死后当年他就再婚了。第二任妻子艾尔西·罗伊斯擅长交际，胸部丰满，比吉姆年轻许多岁，常戴一副个性十足的眼镜，而且，就像她说的“喜欢跳点儿舞”。母亲经常称她为“无忧无虑的罗伊斯”。村里的人对艾尔西的生平基本有了如下的定论：她的前半生大都花在毕肖普的斯特拉特福德为她的父母操持家务，她经常说她以前做过吉姆·罗伊斯的前台接待，吉姆是受了她的胁迫才与她结婚的。

“你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父亲有几次会为艾尔西辩驳几句。

“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但你也不知道。可能是她毒死了第一任罗伊斯夫人，才把吉姆给勾到手的。”

“呃，我倒认为她是个热心肠的女人，”面对母亲锐利的眼神与沉默，父亲继续说道，“可能就是有点乏味。”

“乏味？就像观看电视机测试图。只是一直不停地朝你哇哇嚷嚷。而那头发是从一个瓶子里来的。”

“是吗？”父亲显然被这种说法吓了一跳。

“哎，你们这些男人，你想过天然的发色吗？”

“我从没这么想过。”爸爸沉默了一会儿。与往常一样，母亲总能将父亲拉入同一阵营，最后说道：“现在你已经……”

“已经什么？”

“已经想过了。无忧无虑的罗伊斯的头发。”

“噢，不，我在想别的事儿呢。”

“你打算跟天下的人共享其利吗？”

“我在想这字谜游戏里到底有多少个‘U’。”

“天哪，”母亲回答道，“这里只有‘A’和‘E’，傻瓜。”

父亲对此笑而不答。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相处的了吧？

有一次，我问父亲他的车况如何。那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我在想他们还能让他开多久。

“引擎转得不错。车身有点问题。底盘生锈了。”

“那你怎么样啊，爸？”我尝试着拐弯抹角地问他，可是没有成功。

“引擎转得不错。车身有点问题。底盘生锈了。”

现在，父亲躺在床上，很多时候就裹在他那绿条纹睡衣里，大部分时候穿着不太合身的衣裤——这套衣裤也许是某位已去世的人传下来的。他像以往那样对我眨眨眼，并且以“亲爱的”称呼别人。他说：“我的妻子，你知道。那些幸福的岁月啊。”

母亲通常会务实地谈及人生最后四件事，也就是现代生活的最后四件大事：立下遗嘱，谋划老年生活，面对死亡，不能相信来生。最后，父亲在六十多岁时，在众人的劝说下，立了一份遗嘱。他从不谈及死亡，至少我从未听他谈过。至于来生：在我们一家为数不多的进教堂的时刻（只有举行婚礼、洗礼或是葬礼的时候），父亲会长时间双膝跪地，将手指按在脑门上。这是祈祷吗？抑或只是童年时保留的习惯？或许它显示了恭敬，或者这背后原本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母亲对精神的神秘力量则远没有父亲那样模棱两可。“废话。”“一大堆天书。”“从来没受他们影响过，你懂吗，克里斯？”“是的，妈。”

我问我自己：在父亲的长久缄默与俏皮眨眼背后，在向母亲俯首称臣背后，在这躲躲闪闪背后——或者，你也可以说彬彬有礼——在面对人生最后四件大事时，父亲可曾有惊慌失措，可曾有对死亡的恐惧？或者这本来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有谁可免于死亡的恐惧？

吉姆·罗伊斯死后，艾尔西试图与我父母保持热络。她时常邀请他们去喝茶，去喝雪利酒，观赏她的花园，但这些一律被母亲婉言谢绝了。

“我们是因为喜欢吉姆才忍受她的。”母亲这么说。

“哦，她也挺可爱的，”父亲回答道，“她没害人。”

“一袋子泥炭也没害人啊。没害人并不代表你非得跟她一起喝杯雪利酒。不管怎么样，她得到了她想要的。”

“吉姆的抚恤金。她现在可舒服了，不需要玩马金兹来消磨时光了。”

“吉姆会喜欢我们与她继续保持来往的。”

“吉姆才不会呢。你该看看她不停嚷嚷时吉姆的表情。你可以想象他的脑子都在开小差了。”

“我倒认为他们非常相爱。”

“你也就这么点观察力。”

这时，父亲向我眨了眨眼。

“你在眨什么呢？”

“我，眨眼？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儿？”父亲侧了侧脑袋，又向我眨了眨眼。

我要说的就是：父亲的行为总是互相矛盾。但是这样做有意义吗？

那件事是这样败露的：起因于水仙花种子。邻村一位朋友想给我们一点多余的水仙花种子，母亲就说可以让父亲在从军团俱乐部回来的路上顺带把它们取了。于是她打电话去了俱乐部，想让父亲接电话。俱乐部秘书说他不在。母亲在未得到她想要的答案时，总是将之归咎于对方的愚蠢。

“他在俱乐部里打桌球。”她说。

“没有，他不在。”

“别犯傻了，”母亲说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她当时说话的语气，“他每个礼拜三下午都在那儿打桌球。”

“夫人，”母亲接着听到这样说，“我在这个俱乐部干了二十年的秘书，这期间从未有人在周三下午打过桌球。周一、周二、周五下午有。周三下午，绝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作这番对话时，母亲已经八十岁了，父亲八十一岁。

“你过来，跟他讲讲理。他已经成老糊涂了。我要掐死那个婊子。”这个时候又是我，像以往一样，是我出现，而不是我姐姐。不过这次不是立遗嘱、请律师或者修房屋。

母亲在危难时机精神高度紧张：外表焦虑，内心疲惫，两者相互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他不会听你讲理的。他听不进任何东西。我要去修剪茶藨子了。”

父亲看到我来了，迅速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们像往常一样握手致意。“很高兴你来了，”他说，“你妈什么道理都听不进。”

“我可讲不了太多道理，”我说，“别太指望我。”

“我什么都不指望。就是很高兴看到你来这儿。”父亲脸上少有的直白的快乐让我觉得惊异。他端坐在椅子里的样子也让我诧异；通常他都会歪斜着身子，就像他常常歪斜着看人，歪斜着评价人。“我跟你妈要分开了。我打算住到艾尔西那里去。我们要把家具跟银行账户给分了。你妈可以住在这儿，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过老实跟你说，这地方我可从来没喜欢过。当然这儿一半是我的，所以假如她想搬，她就得找个别的小点儿的地方住。如果她会开车的话，也可以把那辆车要去。但我怀疑这个主意是否可行。”

“爸，这样已经多久了？”

他看着我，没有朝我眨眼，也没有脸红，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恐怕这不关你的事。”

“当然跟我有关系啰，爸。我是你儿子。”

“那倒也是。你可能在想，我是不是打算重新立一份遗嘱。我不打算这么做。至少目前没这打算。我现在就是想跟艾尔西住一块儿去。我并不是要跟你妈离婚或是干吗。我只是要跟艾尔西住一起。”在父亲念“艾尔西”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任务——至少是母亲给我的任务——是不会成功的。他念她名字理直气壮，里面没有一星半点的迟疑与歉疚。“艾尔西”三个字听来掷地有声。

“没了你，妈的日子要怎么过啊？”

“她会管好她自己的。”父亲这话听上去并不尖刻，但干脆利落，透着一股子万事皆已搞定的劲儿，只要别人多想想，就定会认可，“她可以掌控她自己一人的生活。”

这么多年以来，唯有一次，父亲的举动让我大为惊骇：我透过窗户看到父亲从水果笼子里抓出一只乌鸫，在拧它的脖子。我能看出那个时候父亲也在出汗。然后他把鸟的腿系在网上，让它倒吊着不住摇晃，以吓退其他觊觎水果的生物。

之后，我们谈论了一些别的事儿。说是谈论，倒不如说，是我在说，父亲在听。我就像一个背着大运动包走到门前的孩子，包里塞满了抹布、麂皮、熨斗板的盖布，夸夸其谈，口若悬河，让人们相信只要买了这些货品，就能远离罪恶的生活。最后，当我在他们面前关上门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有何感受。我极力夸赞我包里的物品，父亲颇有礼貌地听着，却没打算要买。末了，我说：“爸，你还是会再仔细考虑的吧？再给点时间考虑吧？”

“如果还要再考虑，我就要死啦。”

自从我成年以后，我跟父亲一直保持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有些话留着不说，但仍然友好，彼此平等。而如今我们之间仿佛出现了一道新的鸿沟。或者，也许并不新：父亲又成了家长，在重申对这世界更广博的知识。

“爸，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这是因为……生理需要吗？”

父亲那清澈的灰蓝色眼睛看着我，没有责备，有的只是笃定沉着。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要羞红脸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我。“这确实不关你的事儿，克里斯。但是既然你问了，我的答案是：是的。”

“那么……”我无法继续说下去。父亲不是那种年届中年、喝得醉醺醺、口角流涎的朋友；他已经是个八十一岁的老人了，却在过了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为了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离家出走。构思对他的提问都让我害怕。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我是说，既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什么？”

“这么多年一直以为你在俱乐部里打桌球。”

“儿子，大部分时间我确实在俱乐部。我说打桌球是为了让事情简单一点。其实有些时候我就是坐在车里，看着田野。不，艾尔西……是最近才有的事。”

晚些时候，我为母亲擦干碗碟。她边给我递上派热克斯锅盖，边说：“我希望他还用那东西。”

“什么东西？”

“你知道的。就那东西。”我放下锅盖，伸手去取平底锅。“包在纸里。跟尼亚加拉瀑布押韵。”

“哦。”较为简单的字谜提示。

“他们说，全美国的老男人都跟公兔似的东奔西跑。”我努力不把父亲想成是一只公兔，“男人都是蠢货，克里斯。年复一年，他们唯一的变化就是越变越蠢。我希望我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后来，我打开盥洗室角落里一个镶着镜子的壁橱门，仔细往里瞧了瞧。痔疮膏、防脱发洗发水、脱脂棉、邮购的预防关节炎的铜手镯……别傻了，我想。肯定不是放在这儿，肯定不是现在用的，肯定不是我父亲。

起初我想：父亲只不过是另一桩案例罢了，只不过是一个男人在自我意识驱使下，受到新奇感与性爱的蛊惑而已，只是当事人的年龄让整件事情看起来有异于常，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依旧平常、乏味、俗气。

继而我想：我知道些什么呢？是什么让我认定我的父母不再做爱——或是已经不做爱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们一直同睡一张床。我对这个年纪的性爱又知道些什么呢？这就留下了一个大问题：设想母亲在，比方说，六十五岁那年，不得不放弃性爱，却发现丈夫在十五年以后跟一个与她放弃性爱时年龄相仿的女人跑了；或者，半个世纪以后仍然与丈夫做爱，却发现他另有所爱；对母亲来说，这两者哪一个更糟糕呢？

随之我想：假如这一切并非关乎性爱呢？假如父亲说：“不，儿子，这跟生理需求没关系，我只是恋爱了。”这样会不会让我好受一些？这个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在当时看来如此难以启齿，其实简单易解。为什么我们就认定人的心会随着性功能的丧失而封闭起来？就因为我们想要——抑或是需要——将老年阶段视为人生的平静期，不允许再有任何波澜？现在我倒认为这是青年时期的一大阴谋。不只是青年时期，也包括中年，包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到我们承认自己已经老了。而且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阴谋，因为它与我们的信仰串通一气。老人通常坐在那儿，将毛毯裹在膝盖上，顺从地点头，坦承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行动迟缓，不再血气方刚。他们的生活之火已然熄灭——或者至少在漫漫长夜里只有无休无止的松弛怠惰。只有我的父亲拒绝玩这游戏。

我没告诉我父母我打算去见艾尔西。

“什么事？”她站在条纹玻璃门口，双臂抱胸，昂着头，夸张的眼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她的发色如同秋天的山毛榉，此时我看到她头顶心的头发稀稀疏疏的。她的脸上抹了粉，却不足以掩饰脸上不时可见的毛细血管。

“我们能谈谈吗？我……我爸妈并不知道我来这儿。”

她扭转身，一言未发。她的有缝长袜在我眼前不住晃动。我跟着她，走过狭窄的走廊，进入起居室。木屋的格局与我父母家的别无二致：右手边是厨房，走廊到底有两间卧室，杂物间紧挨着盥洗室，左手边是起居室。可能是同一个建造商建的，也可能所有的木屋差不多都一样。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她坐在低矮的黑色皮椅上，立刻点燃了一支香烟。“我警告你，我已经够老了，千万别来跟我说教。”她穿了一条棕色的裙子、一件米色的衬衫，戴了一副蜗牛壳状的大耳环。此前，我见过她两次，理所当然地厌烦她。毫无疑问，她对我必定也是这般感受。现在，我坐在她面前，拒绝她递来的香烟，试图将她视为一个妖妇，一个家庭破坏者，一段乡村丑闻的制造者，但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个年过六旬、丰满圆润、略显紧张、颇含敌意的女人。不是妖妇——也不是我母亲较为年轻的翻版。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说教。我只是为了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哪里需要弄明白？你爸要过来跟我一起住了。”她愤愤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将烟从嘴上拽开，“如果他不那么厚道的话，现在早在这儿了。他说他得让你们全都习惯了才行。”

“他们是老夫老妻了。”我尽力让我的语气显得不偏不倚。

“你还想要的东西，你是不会放手的。”艾尔西唐突地说道。她快速地又吸了一口，狐疑地看着手中的烟。她的烟灰缸用两端系着重物的皮带悬挂在扶手椅上。我指望看到烟灰缸里塞满了留着猩红色唇印的烟蒂。我指望看到猩红色的手指甲与猩红色的脚指甲。但是没有这样的运气。她的左脚踝穿着一只护踝短袜。但是我又了解她多少呢？知道她曾经照顾她的父母，曾经照顾吉姆·罗伊斯，现在提出——或者仅仅是我的揣测——要照顾我的父亲了。她的起居室里物件纷繁杂陈：随处可见用吃剩的酸奶罐种植的非洲堇、多得不得了的靠垫、一对制成标本的动物、一台放在鸡尾酒柜里的电视机、一摞园艺杂志、一大沓家庭合照、一台内嵌式电暖炉。所有这些与我父母家的并无太大差别。

“这是些非洲堇。”我说。

“谢谢，你说对了。”她似乎在等待我说一些可以让她抓住把柄狠狠回击的话。于是我沉默着，但这无济于事。“她不该打他，是不是？”

“你说什么？”

“她不该打他，是不是？如果她想留住他的话，就不该。”

“你别瞎说了。”

“那个平底锅。脑袋的一边。六年前，不是吗？吉姆一直觉得很可疑。最近也有很多次，只是看不出来罢了，她可是学乖了。在他背后打她。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这是老年痴呆，应该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谁告诉你的？”

“嗯，她可没跟我说过。”艾尔西盯着我，点燃了另一根烟。

“我的母亲……”

“相信你愿意相信的吧。”显然，她并没有要讨好我的意思。为什么她要讨好我呢？这可不是一场面试。她将我送到门口，我下意识地伸出了手。她匆匆握了握，嘴里重复道：“你还想要的东西，你是不会放手的。”

我对母亲说：“妈，你曾经打过爸吗？”

她立刻嗅出了我信息的来源：“是那个婊子说的吧？你可以跟她说，我要跟她在法庭上见。应该把她……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不管怎样严惩都行。”

我对父亲说：“爸，也许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可是我想问你，妈打过你吗？”

他的眼神依旧清澈、直率：“我只是摔了一跤，儿子。”

之后，我去了医疗中心。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身着紧身连衣裙的女医生，她孜孜忙碌着，散发出一股子原则性很强的劲道儿。她在罗伊斯医生退休后加入了医学中心。医疗档案当然是十分私密的，但假如被怀疑是虐待，她便有义务通知相关社会服务机构。我父亲曾在六年前说摔了一跤，此事之前与之后都未引起过任何疑问。我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我听人说的。”

“你知道村里的人都是怎样的。或者你并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人跟你说的这事儿？”

“哦，反正是有人。”

“你认为你的母亲是那种会虐待你父亲的人吗？”

虐待，虐待。为什么就不能说是拿着一个大平底锅痛殴、猛击、暴打人的脑袋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分辨呢？”是不是得看到我父亲皮肤上倒印着始作俑者的名字才算？

“我们通常根据病人身上的伤痕判断究竟属不属于虐待。除非有家庭成员提出怀疑。你是在提出怀疑吗？”

不。我并不会因为一个年过六十可能跟我爸上过床的女人的一席话，就要告发我八十岁的母亲，让她背负虐待八十一岁丈夫的嫌疑。“不。”我说。

“我不常看到你的父母，”医生继续说，“但是，他们……”她停了下来，思索该怎么说才算恰当委婉，“……他们受过教育吧？”

“是的，”我答道，“是的，我父亲在六十年——六十多年前受过教育，我母亲也是。我相信教育让他们此生受益匪浅。”我怒气未消，继续说，“顺便问一下，你开过伟哥的处方吗？”

她看着我，好似此刻确认我是来无理取闹的：“你可以找你自己的医生去要那东西。”

当我回到村里，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沮丧，好似长久以来我一直住在这儿，对这里的一切开始心生厌烦：突兀的十字路口、弃用的教堂、残破的公交车候车亭、瑞士农舍风格的木屋以及售价高昂的生活用品商店。我把车开上被人夸张地称为车道的沥青小路，看到在花园的尽头，父亲正在水果笼子里弯着身子绑缚枝叶，而母亲正等着我。

“他妈的乔伊斯和罗伊斯，他们俩倒真是天生一对。一对蠢蛋。他们毒害了我一辈子。”

“别嚷了，妈。”

“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小伙子。除非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你才有权利这么说。他们害了我一辈子。”母亲不允许有任何反驳。此时此刻，她也在重申自己作为家长的地位。

我拿起水槽边的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它已经煮过了。”

“我无所谓。”

一阵冗长缓慢的沉默。再一次，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寻求他人认同的孩子，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努力避免责难。

“妈，你还记得索尔那个牌子的洗衣机吗？”我发现自己突然开口说话了。

“什么牌子？”

“索尔。我们还小的时候，它总是在厨房的地板上到处跑。有自己的意志。还总是让厨房泛滥成灾，是不是？”

“我以为它的牌子是叫‘热点’。”

“不是。”我感到异常绝望，“‘热点’是以后的事儿了。索尔是我记得的牌子。总是嘎嘎响，还有排废水的米黄色粗软管。”

“那个茶肯定不能喝了，”母亲说，“顺便说一句，你把我上次给你的地图给我拿回来。不，还是扔掉算了。怀特岛，傻瓜。胡言乱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妈。”

“如果我死在你爸前头，我确实也希望这样，你就把我的骨灰给撒了。撒哪儿都行。或者就叫火葬场干得了。你知道，你无须收我的骨灰。”

“你别这么说了。”

“他会看着我走的。越是不中用，活得越是久啊。这样那个前台接待就可以保存他的骨灰了，难道不是吗？”

“别这么说。”

“把骨灰放在她的壁炉台上。”

“你瞧，妈，如果是那么回事，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死在爸爸前头，她也绝不会有这个权利。这得我说了算，我跟卡伦。这个跟艾尔西没半点儿关系。”

一听到卡伦这名字，母亲僵住了：“卡伦根本没用，而且儿子，你也不能让我信任，不是吗？”

“妈……”

“一声不吭就偷偷溜到她家里。跟你爸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跟你爸一模一样。”

根据艾尔西的说法，母亲无休止的电话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早上、中午、晚上，尤其是晚上。到了最后，我们只得把插头给拔了。”根据她的说法，母亲总是想把父亲叫回去，让他干这干那。母亲总是有一连串的理由：什么房子的一半属于他啦，所以他有修理的责任；什么他留给她的钱连个杂工都雇不了啦；什么他大概也不希望她这把年纪开始爬梯子干活儿啦；什么假如他不马上过来，她就要一路赶到艾尔西的家里，把他给抓回去啦。

根据母亲的说法，父亲前脚离开艾尔西那儿，后脚就到家了，给她修理各种物件，翻新园地，清理水渠，检测油箱的水位等。根据她的说法，父亲经常抱怨艾尔西待他跟待条狗似的，不让他去英国军团俱乐部，给他买的一双拖鞋，他也特别讨厌，还想让他跟儿女们断绝所有往来。根据她的说法，父亲常恳求她让他回来，对此她的回答是：“自己铺的床，可得自己躺着。”虽然她的目的只是想多晾他一会儿。根据她的说法，父亲厌恶艾尔西给他熨烫衬衫时的漫不经心，也讨厌现在他所有的衣服都染上了烟味。

根据艾尔西的说法，母亲家后门的门闩只能插上一半，盗贼可以轻易进入，将躺在床上的母亲强奸或者谋杀了。母亲为此大吵大闹，父亲不得不勉强同意上门去看看。根据艾尔西的说法，父亲赌咒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去那儿，按他的意思，在他下次去之前，恨不得那该死的房子烧个精光才好，最好连同母亲一起葬身火海。根据艾尔西的说法，当时父亲正在修理那扇后门，母亲拿起一个不明器物砸向了父亲的脑袋，然后让他躺在那儿，希望他就此死去。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以后，母亲才打电话叫救护车。

根据母亲的说法，父亲一直缠着她，想过来把后门修好，父亲不喜欢想到她夜里独自一人待着。只要她同意让他回来一趟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啦。根据母亲的说法，某天下午父亲出其不意地带着工具箱出现了。他们一同坐着，聊了好几个小时，谈起旧日的时光，谈起孩子们，甚至拿出以前的老照片来。看着这些照片，两人的眼眶都濡湿了。她告诉他，她考虑让他回来，但是要等到他把门修好，如果这是他回来的目的的话。之后，他带着工具箱走开了，她收拾完了茶具，然后坐下继续翻看照片。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她并没有听到杂物间有任何响动。父亲侧躺着，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他一定是又摔了一跤，脑袋砸在混凝土地板上。她打电话叫救护车——天哪，他们来得怎么这么慢——然后拿了一块靠垫垫在他脑袋下面。你看，就是这靠垫，上面依稀还有血迹呢。

根据警察的说法，艾尔西·罗伊斯夫人向他们控告，多萝西·玛丽·毕肖普夫人袭击了斯坦利·乔治·毕肖普先生，意欲谋杀。他们做了充分调查，决定不予受理。根据警察的说法，毕肖普夫人向他们控告，罗伊斯夫人在村里四处造谣生事，说她是个杀人凶手。他们得去和她私下谈谈。清官难断家务啊，尤其是像这种你可称之为“大家庭”的。

现在父亲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了。他在事情发生的第四天恢复了意识，但是此后就没什么进展了。他刚入院那会儿，医生对我说：“恐怕像他这个年纪不大挺得过去。”现在，另外一位医生则圆滑地向我解释：“别抱太大希望。”父亲的左侧身体已经瘫痪，记忆力严重丧失，开口说话困难，也不能自己吃东西，大部分时候还会大小便失禁。左半边脸已经扭曲狰狞，如同干树皮，但是他看着你的眼神，一如往常：清澈、灰蓝。他的白发也依然干净齐整。我不知道我说的话他听懂了多少。有一个短语他咬字清晰，其余就很少说了。从他歪斜的嘴里吐出来的元音也变了样，当他发出这些残破的音时，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羞耻。大部分时候，他宁愿保持静默。

出于配偶的权利，母亲一周可以有四天去探望父亲，于是每周一、周三、周五与周日，母亲都会来医院。她给他带来葡萄与前一天的报纸。他左边嘴角流下口水时，她便从床边的盒子里拿出一张纸巾，把口水轻轻擦掉。如果她在桌上发现艾尔西留下的便条，就立即将它撕碎。对于母亲的这一举动，父亲通常假装视而不见。她向他谈起他们在一起的旧日时光，谈起孩子们，谈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她离开时，他一直目送着她，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他说：“我的妻子，你知道。那些幸福的岁月啊。”

每个周二、周四、周六，艾尔西来看望父亲。她给父亲带来鲜花以及自制的牛奶软糖。父亲流口水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镶了蕾丝花边的白手帕，手帕上用红线缝着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E”。她温柔地将他的脸擦拭干净。她喜欢在她右手中指上戴一枚与她为吉姆·罗伊斯戴的相仿的戒指，那枚戒指她现在依旧戴在左手上。她向我父亲谈起未来，谈起他会逐渐康复，谈起他们未来的共同生活。当她离开时，他一直目送着她，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他说：“我的妻子，你知道。那些幸福的岁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