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之前，他去了盥洗室，小心翼翼地沿着伸出的支架移出刮脸镜，把它转到化妆镜的一面，从他的盥洗用具袋里拿出指甲剪。他先是修了修几根床垫弹簧似的枝杈丛出的眉毛，接着微微侧向一旁，从耳朵里长出来的各种东西便都见了光，他略微剪了剪。依稀觉得有些消沉，他向上推着鼻子，检查两个鼻孔。没有长得太夸张的，至少这会儿没有。他把法兰绒布一角弄湿，擦掉耳朵后面的污垢，大面积清扫耳廓，又最后戳了一下蜡滑滑的耳洞。他定睛观察镜中的自己，只见耳朵被压成了鲜艳的粉红，仿佛他是个受到惊吓的男孩，或是个害怕亲吻的学生娃。

那个用来漂白湿法兰绒布的添加剂叫什么来着？他管它叫耳壳。也许医生给它起过专名吧。耳朵后面会像运动员的脚一样长真菌吗？可能性不大：这地方太干了。哦，或许会长耳壳吧；或许每个人对它都会有自己的叫法，所以其实没必要有学名。

真奇怪，怎么就没人给修枝剪叶的人和园林造型师起个绰号呢？先是叫理发师，后来是美发师。可是他们上次“装饰”头发是什么时候的事儿？“造型设计师”？假时髦。“卷发师”？搞笑吗。他和艾莉之间用的词与之比起来也是半斤八两。“去头发（barnet）店。”他宣布道。头发。巴尼特马匹展销会。毛发（fair）。

“呃，3点，凯莉。”

一只湛蓝湛蓝的指甲在一行铅笔写的大写字母中踉踉跄跄地划着。“好的。格雷戈里？”

他点了点头。他第一次电话预约的时候，被问及姓名时他回答：“卡特莱特。”电话那头突然愣住了，没来得及想原因，他便改口说，“卡特莱特先生”。现在他看到了登记簿里自己那上下颠倒的“格雷戈里”。

“凯莉马上就为您服务。先给您洗头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仍然不能轻松转换成洗头时需要的姿势。脊椎大概正传递着刺激信号吧。眼睛半睁半闭，头颈试着去找洗盆的边缘。有种在仰泳而不知道泳池的另一头在何方的感觉。躺在那儿，脖子挂在冰冷的瓷器上，喉咙突出。头朝下，等着断头刀砍下。

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儿冲他例行寒暄，从她手上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关切——“水太热了？”“在度假吗？”“需要护发素吗？”——她一边问，一边半真半假地用手捂着他的耳朵，防止有水入耳。这么多年来，他在头发店已经养成了一种半开玩笑的顺从。还记得第一次一个脸红的学徒问他是否需要护发素时，他回答：“你觉得呢？”认为她对于他头皮的高见会助她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若是咬文嚼字，那个叫作“护发素”的东西估计只是改善你头发的生长状况；另外，假如它本身没有有效的答案供选择，那干吗还要提这问题呢？而征求建议往往只会令人困惑，引出保守的回答：“随便吧。”因此，他会依自己的即时兴致，要么说“好的”，要么说“今天不要了，谢谢”。当然，也取决于这女孩儿是否有本事不让他耳朵进水。

她小心地半引导地让他回到椅子上，仿佛头上滴里耷拉流水的人就跟盲人差不多了。“想喝茶呢还是咖啡？”

“什么都不喝，谢谢。”

不再是鲁特琴和提琴奏乐，也没见一帮懒汉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但这里有震耳欲聋的音乐，还可以点杯饮品，还有五花八门的杂志。《晨号》和《花絮》都去哪儿了？他坐在橡胶坐垫上扭来扭去时那些老头儿挺喜欢读那两本杂志的。他拿起一本《嘉人》，一本女性杂志，被别人看到在读这个也无伤大雅。

“嘿，格雷戈里，最近可好？”

“不错。你呢？”

“没什么可抱怨的。”

“凯莉，新发型不错啊。”

“哇。旧的看厌了，你懂的。”

“我喜欢哦。看上去真不错，挺垂顺。你喜欢吗？”

“还行吧。”

“哦不，很成功嘛。”

她莞尔一笑。他也回了一个微笑。他也会来这个，顾客与店员之间相互戏谑，半真半假。他花了整整二十五年才学得对了味儿。

“那么您今天过得怎样？”

他抬起头，从镜子里看着她，高个子姑娘，齐短发，他真心不喜欢。他觉得这发型让她的脸太过于棱角分明。不过他又懂什么？他连自己的发型都不关心。凯莉真是善解人意，她立刻领会到格雷戈里并不想让人问起他的假期。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说：“先给您润洗一下，跟上次剪的一样？”

“好主意。”跟上次一模一样，下次也一样，下下次也不变。

美发店笼罩在混杂的气氛中，宛若一个欢欢喜喜的门诊部，大家都无大碍。尽管这样，他也能应付自如。如今，社交恐惧症已烟消云散。他又成熟了点儿。“那么，格雷戈里·卡特莱特，回顾一下你迄今为止的人生吧。”“哦，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宗教和理发师了。”他从没加入过十字军，不管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读中学和大学时，他总是躲避目光热切的福音传道者。而现在，每当礼拜天早上门铃响起的时候，他就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上帝’来了，”他对艾莉说，“让我来。”台阶上，一对穿着得体、讲究礼节的夫妇站在那儿，他们中通常有一位是黑人，有时候还会带着个可人的小娃儿，说着用脚指头都能想到的开场白：“我们正挨家挨户巡访，询问大家是否担忧当今的世界状况。”回应这番话的诀窍在于，不要老老实实地说“是”，也不要抛出一个沾沾自喜的“不”。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总能给自己找到台阶下。于是他会露出一个家长式的微笑，单刀直入：“宗教吗？”面对他犀利的直觉，他们弄不清楚究竟是“是”还是“不是”才是合适的回答，趁这当儿他送上了一句尖刻辛辣的“祝您在下一家有好运”，以此结束这场邂逅。

实际上，他很喜欢洗头的感觉；通常都喜欢。剩下的部分对他来说只是个过程而已。他在肉体接触中享受着极致快感，肉体接触如今就是一切。不经意间，凯莉会把臀靠在他的上臂，抑或身体其他部位轻轻擦过他的身体；她穿衣从来都不是很正式。以前，他一直觉得这些都是他的专属待遇，而且深深感激那个下垂的布单子遮住了他的大腿。如今，这丝毫不会打扰他看《嘉人》。

凯莉正在跟他讲自己是如何在迈阿密申请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份游轮上的工作。出海五天、一周，或是十天，接着便可以上岸休假，花掉你挣来的钱。她说那时她在那儿有个女朋友。听起来蛮有趣的。

“好爽，”他说，“什么时候不干了？”他想：迈阿密治安太乱，不是吗？枪击事件。古巴人。各种犯罪。还有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她在那儿安全吗？游轮上有性骚扰吗？她是个长相不错的女孩儿。哦，对不起，嘉人，我的意思是女人。但是某种意义上是个女孩儿，竟能激起他这样的人产生一些为人父母般的担心。他这样的人：回家，上班，剪头发。他的人生，他承认，是一场漫长而怯懦的冒险。

“你多大了？”

“二十七。”凯莉说，这仿佛是青春的尽头了。再不立即行动，她的人生就将遭受永远的伤害。再过几周时间，她便和发廊那头那个满头卷发筒的老婆娘别无二致了。

“我有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女儿。嗯，她二十五了。我想说，我们还有一个。共有两个女儿。”他有些语无伦次。

“那么您结婚多久了？”凯莉问道，语气中带着一副准数学式的讶异。

格雷戈里抬眼望着镜子里的她。“二十八年了。”想到一个人的婚龄竟然与自己活在这世上的时间一样长，她不禁嘻嘻笑了起来。

“老大已经离家，当然啰，”他说，“不过我们还有珍妮陪着。”

“挺好的。”凯莉说，可是他看得出她对这个话题已然没了兴致。尤其是对他，深感无聊。不过是另一个老家伙，长着稀稀疏疏的头发，用不了多久他就得越发仔细地梳理了。还我迈阿密；快！

他害怕性爱。这是真的。他已不再懂得它对他有什么用了。做爱的时候他很享受。他想了想，觉得今后的日子里，这会渐渐地越来越少，到了某一天，他就不会再做爱了。不过，这倒不是让他感到害怕的地方。也跟那些恐怖的细节无关，那些写进杂志里的细节。他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自己的恐怖细节。当初，他站在浴室里，艾莉把他的鸡巴含在她嘴里，那一切显得如此明晰而大胆。那一切不言自明，真真切切，理所当然。现在，他怀疑自己是否一直以来都做错了。他不知道做爱是为了什么。他觉得别人也不懂，可是想到这儿他依然没能感到释怀。他想大声号叫。他想对着镜子号叫，看着自己号叫的模样。

凯莉的臀部碰着他的手臂，不是臀的边缘，而是内侧。至少他知道了一个他当年年轻时不知道的答案：是的，阴毛是会变白的。

他并不对小费犯愁。他有一张二十英镑的钞票。十七镑是理发的钱，一镑给洗发姑娘，两镑给凯莉。他还多带了一镑，万一他们涨价呢。他发现，自己就是那种人。那种兜里会装着应急硬币的人。

此时，凯莉剪完了头发，站在他正后面。她的乳房出现在他头的两侧。她把格雷戈里的两鬓夹在大拇指跟其他手指之间，脸转向了别处。这是她的小把戏。她告诉他，每个人的脸都有些不对称，所以，如果你用眼睛去判断，总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她靠感觉衡量，脸朝着收银台，朝着外面的街道，朝着迈阿密。

满意了，她拿起吹风机，用手指选了个“蓬松效果”的挡，这种效果可以持续到晚上。之前她一直在机械工作，现在大概在盘算着是否能在下一个湿漉漉的头朝她过来之前跑出去抽支烟。于是她每次都会忘记去拿镜子。

几年前他有过一次壮举。对他妈的镜子专政地反抗。前面，后面。四十多年来，每当他去理发店、美发厅或头发店，无论他有没有看清那是不是自己的后脑勺，他总会温顺地表示满意。他笑着点头，望着他点头的动作在倾斜的玻璃上再现，然后用言辞表达：“不错”或是“现在清爽多了”或是“没错儿，就这样”或是“谢谢”。即使他们在他的后脑勺上剪出一个纳粹标志，他多半也会赞许。可是有一天，他想，不，我不想再看后脑勺了。如果前面好好的，后面也会没问题。这不是狂妄，对吧？不是，逻辑上很行得通呢。他为自己的独创精神感到无比自豪。当然啦，凯莉总是忘了拿镜子，不过这没关系。实际上这反而更好，这意味着他那怯懦的胜利每次都会重演。这会儿，她朝他走过来，心却飘向了迈阿密，镜子在空中晃荡，他举起手，脸上挂着那惯常、宽容的微笑：

“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