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蒂安·德拉库尔的宴请日那天，在他儿媳艾米莉夫人的吩咐下，仆人们准备了下列这些菜：牛肉清汤、烤兔、鸽子锅仔、蔬菜、奶酪和果冻。尽管德拉库尔对于这样的社交不情不愿，他还是准许在自己面前摆上一碗牛肉清汤；甚至，为了庆祝这一天，德拉库尔还礼节性地向嘴里送上一勺汤，并优雅地吹了一吹，不过他还是再次一滴未沾地放下汤勺。上牛肉的时候，他朝侍者点头示意，于是侍者端了一份梨以及二十分钟前刚从树上割下的一块树皮，分别盛在两个盘子里，放在他面前。德拉库尔的儿子查尔斯、儿媳、孙子、侄子、侄媳、教区牧师、隔壁的农民，还有德拉库尔的老朋友安德烈·拉格朗日，他们全都没察觉。德拉库尔非常礼貌地同大家保持一致，大家吃牛肉的时候，他吃了四分之一只梨，大家吃野兔的时候，他又吃了四分之一只梨，就这样吃着。上奶酪的时候，他掏出折叠小刀，把树皮切成一片一片，然后慢慢地、默默地、一片一片地咀嚼。后来，为了助睡眠，他喝了杯牛奶，尝了些炖莴苣，吃了个苹果。他的卧室极为通风，枕头由马毛填充。他要确保毛毯不会因太沉而压着前胸，而且双腿一定要保持暖和。让-艾蒂安·德拉库尔把亚麻睡帽扣在脑门上时，心满意足地思忖他周遭的那些人是何等愚笨。

他今年六十一岁。年轻时，他喜赌博，又好吃喝，弄得家里老是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不管在哪儿，只要是玩骰子或扑克牌或斗牛斗马之类招揽观众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他的身影。法罗牌、掷骰子、十五子棋、多米诺骨牌、轮盘、红与黑——在这些赌场上，他输赢不定。他甚至会和一个小孩儿玩掷硬币，在斗鸡场上用马作赌注，和某个V夫人玩双牌扑克，而找不到对手或玩伴时就自个儿独乐。

据说，是因为美食，他才停止了赌博。当然，这样的一个人是无法将两种嗜好充分进行到底的。危难降临的那一刻，一只他养了几天便被杀掉的鹅——他亲手饲养的，内脏一个不差地都被调好味的鹅——在玩皮克牌时，刹那之间被输掉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在两种诱惑间挣扎，就像一只蠢驴坐在两捆干草之间；可是，与其像那只犹豫不决的畜生被饿死，他更像一名真正的赌客，让一枚硬币来决定命运。

自此之后，不仅他的胃，还有钱包，都鼓胀起来了，而同时，他变得愈加冷静。就像意大利人所说，他饮食健康，并且很注重这一点。从酸豆到山鹬，每一种食物的可食性，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他还能解释十字军是怎样将葱、塔列朗王子是如何将奶酪引入法国的。把一只煮熟的鹧鸪放他面前，他会掰下鹧鸪的两条腿，在每条腿上慎重地咬上一口，审慎地点了点头，然后宣布鹧鸪睡觉是靠哪条腿支撑重力的。他对酒也很在行。假如把葡萄当作甜点，他会一把推开，说道：“我可没有一粒一粒吃酒的习惯。”

德拉库尔的妻子却很赞同他这个不良习惯，因为好吃比好赌更有可能让一个男人留守在家。几年过去，她的侧影也开始仿效丈夫的模样。他们过着富态、安逸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下午3点左右，趁老公不在家，德拉库尔夫人想给自己补充营养，结果被一块鸡骨头噎死了。让-艾蒂安咒骂自己单独留妻子在家里没照看好她；他也骂自己为何如此贪吃，导致妻子过世；他还咒骂那些所谓掌控人类生息的命运、机遇，要将一块鸡骨头以如此害人的角度放置于她的喉咙。

最初的悲伤逐渐消退后，他同意和查尔斯以及艾米莉一起住。他开始研习法律，经常沉浸在《王国九法典》中。他熟记乡规民约，借它们的确定性聊以自慰。他能够援引同蜜蜂分群或者制肥相关的法律；他知晓风暴时敲教堂的钟或者出售接触过铜锅的牛奶，这两者该怎样惩罚；一字一句地，他可以背出乳母的行为规范、森林里牧羊的条例，以及埋掉公路上发现的动物尸体的细则。

他爱好美食的嗜好持续了一段时间，仿佛不这样做就是对已故妻子的不忠；但他只是嘴里尝其味道，心中已毫无眷恋。最终导致他完全丧失热情的是一八几几年秋市政府的一个决策，即为了公共卫生及公众利益，应当建公共浴室。如同一名宇航员会热烈称赞一个星球的新发现，一个热忱接受一道新菜发明的人应该因为肥皂和水而自我节制，这引来一些人嘲讽挖苦，也引得另一些人说教训诫。但德拉库尔对他人的意见历来不当回事。

他的妻子死后留下了一小笔遗产。艾米莉夫人提议不如用来投资建造公共浴室，这既深谋远虑，又不乏公民之心。市政府为了吸引大家眼球，采用了一种意大利式的方案。所有筹集到的资金被分成四十股；每位认捐人必须年满四十。年利率2.5%，一名投资者死后，属于他的利息会均分给其余捐购者。简单的数学，简单的诱惑：最后一名幸存者，在第三十九名认捐者死后至他自己死亡这段期间，所获得的年利息等同于他当初的股本。一旦最后一名认捐者死亡，贷款就终结，资金就会返还给这四十位投资者自己认定的继承人手里。

当艾米莉夫人第一次向丈夫提起这个建议时，丈夫持怀疑态度。“亲爱的，你不觉得这可能会唤起父亲那往昔的激情？”

“如果没有输的概率，就不能称之为赌博。”

“每一个赌博的人显然都这么说。”

德拉库尔颇为赞同儿媳妇的提议，而且非常热切跟踪捐购的进程。每新来一位投资者，他就在袖珍笔记本上记下他的名字，然后加上其出生日期、健康状况描述、外貌以及家庭关系。当有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地主也加入的时候，德拉库尔开心得不得了，自从妻子死后他还从未这样开心过呢。几周后，人数满了，德拉库尔写信给其他三十九位捐购者，建议说既然大家都属于同一阵营，不妨在衣服里缝上个记号——譬如一条丝带——加以区别。他还提议每年为捐购者们举办一次晚宴——他差点把捐购者写成“幸存者”。

这两个提议，几乎没什么人赞同，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回复，但是德拉库尔依旧把捐购者视同战友。假如在街上遇到一个捐购者，他会热情地向他敬礼，询问他的身体可好，简单寒暄几句，也许聊聊霍乱的事情。他的朋友拉格朗日也有投资，德拉库尔和他在盎格鲁咖啡馆可以待上好几个小时，盘算其余三十八个人还能活多久。

第一名投资者死亡的时候，市政公共浴场还没宣布开业。让艾蒂安同家人吃晚饭时，他提议为这位当初过于乐观而如今已作古人的七旬老翁干杯。稍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姓名和日期，然后在下面画上一条长长的黑线。

艾米莉夫人向丈夫表示，在她看来，公公这样高涨的热情是不合宜的。

“死亡基本上是他的朋友了，”查尔斯回答道，“只有他自己的死亡才会被他当作敌人看待。”

艾米莉夫人有点不懂，这到底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哲理，还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她生性善良，对丈夫的真正想法鲜有担忧。她更在意他的表达方式，而他说话的方式和他父亲越来越像了。

投资者们除了获得一张很大的捐购证书，还可以在“整个投资期间”免费使用公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因为这些有钱捐购的人当然也有钱拥有一间自己的浴室。可德拉库尔一开始是每周享用一下他的这一权利，后来就天天享用了。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滥用政府的乐善好施，而他不以为然，不为所动。如今，他每天按部就班。他会早早起床，吃一个水果，喝两杯水，花三个小时散步。然后他会去公浴，他与那里的服务员已经混得很熟了；作为一名捐购人，他有一条专供他使用的毛巾。随后，他会前往盎格鲁咖啡馆，和朋友拉格朗日讨论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德拉库尔看来，当天发生的事情，很少超过两件：捐购名单上可以预见到的人员减少以及市政府各种执法的不严谨。他认为，对于消灭狼群的奖励范围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幼小的母狼二十五法郎，成年的母狼十八法郎，公狼十二法郎，狼崽六法郎，奖励在证据核准后一周内支付。

拉格朗日喜好沉思冥想，而不善理论综合。他想了一下德拉库尔的埋怨，温和地评价道：“可是我还不知道有人在过去十八个月当中有看到一只狼的。”

“正因如此，更应让民众提高警惕。”

接着德拉库尔指责说验证酒是否掺假不够严格也不够频繁。依据至今仍然适用的第三十八条法规（1791年7月19日颁布），那些在酒里掺杂铅黄、鱼胶、坎佩切树提取物或其他有毒物质的，一律处罚金一千法郎和禁监一年。

“你只喝水。”拉格朗日指出。他举起自己的杯子，注视着里面的酒，“此外，假如我们的老板从事这等买卖，捐购者的名单就会大大缩减。”

“我可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赢。”

拉格朗日被他朋友严厉的腔调所震动。“赢，”他重复道，“赢，如果你把那也称作赢，那只有我死了你才能赢。”

“那我就太遗憾了。”德拉库尔说道，他显然无法想象另一种结果。

在盎格鲁喝完咖啡后，德拉库尔回到家，阅读生理学和饮食方面的著作。晚餐前二十分钟，他会给自己切一片新鲜树皮。当其他人在吃减寿的调制品时，他会细说那些食品威胁人类健康、阻碍人类永生，实在令人惋惜。

这些长寿的妨碍物渐渐缩减了当初那份四十名捐购者名单。每当一名捐购者去世，德拉库尔的好心情就随之高涨，他也会愈加严格遵守养生之法。运动，节食，睡眠；规律，节制，研习。有一本生理学的书，用隐晦的术语和突迸的拉丁文指出，男人健康的一个可靠标志是他性生活的频率。完全节欲，或者过分纵欲，都有潜在的伤害，虽然节欲更有伤害性。合适的频率——比如每周一次——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

德拉库尔深信这一实际必要性，于是向已过世妻子搬出一个个借口，勾搭上了公浴里的一名女服务员，每周拜访她一次。他会留给她钱，她很感激，他不赞成有什么爱的表示，他只希望他们之间是一种交易。他决定，一旦这三十九名捐购者都死了，他会给她一百法郎，或不到一百法郎，以酬劳她为他延寿的服务。

更多的投资者魂归西天，德拉库尔在笔记本上一一记下他们生命终结的日期，微笑着为他们的升天而举杯祝酒。某一天晚上，艾米莉夫人上床就寝后对她丈夫说道：“假如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比别人活得更久，理由何在呢？”

“每人必须找到自己的理由，”查尔斯答道，“这就是他的理由。”

“可是，当一个人大部分的乐趣就在于看到同伴们一个个离去，你不觉得奇怪吗？他的生命中没有寻常的快乐啊。他每天的生活井井有条，好像是服从于最严格的职责——可是，是什么职责，向谁负责呢？”

“当初认购可是你提出来的，亲爱的。”

“我当初提议的时候，可没想到这对他性格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我父亲的性格，”查尔斯板着面孔说道，“没有任何改变。他现在是一位老人，一名鳏夫。自然而然地，他的人生乐趣已减少，兴趣也已有些转变。但他现在和以前一样，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依然全力以赴，心无旁骛。他的性格没有改变。”查尔斯重复了一遍，似乎有人在指控他父亲已年老体衰。

假如问安德烈·拉格朗日，他会和艾米莉夫人持相同观点。德拉库尔曾经纵情享乐，如今苦行禁欲；曾经崇尚宽容，如今对人苛刻。拉格朗日坐在盎格鲁咖啡馆，听着德拉库尔对十八条烟草种植管理条例执行不严而高谈阔论。接着，一片肃静，德拉库尔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每个人应该有三条命。这是我的第三条命。”

单身，结婚，丧偶，拉格朗日猜想。或者，赌博，美食，养老保险。可是拉格朗日思考了好一阵才意识到，人们往往是因为某件日常事务而大发宏论，这件事情的意义被扩大化了。

“她叫什么？”他问。

“很奇怪，”德拉库尔说，“生命前行时，人的心境会改变。年轻时，我尊崇牧师，注重家庭，踌躇满志。至于心中的激情，我发现，当我遇见后来成为妻子的她时，周围的人都认可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爱的序幕，我们才有了彼此都珍视的肉体之欢。如今我年纪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不相信牧师能够给我们指引一条通往上帝的最佳道路，而我的家庭也常常让我恼怒，而且我已毫无抱负可言。”

“那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些财富，也有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不，我评判的是思想和性格，而非社会地位。教区牧师确是个和蔼可亲的朋友，对神学却愚昧无知；我儿子人很正直，但又非常沉闷。请注意，我可没有为自己的这一认识变化而歌功颂德。它只是恰好发生在我身上罢了。”

“肉体的欢愉呢？”

德拉库尔叹了口气，摇摇头：“年轻时，在那段从军的岁月中，在遇见已故妻子前，我会和那些送上门的女人厮混。年轻时的那些经历，没有哪一次让我知晓，肉体之欢可导致爱的情愫。我一直想象——不，我一直肯定——绝不会这样。”

“她叫什么？”

“分蜂，”德拉库尔回答道，“正如你所知，法律是清清楚楚的。只要养蜂人跟随分群的蜜蜂，他就有权要求收回和重新占有它们。可是，如果他未能跟在它们后面，那么蜜蜂栖落地的主人就享有对它们的合法权利。或者，以兔子为例。兔子从一个养兔场跑到另一个养兔场后，它就属于第二个养兔场的主人，除非该养兔场主人是将兔子诱骗过去的。鸽子也这样。如果鸽子飞落公地，谁都有权宰杀它们。如果它们飞到另一间鸽舍，它们就属于那间鸽舍的主人，只要它们不是被诱骗过去的。”

“你真叫我弄不懂了。”拉格朗日一脸宽厚地看着他，对他朋友的这种迂回兜抄了然于心。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总想把一切搞定。可是又有谁能预见蜜蜂什么时候分群呢？有谁能预见鸽子会飞到哪儿？或者什么时候兔子会厌倦自己的兔场？”

“她叫什么？”

“珍妮。公浴的一名女服务员。”

“公浴里做女服务员的珍妮？”众所周知，拉格朗日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可现在，他呼地站起，把椅子踢到后面。那声响让德拉库尔想起军中岁月、突遇的挑战和散架的家具。

“你认识她？”

“公浴里做女服务员的珍妮？是的。你必须跟她一刀两断。”

德拉库尔弄糊涂了。也就是说，他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可不理解拉格朗日说这句话的动机或目的。“有谁能预见鸽子会飞到哪儿？”他又说了一遍，对自己的这一表述甚是得意。

拉格朗日倚靠在他身上，用指关节敲打着桌子，看起来好像在颤抖。德拉库尔从来没见过他的朋友如此严肃、如此生气。“看在我们情谊的分上，请和她一刀两断。”拉格朗日重申了一遍。

“你一直都没在听。”德拉库尔靠回自己的座椅里，好离拉格朗日的脸远一些，“刚开始只是为了养生。我坚持那个女孩必须听话。我没想过以爱抚作为回报——我不主张这样做。我没怎么在意她。然而，尽管这样，我还是爱上了她。谁能预见……”

“我一直都在听，看在我们情谊的分上，我坚决要求你和她断绝关系。”

德拉库尔想了想这个请求。不，这是要求，而非请求。他突然回到了牌桌旁，面对着这个出价突然提高十倍的对手。此时此刻，德拉库尔估量着对手手上那把毫无表情的排成扇形的扑克牌，他从来都是依靠直觉，而不是算计。

“不行。”他轻轻答道，仿佛押上了一张小小的王牌作赌注。

拉格朗日一走了之。

德拉库尔啜了一口杯子里的水，泰然自若地衡量了一下各种可能性。他大致归结为两种：不满或者嫉妒。他排除了不满：拉格朗日一直都是个人类行为的观察家，而不是谴责异常行为的道德家。所以肯定是嫉妒。是嫉妒这女孩本身，还是嫉妒这个女孩所象征和证明的一切：健康、长寿、胜利？确实，认捐把人们一个个逼得行为古怪。它令拉格朗日异常激动，离开的时候活像一群蜜蜂。嗯，德拉库尔才不会跟随他呢。他爱在哪儿栖落就在哪儿栖落吧。

德拉库尔日复一日地过活。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拉格朗日的叛逃，还常常期盼他能再次出现在咖啡馆。他怀念他们之间的讨论，或者至少拉格朗日的专心致志；不过，他慢慢地接受了拉格朗日的离去。他看望珍妮的频率增加了。珍妮没有质疑，听他谈论各种法律的事情，虽然基本上听不懂。德拉库尔先前就告诫她不许表达任何无关的情意，所以她一直很安静、很温顺，虽然她不无注意到他的爱抚越来越温柔。有一天，她告诉他说她怀孕了。

“二十五法郎。”他几乎脱口而出。她辩驳说她不是在要钱。他向她道歉——他的思绪飞到了别处——并问她是否肯定那个孩子是他的。听到她的肯定答复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她肯定的语气，丝毫没有撒谎时的那种狠劲——他提出将孩子交由乳母抚养，由他支付费用。他暗自惊奇自己竟会如此喜爱珍妮。他觉得这其实不是珍妮的事情；它跟他自己相关，而不是珍妮，而且，他觉得，假如他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它也许就会离他而去，或者变得复杂起来，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让她明白，她可以完全依靠他；这就够了。此外，他把自己的这份爱视为一件私事而尽情享受。把它告诉拉格朗日已经是个错误；毫无疑问，再告诉给其他人就大错特错了。

几个月后，拉格朗日作为联合养老保险名单上的第三十六个人过世了。由于德拉库尔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之间曾有的争执，所以觉得有必要参加他的葬礼。当棺材落葬的时候，他对艾米莉夫人说：“他不够照顾自己。”抬起头，他看到墓碑另一边默哀人群的后面站着一个人，是珍妮，衣衫完整的珍妮。

依德拉库尔之见，和乳母相关的法律条文是无效的。1715年1月29日颁布的法条再清楚不过了。禁止乳母同时给两个婴儿喂奶，违则惩处妻子，丈夫被罚五十法郎；乳母一旦有两个月的身孕，必须将之公布；把婴儿送回其父母家也是一律禁止的，即使没有报酬，也必须继续尽其喂奶义务，过后由治安法庭补偿。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女人并不总是靠得住的。她们给其他婴儿喂奶；她们谎报孕期；假如婴儿父母同乳母在报酬上意见不合，婴儿往往就活不过第二周。或许，既然珍妮想要自己哺养孩子，德拉库尔应该允许她哺养孩子。

下一次碰面的时候，德拉库尔说看到珍妮站在墓旁他很吃惊。据他所知，拉格朗日从来没有行使去市政公浴泡澡的权利。

“他是我父亲。”她回答道。

亲子关系和私生子关系，他暗暗想道。《1803年3月23日法令》，4月2日颁布。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

“怎么可能？”除了质疑他说不出其他的话。

“怎么可能？”她重复。

“是的，怎么可能？”

“我是他女儿，这再平常不过了，我确定。”她回答。

“是的。”

“从前他去看望我母亲就像……”

“就像我看望你。”

“是的。他很喜欢我。他希望认我，将我……”

“合法化？”

“是的。可我母亲不愿意。所以就起了争执。她很害怕他会把我偷走。她看守我。有时候他会暗中监视我们。母亲临终时，要我承诺永远不会接受他、不会联系他。我答应了。我从没想过……没想过葬礼让我们联系上了。”

让-艾蒂安·德拉库尔坐在女孩狭窄的床上。脑海里回闪着一些镜头。世界比它原本应该的更没有意义。她肚子里的孩子，如果经过分娩的危险存活下来，就是拉格朗日的孙辈了。他选择不告诉我某些事，珍妮母亲不让他知道某些事，我不让珍妮知道某些事。我们制定了法律，可蜜蜂还是会分群，兔子还是会寻找另一个兔场，鸽子还是会飞到另一间鸽舍。

“我还是个赌徒的时候，”他最终说道，“大家都有非议。他们认为这是罪恶。我可从没这么觉得。对于我而言，这好像是对人类行为做出合乎逻辑的检视。当我是个美食家的时候，大家认为这是纵欲。我从没这么觉得。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一种寻找开心的合理方式。”

他看着她。她似乎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算了，这都是他自己的过错。“珍妮，”他说，握住她的手，“你一点儿也不必担心孩子。一点儿也不必像你母亲那样害怕。没有必要。”

“好的，老爷。”

吃晚饭时，他听着他那个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喋喋闲扯，不愿再去更正他的种种愚昧。他咀嚼着树皮，但是没有一点胃口。过了会儿，他杯子里的牛奶尝起来好像是产自铜锅，炖莴苣似乎散发出垃圾堆的臭味，苹果仿佛含有马毛枕头的质感。早上，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亚麻睡帽被他僵硬的手紧紧抓着，但他这是要把它戴上，还是因为某个缘由要把它摘掉，没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