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开始于我对那个德国人戳了一下。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奥地利人——毕竟听的是莫扎特——而且，一切其实并不是从那时开始，而更在数年之前。尽管如此，最好还是给出个确切的日期，你不觉得吗？

故而：在十一月的某个周四，皇家节日音乐厅，晚上7点半，先是安德拉斯·席夫演奏的莫扎特K595钢琴协奏曲，然后是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我记得在出发的时候我在寻思，肖斯塔科维奇的某些篇章可列为音乐史上最为洪亮的作品，它们的音响盖过一切。然而这是后话。晚上7点29分：音乐厅已满，观众正常。最后到的那几个人正从赞助商楼下的会前酒会踱步而来。这种人你知道的——哦，好像已经过半了，不过我们还是把这杯喝完，方便一下后再上楼，沿途还要推搡着穿过五六个人。慢慢来，兄弟：老板在忙着收钱呢，这样海丁克大师就可以在演员休息室多待会儿了。

那个奥地利-德意志人——说句公道话——至少是7点23分就到了。他身材矮小，有点秃顶，戴着眼镜，立领上佩着一个红领结，穿的并不是正式的晚装，而可能是他家乡那里典型的约会装束。他还非常冒失，我想，部分原因是他拉着两个女人，一边一个。他们都已三十多岁，在我看来，这个年纪都该有些见识了。“这几个座位不错。”当他们在我的前面找到自己的位子时，他说道。J37、38和39号。我在K37号。我立马就讨厌他。讨厌他向其同伴夸耀自己为她们买的票。我猜想，这些票也许是他从某个票贩子那里搞来的，搞到手了才松了口气；不过他可没那样说。为什么要让他起疑呢？

如我所说，观众都很正常。80%是白天从市区医院里放了出来的，肺病病房和耳鼻喉科的优先拿到了票。如果你咳嗽，并且超出了95分贝，那现在就来预订更好的位子吧。至少，人们在音乐会上不会放屁。反正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放屁。你有吗？我希望他们放。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观点：如果你可以压制住身体的这一端，为什么不能压制住另外一端呢？据我的经验看，两者受到的警告大致是相同的。但是总体上，人们在莫扎特音乐会上不会肆无忌惮地放屁。所以我觉得，那些阻止我们堕落到纯粹野蛮状态的文明的残迹就是憋住。

开始的“快板”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个喷嚏声，有人在平台中央吐浓痰，此人几乎需要接受手术干预，一个电子表的铃声，还有窸窸窣窣翻阅节目单的声音。有时候我想，他们应该在节目单的封面放一段使用指南。例如：“这是一份节目单。向您介绍今晚的音乐。您不妨在音乐会开始前浏览，以了解音乐会内容。如果您浏览晚了，就会给他人造成视觉干扰，并且发出一些低微的噪声，您会错过某些音乐，并有打搅邻座的危险，尤其是坐在K37号的那位男士。”节目单上偶尔也会有少量的信息，类似于建议，告诉你关掉手机或者咳嗽时使用手帕。可是，有人会在意吗？这就像吸烟者看到烟盒上有害健康的警示一样。他们看在眼里，却没往心里去；某种程度上，他们觉得这警示并不适用于他们。音乐会上的咳嗽者想必也是如此。我倒并不想听上去太过善解人意：那是宽容心所在。要不就这么说吧，你会多久看到有人拿出手帕来掩盖咳嗽的声音？有一次，我坐在正厅前座区的后面，T21号。巴赫的双重协奏曲。我的邻座，T20号突然开始像一匹横卧的野马一样拱起身子，盆骨奋力向前，疯也似的去掏他的手帕，结果同时勾出了一大串钥匙。钥匙应声落地，让他乱了阵脚，举手帕和打喷嚏都不是一个方向。真是太感谢您了，T20号。接下来，缓慢乐章的一半时间他都在焦急地盯着他的钥匙。最终他用自己的脚盖住了钥匙，解决了这个难题，重新心满意足地盯着台上的独奏者。时不时地从他移动的脚下会传来微弱的金属碰撞声，这也为巴赫的乐曲增添了些颇为有益的装饰音。

“快板”结束，海丁克大师缓缓地低下头，仿佛是给每个人下了许可令，允许他们用痰盂，允许他们聊圣诞购物。J39号——那个维也纳金发女郎，老是在翻节目单，不停摆弄头发——与J38座的立领先生相谈甚欢。他不停地点头，表示他对套衫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价钱的认同。或许他们是在议论席夫指间的精妙，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海丁克抬起头，暗示聊天时间已过，他举起拐杖，要求停止咳嗽，然后微微竖起耳朵，侧转身子，示意他——就他个人而言——现在想要认真聆听钢琴家的开场了。你兴许知道，“小广板”以一段无其他乐器支撑的钢琴开始，而那些费心读节目单的听众肯定知道，这段开场曲被称作“简单、宁静的旋律”。也正是这一段协奏曲，莫扎特决定不用任何小号、竖笛和鼓，也就是说，邀请我们和钢琴更加亲密地接触。就这样，海丁克歪着头，席夫演奏了最初几个静谧的小节，J39想起了关于套衫她还有些话要讲。

我探身戳了一下那个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顺便一提，我对外国人并无敌意。诚然，如果他是一个体形巨大、爱啃汉堡又穿着世界杯T恤的英国佬，我可能会再思而行。既然实际上他是奥地利-德国人，我确然做了再思。思路如下：一、你现在来我的国家听音乐，那就别像在自己国家那样为所欲为；二、考虑到你的国籍，在莫扎特音乐会上有如此行为就更加恶劣。于是，我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组成一个三脚架，狠狠地戳了一下J38。他本能地转过身，我瞪视着他，并用手指轻轻拍打嘴唇。J39停止饶舌，J38一脸愧疚，这让我很满意，J37看起来有点被吓到了。于是，K37——我——回到音乐中。并不是说我能专注音乐了，而是我感觉喜悦就像打喷嚏的冲动一样在我体中升腾。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这样做了。

回家后，安德鲁用他惯常的逻辑来打击我。也许，我的这位受害者认为这样做无伤大雅，因为周围人都在这样干；这样不是不礼貌，而是在表示礼貌——在伦敦的时候……此外，安德鲁想知道，当时的很多音乐难道不就是为了王室贵胄而作的吗？那些个恩主及其随从难道不是一边闲庭信步、享受自助晚餐、朝竖琴师扔鸡骨头、和邻座的老婆调情，一边心不在焉地听他们低贱的雇工敲击风琴？可是这些音乐并不是抱着不良行为创作的，我反驳道。你怎么知道？安德鲁答道：这些作曲家当然知道人们会怎样来听他们的音乐，于是，要么写出格外洪亮的乐曲来盖过丢鸡骨头和打嗝儿的声音，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创作出美轮美奂的曲子，这样，即使是一个荒淫好色、土头土脑的男爵也会刹那间停止玩弄药剂师老婆那裸露的肌肤。难道这对演奏者不算是挑战吗？或许，正是因此，他们最终的音乐才会如此恒久千古，如此美妙动听？最后，我这个并无大碍的硬翻领邻座或许是那个土头土脑的准男爵的直系后裔，他这样做只是在继承家族习俗：他付了钱，听多听少是他的选择和权利。

“二三十年前，”我说，“在维也纳，如果你听歌剧时发出哪怕是最轻声的咳嗽，一位穿及膝马裤、涂脂抹粉、戴假发的男仆便会走过来给你一颗止咳糖。”

“那肯定会更加让人分心。”

“但下次他们便不会再咳嗽了。”

“不管怎么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去听音乐会。”

“为了我的身心健康，医生。”

“看来是适得其反。”

“没人能阻止我去音乐会，”我说，“谁也不行。”

“咱们别谈这个了。”安德鲁答道，看向一边。

“我可没在谈。”

“那就好。”

安德鲁认为，我应该待在家里，和我的音响、我收藏的CD以及我们宽容友善的邻居为伍，我们的邻居很少会在界墙的另一边清喉咙。如果去音乐会只会让你生气，为什么还要想着去呢？他问道。我之所以这样，我告诉他，是因为，当你身处音乐会大厅，你付了钱，不辞辛苦地过去，你就会听得更加投入。可事实并不像你告诉我的这样，他回答道：大部分时间你好像都心不在焉。噢，当然，如果我没有被打扰，我肯定会更加投入。那么，一个纯理论的问题是，你究竟会更加关注什么呢（你明白安德鲁有时是很咄咄逼人的）？我沉思片刻，然后说：实际上是大音位和弱音位。对于大音位而言，不管你的音响系统有多么精良，没有什么堪比上百个乐师在你面前震耳欲聋地合力演奏。至于弱音位，那就更加吊诡了，因为你以为任何高保真音响都可以将它们演绎得很好，其实不然。例如，缓慢舞曲开始的几小节，漂越了20、30、50码的空间；不过，“漂”并不是合适的字眼，因为这一用语隐含游移的时间，而当音乐奔向你时，一切时间感顿然消弭，空间感、位置感也莫不如此。

“告诉我，肖斯塔科维奇怎么样？足以洪亮到盖住那帮浑蛋吗？”

“哦，”我说，“这倒是个挺有趣的问题。你知道它是如何以宏大的高潮开场的吗？它让我意识到我谓之大音位的意义。每个人都在极力制造噪声——铜管乐队、定音鼓、大破鼓——你知道最突出的是什么吗？木琴。那个女人奋力猛击，木琴发出的声音如铃声一般清脆。好吧，如果你是在唱片上听到这个声音，你会以为这是某种精巧工程的结果——聚光灯强调，或者无论其他什么称呼。在大厅里你就知道，这正是肖斯塔科维奇想要的效果。”

“这么说你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可是，这也让我意识到，音调才是重要的。短笛也是以这种方式脱颖而出。所以，它要较量的并不只是咳嗽、打喷嚏和它们的音量，还有音乐的质感。当然，这意味着即使在震耳欲聋的时候，你也无法放松。”

“应该来个涂脂抹粉、戴假发的人给你些止咳糖，”安德鲁说，“不然，你知道，我觉得你一定会气得呜哇乱叫不可。”

“那也是因为你。”我答道。

他知道我指什么。让我跟您讲讲安德鲁吧。如今我们已经同居了有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在三十八九岁时相遇。他在V&A的家具部上班。日复一日，无论阴晴，从伦敦的一边穿梭到另一边。途中，他做两件事：一、用随身听听磁带上的有声书；二、留心沿途的木柴。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多数时候他的篮子里装满了木柴，足够晚上使用。因此，他骑着自行车，听着第325盘磁带——《丹尼尔·德隆达》——从这一文明之地奔向另一文明之地，一路上时刻留意旧料桶和掉落的树枝。

可是，不止如此呢。尽管安德鲁知道很多叉道上木柴枝蔓，他却把旅途的大量时间花在高峰时段的车流里。你也知道那些开汽车的是什么德性：他们只注意其他开汽车的。当然，还有公交车和卡车，偶尔留意下开摩托车的，但是从来都不会在意骑自行车的。这点让安德鲁很抓狂。看看他们，舒舒服服地坐着，吐着烟雾，一人一辆车。堵在这儿的就是一群糟蹋环境的自大狂，他们一个劲儿地企图拐进大约18英寸宽的空隙里，完全不先核实一下是否有骑自行车的人在。安德鲁对他们大吼大嚷。我文明的朋友、同伴、前情人安德鲁，手执恢复剂，已经在精细镶嵌工艺品上埋头忙活了半天的安德鲁，耳朵里灌满了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的语句的安德鲁，突然怒吼道：

“你他妈的王八蛋！”

他还吼道：“祝愿你得癌症！”

或者：“他妈的往卡车下面开，蠢货！”

我问他会对女司机说什么。

“噢，我不会叫她们王八蛋，”他回答道，“通常一句‘你他妈的婊子！’就够了。”

说罢，他骑走了，去寻找木柴，同时为书里的主角格温德琳·哈莱斯担着心。他经常在司机挡住他的路时用自己的羊皮手套狠狠地敲打汽车顶。那声音听上去肯定很像施特劳斯或亨策音乐中的雷车。他还会啪地扳转后视镜，把它们折向车身。这一举动让那些浑蛋暴跳如雷。但是他现在不这样干了；大约一年前，一辆蓝色蒙迪欧的车主追上他，把他从自行车上逼了下来，对他大肆威胁了一番，安德鲁因此害怕了。现在，他只会声嘶力竭地骂他们他妈的王八蛋。他们没法反对，因为他们就是那号人，而且他们自己心知肚明。

我开始在去音乐会的时候带些止咳糖。发糖果时我就像是在开现场罚单，距离近的我当时就递给他们，远的违规者，我会在场间休息时送去给他们。但是，正如所料，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你在音乐会当中给某个人一颗包着的糖果，那你就得听他剥去糖纸的声音。而如果你给他们一颗不带包装的糖果，他们几乎不太可能会直接丢进嘴里，不是吗？

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发动攻势，或者在恣意报复；他们确实以为这是友好之举。有一天晚上，我在吧台旁拦下了那个男孩，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肘上，力度不够大，使得这一举动暧昧不明。他转过身，黑色高领毛衣，皮夹克，金色刺头，和善的宽脸。瑞典人，或丹麦人，或许是芬兰人。他看了看我伸手递给他的东西。

“妈妈一向告诉我绝不要拿面慈目善的先生给的糖果。”他笑道。

“你刚才在咳嗽。”我回应道，声音很轻，听不到生气的口吻。

“谢谢。”他拿住糖果包着的一端，轻轻地从我的指间拽了过去，“想要喝点什么吗？”

不，不，我什么都不想喝。为什么不？原因是我们都不愿提及的。我正站在2A这一层的侧楼梯上。安德鲁去方便了，我才和这个男孩攀谈起来。我以为我还有些时间。然而，我们正在相互交换电话号码时，我转身看到安德鲁在注视着我们。我很难装作是在买一辆二手车，或者说这样的事是第一次发生。或者……装作是其他任何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回到座位上去听后半场音乐会（马勒第四交响曲），而是度过了一个漫长、糟糕的夜晚。那是安德鲁最后一次跟我去音乐会。他也不再想和我同睡一张床了。他说他（可能）依然爱我，（可能）依然和我同居，但是他再也不想操我了。后来，他说谢谢你啦，他甚至也不想有任何和性沾边的举动。或许，你以为安德鲁的这一态度会让我对那个笑嘻嘻的、面容和善的瑞典或芬兰或管他什么国家的男孩说，好的，谢谢，我想喝一杯。但是，你错了。不，我不想喝，谢谢你，不喝。

办好一件事是很难的，不是吗？对于表演者来说，想必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忽略那帮得了支气管炎的浑蛋，他们也是在冒险，因为他们很可能被当作是对于音乐过于投入。嘿，尽兴地咳嗽吧，他们不会在意的。但是，如果他们企图施加权威……我目睹布伦德尔在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忽然游离键盘，朝冒犯者所处的大致方向怒目而视。但是那个浑蛋甚至可能根本未注意到布伦德尔训斥的目光，而我们其他人则开始惴惴不安，担心他是否已心烦意乱，等等。

我决定采取新举措。这止咳糖的方法，犹如骑自行车的向开汽车的做出一种表意的手势：是的，您太好了，感谢您变换车道，反正我正准备来个急刹车，然后吓出个心脏病来呢。根本没用。或许是时候敲一敲他们的车顶了。

让我跟你解释下我这个人，我身体相当健壮：健身房里待了二十多年对我可没坏处。与一般鸡胸的音乐会听众相比，我算得上是个卡车司机。而且，我穿一件深蓝色、厚实的谢尔盖西装，白色T恤，系一条深蓝色朴素领带，在翻领上别一个盾形的纹章徽章。我选择这一套服装却是别有用心的。违规者普遍会误以为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引座员。最后，我从正厅前座移到了加座。就在观众席的周边：从这儿你可以一边紧跟向导，一边巡视正厅前座和楼厅的前半部。这位引座员不会分发止咳糖。他会等到场间休息时再派发，然后跟着那个冒犯者大摇大摆地走出音乐厅，来到吧台，或是拥有宽阔视野、可以欣赏泰晤士河天际线的区域，这些区域大都没什么两样。

“不好意思，先生，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了您刚才那个毫无顾忌的咳嗽所达到的音量？”

他们紧张地看着我，而我呢，确保我的声音也是毫无顾忌。“据估算，它达到了85分贝，”我继续道，“小号的响亮音也大致如此。”我很快便学会这时候不能给他们机会解释自己如何患上了这种讨厌的咽喉病，再也不会这样了，或者其他什么。“那么，谢谢您，先生，劳您大驾……”我继续说下去，那个“我们”历久犹存，是对我半官方身份的认可。

对待女士，我则有不同的方式。就像安德鲁所指出的那样，“你他妈的浑蛋”与“你他妈的婊子”是必定有区别的。而且，往往有这样的问题，即，从用时髦的手绘在洞穴上涂了红色野牛以来，她身边的男伴或者她丈夫的心里就激荡不已。“夫人，我们对您的咳嗽深表同情，”我几乎像个医生似的低声说道，“可是，乐队和指挥觉得毫无助益。”如果他们仔细推敲，此言甚至更加冒失；这与其说是在敲车顶，倒不如说是把后视镜折向车身。

可是，我也很想敲敲车顶。我想冒犯一下别人。好像这样才对头。于是我想出了各种各样骂人的台词。例如，我会先确认冒犯者，然后跟着他（据个人统计，往往是个男士）到他幕间休息时手端咖啡或者半杯啤酒站立的地方，用治疗师称为“非对峙的方式”问他：“打搅了，请问您喜欢艺术吗？您经常去博物馆和画廊吗？”

通常这都会引起对方积极的回应，即使其中还夹杂着些许怀疑。难道我身上藏着一个笔记板或调查问卷？所以，我会紧接着继续问道：“您最喜欢的画是什么呢？或者其中之一是什么呢？”

人们喜欢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被赐赏的答案有：《干草车》《镜前的维纳斯》或者莫奈的《睡莲》等。

“我说，想象一下，”我会礼貌且欢悦地说，“您此刻正站在《镜前的维纳斯》前，我站在您的身边，正当您在欣赏这幅您最喜爱的举世闻名的大作时，我开始朝它大吐口水，弄得画布上挂满口水。您会怎么样想呢？”我依然保持这份理性十足、一本正经的口吻。

他们的回应各种各样，有蓄意动手的，也有反思的，有“我要叫保安了”，也有“我觉得你是个疯子”。

“正是如此，”我走近一些，回答道，“所以，别”——说到这儿，我有时候会戳一下他们的肩膀或者胸膛。这一戳比他们预想的力度要大——“别在欣赏莫扎特的过程中咳嗽。这时咳嗽就像向《镜前的维纳斯》吐口水。”

这时候，多数人会显得不好意思，也有少部分人会适时表现出像在商场顺手牵羊被抓时的窘相。还有一两个会问：“你以为你算老几？”对此，我回答：“只是一个像你一样买了票来听音乐的人。”请注意，我从未声称自己是个当官的。然后，我追加一句：“而且，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

还有些人会撒个谎。“是因为花粉过敏。”他们说。我则回应道：“你还专门把花粉带进来了，是吗？”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深表歉意，说他没把握好时机：“我以为我了解这曲子。我以为那里该是一个突高潮，没想到音量渐弱。”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但是，我无法假装每个人要么通融迁就，要么垂头丧气。穿细条纹衫的怪老头，吵吵闹闹的讨厌鬼，身边带着一群傻傻窃笑女人的硬汉子：这帮人有时候可难弄呢。我通常会走一遍我的流程，于是他们就说：“你以为自己是老几啊？”或者：“哎，给我走开，行吗？”——诸如此类的回应，其实并没有针对问题；还有的会看着我，好像我才是个怪人似的，然后对我不屑一顾。我不喜欢他们这样，我认为这是很不礼貌的，于是我用手肘轻推一下他们拿饮料的手好让他们转向我；如果就他们几个人，我会靠近他们，说：“听我说，你们他妈的浑蛋，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被这样骂，他们通常都会不乐意。当然，如果旁边有一位女士，我会适当缓和言辞。“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傻瓜，”我说道，然后稍停片刻，像是在寻找恰当的措辞，“怎么着？”

其中一人招来了音乐厅的引座员。我看穿了他的意图，所以我端着一杯容量适中的水径直坐下，偷偷拿掉我的纹章徽章，做出一副非常讲理的样子。“真高兴他把您叫了过来。我正想找个人咨询一下。对肆无忌惮的咳嗽者，音乐厅到底有什么对策？我想，到了某个程度，你们会采取措施，请他们离开的吧。如果您可以详述一下提意见的程序，我相信今晚很多听众都会欣然支持我的提议，即，今后请别把票订给这位，嗯，绅士。”

安德鲁还在琢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他说我应该改去威格莫尔音乐厅。他说我应该待在家里听唱片。他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保持警惕，根本不可能专注于音乐。我告诉他我不想去威格莫尔音乐厅：室内乐我留到以后再听。我想去节日音乐厅、阿尔伯特音乐厅和巴比肯，没人能阻止我。安德鲁说我应该坐在经济座上，坐在高坛中或者流动听众之中。他说，那些坐在豪华座里的人就像——其实，很有可能——和那些开宝马的、路虎揽胜的和沃尔沃的是同样的人，都他妈的是些浑蛋，我还指望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有两个建议可以用来改善人们的行为。第一个建议，在头顶天花板上安装聚光灯，而如果有人制造的噪声超过一定程度——这个规定应在节目单中说明，还得印在票上好让那些没有买节目单的听众也对这个惩罚有所知晓——那么他位置上的灯就会亮起，此人还必须坐在那儿，像被关在猪圈里一样，一直到音乐会结束。我的第二个建议则较为慎重。要给音乐厅的每一个座位都装上电线和一个微型的可控电震，震动的强度依据座位上人的咳嗽、打喷嚏、抽鼻涕的声音各不相同。这样做往往会——正如针对不同物种而做的实验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阻止犯规者重蹈覆辙。

安德鲁说，除了出于法律上的考虑，他还预见到我这一计划会遭遇两大反对意见。第一，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受到电击，他或她就可能发出比之前更大的噪声，这无疑会适得其反。第二，尽管他在感情上很支持我的谋划，但在思想上他断言，假如对听音乐会的人实施电刑，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效应很可能是他们将来就不太愿意订票了。当然，如果伦敦爱乐乐团在一个完全空旷的音乐厅演奏，那他可以预见肯定没有任何外部噪声困扰我了。所以呢，是的，那就可以实现我的目标了，不过，除了我没别人坐在那儿的话，乐团可能需要超乎想象的高额赞助费。

安德鲁就这么叫人来气，难道你不觉得吗？我问他有没有试过欣赏一段关于人性的安静、忧伤的音乐，而旁边正有人在打手机。

“我想知道那音乐是用哪种乐器演奏的，”他答道，“或者根本就不用乐器。你只要将一千多个听众绑在座位上，然后悄悄地将一股电流传遍他们全身，同时告诫他们别出声，不然就会震得更厉害。你会听到压低的呻吟和叹息，还有各种各样低沉的吱嘎声——这就是你所谓的关于人性的安静、忧伤的音乐。”

“你也太愤世嫉俗了，”我说，“说实话，这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你今年多大了？”

“你应该知道的。我上次生日你忘了。”

“这只表明我老了。继续，说你多大了。”

“比你大三岁。”

“那就是？”

“六十二。”

“还有，如果我说得不对，就纠正我，可是你并不是一直都这样吧？”

“不是的，医生。”

“你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去听音乐会，但你只是坐在那儿开心地听完就好？”

“我记得，是的，医生。”

“那是因为现在其他人的素质越来越低，还是因为你老了变得更加敏感了？”

“人们素质越来越低，所以让我变得更加敏感。”

“那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他们这个改变的呢？”

“从你不再同我一起去开始的。”

“我们不谈这个。”

“我没在谈。是你在问问题。的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你不再和我一同去开始的。”

安德鲁思忖片刻。“这正证实了我的观点。你是从自己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开始才注意到了别人的改变。所以，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你，而不是他们。”

“那你跟我一起去，我就不会那样了。”

“我们不谈这个了。”

“好，我们不谈这个。”

几天后，我在楼梯上绊倒了一个男人。他特别气人，和一个穿短裙的粗俗女子最后一个到场，两腿叉开，向后靠着；摇头晃脑地左顾右盼。在乐章中间停顿时（这可是西贝柳斯的协奏曲）他们聊着天，还相互搂搂抱抱。当然还有揉节目单的声音。然后，在最后一个乐章时，猜他干了什么？他靠在同伴的身上，在她的大腿内侧奏起了双音。她装作无视他的样子，乐呵呵地用节目单敲打了一下他的手，于是那男人坐直了身子，他那张直冒傻气、扬扬自得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中场休息时，我径直向他们走去。这个人，怎么说呢，可嚣张啦。只说了句“去你妈的，蠢货”便推开我走了。就这样，我跟着他们一直到2A层的侧楼梯上。他显得很着急，可能是赶着咳痰、吐口水、咳嗽、打喷嚏、抽烟、喝酒或者是赶着给他的电子表定上闹钟提醒他什么时候用手机。我看准他的脚踝一脚踢了过去，他从半空摔了下去，来了个脸朝地。他是个大块头，看上去像是出血了。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这个一样不文明、刚听到“去你妈的，蠢货”时还在傻笑的女人尖叫了起来。这下好了，我转身时想，以后你就知道要对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多一点尊重了。

这一切都关涉尊重，是不是？如果你不懂尊重，就得有人给你上一课。真正的考验，唯一的考验便是，我们到底是变得更加文明呢还是更加粗鲁？难道你不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