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安德烈耶夫从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回来了。

一走进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房间，他那张阴沉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这天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头一次起床，虽然她显得苍白瘦弱，却戴着眼镜坐在桌旁看书呢。

他说，他许久都没有找到他的房子所在处，战壕遍布，到处是弹坑、破砖烂瓦和坑洼。

工厂里人已很多，并且时刻都有新人到来，还有一些民警。有关那批民兵战士的消息他一点也没有打听到。人们在安葬牺牲的战士，并且不断发现新的尸体，安葬一批，又在地下室里、在战壕里找到另一批。那里有许多废金属、铁钎……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提了几个问题，问他路上好走不好走，在什么地方夜宿，吃得怎么样，马丁炉损坏得厉害不厉害，工人的供应如何，问他见到厂长没有。

这天早上，安德烈耶夫回来之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薇拉说：

“我一向嘲笑预感和迷信，可今天我平生头一次强烈地预感到，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会带来谢廖扎的消息。”

然而，她错了。

不管听者是否遭到了不幸，不管她愿听不愿听，安德烈耶夫讲述的事毕竟是重要的。工人们告诉他，既没有供应食品，也没发工资，地下室和土窑里又潮又冷。厂长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德国人逼近斯大林格勒，他在车间里是大家的知心朋友，可现在他连话也不愿说。厂里已经给他盖好房子，从萨拉托夫给他弄来一辆小汽车。

“瞧，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也困难，但很少有人抱怨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显然，他在替大家着想。”

“真让人发愁。”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是来告别的，我打算回家去，尽管现在无家可归。我在集体宿舍里找了个床位，在地下室里。”

“对，做得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不管多苦，您总得在那里生活。”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生了锈的顶针。

“我很快也要进城去，去果戈理大街，回自己家去，去清理那些碎砖烂瓦。”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想家了。”

“您是否还应该躺几天，您的脸色很不好。”

“您讲的那些情况让我难过，真想让这片神圣土地上的一切变个样。”

他咳了一阵。

“还记得吗，斯大林前年说过：兄弟姐妹们……可眼下打败了德国人，厂长却当起老爷来了，有了独门独院，不报告不让进，而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窑里。”

“是啊，是啊，这方面好消息不多。”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谢廖扎毫无消息，好像石沉大海。”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了。早晨他去斯大林格勒时，没有对任何人说今天州委会审理他的案子。

“安德烈耶夫回来了？”他说话断断续续，打着官腔问，“没有打听到谢廖扎的消息？”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摇了摇头。

薇拉发现父亲喝了很多酒。从他开门的动作，悲伤的眼睛里闪烁的愉快的光亮，从他把从城里带来的小礼物放到桌上，以及脱大衣和提问题时的举止神态，都可以看出，他带着浓重的醉意。

他走到那只盛衣服的篮子跟前，向睡在篮子里的米佳俯下身来。

“你别冲着他呼气。”薇拉说。

“不要紧，让他适应适应。”愉快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快坐下吃饭吧，你大概只喝了酒，没吃东西。外婆今天头一次从床上起来了。”

“是啊，这真是太好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不慎把汤匙掉在盘子里，汤溅了一身。

“啊呀，斯捷潘，你今天醉成什么样子！”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这是有什么喜事？”

他推开汤盘。

“你快吃呀。”薇拉说。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斯皮里多诺夫低声说，“我有个新闻。我的案子了结了，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部里已下达了指示，派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小电站工作，那里用泥煤发电，农村式电站，总而言之，是降级留用。不过住房是有保证的。搬家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我就开始交接工作。我们会得到专线乘车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与薇拉对视了一眼，然后，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你今天喝酒是完全应该的，没什么可说的。”

“妈妈，到了乌拉尔，会给您一个单独的房间，一个好一些的房间。”斯皮里多诺夫说。

“大概那里总共只给您一间房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反正会给您一个房间，妈妈。”

斯皮里多诺夫有生以来头一次称呼她妈妈，也许是因为喝醉的缘故，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娜塔莉娅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为了转换话题，问道：

“我们的老头儿讲了工厂的什么情况？”

娜塔莎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等您来着，可现在睡着了。”

她在桌旁坐下，用拳头顶住面颊，说道：

“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说，工人们在工厂里炒瓜子，这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您真的要离开这儿？”

“是这样！这事我也听说了。”他愉快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很惋惜。”

“有什么可惋惜的，新厂长基什卡·巴特罗夫为人很好。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到了那边，谁能给你把袜子补得这么漂亮？薇拉可不会。”

“这个嘛，的确是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只好让娜塔莎跟您一起去。”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那好吧！”娜塔莎说，“我一定去！”

他们笑了起来，不过，玩笑之后的寂静却显得有些难为情，且不大自然。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决定跟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同行到古比雪夫，她打算到叶尼娅家里住一段时间。

临行前一天，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向新厂长要了辆车，想进城去看看自己家房子的废墟。

一路上她不时问司机：

“这儿是什么？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以前什么时候？”司机气呼呼地问。

从城市的废墟上可以看出生活的三个层次：战前的生活，战争中的战地生活和重新走上和平轨道的目前的生活。一座以前设有洗衣房和衣服修补店的楼房的窗户全用砖头堵着，在战争中，德军近卫师的机枪手们通过砖砌的枪眼进行扫射。这时，正在通过枪眼向站队的妇女们发面包。

房屋的废墟上筑起一座座掩蔽部和土窑，这里一度驻扎着士兵，设有司令部和无线电发报机。他们在这里写报告，装填机枪子弹袋，给冲锋枪装子弹。

现在，烟囱里升起一缕宁静的炊烟，掩蔽部旁边晾着衣服，孩子们在玩耍。

战争之后和平，一贫如洗，几乎跟战争时一样艰难。

战俘们在清扫堵塞了主要街道的砖石瓦片。设在地下室里的副食品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提着小铁桶。罗马尼亚战俘懒洋洋地在石堆里搜寻和挖掘尸体。这里看不见军人，偶尔可以看见几个水兵。司机解释说，伏尔加河区舰队留在斯大林格勒排雷。许多地方堆放着没有烧焦的新木板、原木、一袋袋水泥。这是刚刚运来的建筑材料。废墟里有些地段的路面又重新铺了一层沥青。

空旷的广场上走着一个妇女，她拉着一辆装满包袱的两轮小车，两个孩子拉着拴在车辕上的绳子帮她拉车。

人们都渴望重返家园，返回斯大林格勒，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回来了，又要离开。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问司机：

“斯皮里多诺夫调离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你觉得惋惜吗？”

“关我什么事？”司机说，“斯皮里多诺夫支使我东跑西颠，新厂长同样如此，一个样儿。签个行车报告单，我就得跑。”

“这里是什么？”她指着被火熏黑的一堵大墙，上面的窗户好像张大的眼眶，问道。

“各种机关，不如让出来给人们住。”

“以前这里是什么地方？”

“以前这是保卢斯的住所，就是在这儿把他捉住的。”

“再早呢？”

“没认出来？是百货商店。”

看来，战争吞噬了从前的斯大林格勒。可以清楚地想象，德军军官从地下室走出来，德国元帅从这堵熏黑的墙边走过，哨兵们在他面前挺直身子，立正站好。可难道就是在这儿，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买了一块大衣料子和那只送给玛鲁夏做生日礼物的手表，她和谢廖扎就是到这里的二楼体育用品部买的冰刀？

同样的道理，那些前来参观马拉霍夫陵墓、凡尔登、波罗底诺战场的人们，看到眼前的孩子们、洗衣服的妇女、拉草的大车和带着草耙的老头也一定会感到奇怪。现在这里是一片片葡萄园，昔日这里曾走过一队队法国士兵，带帆布斗篷的货车曾经从这里驶过；在那座小木房附近，放牧着集体农庄瘦弱的畜群，生长着苹果树，缪拉特的骑兵队曾在那里奔跑；正是在这里，库图佐夫坐在圈椅里，挥动那只苍老的手，指挥俄国步兵发起了反冲锋；墓地里，满身是土的鸡和羊在乱石之间觅食、啃草；纳希莫夫曾站在这里，这里曾飞出托尔斯泰描写过的照明炸弹，伤员们曾在这里叫喊，英军的枪弹曾在这里呼啸。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也觉得奇怪：这些排长队的妇女，简陋的房舍，搬运板子的大叔，这些绳子上晒的衬衣，打补丁的被单，弯弯曲曲的长筒袜，还有呆板的墙壁上贴着的布告……

她感觉到，当斯皮里多诺夫讲起在区委会为分配劳力、木板、水泥而发生争吵时，眼前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乏味，对他来说，载文谈论清理废金属、清扫街道、建造公共澡堂和工人食堂的《斯大林格勒真理报》也毫无意思。但是他讲起轰炸和火灾，讲起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来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视察，讲起苏军炮兵小伙子们用炮火迎击从土岗上开来的德国坦克时，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

这些街道决定了战争的命运。这次会战的结局确定了战后的世界地图，标志着斯大林何等伟大或阿道夫·希特勒何等专横。在整整九十天里，克里姆林宫和贝希特斯加登全神贯注于斯大林格勒，念念不忘斯大林格勒。

应当由斯大林格勒来确定历史哲学和未来的社会模式。世界命运的阴影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个城市也曾有过普通的生活。斯大林格勒成了未来的象征。

老妇人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了，她不知不觉地受着那些已在斯大林格勒占据一席之地的力量的支配。她曾经在这座城市工作，养育孙子，给女儿们写信，伤风感冒，为自己买鞋。

她叫司机停下车。她下了车，费力地顺着尚未清扫战争残骸的僻静街道向前走去。她仔细打量着那些废墟，隐隐约约地认出存留在她家房屋旁边的断壁残垣。

她家的房屋临街的一面墙壁存留下来。透过空洞的窗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用那双苍老的远视眼看见了自己住所的墙壁，认出了墙上已褪色的蓝色和绿色油漆。但是，房间里没有地板，没有顶棚，没有她可以攀登的楼梯。墙壁上存留着火灾的痕迹，许多地方的砖头已被弹片炸碎。

她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孙子谢廖扎，想到自己永远失去的东西，想到自己满头白发仍无处安身的处境，心灵剧烈地颤抖起来。她，一个虚弱多病的妇女，穿一件旧大衣和一双已磨破的鞋，呆呆地望着房屋的废墟。

等待她的是什么？年已七十的她不知道。“生活还在前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想。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所爱的那些人？她不知道。春天的天空从她家房子的破窗洞里望着她。

亲人们的生活并不顺利，混乱，忧郁，充满着疑虑、痛苦和错误。柳德米拉过得怎样？她家庭不和结局会怎样？谢廖扎出什么事了？他是否还活着？维克托·斯特拉姆生活得何等痛苦！薇拉和她父亲将来命运如何？斯捷潘会不会重新安排生活？他能否得到安宁？聪明、善良而又凶狠的娜佳面临着怎样的道路？薇拉呢？她会不会被孤独、穷困和日常生活的苦恼所压倒？叶尼娅的前途又是什么，她会不会跟克雷莫夫去西伯利亚，自己也进劳改营，像德米特里那样死去呢？谢廖扎的父母无辜死在劳改营，国家会不会宽恕他呢？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多舛，这么不可捉摸？

那些已不在人世、被打死被处决的人依然与活人保持着联系。她还记得他们的微笑、言谈笑语，记得他们忧郁而慌乱的眼神，记得他们的绝望和希望。

米佳搂着她说：“没什么，妈妈，重要的是你别为我担心，在这里，在劳改营里也有很多好人。”索菲亚·奥西波夫娜，黑头发，上唇上方长着细细的茸毛，年轻，爱发脾气，活泼，喜欢朗诵诗。阿尼娅·斯特拉姆，脸色苍白，总是愁眉苦脸的，她很聪明，好嘲笑人。托利亚爱吃通心粉炒奶酪，狼吞虎咽，嘴巴吧嗒吧嗒的，令人恼火。这孩子一点儿不肯帮助柳德米拉。“跟你要杯水都要不到”“……好，好，我给端来，可干吗不让娜季卡干？”玛鲁夏！叶尼娅总是嘲笑你那套老师的说教，你教育人，你向斯捷潘灌输正统思想……你淹死在伏尔加河里，和你一同淹死的有幼儿斯拉瓦·别列兹金和老太婆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告诉我，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上帝啊，他又能告诉我什么……

这些生活不顺利的人，总是伴随着不幸、隐痛和疑虑，希望得到幸福。他们有的常来看她，有的给她写信，她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身处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可在心灵深处却感到自身的孤独。

现在，她年迈体弱，却还活着，一直在等待着美好的东西，她相信善良，害怕邪恶，她老是担惊受怕，为活人的生活担忧，她不善于把他们同死去的人区别开来。她站立着，望着自己房屋的废墟，观赏着春天的天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观赏天空。她站在那里，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这些人前途渺茫，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挫折。她没有觉察到，这种渺茫，这种迷雾，这种痛苦和混乱之中就有答案，就有光明和希望。其实她心里明白她和她的亲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的含义，虽然她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说不出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虽然他们知道，在可怕的时代，人不是自己幸福的铸造者，世界的命运有权赦免和处决人，它可以使人身价百倍，可以使人陷入贫穷，或变为劳改营的尘土。然而，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这一切却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生，像人一样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的和将来的，已经来临的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在这最后的一天，不仅一大早就喝了酒的斯皮里多诺夫一个人感到兴奋。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薇拉也处在临行前的陶醉状态。工人们多次来找斯皮里多诺夫。他移交了最后的工作，去区委办理注销手续，给朋友们打电话，到兵役局注销免服兵役证，到各车间走了走，同工人们聊聊天，开几句玩笑。当他一个人留在涡轮机车间里时，他把面颊贴在静止不动的冰冷飞轮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薇拉在收拾行李，她把包布放在炉子上烤干，为米佳煮了几瓶牛奶，准备路上吃，她还把面包塞在食物袋里。这天，她要永远同维克托罗夫和母亲分别了。他们单独留下来，在这里，谁也不会想起他们，不会关心他们。

想到自己是家里的长女，能够沉得住气，能够忍受艰苦生活，她心里就逐渐平静下来。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外孙女那双因经常睡眠不足而熬红的眼睛，说：

“好啦，薇拉，都收拾好了。最痛苦的是与经历了许多苦难的家告别。”

娜塔莉娅动手给即将上路的斯皮里多诺夫一家烤馅饼。她一大早就带上柴火和食品，到工人住宅区一个熟悉的女人家去了。那女人家有俄式壁炉。娜塔莉娅准备好馅，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皮儿。她不停地在厨房里忙着，面颊变得红扑扑的，显得既年轻又漂亮。她照照镜子，笑着往鼻子和双颊上扑了点儿面粉，等那个熟悉的女人走出房间，娜塔莉娅哭了，眼泪滴在和好的面上。

后来，那女人发觉她在流泪，问道：

“娜塔莎，你哭什么？”

娜塔莉娅答道：

“我跟他们处熟了。老太太是个好人，薇拉怪可怜的，还有她那个小孤儿。”

那女人认真听完她的解释，说：

“你撒谎，娜塔莎，你哭的不是老太太。”

“不，是老太太。”娜塔莉娅说。

新厂长答应放走安德烈耶夫，但让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再留五天。娜塔莉娅说，这五天她和公公一起生活，然后就到列宁斯克去看儿子。

“到了那儿，”她说，“就清楚我们该投奔何处了。”

“到了那儿你清楚什么？”公公问，可她没有回答。

其实她心里一片空白，也许，这才是她流泪的真正原因。安德烈耶夫不愿意让儿媳表现出对他的关心，她以为公公想起了她跟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吵架的事，还在责备她，没有原谅她。

午饭前，斯皮里多诺夫回到家里，讲述了机械车间的工人们与他告别的情景。

“整整一个上午，不断有人来拜访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有五六个人来找过您。”

“这么说，都准备好了？卡车五点整来。”他苦笑了一下，“感谢巴特罗夫，总算派车了。”

事情都办完了，行李也收拾好了，但斯皮里多诺夫还处在醉酒后的兴奋状态，一时安静不下来。他开始挪动箱子，重新打扣，好像他急于上路似的。安德烈耶夫很快就从办公室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那里怎么样，关于电缆的事莫斯科没来电报吗？”

“没有，一封电报也没有。”

“唉，这帮狗杂种，把整个工程都中断了，本来五月份第一期工程就可以开工了。”

安德烈耶夫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您身体这么弱，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

“不要紧，我吃得了苦。再说有什么办法，回得了自己的家吗？回果戈理大街？瞧，给新厂长修房的漆工已经来看房子了。”

“他可以等一天嘛，蛮横不讲理。”薇拉说。

“他怎么蛮横不讲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生活在继续嘛。”

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午饭怎么样了，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娅拿馅饼来。”

“噢，等到拿来馅饼，我们就误了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并不想吃什么。不过，送行的午餐备有伏特加酒，他很想喝点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一趟，哪怕在那里待几分钟也好，可又觉得不方便：巴特罗夫正在那里召开车间主任会议。由于心里难过，他越发想喝点酒，他不断地摇着脑袋说：“要迟到了，要误了火车了。”

他觉得，这种唯恐误了火车的心理和对娜塔莎的焦急等待有些令人愉快，但他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快感。他没能记起，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一起去看戏时，也是这样不停地看表，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连声说：“要迟到了。”

这天他很想听到人们说他的好话，这种愿望使他心里更加难过。他又语无伦次地说：

“我是个逃兵、胆小鬼，有什么好惋惜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恐怕我还要厚着脸皮去要求发给我一枚参加保卫战的奖章呢。”

“真的，我们吃饭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她发觉斯皮里多诺夫情绪不对劲。

薇拉端来一锅汤。斯皮里多诺夫拿出一瓶伏特加酒。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薇拉表示不愿喝酒。

“好吧，那就给男人们倒上。”斯皮里多诺夫说，接着补充：“要不再等等娜塔莉娅？”

正在这时，娜塔莉娅提着小篮子走进来，把馅饼摆在桌上。

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烈耶夫和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给娜塔莉娅倒了半杯。

安德烈耶夫说：

“去年夏天我们在果戈理大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家里吃的也是馅饼。”

“这些馅饼一定丝毫不比去年的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那时桌旁坐着多少人啊，可现在只有外婆、您，还有我和爸爸。”薇拉说。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消灭了德国鬼子。”安德烈耶夫说。

“这是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多少人为它付出了生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接着她又补充：“多喝些汤，路上得吃好几天干粮，见不到热汤。”

“是啊，途中很艰苦。”安德烈耶夫说，“上车时很挤，没有车站，从高加索开来的火车在我们这儿只停几分钟，直达巴拉绍夫，车上挤得够呛，全是军人。不过，从高加索也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们进攻我们的时候来势凶猛，现在他们哪儿去了？苏维埃俄国胜利了。”

他在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还能听见德国坦克的喧哗声，现在它们被赶到几百公里以外去了。战场转移到了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和库班河一带。

这时他马上又提起那个使他伤心透顶的问题：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可处分我的是什么人？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审判我吧，在他们面前我完全服罪。”

薇拉说道：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那时候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今天的确是伤心透了。他转过身来对女儿说：

“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过电话，想向他辞行。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期间，我是所有厂长中唯一一个留在右岸的，可他的助手巴鲁林不给我转电话，他说：‘普里亚欣同志不能跟您通话，他正忙着呢。’既然如此，就让他忙着吧。”

薇拉似乎没有听见父亲的话，继续说：

“挨着谢廖扎坐的是中尉托林同志，不知这个中尉现在在哪儿？”

她多么希望有人说：“大概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平安无事，正在战斗。”

这样的话语可以使她今天的忧伤得到些许安慰。

但斯皮里多诺夫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巴鲁林说，我今天要动身了，你是知道的。可他对我说，那好，您就写信好了，采用书面形式表达吧。得了，去他的吧。我们喝点儿吧。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了。”

他朝安德烈耶夫举起杯子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平时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请多多原谅吧。”

安德烈耶夫说：

“瞧您说到哪儿去了，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本地的工人阶级是和您站在一起的。”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喝下去，好像刚刚泅出水面似的，他有片刻没有说话，然后喝起汤来。

桌子周围静下来，只听见斯皮里多诺夫的咀嚼声和汤匙的碰击声。

这时，小米佳突然叫了一声。薇拉从桌旁站起身，走到他跟前，把他抱了起来。

“您吃馅饼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娜塔莉娅好像求饶似的轻声说道。

“一定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醉意，满怀着幸福，郑重其事、坚决果断地说：

“娜塔莎，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里也无事可做，回列宁斯克去，把儿子带上，来乌拉尔找我们吧。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日子会好过些。”

他想看看娜塔莎的眼睛，但她低低地垂下头，他只能看见她的额头和乌黑秀丽的眉毛。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您也来吧，在一起日子好过些。”

“我还能去哪儿。”安德烈耶夫说，“我不能返老还童。”

斯皮里多诺夫飞快地瞅了瞅薇拉，只见她抱着米佳站在桌旁哭了。

这天他头一次看见即将离别的房屋的四壁，这天他感到难过、痛苦，他想到自己被解职，丢掉了荣誉和心爱的工作，他想到，那些令人发疯的委屈和羞辱使他不能为人民取得的胜利而欢乐。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

坐在他身旁的老太婆是他爱妻的母亲，他爱妻子，却永远失去了她。老太婆吻了吻他的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人，生活毕竟是生活。”

农舍里从傍晚开始就生着了火，这一夜屋里的人都感到闷热。

女房客和她的丈夫几乎一宿没睡。她丈夫是军人，负了伤，刚刚出院，头天晚上请了假到这儿来看她。因为怕吵醒房东老太太和睡在大木箱上的小女孩，他们悄声交谈着。

老太太极想入睡可就是睡不着。女房客和丈夫低声谈话妨碍影响她入睡，这使她大为气恼。她不由自主地仔细听了听，把听到的只言片语连成句子。

看来，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点儿，老太太也许听一会儿就睡着了。她真想敲敲墙说：“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谁爱听你们说话还是怎么的？”

有几次，老太太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后来就又听不清了。

那军人说：

“我从部队医院来，连块糖也没法给你们带来。要是在前线情况就不同了。”

“我呢，”女房客答道，“只能让你吃素油炒土豆。”

接着，他们低语起来，什么也听不清楚。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太太听见她说：

“是我的爱保佑了你。”

“好个坏蛋。”老太太暗暗骂那军人。

老太太昏睡了几分钟，大概她打呼噜了，那边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

老太太醒了，留心听了一会儿，她听见那军人说：

“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医院写了封信，说前不久刚授予我中校军衔，又立刻晋升为上校。是集团军司令员亲自提议的。要知道，是他派我到师里任职的。还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这全是那次战斗中得来的。我那时被埋在土里，与各营失掉了联系，坐在车间里，像只鹦鹉似的，还唱歌儿呢。心里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个骗子，我有多难为情，你是体会不出这滋味的。”

这以后，他们大概发现老太太不打呼噜了，说话声就小了起来。

老太太是孤身一人，老头儿战前就死了，独生女儿不跟她住在一起，而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老太太没有一个亲人上前线，她无法理解，昨晚这个军人的到来为什么使她心里不愉快。

老太太不喜欢这个女房客，觉得她是一个缺乏自理能力的无聊女人。每天女房客起得很晚，她的小女儿穿得破破烂烂，碰着什么就吃什么。女房客多半是沉默不语，坐在桌旁向窗外望着。可有时躲不过去，她也干起活来。其实，她什么事都会做：缝衣服、擦地板，她做的汤味道蛮不错。虽说是个城里人，但她还会挤牛奶。看来，她是心情不好。她的小女儿也显得缺少爱抚，特别喜欢玩甲虫、螽斯和蟑螂，她的玩法也很粗俗，与别的孩子不同。她亲吻甲虫，对它们讲着什么，然后把它们放走，自己却哭起来，呼唤着它们的名字。她给每个甲虫都起了名字。秋天，老太太从树林里给她带来一只小刺猬，女孩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它，它到哪儿，她也到那儿。刺猬一哼哼，她就高兴得浑身发软。刺猬钻到五斗柜下面，她就坐在五斗柜旁的地板上等它出来，还对母亲说：“轻点儿，它在休息。”后来刺猬跑回树林去了，她整整两天不想吃东西。

老太太总觉得这个女房客有一天会上吊自杀，因而她感到不安：那时把这个小女孩往哪儿安置呢？她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添新的麻烦。

“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她说。她心里真的惴惴不安：假如早晨一起床，发现女房客吊死在那里，那时把小女孩往哪儿送呢？

她认为，这个女房客准是被丈夫抛弃了，丈夫在前线另有新欢，找了个年轻的，所以她才一天到晚沉思默想的。丈夫很少有信来，即便来了信，她也没高兴过。谁也甭想让她说出点儿什么，她老是一声不吭。女邻居们也发现，老太太家里住着这么个古怪的女房客。

老太太吃了丈夫不少苦头。丈夫是个酒鬼，爱惹是生非。他打起人来非同寻常，要么挥起火钩子，要么随手抄起一根木棍，连女儿他也打。就是他没醉的时候，也很少让人高兴：他吝啬，爱挑眼儿，像个婆娘，鸡毛蒜皮，样样都管，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教她做饭，东西买的不对啦，牛奶不该这么挤啦，床不该这么铺啦。他开口闭口骂娘。她从丈夫那里沾染了骂人的习惯，现在她稍不如愿，就开口骂人，连心爱的母牛也骂。丈夫死时，她没掉一滴泪。丈夫到老还纠缠她。对他有什么办法呢，一个醉汉。女儿都那么大了，他也不害臊，想起来都不好意思。他鼾声如雷，尤其是喝醉的时候。她家的母牛又跑得特别快，稍有点动静就跑出牛群，上了岁数的人哪能追得上它呢。

老太太一会儿留神听着隔壁的低声谈话，一会儿回忆她和丈夫那令人不愉快的生活，对他又怨恨又可怜。毕竟他干活儿挺苦，挣钱又少。要不是有奶牛，他们的日子就更糟了。他是因在矿上吸尘过多而死的。老太太没有死，还活着。丈夫过去从叶卡捷琳堡给她买来一条项链，现在他们的女儿戴着……

清晨，小女孩还没有睡醒，女房客和她丈夫到邻近的村镇去领面包，在那里凭军人旅行供应证可以领到白面包。

夫妻俩挽着胳膊默默地走着，他们需要穿过一公里半的树林，然后下坡走到湖边，从那里沿着湖岸走。

雪还没有融化，显得有些发青。积雪表面凹凸不平，晶莹闪亮，映照着湛蓝的湖水。向阳的山坡上，积雪已经融化，道边的小河沟里水流哗哗。积雪、流水，还有结着薄冰的水洼亮光闪闪，令人目眩。四周阳光极为充沛，以至于穿过阳光普照的空地就像穿过密匝匝的灌木丛。阳光打扰和妨碍着他们，当他们踏上结冰的水洼时，踏碎的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阳光在脚下咔咔作响，断裂成许多带尖刺的碎片。道边的小河沟里也有阳光流动。在那些鹅卵石挡住流水的地方，阳光就高高隆起，泛起泡沫，发出哗哗声响。春天的太阳离地面很近，空气既清爽又和煦。

他觉得，这阳光和湛蓝的天空，把他那被严寒和伏特加酒刺伤，被烟叶、硝烟、灰尘、秽语弄脏的喉咙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走进树林，来到林边像哨兵一样挺立着的松树树荫下。这里被没有融化的厚厚积雪覆盖着。松树上，松鼠在绿色的枝杈间蹿来蹿去，树底下冰糖似的积雪表面上落了一大片被啃光的松球和门齿磨下的树屑。

树林里静悄悄的，因为阳光被层层叠叠的针叶树枝拥抱着，不曾发出喧哗和响动，阳光仿佛小心翼翼地笼罩着大地。

他们仍旧默默地走着。他们终于团聚了，仅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得周围的一切变美。春天来了。

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两只肥大的灰雀停在云杉树枝上。灰雀那厚厚的红色胸脯好似雪地里盛开的神奇的花朵。这一刻的寂静显得奇异而优美。

这寂静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记忆，使人想起去年的落叶，想起喧嚣的雨季，想起新筑的鸟巢和废弃的旧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毫无乐趣的劳动，狐狸的奸诈，老鹰的抢劫，人类相互残杀的世界大战，想起同一颗心产生并和这颗心一起消失的善与恶，想起暴雨，以及使兔子胆战心惊、使松树颤抖的雷电。在凉爽的昏暗中，积雪下沉睡着往昔的生活：情人幽会的欢乐，四月里鸟儿们怯生生的鸣叫，与那些后来逐渐处熟的古怪邻居们的初次相识。积雪下沉睡着强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在这座无人居住的空屋里，正在向永远离开这所房子的死者告别。

但在寒冷的树林里，比在阳光普照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春意。这林中的静寂，显得比秋天的寂静更悲凉。在它无言的沉默之中，听得见对死者的哀号和生活的极大欢乐……

昏暗和寒冷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门窗就会敞开，空空的房子会重获生机，会充满孩子的欢笑和啼哭，会响起女人急促而亲切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回来了。

他们手提装面包的小篮子站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