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屋子，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满意地想：“全齐了。”

仿佛既整顿好了屋里的秩序（那里床铺得整整齐齐，枕头不再皱皱巴巴），也使她的内心变得有条有理。但是，当床头不再有灰烬，当最后一支烟头被她从橱架边上收拾掉之后，叶尼娅明白，她这是在企图欺骗自己，这世上除了诺维科夫，她什么也不需要。她真想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告诉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只是想告诉她，而不是母亲，不是姐姐。她模模糊糊地明白，为什么她想把这些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说。

“唉，索涅奇卡，索涅奇卡·莱温托尼哈。”叶尼娅喃喃自语道。

接着她想，玛鲁夏不在了。她知道，没有诺维科夫她无法活下去。她绝望地用手敲着桌子，然后说：“管他呢，我谁也不需要。”

后来她跪倒在不久前挂过诺维科夫大衣的衣架跟前，喃喃地说：“愿你活着。”

少顷，她又想：“真虚伪，我是个下贱女人。”

她开始故意折磨自己，以某个阴阳怪气、阴险鄙俗的人的名义（也不知那人是女性还是男性），默默对自己说：

“没个丈夫，太太当然感到寂寞。她习惯于受人宠爱，可又摊上这么个年月……先把一个人抛弃了，当然啰，克雷莫夫算老几，上面早就想把他开除出党了。这回，她当军长太太啦。那才算得上是个男子汉！可不是嘛，凡是女人都会觉得寂寞的……现在你用什么法子把他拴住，以身相许了，不是吗？肯定，现在夜不能寐，不知道他是给打死了，还是又替自己找了个十九岁的女电话兵。”

阴险小人好像偷偷张望了一下，说出一条叶尼娅从未有过的想法：“没关系，没关系，赶紧跑去找他哟。”

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再爱克雷莫夫。不过也用不着弄明白，因为她已经很幸福了。

她突然想，是克雷莫夫妨碍了她的幸福。他一直挡在诺维科夫和她中间，让她活受罪。他继续在断送她的生活。为什么她该没完没了地遭受痛苦，为什么她该受到良心谴责？怎么办？不再爱！他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为什么他一个劲儿地缠着她？她有权成为幸福的人，她有权爱她所爱的人。为什么她总觉得克雷莫夫是个弱者，那么软弱，那么孤立无援，张皇失措，那么孤单呢？可是，他并不那么软弱！他也并不那么善良！

她对克雷莫夫充满愤恨。不，不，她决不会为他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他残酷、狭隘、狂热。她永远不能容忍他对人们的痛苦的漠不关心。她和她父母跟这一切是多么格格不入……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妇女儿童在可怕的饥荒中倒下时，他说：“人们并不怜悯富农分子。”他在亚戈达和叶若夫时代说：“人们并不关押无辜者。”当母亲讲1918年在卡梅申，驳船上装满了拖儿带女的商人和房主，全被淹死在伏尔加河里，他们中就有玛鲁夏的中学同学和伙伴米纳耶夫一家、戈尔布诺夫一家、卡萨特金一家和萨波日尼科夫一家时，克雷莫夫恼怒地说：“那您说，对那些极端仇视我们革命的家伙该怎么办，给他们吃油煎包子？”为什么她没有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她该怜悯一个从不怜悯弱者的人，为他受罪？

但内心深处，她一面怨恨暴怒，一面却知道，这并不是实情，克雷莫夫不是个残酷无情的人。

她脱下在古比雪夫市场上换来的厚裙，穿上自己在斯大林格勒那场大火中唯一得以保存下来的夏装。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身连衣裙在斯大林格勒堤岸街的霍利祖诺夫纪念碑前与诺维科夫待在一起的。

在珍妮·亨里霍夫娜被驱逐出境前不久，她曾问过亨里霍夫娜，她是否恋爱过。

珍妮·亨里霍夫娜发窘地说：“是的，曾爱过一个有金黄鬈发、浅蓝眼睛的男孩子。他身穿一件带白领子的天鹅绒上衣。我那时才十一岁，同他并不相识。”

如今，这个有着金黄头发、穿天鹅绒上衣的男孩在哪儿？珍妮·亨里霍夫娜在哪儿？

叶尼娅坐到床上，看了看表，通常沙尔戈罗茨基这时候就会上她这儿来。唉，她今天不想高谈阔论。

她迅速穿上大衣，包上头巾，可这毫无意义，军用列车早开走了。

车站建筑物墙边，一大群坐在口袋和包袱上的人骚动起来。叶尼娅慢慢地在车站僻巷里徘徊，一位妇女向她要班车面包券，另一位妇女跟她讨乘车证……有些人睡眼惺忪，疑心重重地望着她。一列货车正沉重地通过第一道轨，车站的墙壁颤动起来，窗户玻璃震得哐哐直响。她的心好像也在颤抖。装载坦克的敞车正从车站的围墙旁缓慢驶过。

幸福感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坦克还在缓慢地行进，行进，头戴钢盔、胸挂冲锋枪的红军战士一个个泥塑木雕般端坐在坦克上面。

她向家里走去，像小男孩那样挥动着双臂，大衣敞着，看得见自己的那身夏装。夕阳突然照亮街道，布满尘土、寒冷、等待着冬天、怒气冲冲、破旧不堪的城市一下子显得庄严、美好、明亮。她走进楼房，白天在过道上见到过的诺维科夫的单元长加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讨好地笑着说：

“有您的信。”

“是啊，一切都在朝幸福的方面发展。”叶尼娅边想，边拆开信封，信是母亲从喀山寄来的。

刚读了头几行，她轻声尖叫了一声，六神无主地呼唤道：

“托利亚，托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