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同自己为数不多的苏联熟人之一，在管辖区当卫生员的红军战士帕夫柳科夫交谈起来。

帕夫柳科夫开始向切尔涅佐夫诉苦，说他很快将被赶出管辖区，去挖基坑。

“这是全体党员的安排。”他说，“他们不能容忍我占了个好位置，得把谁安插进去。他们在清洁队、厨房、洗衣房到处安排自己的人，大爷，您记得和平时期怎么样，区委是自己的人，工会基层委员会是自己的人，对吗？而在这里他们同样有家黑店，厨房里有自己人，多给自己人一份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被他们架空，仿佛住进了疗养院。而您就像条狗，等着完蛋，他们谁也不朝您这边瞧上一眼。难道这公平吗？依然是一辈子为苏维埃政权当牛做马。”

切尔涅佐夫有些发窘，他告诉帕夫柳科夫，他已经二十年没在俄罗斯生活。他发现，“侨民”和“流亡者”这些词使苏联人立刻疏远了他。但帕夫柳科夫听过切尔涅佐夫所说的话之后，并没有什么戒心。

他们坐在一大堆木板上。在切尔涅佐夫看来是真正的人民的儿子的大鼻子、宽脑门的帕夫柳科夫，望着在混凝土塔楼里走动的哨兵，说：

“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参加志愿军，或是装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就是说，为了活命？”切尔涅佐夫问。

“我根本不是富农，”帕夫柳科夫说，“也没有当过苦役犯，可对共产党员们就是有气。没有行动自由，这也不行，那也不能，这个人你不能交往，这个女人你不能娶，这件工作你不能干。人变得像只鹦鹉。我从小想自己开个商店，里面什么都能买到。商店里再有个小吃部，买完东西，你需要点什么，那就请吧。想喝有酒，想吃有热的，还有啤酒。你知道我要如何服务吗？价廉物美！我要在餐厅供应乡下菜。请吧！烤土豆！腌猪油拌大蒜！酸白菜！你知道我要给大家供应什么下酒菜吗？带髓的骨头！在锅里煮得滚开，来吧，喝上二两，给你加块骨头，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全是一色的皮圈椅，免得招虱子。你坐着，歇着，有人给你服务。我要是一提这件事，准保马上就得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可我心想，这种事对人民有什么特别危害？我定的价格比国营的低一半。”

帕夫柳科夫瞟一眼切尔涅佐夫：

“我们牢房里，有四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因为什么？”

“为了一份汤，一件军大衣，免得干活累断了腰。”

“还有什么原因？”

“有的是思想原因。”

“什么思想？”

“各种各样。有些是因为集中营里被害的难友，有的是因为厌恶农村的贫困，共产主义让他们无法忍受。”

切尔涅佐夫说：

“这是可耻行为！”

苏联人好奇地瞥一眼侨民，侨民也发现了这既带嘲笑又含困惑意味的好奇。

“这不光彩，不高尚，不好，”切尔涅佐夫说，“不是算账的时候，也不是这么个算账法。在自己面前，在自己的土地面前都不好。”

他从木板上站起身，用手掸一下屁股。

“不必怀疑我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好感。真的，不是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您可别上弗拉索夫那边去。”他突然绊了一下，补充道：“听着，同志，别去。”

因为说出了原先青年时代说过的“同志”这个词，他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而且也没加掩饰，他喃喃地说：

“天哪，天哪，我是否可以……”

列车驶离了月台。由于尘土、丁香和春天城市污水池的气味，由于机车的烟雾和车站附近饭店的厨房冒出的油烟，天空变得雾气腾腾。

信号灯越离越远，渐渐隐没，后来好像在别的绿灯红灯中静止不动了。一个大学生在月台上站了一会儿，穿过边门。一个女人同他告别，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前额和头发，也与他一样显得惘然，同时又充满突如其来的情感力量……他登上车，幸福充溢着全身，令头脑发晕，仿佛这是使他的一生充满幸福的开端……

在他告别俄罗斯，沿铁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他记起了这个夜晚。当他做完手术躺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摘除了一只患青光眼的眼球之后，当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半昏暗的凉爽的大门之后，他记起了这个夜晚。

同他一样从俄国跑到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对此曾写道：

行踪无定的人走着，拄根手杖——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带红色轱辘的四轮马车跑着——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夜晚过道上点上了灯——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在陆地，在海洋

或是在天空——我都将想起你……

他想重新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问：

“您不了解娜塔莎·扎东斯卡娅的情况吗，她是否还活着？难道这几十年您一直同她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吗？”